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驿站剪报（29） ――

无疆界

――驿站剪报（29） ――

     
绿野驿站，是大家爬山归来小憩的场所，可谈天说地，可谈古论今。

华发渐生、性情日拙，再难找回激扬文字、妙笔生花的文学青春，干脆就给绿野朋友们做一份剪报吧。

保证不违法，均来自公开出版出售的信息产品；保证有出处，并非个人编造撰写；不保证正确与全面，多为一家之谈、一时之见；不保证全部具有阅读价值，仅仅是个人觉得还有点点新意、点点含义、点点预见的零碎信息。

爬山归来，执茶临风，闲话桑麻，见仁见智，一份轻松的小小剪报为大家助兴；茶未凉，兴已尽，且让它随风而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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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疆界

1、中国拟实行双重国籍吸引海外人才

在留交会日前举行的留学人员代表座谈会上，国家科技部副部长刘燕华透露，为了吸引更多的优秀海外人才，中国正在考虑为海外专才实行“双重国籍”的优惠政策。并且透露根据国家的科技中长期规划，对优秀海外人才的政策仍然不变而且将更为优惠，已有政策规定，日后重大的科技项目如“863”、“973”等国家级课题，都要想办法向留学人员开放。而且对一些国内还认识不足的“非共识项目”给予特殊帮助。据悉，印度允许居住在海外的部分印度裔人士拥有双重国籍，对海外优才极具吸引力。我国也正在考虑效仿印度，对部分优秀的海外人才给予双重国籍的待遇，使他们免去许多回国投资、就业的障碍。



2、中国GDP消费率20年间下降了10个百分点

尽管近些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但人民生活水平却没有得到同比例的提高。据上海社科院2005年中国经济形势预测课题组的资料，我国GDP消费率20多年间下降了10个百分点。最高是1981年的67.5%，2003年不到57%，最新的数据是55.4%，而发达国家GDP消费率一般为70%-75%。另外，2003年的投资增长率接近30%，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仅仅增长9.1%，这个数据比正常年份低4―6个百分点。总投资对GDP的比重达到40%以上（世界平均水平为22%），总消费对GDP的比重却降至55.8%（世界平均水平超过70%）。2003年由于城镇失业和下岗，导致收入损失3000多亿，按消费率60%和消费需求乘数3计算，导致总需求萎缩5443亿元；农村劳动力闲置引起的消费需求不足，保守估计为4770亿元。由此，该课题组认为，如果经济快速增长不能带来民生的迅速改善，那就违背了“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同时也不利于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因此，在投资仍然增长较快的情况下，应该多在有利于消费的问题上做文章，在支出结构上向有利于消费支出的方面倾斜。



3、教育是基本权利，也是在重新分配财富

中国政府从今年开始正式否定了“教育产业化”方向，为近年来的相关争论打上了一个休止符。然而，对于教育的理解，国内还有很多不到位的地方，难免今后什么时候，教育产业化又会翻出大浪来。国内曾有报道，在吉林省农安县等地方农村，由于学杂费日益昂贵，供孩子读书可让一家人背上一辈子债。这种案例在国内并非个案，其严重性在于：整个国家的教育制度在排斥农村子弟！老百姓会问，孩子用功读书反而成为农村家庭的一项负担，这个社会正常吗？人类生而平等，搞绝对的平均主义固然是错的，但一个合理的社会，应该向所有人提供平等机会，贫穷而有才华的孩子应获得资助，应该有受教育的权力，这样才能打破阶层的阻隔。普及教育是必需的，因为有教无类，任何人都有获得知识的权利，而知识决定社会阶级地位。教育部部长周济前不久在工作会议上说，明年教育部将打击乱收费，资助和扶持贫困家庭学生，落实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一费制”，基本实现对中西部农村2400万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学生实行免收费、免书本费，千方百计确保240万贫困大学生获国家助学贷款，每位每月150元人民币，确保高校学费收入10%用于资助贫困生。实际上，教育不仅是人的基本权利，也是社会重新分配财富的一种方式。如果不这样，搞教育产业化，实际上是把重新分配社会财富，又变成了赚钱的机会。这样的社会，贫富差距、阶级差距只会越来越大，也就越来越不稳定。



4、CDM，拨慢“气候钟”

　　“气候钟开始走快，我们用于稳定全球气候的时间不多了。”前英国政府环境保护顾问汤姆・伯克曾这样大声疾呼。
　　1938年，美国气象学家卡林达发现了二氧化碳浓度对气候的影响。随后，人类又发现氢氟化碳等工业衍生气体具有相同的功能，它们聚集在大气中，仿佛一个无形的玻璃罩，使得太阳辐射到地球上的热量无法散发，导致地表温度升高，并引发诸多自然灾害。这些“热气”被称为“温室气体”。伯尼所说的“气候钟”指的就是大气中温室气体的含量。
　　如何让“气候钟”慢一点，现在已经成为各国政府官员、科学家、环保人士的首要问题之一。在缔结和落实《联合国气候框架公约》的一系列协商中，一项名为“清洁发展机制”的全球合作机制终于得以启动。随着《京都议定书》明年生效，“清洁发展机制”对中国的影响也终将显现？
　　CDM的前世今生“清洁发展机制”(CDM)脱胎于巴西在1997年京都会议上提出的“清洁发展基金”(CDF)。巴西提案意在建立一个针对完不成“减排义务”的发达国家的违约惩罚机制，所以一经提出，即遭到发达国家的强烈反对。而美国借用CDF概念提出的CDM，最终被大会采纳，成为日后颁布的《京都议定书》中的一项条款，其目的在于为发达国家寻找一种降低减排成本的灵活机制。
　　根据《京都议定书》，“清洁发展机制”旨在促成工业发达国家实现其所承诺的减排和限排义务，并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可以这么说，“清洁发展机制”是一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通过项目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机制。发达国家通过提供资金和技术的方式，参与发展中国家的项目建设，并把项目所产生的“经核证的减排量”反馈发达国家。
　　“没有国家真的愿意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来降低温室气体的排放！”美国能源部长斯潘塞・亚伯拉罕不久前说了句“大实话”。这多少道出了CDM乃至《京都议定书》的实质，即以市场手段解决环境问题，而非单纯的环保或道德行为。
　　对此，联合国CDM执行理事会方法学小组成员之一，清华大学CDM技术服务中心(筹)主任刘德顺教授有很清晰地表述：CDM，一方面是有政府背景的行为，它是在两国政府都同意之下所完成的某种义务；另一方面，它又是一种市场行为，必须依托具体的项目来实现，企业界在转让排放量的时候是要计算市场成本的。“实际上就是发达国家出钱，到发展中国家来买额外排减量的交易。”

　　一种双赢的选择
　　中国参加《京都议定书》谈判的专家组成员，中国农科院气象所所长林而达表示：“《京都议定书》是目前为止对发展中国家最有利的一个公约。”那么，作为《京都议定书》规定的三种减排方式之一，CDM对发展中国家究竟有什么好处呢？
　　首先，可以利用减排成本低的优势帮助发展中国家从发达国家获得资金和技术，降低本国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其次，会在环境、社会等领域产生其他的“衍生利益”，比如空气品质提升、森林砍伐减少、减缓贫穷平均财富等等，从而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性发展。
　　刘德顺教授将CDM看作是一个“放大器”，认为通过CDM项目下的技术转让，经由本土化的学习过程，可以极大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科技进步与技术更新，对经济效益的进步起到了放大的作用，从而促进了该国的可持续性发展。CDM对于发达国家也益处多多。最重要一点就是，CDM帮助参与京都议定书的发达国家，在花费较少的条件下履行减排义务。
　　有数据显示，欧盟国家每减排一吨二氧化碳当量成本约20欧元；日本成本更高，据称每吨可达95美元；而美国――这个世界上的头号“能耗大国”，2010年要承担的减排义务是4.24亿吨，花费可达千亿美元。
　　CDM的实施则能为发达国家减排省很多“银子”：发展中国家减排成本的低廉，又无减排义务，其项目所产生的减排额度都属于发达国家，这样就使得发达国家能够在较少成本下完成了自己减排的义务。
　　在某种程度上，CDM因照顾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双方的利益而成为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机制，从而在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上提供了一个南北合作的良好前景。

　　“中国的乘客还没有上车”
　　12月3日，央视经济频道一则新闻称：“世界银行与山西晋城煤业集团公司签订协议，用1900万美元购买该企业减少的二氧化碳排放的指标，这是世行在中国购买的第一个环保减排指标项目。”
　　短短一条消息，第一次让普通人发现过去一致被视为“废气”的二氧化碳居然这么值钱。不过，记者发现CDM项目在中国还很少。对此，有国外咨询机构也感叹道：“火车即将开动，中国的乘客却还没有上车。”
　　为什么这样的好事没人愿意干呢？刘德顺教授就此谈了自己的看法。
　　首先，CDM项目对发展中国家存在着一些前期投入的风险。以上文所说那个世行项目为例，估算其前期投资即达4亿左右，而目前的国际买家大多是在项目达成后才有选择地承担部分或全部的前期成本，这让企业必须谨慎，尽量降低风险。
　　前期过大的投资为中小企业进入设置了较高门槛，而大中型企业由于有资金技术成本优势，银行贷款也相对容易，所以上CDM项目较有保障。
　　其次，碳市场出售价格也不尽如人意。刘教授认为，在俄罗斯签署《京都议定书》之前，国际社会对协议的前景并不乐观。碳市场买家少而供方多，整个市场呈现供不应求的局面，再加“大买家”美国缺席，价格自然走低。但据刘教授预测，明年《京都议定书》正式实行后，需求马上会出来，价格也将有所回升，“当然也不会像预想的那么高”。
　　中国与印度同属发展较快的发展中国家，在CDM上境遇相似，所以印度常常成中国的一个参照。对于“中国在CDM的市场推广上大大落后于印度”的说法，刘教授并不十分认同，他认为CDM项目属于一种“信用交易”，国家为了防止可能出现的“猫腻”，完全有理由制定严格的审批程序。据刘教授透露，现有的审批权掌握在一个由国家发改委牵头，包括科技部、外交部等七八家机构组成的审核理事会手中。申报项目无论大小，都需要得到部长级领导的认可。
　　不过，刘教授也承认印度在诸如语言、政治体制，更容易跟世界接轨，也有助于其CDM的推广。
　　“在不久前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条约》缔约国第十次会议上，我们给与会代表发放了一个介绍我国情况的小册子，其中提到：我国几十年来，通过人口生育政策，少生了3亿人，减少了很多的温室气体排放。很多国家都认同了我们的说法。”
作为近十年来一直参与我国《京都议定书》谈判及后续行动的专家，刘教授说，对于CDM，“开放、坦然点，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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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煤炭交易中心将成为地方上项目的热点

