IMAX版的《阿尔卑斯》，另外主角约翰・哈林三世来北京

北窗

Rising Son - 险峰自有后来人

一位已决定止步的登山者能否回避他的使命？在他的新书《魂系艾格峰The Eiger Obsession》的一段独家节选中，约翰•哈林三世(John Harlin III)将直面他的心灵归宿――那座令他父亲出师未捷的山峰。

外号被称作“金发山神”的约翰•哈林二世(John Harlin II)是当时欧洲登山界的翘楚。图中的他正于1963年在法国地中海沿岸的岩石峡湾(Calanques)中小憩；左图是2005年9月的艾格峰(Eiger)北壁，摄于作者尝试登顶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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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雁孤飞秋尽染
窗隔浮云过千帆
独向寒山觅我路
酌罢苦酒唇始甘

北窗

父亲曾对母亲开玩笑说，她会是一个漂亮的寡妇，因为黑色的衣服很配她。

这就像父亲常挂在嘴边的那些死里逃生的经历一样，一下又把母亲给惹恼了。可就在父亲走的那年冬天他还在开这个玩笑。于是母亲索性就在出席葬礼时穿了那件最终将玩笑应验的黑衣服。那是件原本买来可以塞在登山包里的：既不占地方，还很容易在溪流中清洗。并且如果在阿尔卑斯的登山途中被邀请赴宴，换上它总不至于看起来像刚从营地爬出来。我的父亲，约翰•哈林二世(John Harlin II)去世时，我和妹妹安黛尔(Andrea)分别才九岁和八岁。往回推三年是1963，我们带着滑雪板和毛绒玩具搬到了瑞士莱森(Leysin)的木屋里居住。再之前我们住在德国，也就是父亲为美国空军服役的地方――直到他对上级说他不会去投放原子弹而被立即降职。之后多亏我母亲在莱森的美侨学校里找到两份差事――母亲教生物；父亲教体育，基本上就全是登山和滑雪。

        我父母选择住在瑞士多半是由于那里有父亲的最爱：艾格峰(Eiger)的北壁。从山脚到顶峰共近两千米，这段绝壁堪称是阿尔卑斯山区中最高，并且在职业登山家们眼里也是世界上最危险的。每一位雄心勃勃的登山者都对于攀登艾格峰的相关故事耳熟能详。德语中外号被称为“杀人墙(Mordwand)”，它在1938年被一队奥地利人和德国人首次征服前就吞噬了八条性命。在1962年，沿着当时唯一的那条前人走过的路线，父亲成为北壁登顶艾格峰的第一位美国人。那次以后，父亲的追求从仅仅攀岩变为要去开发北壁的第二条线路。而这条新线路将会从中间直插顶峰。

        在尝试北壁中间路线期间，父亲还在阿尔卑斯山开创了不少新线路，包括有些难度很大的地区。虽然这些在美国鲜为人知，但在报纸首页经常报道登顶成功或是遇难悲剧的欧洲，他已成为一颗耀眼的明星。他的同事以及登山伙伴泰德•威尔森(Ted Wilson)回忆道：“跟他一起出入餐馆或公共场所时看到大家的眼光总向他投射过来的感觉很好笑。”父亲还曾亲手收到过一张明信片，收信人地址很简单：瑞士艾格峰的约翰。

        尽管他已有其它成功――比如勃朗峰上的“隐藏之柱路线(the Hidden Pillar Route)”――然而仍未完成的艾格峰直插线路总在暗暗向他召唤。在无数的日子里，父亲总在规划、等待、探路、然后尝试，但总又一次次被暴风雪拦了回来。到了1965年秋天，他已真切地感到必须完成这一计划的压力了。这不仅因为已经花费了那么多时间，而且来自其他登山好手的竞争也愈演愈烈。这将是那个时代登山界的“最后一关”，每个人都翘首以待，甚至是根本不去登山的普通人。父亲不能容忍让其他人来代替他实现这一宏愿。

        就在听说一支德国大型登山队正在为直插路线进行训练的传言时，我父亲于66年2月也组队并打算进行一次登顶尝试。成员只有三人：包括25岁的攀冰好手道格•哈斯顿(Dougal Haston)，他是一位既有雄心又有天赋的苏格兰人；攀岩专家是28岁的美国人雷顿•科尔(Layton Kor)，他在科罗拉多开创的突破性路线已使自己一举成名；最后是30岁的父亲，精通征服高山的所有技术并拥有综合运用的经验。计划十天完成经典阿尔卑斯式登山――一次性无补给快速冲顶。