新一届的煤炭订货会在各方都有怨言的情况下开始，可能又要在一片不满声中结束。种种迹象显示，煤炭订货会的历史使命即将结束。在会上，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欧新黔确立了今后煤炭交易方式改革的目标，即力争从2005年开始通过不断改革，逐步形成符合宏观调控政策指导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煤炭市场体系。发改委经济运行局有关官员表示，与以往煤炭订货会“边开会、边协调”不同，今后煤炭产需双方将根据情况自主进行交易。发改委价格检测中心的刘满平认为，未来煤炭市场化将会向建立煤炭交易市场，以此鼓励煤电企业之间签订更多的市场化的煤炭合同。事实上，九十年代初期，全国各地曾经出现一轮煤炭交易市场建设高潮，包括秦皇岛、上海在内的六、七个号称国家级的煤炭交易市场应运而生，不过最后都由于种种原因而难以为继。近两年，一些地方政府和国家相关部门正在依托各自优势积极谋划建立煤炭交易中心，其中，秦皇岛市最为积极。



2、招商引资重点应该由“外”转入“内”

中国近年加大对外开放力度，外资数目大幅增多的同时，各级政府也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据统计，仅在今年，各省市县在香港举行的各类招商活动超过250个，赴港招商人员达数万人。但是，一些省市政府把招商引资的指标（如引资项目数量、引资金额等）层层下达到单位和个人，涉及的部门除经济领域外，更包括教育、司法、民政等，并把完成招商引资指标作为政府政绩及领导干部考核的依据，对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的正常工作造成不必要的压力。正是在这种不健康的全民招商潮流下，不少招商会上都安排了大量的签约活动，这些签约项目除部分是“真材实料”外，相当一部分是“旧约重签”或“先签后谈”，形式主义相当浓厚。而且，一些地方政府在一些项目磋商时给予过多不切实际的承诺，追求资金的数量，而不考虑投资者的背景和商业信誉。一些地方领导人甚至明知该外资项目不符合当地的环保、市场及产业配套，却以“招进来再说”的心态办事，造成一些外资项目因承诺不兑现而流产，反而令外商失去对当地的投资信心，也影响了政府的诚信。因此，在当前中国市场全面开放，市场经济已大致成熟的情况下，怎样依靠民间及社会的力量招商，而逐步淡化政府的功能，注重引进有实力的民营企业，应成为地方政府对外招商引资工作的新内容。事实上，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中国的民营企业已相当成熟及具对外投资实力，尤其是浙江的民企。有关数字显示，到目前为止，浙江省的民营企业已达40万家，2003年的产值已超过8000亿元人民币，连续六年居全国各省之首。而且由于浙江省在土地、资源、市场等条件方面的限制，浙商近年的外扩欲望非常强烈。而且由于沿海一些省份也已具有类似浙江民企那样的拓展能力，值得中西部省份招商部门高度重视。



3、北京从外资北移中的受益极为有限

一份在长三角各省市统计局数据基础上形成的FDI（外商直接投资）增速放缓的统计数据显示，2004年1-9月，长三角合同FDI、实际FDI增幅分别同比下降1%、34.2%。其中，江苏的合同FDI、实际FDI为287.33、99.51亿美元，分别同比增长30.3%、12.7%，增幅分别下降23%、85%；浙江的合同FDI、实际FDI为99.63、42.33亿美元，分别增长22.7%、27.8%，增幅分别下降44%、34%。据分析，长三角合同FDI增幅同比下降仅是1%，主要由于有高速发展的上海在支撑。但信息显示，由于上海的商务成本也在迅速上涨，部分外资和一些民营资本，也在离开上海。一些专家们在分析后预计，明后年将出现台商北移的高峰期，将从长三角地区北移到环渤海地区（事实上，外资北移的判断也不能一概而论，今年以来，部分科技型外资，就因为产业环境原因，而南下长三角地区）。如果北移趋势出现，北京能否从中受益？北京受益将极为有限，主要理由是产业结构的原因，因长三角商务成本原因外移的外资，一般都是技术含量较低、劳动力需求较高，同时对于水、电力等资源需求较大的制造型企业。而从长三角目前引资政策的变化看，也在对上述产业进行变相的“驱赶”。这些产业，恰恰也是商务成本与资源环境双重约束之下的北京在未来无法容纳的产业，因此北京将难以从中受益。不过，这有个前提，就是北京的官员对此有理性认识，不会盲目引进外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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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史玉柱摇身三变　史系财团大隐于市


　　5年来，史玉柱精心布局，将其名下10余个企业编织成网，他稳守网中，他静待时机。而且，这一次他不再孤独，在他身边有段永基这样的资深企业家做生意伙伴；在他的身后，是健特生物和四通控股两家上市公司。

　　这是一个真正的游戏玩家。
　　出售无锡健特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无锡健特）给健特生物（000416.SH），出售上海黄金搭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黄金搭档）给四通控股（0409.HK），从表面上看，史玉柱完成了个人的蜕变―――从实业投资人转变成职业经理人。
　　尽管如今史玉柱的头衔是四通控股的CEO，但仅仅从他只向四通控股要1元年薪来看，其志显然不在此。
　　5年来，史玉柱精心布局，将其名下10余个企业编织成网，他稳守网中，他静待时机。而且，这一次他不再孤独，在他身边有段永基这样的资深企业家做生意伙伴；在他的身后，是健特生物和四通控股两家上市公司。
　　2004年底，当健特生物迈出收购唐山港陆焦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港陆焦化）这一步时，一切的猜测似乎终于有了结果。史玉柱也在这一刻完成他真正的蜕变―――成为一个资本投资者。
　　一位接近史玉柱的人士说，从史玉柱再战江湖那天开始，就希望资金成为资本投资人。
　　也许用史玉柱自己的话来左证更为恰当，他曾经说―――“手头钱太多就会想着去投资。”

　　史玉柱系雏形
　　尽管有消息说，从1998年起，史玉柱就已经开始酝酿“脑白金”上市。但是如果要给史玉柱“重出江湖”寻找一个标志性时间的话，是1999年7月12日。
　　这一天，上海健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健特）成立。
　　这是一家完全由史玉柱本人控制的公司，只是股份结构看起来很复杂，经过多次股权变更后，最新的持股比例如下：Interwise　International　Limited（以下简称Interwise）为最大股东，持有其73％的股份；巨人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巨人投资）持有其24.3％的股份；而内蒙古阿拉善左旗聚鑫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内蒙左旗）持有其2.7％的股份。
　　Interwise成立于2003年7月，注册于英属处女群岛，是Ready　FinanceLimited（以下简称Ready　Finance）的全资子公司；而Ready　Finance则于2002年12月3日成立，该公司为史玉柱全资拥有。
　　巨人投资成立于2001年4月，史玉柱在其中占有95％的股份，而另外5％的拥有者为牛金华，而牛金华是“为了史之权益而以信托形式持有其于巨人投资之权益”。
　　内蒙左旗成立于2000年11月，王文卿和陈建春分别持有其70％和30％的股份，但这两个人也是“为了史之权益而以信托形式持有其于巨人投资之权益”。
　　6个月以后，也就是2000年3月，上海健特和黄山康奇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黄山康奇）收购无锡华弘集团药业有限公司，更名为无锡健特，开始脑白金生产。有消息透露，黄山康奇的出资人之一为魏巍，魏在上海健特注册成立时就是法定代表人。
　　从此，无锡健特生产脑白金，上海健特销售脑白金，彼此配合默契。
　　又过了6个月，一个更为重要的名字开始腾空而出。
　　2000年9月21日，上海华馨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华馨）成立，尽管到目前为止，仍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该公司属于史玉柱系。但有消息指出，该公司最初的两名股东都是史玉柱老家安徽怀远人，此外上海华馨也曾引入黄山康奇作为股东。更有消息说，两名自然人股东曾是史之“旧臣”。
　　说上海华馨重要，是因为一个“巧”字。
　　就在其成立9天后，上海华馨受让了由青岛市商业总公司（以下简称青岛商总）持有的健特生物前身青岛国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ST国货）2811万股国有股，成为其第一大股东。
　　其后的几个月内，上海华馨完成了对无锡健特的控制。2001年5月，其受让了黄山康奇持有的无锡健特40％股权；此后进行增资，结果是其最终占有无锡健特90％的股权，其余10％股权为上海健特所有。
　　再往后的事情一帆风顺。2001年7月，上海华馨将其持有的90％的无锡健特股份转让给ST国货，其中51％于当年9月完成，另外39％于2002年3月完成。同一个月，上海华馨从上海健特手中收购了无锡健特另外10％的股份。
　　10月，ST国货更名为青岛健特生物投资有限公司（简称健特生物，000416.SH）。
　　几乎为ST国货而生，而此刻上海华馨似乎真正完成了使命。
　　2002年11月，无锡健特向上海健特购买了脑白金商标所有权；同时脑白金销售交由无锡健特负责，上海健特退出其销售市场。这次上海健特收获1.46亿。
　　史玉柱将脑白金卖了个好价钱，更关键的是，从那一天开始，史玉柱将自己变得看起来，与健特生物以及上海华馨完全不搭界。

　　史玉柱系浮出水面
　　真的从此不搭界了吗？
　　那为什么到现在为止，健特生物的报表里，还有销售“黄金搭档”产品的记录？而在四通控股的重组方案里，四通控股还有销售和分销脑白金的权利？
　　事情必须从四通控股收购黄金搭档说起。
　　黄金搭档成立于2001年11月，主要从事“黄金搭档”产品的生产和销售，这也是史玉柱名下的公司。经过股权变更后，Central　New　International　Limited（以下简称Central　New）、Interwise、巨人投资和内蒙左旗分别拥有其75％、5％、18％和2％的股权。
　　其中Central　New成立于2003年10月1日，也是史玉柱的全资公司。
　　两个月以后，从注册日开始便没有从事任何业务的Central　New，实现了史玉柱与上市公司的第二次握手，这一次，还是在香港上市的公司。
　　2003年12月3日，四通控股收购了史玉柱名下的Central　New，这次收购唯一的收获，就是Central　New持有的黄金搭档75％的股份。
　　四通控股为此付出了6亿港元的现金和5亿多港元的可换股债券。单从帐面上看，黄金搭档显然卖了个好价钱。
　　但黄金搭档真的卖掉了，不再给史玉柱创造利润了吗？
　　关键在于这5亿多港元的可换股债券。2004年8月，史玉柱凭借此拥有四通控股52.14％的股份，顺理成章成为其最大股东，并当选为四通控股CEO。从这个意义上说，史玉柱用黄金搭档换得了6个亿现金，同时依然对黄金搭档拥有绝对的控制权，不要忘了黄金搭档其余25％的股份依然归史玉柱所有。
　　根据四通控股2004年中报显示，截止到2004年6月30日为止，黄金搭档已经为四通控股创造了1个亿港元的营业额，占公司销售总额的14％。年报还称，“每年3月－6月都是健康业务的淡季，累计营业额只占公司全年的15％－20％的营业额。”
　　但问题是，黄金搭档并不仅仅出现在四通控股的报表里，还出现在号称和“史玉柱”没有关系的健特生物的报表里。
　　根据健特生物财务资料显示，截止到2004年6月30日，保健品业务已经占到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的67％，保健品的毛利率更是达到68.89％，这其中脑白金在2004年上半年销售收入达到1.9亿人民币，同比下降了21.25％，黄金搭档销售收入为6534万人民币，同比上升了13.58％。
　　健特生物同时对外宣布，在2004年上半年对销售体系进行了调整，无锡健特依然负责“脑白金”和“黄金搭档”的生产，上海健特生物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健特生物制品）和黄金搭档分别负责“脑白金”和“黄金搭档”在全国范围内的销售。
　　上海健特生物制品2004年1月成立注册资本为50万人民币，专门从事食品销售。
　　而根据四通控股收购黄金搭档的协议显示，在收购以后四通电子将对黄金搭档进行重组。这个重组主要包括，黄金搭档收购“脑白金”和“黄金搭档”的知识产权，接管产品的分销网络，重组完成以后，“黄金搭档将通过起国内分销网络，分销两种产品为“‘脑白金’和‘黄金搭档’”。
　　而就在这个协议签定前1年，“脑白金”品牌已经被健特生物购买。
　　这让人着实弄不明白，到底谁拥有“脑白金”和“黄金搭档”的知识产权和销售权？
　　“如果这些企业全是一个人控制的，那卖是没有意义的，完全是为了把资金腾挪出来。”一位分析师的话一语中的。
　　该分析师还认为，史玉柱此举，只是利用这些公司之间没有产权关系来避免投资风险。用最浅显易懂的话来说，就是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史玉柱最得意的两个产品“脑白金”和“黄金搭档”，其中生产部分在无锡健特，归健特生物所有；“脑白金”的品牌也为健特生物所有；但销售属于四通控股所有，“黄金搭档”的知识产权也为四通控股所有。
　　事实上，分工明确。
　　有分析人士说，两次收购完成后，两大资本运作高手终于走到一起。从这个意义上说，史玉柱为其下一步进行投融资的资本运作构建了平台。
　　据记者不完全统计，目前史玉柱直接或间接控制有2家上市公司，11家企业。用一位分析人士的话说，5年来，史玉柱为自己返回中国企业舞台而精心修炼企业资本链：既有战略性资金储备，也有对产业资金的控制，还有源源不断的市场融资渠道。
　　也许史玉柱从7年前巨人倒下中吸取了教训，在完成这一切的同时，他开始慢慢退隐幕后。

　　资本投资第一步
　　2004年11月24日，健特生物宣布投资2，29亿人民币，收购唐山港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港陆钢铁）持有的港陆焦化75％的股份。
　　市场当天一片哗然。
　　于是一个涨停板，健特生物的股票当天曾经最高涨到8.98元／股，而后市场趋于平静，股票逐渐回落，如今在7元－8元之间徘徊。
　　港陆焦化成立于2003年7月，由港陆钢铁和香港朝俊公司共同出资，其中港陆钢铁占有75％的股份。注册资本2900万元，主要资产是由港陆钢铁原所属焦化厂主要资产注资形成。
　　根据山东汇德会计师事务所提供的（2004）汇所审字第5－077《审计报告》显示，截止到2004年11月20日，港陆焦化总资产为2.88亿人民币，净资产达到2.36亿人民币。
　　有分析师说，当然不排除健特生物想要做实业的可能，但该分析师同时提出疑问，在国家宏观调控的时候，谁会贸然进入这个行业？尤其还是健特生物从来没有涉足过的行业？
　　令人疑惑的还在后面。
　　在双方签定的股权转让协议中，港陆钢铁承诺在未来3年内（2005年－2007年），港陆焦化的每年的净利润不低于2个亿人民币，如果不能实现，那港陆钢铁将按照差额部分的75％直接以现金形式进行补偿。
　　按照这个计算的话，健特生物2003年净利润为1.5亿元，若收购成功，则健特生物的每年净利润可达3.5亿元，每股收益至少是现在的2倍。
　　这个“看起来很美”的收购让行业内充满疑惑。
　　一位证券公司人士告诉记者，目前焦化行业的净资产收益率仅为10％，对明年市场最好的预期也仅仅是20％。但是健特生物在这个收购中获得了将近100％的净资产收益率，“几乎是不可能的”。
　　有消息说，港陆钢铁此举是出于集团整体战略发展的考虑。该消息同时指出，这个所谓的整体战略是沿着“矿石―铁精粉―焦炭―炼铁、炼钢和轧钢”的集团化轨迹发展。
　　那为什么选在这个时候将这个产业链中的一块出售呢？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分析师告诉记者，一个很大的可能性在于，这个看似收购的行为，可能是变相融资的行为。在目前的情况下，钢铁企业很难从银行贷款，便以这个项目为抵押；而上市公司融资后没有出路，但是企业之间不允许相互拆借，只好使用这种投资手段。
　　否则“怎么会有这么荒唐的利润承诺”？
　　有媒体援引来自港陆钢铁内部员工的话，来说明港陆钢铁的资金紧张程度：港陆钢铁从2002年7月启动二期发展规划，原拟兴建一座550万吨高炉、一个40吨煅炉、100万吨焦化炉、一条550窄带生产线等项目，国家宏观调控使该公司今年以来资金链极其紧张，甚至连筹集550窄带项目剩余仅1000余万元的收尾工程款都很困难。
　　分析人士还指出，类似项目一旦投产就获得很高的收益，而且如果能选好项目，收益高得惊人，哪怕“失手一两个项目都没问题”。
　　但问题是，健特生物真的有这么大的财力吗？
　　来自证券业的分析指出，健特生物三季度季报显示，健特生物有9700万的货币资金，即使再加上8000万的短期投资，资金缺口仍然达到5800万元。如果依靠银行贷款，那对于从事保健品生产流通的健特生物来说，是个挑战，因为其产品及经营性质决定了手头保持现金的重要性。
　　7年前，史玉柱曾经承受过资金链断裂的巨痛，古话都说“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7年以后，史玉柱会再次将自己摆在一个资金链轻易会断裂的投资面前吗？
　　没有人知道。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资本投资人史玉柱迈出了资本投资第一步，在他身后是两个上市公司，和“精神教父”段永基。




2、供应链上的资本玩家


　　“渠道商”浙江商源正逐渐变身为“钱商”，希望借助资本的力量打通供应链的上下游。
　　
　　请经销商入瓮的“朱氏三问”
　　只管送货，不懂管理和经营，企业今后发展怎么办？
　　现在手里有几个畅销商品代理权，但代理权没有了，出路在哪里？
　　现在拥有一些网络，但被大商超吃掉后，怎么办？

　　在朱跃明看来企业的发展大致有四个利基点：人、品牌、网络、资本，浙江商源想做个“娘舅”，把他们都撮合起来，作为公司所有者的他需要用更加专业的手段来经营这四大重要的利基点。2003年5月，朱跃明在自己的经销代理公司浙江商源食品饮料有限公司之外，成立了一家投资公司―――浙江中商投资公司。朱跃明认为投资公司就是用资本来整合人、品牌、网络的；他认为所有商业合作的前提，就是互相信任，有了资本的介入，互相信任才有利益的铺垫，才有更加现实的意义。