        然而事情并没按计划进展。他们在二月初来到艾格峰的大本营，但暴风雪一直不停。随后父亲又在一次滑雪中肩膀脱臼，并且传闻中的德国登山队真的现身了。最大的问题在于德国人的登山方式几乎无懈可击。他们一队有八个人，在阿尔卑斯登山史上是最大的。尤其是他们计划在岩壁上用路绳一路铺上去他们计划用固定绳将岩壁合围――对于阿尔卑斯地区来说这是一种新的喜玛拉雅式登山策略。气候条件也不会对他们有太大影响――只要停雪两小时他们就可以攀登，而不是两星期。

        父亲的队伍当然不轻言放弃，而且他们决定将自己的阿尔卑斯式技术与德国人的喜玛拉雅式策略结合运用。三个人将在恶劣天气中一寸一寸地在营地之间固定绳索。31岁的伦敦周末电讯报摄影师克里斯•博宁顿伦敦周末电讯报31岁的摄影师克里斯•博宁顿(Chris Bonington)有时也加入进来，使队伍在需要的时候变为四人。一旦暴风雪稍缓，原先的三人就快速向顶峰推进，以较小的队伍超越德国人。

        美英联队在闻听德国人行动的两天之后于2月20日到达北壁。他们认为只要天气略有好转就可以准备冲顶；然而一周周的等待只能让失望的他们不断回去固定绳索，有的已经与德国人布置的固定绳重叠了。几周过后，两支队伍已分别在面向堪称死亡营地(Death Bivouac)的雪堆里挖出了用于容身的洞穴。死亡营地的命名是为了纪念1935年在那里冻死的两位登山者，其位置正处于原始路线与直插路线的交点并距岩壁顶端二分之一处。在等了将近一个月后，情况最终对父亲、道格和雷顿来说有了逆转。预报的天气如此之好以至于克里斯可以沿固定绳下降去拍一些侧身的照片，并且准备三四天后就可以直接给登顶的英雄们合影了。大家的士气极度高涨：终于可以行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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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母最初相遇于1954年，是在加州帕洛阿图市(Palo Alto)的斯坦福大学登山俱乐部认识的。开始时父亲教母亲系安全结。有时他在攀岩途中会特意停下来欣赏岩壁上一棵奇怪的小树或一朵美丽的野花，这种侠骨柔情则颇令母亲痴迷。当时父亲还是大学橄榄球队以及后备军官训练队的成员，而他的主修专业却是艺术与服装设计。大概正是父亲这种在不同领域游刃有余的品质赢得了母亲的芳心。不久他们就订婚了。

        然而一开始母亲就对她的这位二十岁未婚夫的成熟与稳重产生了质疑。让她担心的其中一件事是父亲对于他们的同窗好友安妮•珀廷格(Ann Pottinger)在攀登优胜美地国家公园的大教堂螺旋岩塔(Higher Cathedral Spire)时力竭而死后的反应。母亲在给她父母的信中写道：“约翰一直敬慕安妮，因为她能用意志驱动自己。”与此相反，母亲正是在安妮死前一周退出了那次攀岩，因为那里的热浪以及强度实在让她吃不消。而父亲对母亲的退缩感到愤怒。在安妮死后，母亲曾指出自己的明智。父亲则用轻蔑的口吻批评她说：“至少她尽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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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窗

        大约十年后，八岁的我也开始与父亲的性格产生摩擦。印象中特别清楚的第一件事是爷爷奶奶特地从加州到意大利来看我参加米老鼠杯滑雪赛(Trofeo Topolino)后，在欢闹的游行队伍中我因为知道自己没有发挥好而感到极度沮丧。当我们坐火车从意大利回到瑞士时父母在埃格勒(Aigle)接站，然后在一起乘坐高山齿轨火车上山的途中我主动承认了在比赛中曾摔倒两次，而不是爷爷奶奶所汇报的一次。父亲的鄙视当时就挂在脸上。我不记得说了任何话，当时只感到羞愧难当。

        父亲从不宽容软弱的行为，并且他也苛求别人能像他那样凡事竭尽全力。不过幸好登山的时候我大体还算过得去。我刚六岁时，父亲就第一次带我用绳组攀岩。我们沿着海边岩石峡湾(Calanques)的石壁与岩塔宿营，那是法国地中海沿岸从马赛到卡锡的一段由白色石灰岩峭壁与狭长小海湾组成的崎岖海岸线。

        我还记得跟随父亲攀登耸立在海边号称“小针尖(Petite Aiguille)”的石山时那种毛骨悚然与喜极而泣交相涤荡的感觉。父亲用单套结拴住我的腰，这便开始了我在紧张与惊吓中的绳结学习之旅。看起来很美的六十多米的山尖一下子变成令人腿软的高墙。一开始的攀爬还算凑合，之后就是一段几乎垂直的岩壁，一旦我的双手或双脚有一处打滑就会直接摔下去。我用力把住岩石上一切可以吃劲的地方，身体感觉僵硬，双腿却不由自主地抖了起来。当我最终登上顶点时，父亲的一声长啸回响在峡谷之中。我也感到自己无比高大，仿佛站在世界之巅。

1965年5月，在我九岁生日那天，我们去了莱迪亚布勒雷(Les Diablerets)，那里的冰川可以在其它雪场已经融化时继续滑雪。滑雪缆车载着我们越过三段悬崖直至顶端。一下缆车，我发现自己就站在生平见过最平最光滑的一段冰川上面。它就像人工铺平的溜冰场上又覆盖了一层皑皑的新雪。我们在雪上无拘无束地滑起了大回转。

        这时我们有了个点子，我记不清到底是我先想出来的还是先看到一个大人做出的动作。我只记得迅速将滑雪板前后掉转，这样尾部就朝着山下了。然后继续做出之前的那种大回转动作，只不过是向后的。不一会儿我们就都这么干了，相互比赛倒滑下山，只是偶尔回头确认一下没有障碍物。阳光耀眼地撒在雪地上，将雪晒得像黄油那样酥软。岩石带锁住冰川的两侧，我们则从彼此之间呼啸而过。那种滑雪的花样我此后再也没能试过，当时真有种灵魂出窍般的美妙感觉。父亲还一边高声放歌，声音在岩石之间来回激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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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3月18日，父亲从艾格峰山脚下的旅栈聚集区克莱纳谢德格(Kleine Scheidegg)打电话给母亲。队伍前些天的高涨士气已被证实过于乐观。他们又一次被坏天气赶下山，在经历与大山搏斗了一个月之后，正准备沿着固定绳卷土重来。他向她诉说自己是多么急切地完成冲顶以便早日回到我们身边。母亲建议这次先放弃，但父亲觉得这次努力已经耗费了他这么多时间，该是到了使命达成的时刻了。并且，他可以保证一切都能顺利完成。

        岩壁上的进展也证明他是对的。第二天雷顿在同伴帮助下花了三小时越过了北壁中柱的底端，接着由克里斯领衔同样完美地越过脚下几乎没有保护的薄冰地带。当他到达实雪区时已经是在一个不太牢靠的岩钉以上25米处。一旦失足滑坠，就算岩钉能起作用，也将会下坠50米，要是没起作用就更惨了。而且那个岩钉是克里斯牵头的路线上唯一的一个（毕竟他只是管拍照的）。但是与雷顿的穿越路线一起，克里斯的尝试证实了到达北壁上端的操作可行性。就在当天德国人在他们的路线上遭遇失败，并询问能否加入这边剩余的攀爬。第二天当父亲为最后冲刺准备补给时，雷顿与其中的一个德国人一起继续攀登。

        到了21号，父亲与道格带着给养上升至死亡营地。天气预报说是会有三个晴天，并且一切条件看来不仅很好，而是相当地好。正当父亲和道格忙着准备冲顶的装备时，下午电台的天气预报突然响起：“很遗憾地通知来自苏黎世与日内瓦的前期预报显示一股冷空气前锋正在逼近。它将于明天晚些时间到达……天气看来即将恶化。”父亲与道格不禁破口大骂，但是看起来已经别无选择。冲顶的希望又一次破灭了。

        第二天早上，雷顿下降休息并准备为暴风雪期间补充食物和燃料后，午间气象预报预测了那股强冷空气将会延迟到达。父亲与道格决定无论如何要放手一搏。雷顿将与德国人尾随其后，这件事他也早先同意过。大家兴致盎然，还谈到要在山顶用香槟庆祝成功。