　　共荣圈
　　事实上，浙江当地很多年产值在千万左右的渴望进一步发展的中下游经销商都接受过朱跃明的帮助。商源提倡的“共好”在这个圈子里是相当知名的。所谓“共好”，即下游经销商有困难，浙江商源都会经过研究分析后给予各种协助，当然包括资金投入。
　　下游经销商在发展过程中，应对着巨大的终端服务成本，有着很大的资金缺口。2001年开始，在与供应商、经销商资本合作上进行有益的尝试时，浙江商源就开始给下游经销商提供“融资”了。中商投资的成立将这样的行动规范化了。
　　宁波华夏和金华新双友这样的公司正是商源与下游经销商合资而成，商源都是控股方。商源与金华、宁波地区经销商所组建的合资公司，不仅为商源扩展了疆土，也为这些经销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在宁波，与商源合作的两家经销商原来在本地只是排在前五位的企业，两家年营业额不过3000万，合作一年后，合资公司的营业额达到了7000万。网络资源的不断对接和扩张，使得商源的产品也冲破了杭州的地域限制。
　　同时在共好的旗帜下，商源的还自建培训体系，为这些商业伙伴做培训。
　　在分销渠道专家尚阳看来，浙江商源不仅直接控制终端，发展地级经销商，同时进行投资控股，通过资本运营加深与下级经销商的合作，加强了基础建设。
　　朱跃明计划里资金铺垫的第二个平台就是与供应商的合作方案：利用浙江商源的强势地位辅助有潜力的供应商成长，中商投资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寻找这类目标的“星探”。
　　中商投资最初的目标是锁定那些拥有好产品，但市场推广、品牌塑造能力差的厂家。找到目标后，其母公司浙江商源第一步则要努力成为该厂家的销售公司，全权负责所有营销工作，或是与厂家成立合资公司或专门的事业部；最后往往则由中商投资直接参股该公司，介入到全面的经营中。浙江新天葡萄酒业销售有限公司，是商源与厂家合资的公司，商源是控股方。在运营品牌的过程中，厂家有很多资源都是可以为新的合资公司所用的，厂家也会派遣相应人员来配合工作。
　　不过，在与供应商合作时，浙江商源坚持拥有自己独特的产品标识和副品牌。浙江商源的产品研发设计部门承担了大部分销售品牌的外盒、外箱、瓶子等包装设计职能，如此一来，浙江商源在培养其他品牌的同时，打造一个属于自己的服务品牌，进而摆脱传统经销商被产品控制的命运。
　　分销渠道专家尚阳这样评价浙江商源的策略：好的厂家都愿意让好的经销商代理他的产品，浙江商源在代理好的产品时，相当于营销公司的角色，为产品进行营销代理。另外，商源自己贴标，控制了品牌。

　　资本家
　　朱跃明的眼光没有局限于浙江地区。跨区域平行扩展网络通路，他还是用了资本这一招。
　　继与浙中重镇金华和宁波的经销商建立了深度合作关系后，华东各地都有浙江商源的合作伙伴了，浙江商源正在研究进行深度合作的可能性。2003年，浙江商源与金华、宁波地区的经销商合作，将网络扩展到整个浙江省。2004年，又通过合资手段，将浙江商源的网络扩展到了华东地区。
　　经销代理企业往往由于地缘优势和多年的耕作，积累了雄厚的地域资源，因而成为区域强势经销企业，但这一点反过来又限制了这些区域强势经销企业跨区域的发展。
　　在朱跃明与几家上海经销商谈合作之前，这些经销商仰仗自己手中的网络资源毫无危机感，但朱跃明向他们提出了几个问题，一下子打动了他们：作为一个传统经销商只管送送货，在企业管理和经营上综合能力欠缺，企业今后的发展怎么办？现在手里有几个畅销品种的代理权，“靠山吃山”，代理权没有了怎么办？现在拥有一些网络资源，但被大商超的势力吃掉了怎么办？
　　依照这些经销商当时的情形，要进一步发展是非常难的，他们一定需要借助一点外力，才能真正成长为当地的强势企业。如果与浙江商源合资，他们将依托浙江商源成型的经营管理系统，资金实力更强大，能得到更大的发展、更强势的地位和更多的利润。深度合作中，资本是一项很重要的融合剂。
　　经过充分调研和协商，朱跃明选择了一些和自己理念相通、认识和目标一致、都有很强的行动能力、都能有很好执行力的经销商，形成最后的资本合作。与外地经销商合资形成的公司都是股份制，浙江商源采用资本注入、管理跟进、服务配套、文化共享的形式进行合资。因为当地经销商更了解当地市场实际情况，公司仍由他们来主导经营，而商源的大平台―――企划、培训、信息等都是共享的。除了财务监督人员外，浙江商源很少干涉经销商的经营活动；但是当他们需要浙江商源的资源时，商源会马上派人员介入。
　　目前，在中国本土流通领域，许多经销商都想实现跨区域经营，但往往会采用产品代理、组织联盟等以简单契约来维持的松散型、半紧密型的合作，在不同个体利益的冲突下，合作平衡很容易被打破。在这一点上，朱跃明显然棋高一招，用资本这个最有效的手段将个体利益变成了集体利益，合作牢不可破。
　　浙江商源扶持厂家的品牌提升到畅销品牌，自己的产品利润就得以更多保证；扶持经销商成长为当地优势企业，浙江商源的共好文化得以推广，也拥有了更强的网络，也带来了更大的销售量和更大的市场份额。浙江商源为厂家提供一个更快、更大、更有效率的品牌推广平台，为经销商提供一个更快、更易、更有利润保证的服务平台，本身也一起发展、一起成功、一起获利。
　　经常与三菱、伊藤忠等大型商社打交道，朱跃明悟出了一个道理：日本企业经营企业是在走围棋，讲究的是布局，追求的是合作。浙江商源现在也要做这样一个布局者、合作者。
　　随着经销商竞争环境的变化，经营方法和理念也不得不变革，这就要求经销商必须从“坐商”及时转换到“行商”，从“行商”发展到“智商”。
　　现在，商源浙江中心城市网络已经形成规模，并向下延伸到二级城市，形成了浙江大网络；浙江大网络和福建、上海、江苏的网络拼接成了华东大网，朱跃明期望商源最终能形成全国大网，形成民族商业企业大网，来抵御跨国流通巨头的冲击。不过资本的游戏不是谁都能玩得转的，浙江商源的“共好”理念能否吸引更多供应商、更多经销商，打造真正意义上的超级供应链？




3、我们要的是成功不是垄断  
  
  
  　　谈到全球半导体产业著名的ＡＭＤ公司，人们印象最深的是其与英特尔贴身鏖战３０载的发展史及去年他们推出的６４位处理器?Ｏｐｔｅｒｏｎ及Ａｔｈｌｏｎ６４?芯片得到业界的赞誉并被广泛应用。ＡＭＤ执行副总裁兼ＣＡＯ Ｔｈｏｍａｓ Ｍ．ＭｃＣｏｙ先生来到北京。
　　选择在这个时候来到中国，除了代表ＡＭＤ公司奖励奋力工作了一年的公司团队外，Ｔｈｏｍａｓ还要为明年ＡＭＤ在中国市场的进一步拓展做好准备工作。

　　Ｅ街工作室：你从一个最初的法律顾问、第三方的局外人最终成为ＡＭＤ的一员，在与英特尔八年的诉讼中你感受最深的是什么？
　　Ｔｈｏｍａｓ：１９９４年，ＣＯＤＥ２８７代码归属的确立，也就宣布确立了ＡＭＤ的知识产权，这件事非常难忘。这样一个有利于ＡＭＤ的结果可以说是正义的胜利，而且也为ＡＭＤ作为有力的市场竞争对手参与到市场中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Ｅ街工作室：很多年以来人们对ＡＭＤ的了解，局限在他的产品上面，您特别提到了ＡＭＤ的企业文化，能否概括他的特色风格？
　　Ｔｈｏｍａｓ：世界上主要的技术公司的产品周期都非常短，他们１０年、１５年以前推出的产品，现在早就没有了，在未来１０年、１５年如果再回头看今天的产品，肯定也找不到了。这么大的变化，这么快的技术发展速度，是什么因素能使公司取得长期成功呢？我认为公司的文化是唯一的能够长期确保公司持久成功的一个因素。ＡＭＤ是这样来定义我们的成功的：只有当我们的客户，我们的业务合作伙伴和我们所处的社区成功的时候，我们才觉得我们是成功的。

　　Ｅ街工作室：ＩＴ，尤其是微处理器行业，是一个周期性很强的行业，好的时候一切都很好，但是出现周期的时候就会产生亏损，身在其中的企业如何看待面对这个问题？
　　Ｔｈｏｍａｓ：因为这是一个需要巨额投资的领域，所以我想心理承受能力弱的人绝对不适合这个行业。在ＡＭＤ历史上我们有过辉煌的时候，也有比较惨淡的时候，但无论是成功还是惨淡，我们坚强的意志从来没有动摇过。那种坚强的意志，一种不屈不挠坚强的意志，是我们公司的文化核心价值之一。

　　Ｅ街工作室：我们知道在Ｉｎｔｅｌ的历史上他曾多次运用法律武器，拖延和阻碍其竞争对手，很多公司倒下了，ＡＭＤ现在在某一个领域，某一个市场已经成为领导者，ＡＭＤ会不会也采取这样的手段来对待他的竞争对手？
　　Ｔｈｏｍａｓ：我们绝对不会这样。我们一直坚持在公平、公正的基础上竞争，不会故意去制造一些官司和诉讼来赢得时间，或是恐吓供应商。我们将用一种互相信任的合作态度来达到双赢的局面，因为我们的技术归宿就是通过推出这些新的技术和新的产品，使人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这是我们技术公司最根本的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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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疆界

1、企业丑闻与公司管治的有趣关联

1992年中国政府正式批准企业上市，至今上市公司已超过1200家，发生过丑闻的上市公司超过200家，出事率高达16%，而美国这一数字却只有1%。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金融系张翼博士选择在160家有财务丑闻的企业作研究，发现其中53家出丑闻的企业都存在2年以上的违规行为。他还发现了一些与公司管治有关的有趣现象：董事长持股比例愈高，公司愈不容易发生丑闻（创维是少数例外）；其次是地方性和中小型国企较容易出事，即地方政府控制的国企，较国资委直接管理的国企更易出事；监事会取得报酬的监事愈多，公司愈容易违规；此外，沿海地区外资企业较多，接受外资企业管理和财务管理程度较深，丑闻公司的数量又较东北和中部地区要少。