        道格与父亲相视而笑，最终的最终终于要出击了。父亲停了一会儿作死亡营地最后的清理，道格开始沿固定绳上升。那将是令人魂飞魄散的路线，悬挂在岩壁上凭空打转，距离北壁的底端垂直超过一千两百米，然后又是一个垂直一千两百米才会是陡峭峡谷的底部。他们用来上升的绳索直径只有区区七毫米，不过至少这些专用的绳索在它们的岗位上才呆了几天。

        当道格正在北壁中柱（Central Pillar）那面努力沿绳索攀登时，他看到父亲从第三冰区（the Third Icefield）出现，正准备沿着更陡的绳索向上。到了那个叫做“蜘蛛(Spider)”的雪崩通道下面的最后一个悬壁时，道格发现绳索正在“移向一个非常危险的坏点，”――克里斯曾记得他那么说。我母亲也记得道格事后向她承认当时他看到绳索上有一处磨损，然而却认为并无大碍。

        几分钟后父亲将Jumar上升器扣住了通向“蜘蛛”的悬挂绳索并开始上升。他就要顺理成章地完成那一代登山家心中最伟大的壮举，阿尔卑斯山最令人向往的攀登，那个花了他三年时间去征服的路线。这段绳索将带他到达“蜘蛛”，自那而上的一天快速攀爬将使他所有的梦想转变成为他人生所知的最大满足。他沿着绳索用上升器一点点攀升――左、右、左、右，每一下都大约能上升一尺，身体还要努力防止旋转。就在这时，就在距离顶端只有15米的地方，绳索突然崩断。只见他飞一般坠落，第三冰区也随之轰塌向下砸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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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到这个消息，我几乎只记得当时的不解。父亲怎么可能从山上掉下去呢？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摔到岩礁上我还能理解，怎么可能一直掉到山下呢？我需要进一步信息，以证实他并不会失误；我不能想象他忘记打结或是没有把自己锁在固定绳上。父亲绝不会犯那样的低级错误。不知怎么关于绳索断裂的消息当时肯定没传到我这里。在一张我最近找到的相片背后，不知是谁写道――儿子小约翰非常善于滑雪，当听到父亲死讯时说道：“那一定不是他的错。”

        母亲在葬礼上没有发言，如果她当时说了，很可能会是她后来写下的这番话：“约翰给了我一个永远无法独自体验的，能去感知、观察并亲身参与的世界。人们也无法用普通人的标准去评价他。那就会像用微米去丈量一头大象。”

        在莱森的葬礼上，我记得人们从大门涌出的情景。一群群来自法国和瑞士的登山向导们穿着他们专用的登山鞋和毛衫，走上刚刚挖好的坟墓的台阶；那里有落满白雪的一簇簇常青树枝与巨大的花环；人们簇拥着注视父亲的棺椁缓缓落下。

        在父亲埋葬的当天，道格与四名德国人在与风雪的搏斗中最终登上艾格峰。他们以父亲的名字命名了他们的成就：约翰•哈林路线(the John Harlin Route)。

        我母亲拒绝去看遗体：一千两百米的坠落已使父亲的尸体支离破碎，她不想在心中留下那样的印象。她被告知如果不去探视的话将会做有关父亲的梦，这话一点不假。在她梦中父亲的死原来是策划好的。他为了逃避家庭责任而跑到了阿尔及利亚。然后她会在滑雪缆车或是火车上与他偶遇，接着她总会问到：你怎么会对孩子们作这样的事？

        在我的梦境里，父亲只是简单地出现在晚餐的桌旁――或是火车上。他不说话，我则会默默地观察他并且想知道他到底去了哪里。我的那些梦消失得要比母亲的快得多。而当时八岁的安黛尔最难面对现实。出版于2003年，玛丽亚•柯菲(Maria Coffey)所著的《在山的阴影下Where the Mountain Casts Its Shadow》一书中，母亲和我在近四十年后惊讶地发现了一段安黛尔曾经对玛丽亚的倾诉。安黛儿告诉玛丽亚只要父亲能回家，她从不在意他是否能成功登顶。对于父亲的死，安黛儿迁怒于母亲。她开始编织自己的幻想：父亲没有死；棺材是空的；他有朝一日会回来带着她去其它地方。她还告诉玛丽亚当她上初中时，有一天她才忽然明白：“不，他再也不会回来。他已经死了。”