2、民企与国企的实力相差到底有多大？

中国民企已完成原始积累型，因此，它们开始进入资金密集型，可投资周期和回报期较长的产品，如钢铁、石化、汽车等。虽然民营经济已占了中国经济的半壁江山，但民企与国企的实力相差还是很悬殊。比如，2003年位居500强的民企，平均营业额21.5亿元，而500强国企的平均营业额是180亿元，后者是前者的8.4倍。在资产规模方面差距更大，后者是前者的30.7倍，从中也可以看出民企的效率来。这显示，过去25年民企虽然迅速成长，但同国企的差距仍大；加上大多数民企没有垄断资源和行政特许优势，更要在市场竞争激烈环境下生存，可见内地民企之苦。



3、中国民航今年大盈利中藏着小“猫腻”

临近岁末，据各家航空公司披露的消息，新上市的国际航空股份公司盈利有望超过35亿元，南方航空、东方航空传出的盈利数字十分可观，去年亏损13亿元的海南航空今年也可一解愁眉。今年前三季度，中国民航各企业财务状况良好，全行业累计盈利达到103.4亿元人民币。航空公司中，除邮航外全部实现盈利，航空公司的整体盈利达到73.5亿元人民币，与去年同期亏损50亿元形成鲜明对比。据了解，除了市场因素比去年有很大好转外，民航大盈利首先是由于国家的财政政策因素。因为去年SARS原因，今年初国家财政免除了三个月的民航基础建设基金，一季度以后按照航线运营缴纳民航基础建设基金，这对各家航空公司今年盈利起了很大作用。不过，这仍然不能掩盖其中的问题。据业内人士透露说，对航空公司而言，在行业政策和财务制度允许的前提下，通过调整账务来“做出”盈利已是公开的秘密，其中常用的手段是“当期成本后期支付”和“当期利润后期支付”。譬如延长飞机的折旧年限，出售飞机并转为租赁，推迟飞机大修，航材采购等费用的预提，采用等额本金法偿还贷款（即每月还款金额相同）等等。曾经连续8年盈利的海南航空，2003年突然巨亏13亿元，虽然有“非典”因素，但近13亿元的亏损额还是引起人们的猜测。据业内人士透露，借去年SARS，做大2003年的成本，以获取更多的财政利益，为2004年增加成本的公司，大有人在。同样，在今年效益特好的情况下，把2004年的成本和利润延期到后期支付，也可以保证2005年的高额利润。据透露，有航空公司私下议论明年要把利润做到40亿元。



4、浙商以四大利器有效化解国外反倾销壁垒

中国无疑是近年来全球反倾销的重灾区，而以劳动密集型为主导、价格优势取胜、所赚贸易顺差约占全国一半的“浙商制造”，自然而然地成为国外市场的众矢之的，频频遭到美国、欧盟等国家和地区的反倾销等贸易保护与壁垒。但精明能干的浙商以四大利器有效地化解了国外的反倾销等贸易壁垒：第一大利器是，积极升级企业与产品结构，实施贸易多元化。针对国际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强化的趋势，浙江企业积极提高产品质量、调整产品结构。第二大利器是，强化商会(行业协会)的组织与协调作用，以商会为组织进行反击。在浙商历次的反倾销等行动中，商会与行业协会协调、组织的重要作用日益凸现出来。在浙江本地尤其是在温州，商会是知名度最高、最有面子的民间组织。目前在海内外，浙商拥有300多个商会，其中国外有50余家。这无疑是浙商反击反倾销一大法宝。第三大利器是，建立预警机制，提前获取信息，做到知己知彼、有备无患。比如飞跃集团在海外设立了17家销售分公司和办事处作为企业的销售前端，就好比雷达和侦察兵，随时为企业发回最新的信息，使集团对什么可为什么不可为一清二楚，同时时刻追踪国际最先进的标准组织生产。第四大利器是，实施引进来与走出去结合的战略。浙江企业主动出击，以民引外，形成民企与外企的良好合作态势，以外企为纽带和出口平台，借船出海，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破解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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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疆界

1、国资委“逼”央企做大容易，但做强难

日前在京召开的中央企业负责人会议上，国资委主任李荣融放出狠话：央企不能在规模上进入本行业前三位，就要进行重组！此言一出，在中央企业中引起了巨大震动。据悉，当前国资委管理的181家中央企业中，不是行业排头兵的并不是一两家，所以在安排2005年工作时，往大里做成为不少中央企业工作的中心内容。然而，单凭规模不够大就对企业进行重组，理由不充分。国资委作为国有资产的出资人代表，应该考虑的问题是国有资产的保值和增值。央企规模的大小，不但有最近两年经营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历史原因和客观原因。只要企业具有很强的盈利能力，不管规模大小，都不宜对其进行强制重组，否则往往会丢掉其本来的竞争优势。专家强调，国资委应该从“大”和“小”的概念中解脱出来，专心致志地“经营”国有资产，使其能赚更多的钱。如果刻意地要求企业往“大”里做，往往会导致企业的短期行为，导致重视数量而忽视质量，导致企业负债水平不正常的上升。而在考核央企负责人的经营水平时，比盈利总额、比企业资产总量、比企业销售额，意义都不大，资产利润率、人均劳动效率等指标更能说明企业的经营水平。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国资委以规模论生死的导向，会导致央企出现围绕主业去“摊大饼”的现象。



2、李荣融“前三位”论断显示国有资源集中配置意图

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发出了“央企若不能在规模上进入本行业前三位，就要进行重组”的惊人言论。分析员了解到，在安排2005年工作时，往大里做成为不少中央企业工作的中心内容。然而，这一做法却在专家中引发了争论。有专家认为，中央国有企业如果在规模上不能在本行业位居前列，那么国有企业的骨干作用就无法显现，国有经济的控制力也会受到影响。而另外一些专家则认为，中央企业是否需要重组，不能以规模为主要指标，而是应该以核心竞争力和赢利能力为主要指标，单凭规模不够大就对企业进行重组，理由不充分。
上述两派专家的观点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都没有完全体会出管理层的政策意图。首先，央企重组不大可能在央企之间进行，需要重组的央企更有可能将吸收央企范围之外的资产或资本。其次，2004年1至10月，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利润4188.9亿元；占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的45.9%。这说明，央企的盈利水平显然比全国平均高许多。据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央企问题不在于规模与效率之争，因为央企的盈利水平是较高的。管理层发出督促央企做大的本质原因是：通过做大央企规模从而实现资源的重新配置，尤其是对国有企业资源的集中配置，进而增加央企发挥国民经济支柱的作用；另外，做大央企也有助于中央宏观经济政策意图的高效执行，减小宏观经济利益与区域经济利益矛盾造成的成本。



3、国资委希望兵不血刃强化控制地方国企

在国资管理体制中，中央国资与地方国资分属中央与地方管理。但是，从今年中央国资委的一系列管理政策来看，中央国资委强化国有企业管理的趋势十分明显。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黄淑和26日在成都召开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研讨会上透露，国资委明年将推进与省市国资委所监管企业之间的股权置换，通过中央和地方国有企业的相互持股，推进中央大型企业和地方重点企业的股份制改革。虽然现在还很难判断国资委这一举措的可能效果，但从政策的初衷，以及国资委被市场视为“保守”的风格看，是希望通过中央和地方国企之间的股权置换，达到中央兵不血刃，强化控制地方国企的效果。不过，安邦特约经济学家认为，国资改革的形势比人强，也许通过这样的股权置换，中央和地方的利益在国有企业中更为独立化，地方和中央在企业中的支配权也会以更市场化，而不是更为行政化的方式表露出来，如此反而可能有助于推进中国的“经济联邦主义”。



4、股权置换将主导明年央企和和地方国企的股份制改革

日前，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黄淑和在成都召开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研讨会上说，国资委明年将推进与省市国资委所监管企业之间的股权置换，通过中央和地方国有企业的相互持股，推进中央大型企业和地方重点企业的股份制改革。黄淑和表示，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加快推进国有大型企业股份制改革的要求，明年国务院国资委要力争使中央企业在建立健全董事会方面迈出重要步伐，支持具备条件的中央企业积极推进股份制改革，有条件地逐步实现主营业务资产的整体上市。我们注意到，尽管国家今年在中央大型企业和地方国有企业的股份改制问题上动作较多，而且力度较大，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并没有达到理想的预期效果，特别是MBO之争，使得改革成效在民众的眼中也是“大打折扣”。分析认为，国家明年再次大力推进中央企业与地方国企股权置换，是在叫停MBO之后的权益选择。因为，股权置换的双方投资者不仅可达到相互参股甚至控股的目的，而且由于是等价“置换”，各方均无需支且实物资金或货币资金，即股权置换并不要求追加投资者的投资额，但其引起的股权变动，优化了股权结构的投资结合，为降低投资风险，抽调投资收益创造了条件。而这也是中央企业与地方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革所希望看到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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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阿泉

无疆界

1、中国还要不要搞MBO


　　国资委禁止大型国企MBO对现实操作并没有很大的影响，因为合格的MBO对象本来就以中小企业为主。相反，国资委明确“中小企业MBO可以探索”，意味着MBO仍然大有可为。MBO在中国不会就此销声匿迹，只是今后的操作将更加规范
　　MBO（管理层收购）一词正式引进中国是1998年前后的四通改制，但是，这并不等于MBO在中国的实务操作始于1998年。实际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小国企及集体企业的改制，很多都是通过内部人购买本企业控股权的方式实现，这其实就是MBO。之所以到了2002年前后MBO会日渐升温，甚至达到过热的境地，我想主要是由于随着我国市场化改革的深化，产权改革触及大中型企业（包括国有和集体）、知名企业、公众企业（即上市公司）等主体，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当前人们（包括媒体和有关政府部门）对MBO可能带来的社会公平问题的一些担忧、质疑乃至责难也是可以理解的，这是改革过程中的社会阵痛的表现。
　　近日，国务院国资委领导对颇有争议的MBO问题发出明确指示（参见背景部分），作为有一定MBO研究心得和实践经验的中介机构从业人员，我也觉得有很多似是而非的问题确实有必要澄清。