        在家中我们一谈到父亲时就会说他已经“远征”去了，并且在生活中极力营造出一种“他不过是又出去了”的氛围。我的生活已足够繁忙和艰辛以至于几乎也没时间感到父亲的“远征”一再延长。在六月，我十岁生日的三周之后，母亲和我去了策马特(Zermatt)，我们在那里的马特洪峰北坡下远足，晚上就睡在废弃的谷仓里。这之后母亲给一个朋友写道：“小约翰没有放弃要成为马特洪峰最年轻的攀登者这一愿望，尽管原先的一位老向导（父亲）已经不在了。昨天还跟我说要是17岁前没人带他上去，他将独自登顶。我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我不记得也一直不清楚母亲是如何分配时间的。她有一个全职的教学工作，其中包括到法国和希腊海岸的实地考察、准备实验室、为考试出卷子以及评分。她将攀登艾格峰的相关电台对话录音整理出来，并且与父亲的手稿放在一起。她还与正在写作《直上云霄：约翰•哈林的光辉与悲剧Straight Up: The Life and Death of John Harlin》一书的詹姆斯•兰兹•乌曼(James Ramsey Ullman)进行频繁的书信往来。此外她从未忘记自己的梦想。父亲去世的那年夏天，母亲带我们回到美国。她开始在华盛顿大学攻读海洋生物学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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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到我上大学的时候，看来是要追随母亲的脚印了。我打算像母亲那样成为一名生物学家，只不过我的专业将是北极生态学。然而到了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后，我还是迷上了登山运动。1977年在我大四时，我成了大学里的登山协会主席，就像20年前父亲在斯坦福大学一样。我还遇到了一个18岁的大一女孩，阿黛拉•海萌(Adele Hammond)，她同意毕业后就跟我结婚。

        阿黛拉会在大三时去法国作交换生，于是我计划以她在巴黎的宿舍作为大本营然后到那边四处登山。我计划第一步要重复父亲当年的所有重要线路，然后我想到艾格峰去完成以他命名的那条路线。之后我还想自己开辟些新线路。

        不过那年夏天的第一站要去加拿大段的落基山脉，在那里我计划为我的阿尔卑斯之行再锤炼一下登山技术。落基山气势磅礴――是我见过自阿尔卑斯山以来最壮美的大山。我的心早已锁定在整段山脉的制高点――3954米高的罗布森峰(Mount Robson)。我先独自尝试了罗布森峰最早的路线，然后到贾斯珀镇(Jasper)找一位登山伙伴再一起练习些更难的。在那里我遇到查克•豪斯比达勒（Chuck Hospidales），一位委内瑞拉裔加拿大人。热情四溢的查克与我一拍即合。我二十三岁比他大一岁。我们一起练习了两个中等难度的冰面，接着我就要尝试罗布森峰的一条更难的路线。

        我们在狭窄裸露的岩石山脊上扎营，并于第二天破晓后不久到达最难攀爬的阶段。整个陡坡布满断崖和塌磊，时不时遇到融冰点缀其中。我们一起行动，由我在前面设置保护，都过去之后再由查克清走残余装备。

        最后我们到达足够的高度，褶皱的山脊上已布满一层永久坚冰。巨大的冰柱有九条50米绳索连起来那样高，终于有一块地方可以好好攀爬一番了！几小时后我们就已在顶峰击掌庆贺。但我们还有最后一个顾虑：下撤。完美的天气仍在保持，只是太阳日渐归西。

        有两条路线可以下撤到劳夫•福斯特小木屋(Ralph Forster Hut)――我们计划过夜的地方。我们认为沙漏形路线(the Hourglass Route)最好，因为更直接。但它的麻烦在于要在一个很长的冰崖下通过，并且向导手册警告说会有从上边悬挂的冰川掉下来的冰柱碎片。然而沙漏路线更有可能让我们在天黑前下山。我们只能仰仗登山老手们对付落石落冰的标准技巧：速度。

        我们下撤的进展不错――快速岩降，无绳保护――直到遇见一片大约高三米的陡岩。我先爬下去看了看究竟。岩石可以吃劲的地方都很牢固，下面有大概一米五宽的岩礁突起，我轻轻走在积雪的上面看到它直通一片雪原，然后就连到了下面的冰川。到了那里就没什么难度了。

        查克在上面掺望的时候冰爪就在我三米以上。“那里有个放脚的地方很不错，”我边说边向他指出，“跟膝盖水平的地方还可以用手把住。”

        他很快找到了位置，然后继续在日渐黑暗的黄昏中摸索可以抓牢的地方。

        “把手放到那儿，”我对他说，“感觉到了吗？”