　　被泛滥化的MBO
　　笔者长期在媒体和学术文章中阐明“何为MBO”，准确概念应该是“企业产权的合法的实际控制权转移到内部人（管理层和员工）的行为”，只要管理层和员工没有获得控制权，就不是MBO。而其他一些经营者持股、员工持股、期股期权的探索，都属于企业内部管理中薪酬、分配制度改革的范畴，MBO与它们同属于股权激励的范畴，但MBO有别于其他激励方式的是其启动了“控制权激励”这一最高内涵。就国企的激励机制而言，经营者持股、员工持股、期股期权的实施甚至有着更现实的意义，它们能够有效防止管理层选择“铤而走险”式的MBO之路。
　　但是，一个普遍存在的误解是，将所有股权激励形式都称为MBO，这是一种对MBO泛滥化的认识。
　　案例：1.2003年某电视台权威经济栏目解说词称MBO就是经营者持股。（准确概念是：没有一定意义上控制权的经营者持股就不能称为MBO）2.2002年11月某证券媒体称“祝剑秋实施对‘朝华科技’MBO”，2004年11月另一家证券媒体发布头条消息称“MBO不能增加上市公司效益”，其引用的某证券公司研究机构的报告，而其中研究样本中就有“朝华科技”。连专业机构都犯这种低级错误，公众的认识可想而知。（准确概念：民营控股上市公司聘请职业经理人并给予少量股权，这属于股权激励范畴，而非控制权转移的MBO）3.2002年11月，联通A股上市，某财经大报称“联通实施双股MBO”，其实，只是联通A股和香港红筹股两家上市公司中探索期权激励的行为。（准确概念：期权不是MBO）

　　被妖魔化的MBO
　　MBO的迷信者视MBO为灵丹妙药，能够“一M就灵”，反对MBO者视MBO为导致国有资产流失和社会不公的“洪水猛兽”，谈MBO色变。这些其实都是误解，MBO不过是适合特定企业的一种特殊产权改革方式而已。
　　我们认为，实施MBO要具备四个必要条件：所有者（在中国主要是公有产权主体）愿意卖、企业人力资本色彩浓厚（如有一支创业型企业家团队）、具有显著的管理效率空间、属于竞争性行业。
　　辅助判断条件：负债率不能太高、现金流充足、有被低估的与人力资本相关的无形资产（如人格化的品牌）、企业内外部文化和环境认可。
　　即使具备了上述条件，MBO也需要高超的财技和管理能力，也同样面临着巨大的财务风险，不是一般人所能够掌控的。
　　我们自己的操作遵循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中央企业、垄断性、行政性和“国”字头的企业，我们都不会给它做MBO。一些中央企业的二三级企业，虽然规模很小，效益不好，但行政级别却很高，我们也不会做。案例：
　　1.李东生一夜暴富了吗？有人说李东生及其管理团队对TCL的MBO导致其“一夜暴富”。其实，李东生之所以今天有数亿市值的财富，是通过至少八年的辛勤耕耘得来的。8年间，TCL的国有资产从三亿增值到二三十亿，企业从普通家电企业成长为代表中国走向世界的综合电子集团，TCL成为国企改革的成功范例，李东生也成为激励民心上进的榜样。如果1996年惠州市政府没有与李东生（能为企业创造超额投资回报的人力资本的代表）签署“授权经营协议”，也许今天TCL已经不存在了；如果李东生签署协议后不能为企业带来超额回报，李东生也不可能8年后在股票挂牌时“一夜暴富”。实际上，这种“多赢”的结局正是我们所追求的改革目标。
　　2.杠杆收购能创造“一夜暴富”吗？举个简单的例子，某企业CEO要实施对所服务企业的MBO，其倾囊拿出自有资金100万，又通过民间渠道拆借到900万资金，买下价值1000万的股权，有人就说他“一夜暴富”：本来自有100万身价，现在“MBO一下”就身价1000万了！原来说风凉话的人犯了一个财务知识的错误，即将总资产与净资产的概念混淆了：MBO前，CEO身价100万，因为其没有负债，所以其总资产与净资产是一致的；而MBO后，其总资产达到1000万，负债有900万，实际“身价”（我认为“身价”应该用“净资产”来衡量）还是100万，并没有暴富，相反却背上了巨额债务，承担巨额风险，需用更加倍地努力（发掘企业管理效率空间）才能尽早偿还债务。

　　MBO不等于国有资产流失
　　时下有不少人在MBO与国有资产流失间画上了等号，我的结论是：不规范的MBO可能导致国有资产流失，但并不等于所有的MBO都会导致国有资产流失。而且，不规范的外资收购、民营资本收购国企的行为，也可能导致国有资产流失。
　　我认为本次国资委领导禁止大型国企MBO的指示对现实实践并没有很大的影响，因为，中国尚没有一个企业家敢打“中石油”、“联通”等大型国企控制权的主意，因为政府根本不准备“退出”（出让控制权），你想也是白想。
　　相反，国资委明确“中小企业MBO可以探索”，这就意味着规范的MBO仍然大有可为。何谓“规范”？我理解，就是按照《公司法》、《证券法》及财政部200号文、原经贸委859号文、国务院办公厅96号文、国资委3号令、268号文等法律和政策进行操作。业界流行一句话：要将MBO做成铁案。其内含意思就是要守规矩、老老实实地规范运作。所以，我预测，MBO在中国不会就此销声匿迹，包括中央、省属国资中现在正在推行的“主辅分离”和二、三级子公司的改制，很多就是采用出售给经营者和职工的MBO（因为控制权发生转移了）模式，今后这些操作将更加规范。
　　我注意到，最近有人提出了这样一种观点：国企搞MBO，使已经分开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又合二为一，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角度看，这是一种倒退。
　　这种观点是对现代企业制度形而上学的解析。一些世界上最优秀的企业，例如比尔・盖茨创立的微软、华人首富李嘉诚创立的长江实业，都是所有权、经营权一致的。中国处于市场经济发展的初期，民营企业、MBO改制后的国企在某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内实施两权合一，是有效率和科学的。只有MBO后的所有权清晰，未来（如老板老了、企业规模大了）才能实现两权分立。现在很多国有企业本质上出资人仍然不到位，没有哪个自然人或组织真的为企业的经营风险承担责任。在这个基础上，形式上的两权分离无异于自欺欺人。

　　两类MBO的不同
　　MBO大体可以分交易型和非交易型两大类。
　　前者通俗地说就是花钱买、承债买、分期付款买等等，是真金白银的买卖行为，欧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MBO大多是此类。但是，由于中国的交易型MBO的卖家大多是国有产权主体，因此其操作目的与欧美案例有很大不同。中国更多的是“国有资本的战略性调整”、“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结果，其内在逻辑是出让方（无论是企业还是国家）管理幅度的收缩。国外多元化企业集团经常操作的“公司紧缩”行为很多就是卖给子公司（或事业部）管理层的“反向MBO”。
　　非交易型MBO大多发生在中国特有的集体所有制企业中。其中又有两类，城市集体所有制（如海尔、江苏吴中）和乡镇集体所有制（如红豆），其产权明晰过程往往就是明晰创业者、管理层和员工的股权数量与关系，常常没有现金交易行为。前不久有人指责一些集体企业出现了国有资产流失，其实只要其产权界定时没有混入“国有资产”，就不可能出现国有资产流失，这是基本的逻辑。

　　■背景　　
　　中央对国企MBO明确表态：大企业不准、中小企业规范
　　12月13日下午，国务院副总理黄菊出席2004年度中央企业负责人年终总结大会时说：“要明确大型企业不准搞管理层收购（MBO），中小企业的管理层收购也要区别情况，要规范。对于管理层收购，国资委要制定发布专门文件，做到有章可循。”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在随后的发言中透露：“这个决定是今天早上的政治局会议刚刚定下来的。”
　　李荣融说：“管理层收购无非是两种手段，因为他一定要想办法把价格压低，所以他要不就把企业做亏、资产评估得很低，要么就把现有的资产切出去一块，转移出去，然后再评估价格。”
　　他说：“这样子做的民愤大了！我们一直以来都说改革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我看近期要多强调公平。”
　　在第二天做会议的总结发言时，国资委副主任李毅中表示：“总的看，目前规范国有企业改制和产权转让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但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突出表现为管理层收购和国有产权交易不规范。”
　　国家统计局网站的资料显示，目前大中小型企业的划分依据的是国家统计局于去年5月新调整后确定的标准，对工业企业而言，从业人员在2000人以上、销售额3亿元以上、资产总额在4亿元以上的企业就属于大型企业。
　　李荣融则表示：“按统计局的划分标准，我们的中央企业基本上都是大企业，省市级按照标准划分下来属于大型企业的，当然也不准搞管理层收购。”
　　针对国资委的最新表态，12月18日，著名法学家江平在北京的一个研讨会上评论说，以行政手段来叫停管理层收购的做法不妥，只要交易合法、公平，任何人都无权来干预。他说：“我们不能每个东西都是领导人讲话来决定，讲话的效力到底有多大？如果法院碰到问题，如何定位？领导人讲话有效还是无效，这是一个大问题呀！”
　　对此，国资委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季晓南作了现场回应。他说，管理层收购要依法进行是对的，但是目前缺乏相应法律，在这样的情况下，主管部门的决定某种程度上就是准则和依据。季晓南透露，国资委正在制定有关国有企业管理层收购的文件，目前初稿已经起草完毕。
　　另有未透露姓名的国资委官员提出了中小企业管理层收购的五个条件：第一，要进行离任审计，对业绩下降负有重要责任的管理层不得参与购买企业的股权；第二，严禁自买自卖；第三，要进场交易，公开竞价，管理层购买股权要同股同价；第四，经营者不得向包括本企业在内的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借款，也不能用收购企业的资产作抵押向银行贷款，要收购这个中小企业的资产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必须用管理层自己的风险去收购，而不能向银行转移风险；第五，不得将安置职工的费用从价款中事先抵扣。
　　他表示，这是对全国20余个省市进行调查之后，得出的几个基本要求。
　　