        “没有，我摸不到！”他叫到。

        紧接着他的声音突然变得尖厉，随着一声“啊，不！”他向后摔倒。我一个箭步冲上去但只碰到了他的外衣而没有抓住。我以为他会掉在我站着的岩礁上，但他却被弹了出去。

        “上帝，上帝，上帝！”我尖叫着望着查克的冰爪每次撞击岩石发出的火星被黄昏吞没。我能听到在我的尖叫声中伴有心痛的抽泣，随后是一片寂静，查克消失在黑暗中。

        当我冲进福斯特木屋时有两个人正在沏着热茶。我语无伦次地告诉了他们刚才都发生了什么――查克摔到了一百五十多米以下，当我找到他时尸体已经发紫――之后我昏昏沉沉地翻进一张木床继续我的梦魇。最终我还是在木屋的日志中留了言，用一小段文字概述了发生的悲剧。时隔二十五年，加拿大登山俱乐部的主席寄给我一份当年的留言。结尾处写道：“在经历过父亲坠落一千两百米的惨死之后，今天我又眼睁睁望着查克无助地离去，我想我应该认识到登山是一项太过极限的运动了。查克是我认识的最有安全意识也是最仔细的登山者。如果不是我为了逞能和没有耐心，我肯定他会用绳索保护。然而如果用绳的话我们也许会成为之前提到的（在日志中）落冰的牺牲品。我想已经有太多人命殒山际，他们的死有意义吗？”

        当我与母亲通电话时，我记得听到了叹息与哭泣，我感到假使坠落的人是我，母亲也许就不能捱过这个消息了。我的登山之梦就此幻灭，特别是我对于艾格峰的夙愿。我发誓只去安全的岩壁，或是有保护地攀冰。基本来说，后来的二十年间我一直遵循着这次的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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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记得究竟什么时候我又开始谈起攀登艾格峰了。我想大约是在1996年，我四十岁时女儿茜娜(Siena)出生了。在那之前我的誓言还是一直保守得不错的。我继续只去有保护的岩壁，甚至还在科罗拉多当了几年的登山向导。我以极大的努力尽量远离那些真正的险峰。所谓险峰可理解为将冰雪、岩石、天气以及高度综合成一种危险与快乐完美交织的登山体验――就像父亲当年钟爱的那样。

        不过我还是与我的朋友马克•詹金斯(Mark Jenkins)，《户外》杂志长期的探险专栏作家，一起去加拿大卑诗省的瓦丁顿峰(Mount Waddington)攻克了一条全新的高山路线。这种巅峰体验堪称我多年以来莫大的享受，我开始怀疑自己的意志是否还能抵制山的召唤。很显然，我不能。有一次我的德国朋友尼克•麦兰德(Nicho Mailänder)正和我在一起，有个人前来问到我是否会攀登艾格峰。尼克直接替我回答：“他一定会。”

        这不是那种怂恿或是挑战一类的话，而是源于对我内心深处的真正理解。我甚至感激尼克的回答――他为我的情结作了正言。马克和我也常常谈起艾格峰。那已不仅是一条路线，对我来说更将是一次朝圣。似乎有一股无法摆脱的魔力，就像地心引力那样，让我对艾格峰魂牵梦系。正如任何一名登山者那样，我已饱读与艾格峰相关的故事。而在其中，父亲的名字――也是我的名字――总被一次次提起。所有的登山者似乎都知道这个名字，在经人介绍的时候，登山的人通常会问我是否与那位“真正的约翰•哈林”有任何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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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当我对艾格峰思前想后之际，在一次聚会上有一位朋友――曾在七十年代因极限登山而闻名――很直白地问我：“除了有位英雄的父亲以外你还做过些什么？”

        我试着让我的回答“没有”听上去像自嘲，但那实际上就是我内心的想法。我的登山向导事业已经终结；《顶峰Summit》，我曾经主编了五年的杂志也已停刊；我的登山宏愿从未付诸实施；我除了忙于在俄勒冈州胡德河镇（Hood River）的新家中挖沟以排掉地下室的积水，就是作为《背包客Backpacker》杂志的西北区编辑在键盘上爬格子。

        我极少提及我要攀登艾格峰的抱负。首先我不想让家里人担心，此外对待别人我也相信行胜于言。这个计划只有尼克，马克和我知道。而且我自己也总在默默权衡去冒那样的险是否真的值得。