2、并非禁止：MBO立法启动


　　这个时候，是规范还是改革，非比寻常。
　　12月15日，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国资委”）党委书记李毅中在中央企业负责人会议上，首次提出中小企业MBO（管理层收购）的“5条禁令”。
　　李毅中的话一出口，市场一片肃杀。“原本就很紧张，现在风声更紧了。”京城一位做国企股权转让的律师说。有关人士也介绍，南京现在MBO都停下来了，等待中央新政策。而来自南京市产权交易中心数据显示，2003年1月1日至2004年1月28日，南京MBO受让的产权交易曾经占了61.8％。
　　但是记者通过对国资委领导的采访，发现市场会错了意。“5条禁令”发布三天后，本报就此采访了李毅中先生。
　　记者问：“5条禁令是否就是以后MBO的一个操作性规范？”李毅中略略沉吟，回答说：“国资委今后还要对MBO制定法律法规。”
　　随后，本报就此进一步采访了国资委产权局副局长邓志雄。邓的回答更加清晰：“其实你仔细看一下，国资委实际上是为MBO开了一道门。”
　　“MBO不是要禁止，而是要规范。”邓志雄说，“我们很快就要出台MBO的法规。”
　　由此看来，MBO即将走出模糊地带，进入立法程序。

　　中央过问MBO立法
　　管理层收购自上世纪末引入中国，虽有如火如荼之势，但官方的说法是，MBO从来只是试点。
　　去年3月份，财政部向原国家经贸委发函，建议“在相关法规制度未完善之前，对采取管理层收购（包括上市和非上市公司）的行为予以暂停受理和审批，待有关部门研究提出相关措施后再作决定”。
　　但是，地方中小企业的MBO并没有停下来（例如前面说的南京）。国家国资委成立后，制定的首个规范性的文件《关于规范国有企业改制工作的意见》，对MBO的操作第一次做出了一些前置性的规定。
　　针对今年下半年开始的国资流失争论，国务院国资委研究室发长文―――《坚持国企改革方向规范国企改制》，首次明确提出大企业不宜实行MBO。此文的起草者、国资委研究室主任季小南，12月19日在“金城同达”论坛上透露说，该文主要是指向MBO。
　　“好多人认为这个文章是围绕产权争论的，其实不是这样。”季小南说，“产权制度改革引起了社会公众的关注，经常大量的人民来信，反映大量的资产流失现象。这篇文章最主要的一个问题涉及到管理层收购。”
　　沿此脉络往下，是12月15日国资委党委书记李毅中的讲话，明确提出MBO的5条“禁令”。
　　虽然财政部、国资委等部门都公开表示过对MBO的态度，但正如法学界泰斗江平说的那样―――MBO到现在有多少个法律规定？细察之下，恐怕没有一个部门能回答。
　　本报获悉，关于MBO立法，在去年年底前国资委已经讨论过两次，但最终并没有制定出法律规范。这次国资委之所以加速了立法进程，则源自于中央的压力。
　　“中央研究，明确提出要加快制定管理层收购规范做法的意见或者法规。”国资委一位权威人士透露说。
　　高层之所以对MBO立法如此重视，一个主要原因是国企改制引致的上访事件不断。“按照信访部门报上来的数据，87％左右的群体性上访事件主要涉及到产权改革中对职工的安置。”此间人士说。
　　而国资委的国企改革与产权转让检查，让监管层终于切身感受到，在没有法律规范下，MBO暴露出问题具有相当的严重性。

　　李毅中彻夜难眠
　　今年8月份到11月份，国资委对21个省市的国企改革和产权转让进行了督察。其中国资委主任李荣融亲自带队去了东北，国资委党委书记李毅中则去了广东和江苏。
　　从此前李荣融的讲话来看，广东省和黑龙江省，是国资委满意的，他们改制“都比较规范，包括管理层收购，所以相对问题比较少”。
　　MBO重镇的江苏，则深深刺痛了李毅中。
　　12月18日，李毅中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国企改制与产权交易高峰论坛”上，谈起了这次“不快”的经历。
　　“有的地方政府将职工补偿金从转让前的净资产扣掉。有一天，晚上7点地方官员还把这个当经验汇报，当时我没有表态。那晚我一整夜都没有睡着。第二天我跟省市领导交换意见，说这肯定是错的。”
　　李毅中说，这种做法，既降低了出让价格，（管理层）又无偿占用了这部分净资产。李毅中一行调研下来，发现这种情况相当普遍。
　　此外，这次长达三个月的调研，国资委了解到管理层收购存在的突出问题有：没有实行经营者离任审计，管理者本人参与甚至“主持”收购活动；有的经营者为造成企业经营业绩下滑假象，甚至虚构虚增成本和债务；有的与中介机构串通低估，隐匿资产；在产权转让中不进场交易，或者虽进场但提出指向管理层的受让条件；有的让客户向改制企业预付款，再由管理层借用于收购；有的以拟收购的国有产权或国有企业实物资产作为其融资担保，转嫁风险；有的企业在转让前留一部分股权优惠转让给管理层和职工持有。
　　“（调研结果）我们都向中央汇报了。”李毅中说。
　　在会上，李毅中表露了国资委对管理层收购的态度。
　　“对管理层收购，我们的意见是：管理层收购使所有权和经营权趋于合一，不符合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方向，这与我们搞了20多年的政企分开、两权分离显然是背离的。”
　　因此，李毅中说，大型企业不能搞，一些中小企业的探索要区别对待，在明确国有资产出资人后规范进行。
　　由此也就有了5条“禁令”，即一是要严格进行离任审计，对企业业绩下降甚至亏损负有责任的管理者不得进行收购；二是改制方案要由产权单位委托中介机构制定，管理层不得参与；三是要进场交易、公开竞价，管理者购买股权必须同股同价；四是管理者不得向包括本企业在内的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借款，也不能用收购企业的资产做抵押向银行借款；五是除国家规定外，不得将有关费用从价款中事先扣除。此外，对管理者占有的股比也应有所控制。
　　“5条禁令，很可能是国资委今后MBO立法的一个主要内容。”北京一位做MBO业务的律师说。
　　不过，一位国资委权威人士透露，目前国资委的MBO立法思路，是“大企业暂时不动，中小企业可以规范”。
　　为什么国资委不倾向大企业MBO？这似乎是借鉴发达国家的做法。
　　OECD（即经济合作组织）提供的数据显示，国企改制的三种基本办法即IPO、第三者出售、MBO中，OECD国家IPO占了62％，出售占20％，MBO18％；非OECD国家，这三者比例分别为26％、56％、18％。
　　“大企业不搞MBO而选择IPO，看来国际经验差不多如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所占陈小洪说。
　　国资委目前力推大型中央企业整体上市，显然也是借鉴发达国家这一经验。

　　地方组建国资委规范MBO
　　国资委官员表示，中小企业推行MBO，除了加紧制定法规外，还要有两个前提，第一是出资人到位，第二要有明确的监管机构。
　　国资委在这次国资转让大检查中发现，产权交易机构查出来的问题，大都是地方政府的问题。
　　“地方政府的行政干预和公开形式的暗箱操作，仍然是阻挠国有产权进场交易、阻挠3号令（即2004年2月1日施行的《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落实的主要障碍。”国资委的一位权威人士说。
　　这位人士分析，3号令发布之前，以地方政府主导的、不公开的协议转让形式为主的地方国资交易大量存在。不公开的协议转让交易已经成了企业主管部门的思维惯性，这种习惯能够给企业主管部门带来很大实惠，那么，按照3号令的规定进场交易，要先由国资委清产核资摸清家底，这无疑就意味着行政权益受到干扰，不便于暗箱操作，抵触的思想和行动便会孳生。
　　不过，国资委党委书记李毅中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认为并没有这么严重。“地方政府的态度逐渐统一起来了。”李毅中说。
　　“省级国企改制比较规范，问题主要发生在地市县中。”参与这次调研的国资委研究中心党委书记李保民说。
　　目前，全国31个省市区都陆续成立了国资委，但地市级国资管理机构远未到位。李保民说，下一步国企改制，建立地市级国资委非常重要，这也是明年国资委的一项重要工作。
　　李保民归纳了成立地市级国资委的四种办法：
　　1.市国资量不是很大，可以不建，但要确立一个机构，受上级国资委监督指导。2.直接授权大的集团公司，由它来形式出资人的职责。3.交给信托机构。4.在同级城市里面，如果一方成立国资委，另一方认为不需要，那么可以委托另一方代理。
　　“这四个办法是下一步工作中可以探索的。”李保民说。
　　但是，地方也有地方的算盘。国务院国资委是从全局考虑，而地方国资当局也有自己的个体考虑。两者利益发生偏差时，国务院国资委作为非政府的特设机构，对地方国资委有多少制约措施呢？
　　对此问题，国务院国资委产权局副局长邓志雄耸耸了肩说，“国务院国资委对地方国资委只能‘监督指导’。”
　　不过，虽然国资管理体制上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国务院国资委还是认定“国资委成立前跟成立后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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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疆界

1、国内部门对明年财政政策的分歧到了“冲突”地步

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下了明年实行稳健财政政策的基调。如何看待稳健的财政政策？各个部门的看法不一。事实上，真正的分歧不在内部，而是在外部。就在金人庆提出“中性”财政政策之说后不久，2004年6月23日，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曹玉书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国将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而在财政部内部，对于当前的经济形势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主流意见，那就是不太赞成所谓的中国经济全面过热说，也不赞成国家发改委提出的继续扩张说，而是倾向于“结构调整”说，就是经济有热有冷。这种分歧不是简单的措辞不同，甚至发展到了“冲突”的地步。据国内《经济》月刊报道，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称，“国家发改委与财政部有高度的冲突，有时候甚至到了动感情的程度。”据了解，仅仅是2004年可使用资金量上的减少和拨付的减缓，就已经让国家发改委十分着急，“整天在财政部后面催”。国家发改委已不仅仅是一个宏观调控部门，同时也是一个微观管理者。通过财政资金的使用和日渐稀缺的审批权力的使用，它已经和各部门、地区、行业的利益紧密联在了一起。国家发改委执行着几乎无所不包的职能，可以使用的钱却越来越少，这让发改委如何不着急？