        每次马克与我在一起时，我们就要辩论风险。我指出唯一我会去攀登险峰的前提是首先要在相对稳固安全的岩壁和冰壁上锻炼技术，然后才能应付更危险的环境。我坚持认为更重要的是，只能有限度地进入危险环境并且必须尽快通过。那样的话我才有机会成功。马克认为我纯粹妄想。他说机会就像猜硬币，不管你扔多少次下次猜中的几率总是50%。我马上反驳说我扔十次硬币至少一次背面朝上的几率要比五五开高多了。

        所有这些都没有涉及核心问题：每当我看到因错误的保护或是雪崩而导致滑坠，心底的感慨与痛楚便不禁加剧：登山运动简直就像一种自私，愚蠢，荒谬，而又会隐藏破坏性的活动。如果茜娜的成长中没有父亲、阿黛拉成为寡妇、母亲将在承受儿子之死的悲痛中度过余年，我将犯下无可宽恕的罪行。能有什么理由为此辩解吗？没有。我只能欺骗自己这个唯一的追求像飞蛾扑火般无法抗拒。

        父亲从未有过这些顾虑。对他来说死“就是那么回事儿”，他还曾这样描述过死亡：“我知道我是多么向往那种终极体验――恐惧不过是它的面具。”这当然是父亲的态度，不是我的。对我来说，死亡是丑恶与痛苦的。尽管这样，我还是尽量修改了一下当初的誓言：只有条件适合的时候――自然条件，身体条件，心智条件――我将攀登艾格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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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年以后三项条件才同时达成。1999年，在作了穿越马特洪峰的热身之后，马克和我到达克莱纳谢德格，将目光一同锁定艾格峰。但当时的攀登条件以及我的计划都不令人满意。马克和我于2003年又回到瑞士，打算先到勃朗峰开辟一条新线路之后再尝试艾格峰。然而一场巨大的风暴将我们困在勃朗峰山下，紧接着大雨倾注在整个瑞士地区。到了第二年，一次冷空气侵袭又让攀登艾格峰的任务泡汤。我当时正在莱森访友，假装已经对天气彻底失望（同时心头也感到如释重负），一位数年前曾与之谈起过艾格峰的老朋友史蒂芬•威纳博斯(Stephen Venables)打来电话。他已被邀请为一部关于阿尔卑斯山的电影提供素材。他问道：我是否愿意为拍摄一部巨幕(Imax)电影去登上艾格峰？

        这个问题难住了我。我告诉他我不知道。我对于艾格峰的夙愿是私密的，只有数得上来的几个人知道我的志向。为此去拍一部电影是我从未想到过的。拍电影的麻烦之一是我再也不能将我的意图保密，特别是不让我母亲知道。但这部电影可以由此缅怀我的父亲，我知道如果他在天有灵的话一定会感到慰籍。并且对于茜娜来说也将会是一次不凡的体验，她的年龄正如父亲去世时我的年纪相仿。不过在决定之前我还要征询阿黛拉的意见。

        母亲退休后住在波特兰，距离我在胡德河镇的家只有一小时车程。在得到阿黛拉充满关切的祝福之后，是到了我向母亲坦白梦想的时候了。她之前已经有所怀疑。尽管我从未向她说到过艾格峰，马克在专栏中却已经提及。他在《户外》杂志上描写那次勃朗峰之行时也附带了后续计划：我们热身后的最终目标：艾格峰。母亲曾向我问起此事，而我只好编出一个比给阿黛拉的解释还要温和的答案：“?，当然，你知道的，如果艾格峰的各项条件都很完美，我估计当然要去看一眼，不过你也明白马克总要把故事说得更悬一点。”

        母亲在得知我果然一直想去艾格峰之后可一点儿不觉得有趣。她更不会乐意为登顶的日子近在眼前而就此担心。然而无论是她还是阿黛拉都没有阻止我，一部分是因为我告诉他们我这次尝试登顶时会有德国人罗伯特与丹尼埃拉•贾斯伯(Robert and Daniela Jasper)这两位在该路线上世界顶级的登山家作我的登山伙伴，并且我们只有在条件最安全时才会出发。当然我更不可能在一部以家庭情节为主的电影里出什么大事。最终，如果我真的感到一定要去做这件事的话，她们都将给我最好的祝福。

        我的确心意已定。在我的灵魂深处，我已经漠视由责任感带来的压力，我一直都感到在全世界所有的山峰里，只有一座我必须要去。

        最终，我来了。

        这是2005年9月。罗伯特与丹尼埃拉正在我前面的绳索上。我们在克莱纳谢德格为好天气等了两周，现在时机已到。在我上面，是我对其沿途位置特点都烂熟于胸的1938年路线：我左边就是危险地靠在石壁上的破裂岩柱；往上是横切；随后有三个以数字命名的冰区，那里不时会有岩石落下；接着我们将到达死亡营地，也就是父亲曾度过生命中最后两周时光的地方；陡坡会以它恶名昭著的瀑布岩与倒仰巨冰拦住去路；往后的天神之路一直通到蜘蛛，那里我们能向下看到父亲当年绳索断裂的地方；再往后，如果一切顺利，我们将沿着冰缝攀爬直达顶峰。

        握紧手中的长绳，将目光收回到最近的前方。艾格峰的石头摸起来很冷，要走的路还有很长，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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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哈林三世现为《美国登山月刊The American Alpine Journal》编辑。他的著作《魂系艾格峰》于今年三月由西蒙舒斯特公司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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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雁孤飞秋尽染
窗隔浮云过千帆
独向寒山觅我路
酌罢苦酒唇始甘

北窗

艾格峰，开拍！

当61岁的导演史蒂芬•贾德森(Stephen Judson)决定为约翰•哈林三世攀登艾格峰拍摄巨幕(Imax)电影“阿尔卑斯(The Alps)”（今年三月公映）时，他将高山摄影的最强班底纳入麾下：包括由电影“心野无疆(Farther Than the Eye Can See)”的导演迈克•布朗(Michael Brown)担纲摄影以及“重返珠峰(Everest)”的导演克雷格•马克吉里夫瑞(Greg MacGillivray)担任制片。《户外OUTSIDE》杂志记者安东尼•斯瑞塔尼(Anthony Cerretani)最近与贾德森导演进行了访谈。其中有不少在拍摄哈林的故事中与恶劣天气及断裂绳索斗争的内幕。

《户外》：约翰•哈林的故事是如何切入阿尔卑斯山登山这一广阔主题的？

贾德森：这正是登山主题的核心所在。已经有不少非常好的纯登山类的电影了。这一部将具有更多的故事性。约翰的父亲，以及他在艾格峰的遇难，对于约翰本人来说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在这件事上登山已不仅只作为一项运动，而更是对登山者及其家庭的一次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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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摄的画面令人瞠目结舌，技术上有什么难点吗？

单就能够拍到那些场景来说，已经是很大的挑战了。巨幕电影的摄像机是无法手持的，所以你必须要有一个固定的支点。在那么陡峭的山上是很难放置三脚架的。我们用了安装在直升飞机上的空中摄影机来完成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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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条件怎么样？

天气一直在变。我们每天上床前都会为第二天早晨制定三个不同的拍摄计划：包括一个晴天计划、一个阴天计划、还有暴风雪计划。当我们出发时，要是赶上晴天我们就会想，一定要保持住！紧接着狂风就来了，于是你不得不带着整班人马赶紧下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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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什么惊险时刻吗？

登山之前，向导们会为摄影人员准备好固定绳。当他们回去重新检查时，发现绳索已被岩石割断。要知道约翰的父亲就是死于断裂的绳索。所以，就在登山前的两三天看到向导们拿回一段断裂的绳索可不是什么好兆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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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在银幕上表现得与真实场景一样。当约翰最终直面他的恐惧，那是一种灵魂深处的交锋。一个人去挑战他平生一直回避的事情，正视它并以一种优雅的方式解决。那种过程要求我们必须以最真实的方式将其传递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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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雁孤飞秋尽染
窗隔浮云过千帆
独向寒山觅我路
酌罢苦酒唇始甘

teddyliu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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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of

2008年6月,在上海科技馆的电影周上,MacGillivray的董事长和小肯尼迪的女儿来参加另一部巨幕电影<大峡谷探险>的首映.
前几年,哈林三世的一些装备测试文章被中国装备者们翻译过来做样本.
Michael Brown这些年拍摄的电影一部比一部好.
MacGillivray是慢功出细活,他们的又一部珠峰影片已经拍了四年,2011年上映.最新的<阿拉伯>和<北极>都非常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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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makes the mountains so special?
Is the people-people make the mountains special。

雪猴

灯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