2、以行政来推动的“重工业化”将十分可怕

关于国内的重工业化，存在着不同的观点：一种是以吴敬琏先生为代表，认为重工业化的鞋子太大，中国穿了不和适。而由地方政府推动的重工业化，是造成中国经济“过热”的重要原因。另一种观点以厉以宁先生为代表，认为中国的重工业化是一个必经的阶段。甚至有人认为，中国是否应该经历重工业化根本就是一个“伪问题”。极端的看法都有偏颇之处，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如果以地方行政为基础来推动重工业化，推动地区产业的升级，其结果将十分可怕。分析师注意到，浙江民营经济发展模范地区之一的台州市，最近政府提出了将沿着“建设先进制造业基地”的发展道路，实现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达到“工业立市、工业强市”的目标。台州的“先进制造业”包括哪些行业呢？根据有关发展《纲要》，它包括三个部分：其一是要“大力发展”的“新兴产业”，包括电子信息产业、船舶制造，以及有色金属和石化建材等原料项目；其二是要“做大做强”的“主导产业”，包括当前台州十大主导产业中的八个，依次为汽车、摩托车、医药、缝纫机、模具、塑料制品、家用电器、阀门泵类。从产业来看，台州市的“先进制造业”绝大部分指的都是重工业。产业结构升级并没有错，但如果各地政府都按台州的模式来发展本地的“先进制造业”，那结果将十分可怕。不说别的，仅仅是环境成本就十分惊人，而国内的资源也无法支撑每个地方都搞重工业化。重工业化是中国的一个必经过程，但中国不能搞普遍的重工业化。



3、以学术研究的态度来看待厉以宁的观点

近日，在北京大学第七届“光华新年论坛”上，经济学教授厉以宁谈到如下观点：中国的发展，需要中产者队伍的壮大；而中产者队伍的壮大，主要应该依靠较低收入者逐步提高他们的收入，而不是靠实行高税收，把富人降为中产者。分析员认为：首先，收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尤其是针对那些高收入者。因为他们在创造财富的过程中，占用了更多的社会资源。而社会资源是稀缺的，所以使用者必须为他们占用的社会资源付出相应的使用成本。其次，现在最为重要的是，到底在什么时机，以什么方式来征税。厉教授所强调的全世界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初期，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依靠实行高税率而使本国经济迅速发展确实是政策制定者所必须注意的，也是分析员所赞同的。更应该从对比分析中看到中国独特的国情而制订适合中国，有中国特色的税收政策。第三，税收政策作为财富的二次调节手段，其目的绝对不是所谓的“杀富济贫”。分析员尤其认为不应该使用“杀”这个字，这是极其不科学。这样，很容易把中性的政策人为的赋予情感的色彩，而导致富裕者和相对贫困者的对抗，不利于社会的稳定，也不利于客观而冷静地制订政策。最后，税收政策的制订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必须有完善的配套制度。比如开征遗产税首先要有完善的个人财产继承同、赠与转让法规；其次要建立个人财产的登记和收入申报制度，包括不动产、交通工具、生产资料、无形资产、现金收入、金融资产、珠宝首饰等；其三要建立相关部门间的制约机制，形成社会各方面的协调配合的网络体系；其四，要制定财产评估制度和建立财产评估机构；此外，还要给予遗产税征收机关相应的权力。这些条件目前我国都尚未具备。所以，分析员更愿意以一种学术讨论的心态来看待厉教授此番表态，而不会太过在意。



4、明年最大的问题是怕不改革

在宏观调控和银行改革这两大主旋律中，2004年接近岁末。展望2005年，中国应该关注的重要问题是什么？不同的人对这个问题肯定会有多种答案，比如宏观调控明年的力度如何？煤电油运明年是否依然紧张？石油问题明年是否会引发危机？金融改革明年是否会顺利？是否会有恶性通胀？这些问题当然都是市场关注的重要问题，不过，这都是经济运行中的一些“外在”因素，如果只关注这些，那么一些关键的“内在”因素就被忽略了。内在因素是什么？是政府的改革意愿，以及推动改革的可行性。在今年的宏观调控中，在调控经济的同时，实际上也伴随着政府以什么方式来适应改革的问题。比如今年在部分领域得到强化的计划经济思维，行政管理经济的方式，以及某些部门强化国有资产管理中的非市场方式，都是令人担心的迹象。这些看似无关改革全局的因素，如果聚合在一起，参与到政策制定之中，影响到高层决策，那么它的负面作用就可能很大。现在的年轻人对于计划经济已经没有切身体会，因此对于计划经济的一些做法也表现得很漠然，毫不敏感。有专业人士表示，今年改革的阻力主要来自政府内部，主要是干部阻挠改革，反对改革以至于上升到反对整个西方经济学。这种看法，不是没有道理的。对于明年的中国经济来说，能源问题和金融问题是值得担心，但最大的问题是怕政府不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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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疆界

1、民企石油商会内讧暴露出民企的“劣根性”

由国内若干家石油民企组成的石油商会已经成立，并提出了设立石油产业基金的方案，但近期其内部分歧的消息屡有传出，为石油商会及石油产业基金的未来增添了不确定性。据悉，刚当选为民间石油商会副会长的崔新生29日在上海表示，他正在国内寻求有实力的民营石油企业支持基金项目。他并不掩饰与石油商会发起者之一――湖北天发的分歧。崔新生说，相关协议上写明，崔新生将在石油商会正式成立后半年内，负责设立和运作石油产业基金。“可是，龚家龙说他忘了有签协议这回事！而我现在也几乎被摈弃在商会之外！”龚家龙是湖北天发实业的董事长，现任石油商会会长。崔新生表示，天发基本上不再支持他去操作石油产业基金，“但协议还在，而且境外投资人也非常积极，我会继续做下去”。而一位当选为石油商会理事的上海老总则认为，商会会员对崔设定的基金运作方式很有意见。“进入门槛有2―3亿元，我看能拿出1000万现金的会员都没几个，所以商会不一定用基金这种方式去运作。”民间石油商会和石油产业基金刚刚起步，就开始发生“内讧”，不能不使人忧虑。即使民企齐心合力，要撼动三大巨头的垄断局面都很困难，如果民企无法协调产业内的组织沟通，形成合力，前景不容乐观。




2、540个民间组织受奖背后的欣喜与期待

　　中国政府日前再一次发出鼓励民间组织发展的信号：540个来自各地的民间组织被表彰。民政部部长李学举说：“这是建国以来全国范围内对民间组织的首次表彰活动。”
　　昔日被视作“敏感事物”的民间组织，在中国20多年的市场化改革后，被官方推到了领奖台前。这背后，与经济转型和政治文化的深刻变化紧密相关。
　　而此前，主管部门名称的变化，更折射出时代变迁的深意―――民政部社会团体管理司易名为民间组织管理局，“民间组织”一词首次出现在政府机构名录之中。
　　中国对称谓向来十分重视，同时也折射了时代的变化，如“计划委员会―发展计划委员会―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称呼的演变，可以说与中国经济转型的进程步步相随。
　　民间组织主管机构的易名，按新华社的说法，“意味着民间组织正式得到了官方认可，取得了官方的合法性”。
　　若干年前，有人把“非政府组织”视为异类，到现在，民间组织以成就者的身份站在了官方领奖台上。此次540多个民间组织受表彰，连同此前民间组织的作用和发展目标被鲜明地写入党的文件中，可以说中国对民间组织已完成了第一次观念突破，民间组织已获得了社会的广泛认同，不能不令人欣喜。
　　另一方面，具体分析表彰名单，笔者认为，中国民间组织的发展依然还需要第二次观念的突破。
　　民间组织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力量正在我国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新华社上周电讯稿《民间组织兴起折射社会生态变迁》，提到两起民间组织的杰出表现，一是自然之友等9家民间环保组织向有关部门呼吁，停止虎跳峡“一库八级”梯级水电站的建设；二是当欧盟宣布对中国打火机进行反倾销调查后，温州烟具协会奋起应对，组织“中国民间第一团”前往欧洲各国“游说”抵制，最终获胜。
　　令人意外也令人遗憾的是，这些颇有建树也频频获得舆论赞誉的民间组织，都没有在表彰名单里出现。
　　有学者把目前中国的民间组织分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类，前者有较浓的官方背景或是由政府机构转制而成，后者则由民间自发产生。可以看到，表彰名单里大部分是前者，而自然之友、绿家园等属于后者。
　　中国的民间组织在取得合法性地位之后，若想进一步发展，需要有第二次观念的突破，那就是打破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类民间组织的界限，回归本原，平等对待。
　　在这方面，有关部门已作了一些努力，比如取消协会的行政级别、规定官员不能兼任民间组织的领导等等，使这类组织回归“民间”本色。但相比之下，目前促进自下而上的民间组织的发展措施还不多。比如颇有声望的自然之友，只是挂在中国文化书院下面的一个二级组织。另一家知名的民间环保组织“地球村”则是以公司身份进行注册。相当一部分民间组织由于没找到“婆家”(主管部门)而不具合法的身份，活动很受限制。
　　事实上，尽管条件远不够充分，但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政府逐渐把权力让渡给社会，人们成立民间组织的冲动在不断增长，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提供的资料用三句话对此进行了描述：“公民结社的意识日益浓厚，参与社会管理的要求日益强烈，成立民间组织的申请越来越多。”
　　有研究者于2002年―2003年上半年在部分地区进行调查时发现，经过正式登记的民间组织数量只占民间组织实际数量的8％－13％。这个数字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人们的结社需求。对于管理者来说，不能仅关注改革“存量”―――自上而下的民间组织，还要以更加务实的态度发展“增量”―――不断增加的自发而生的民间组织。
　　作为政府与公民间的桥梁，民间组织对于转型期的中国，具有特别的意义。用一位学者的话来说，民间组织的发展，是随着缩小政府活动范围、限制政府权力、完成对国家的改造而进行的。因而，对于21世纪的中国来说，民间组织的发展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就成为中国社会进步和现代化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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