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驿站剪报（35） ――

无疆界

――  驿站剪报（35） ――

     
绿野驿站，是大家爬山归来小憩的场所，可谈天说地，可谈古论今。

华发渐生、性情日拙，再难找回激扬文字、妙笔生花的文学青春，干脆就给绿野朋友们做一份剪报吧。

保证不违法，均来自公开出版出售的信息产品；保证有出处，并非个人编造撰写；不保证正确与全面，多为一家之谈、一时之见；不保证全部具有阅读价值，仅仅是个人觉得还有点点新意、点点含义、点点预见的零碎信息。

爬山归来，执茶临风，闲话桑麻，见仁见智，一份轻松的小小剪报为大家助兴；茶未凉，兴已尽，且让它随风而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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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疆界

1、“农业专业合作组织”进入发展元年

　　正如人们预料的那样，继２００４年之后，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聚焦“三农”问题。“一号文件”将“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提到了战略的高度，而新生的“农业专业合作组织”被农业专家认为是加快农业产业化发展、促进农民增收的未来强势力量。
　　“农业专业合作组织”试点工作在悄无声息地进行。在农业部２００３年推出１００个试点单位之后，各地政府在一年之内将这一数字倍速往上递增。
　　试点工作本应在２００６年验收，但广东省明显加快了进程。２００５年下半年“适当的时候”，广东省将提前对“农业专业合作组织”试点工作进行“总结”性验收。
　　在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的“加大支持力度”、“可以提供贷款”的强力推动下，２００５年成为“农业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元年”。
农业产业化的“变革”力量
　　对比去年的“一号文件”，不难发现，去年的主题词是“农民”，而今年文件九部分２７条政策的重心则落脚在“农业发展”。
　　在广东“两会”期间，致公党广东省委也提出了“关于扶持和完善‘农业专业合作组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建议》指出，由于目前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在一家一户基础上的相对分散经营，造成农民势单力薄，导致农业生产抗风险能力低，农民增收困难。
　　致公党广东省委于去年１１月对广东省的“农业专业合作组织”进行了专门调研，在乳源县考察了“荷兰豆产业协会”、“三角鲂协会”，在惠东县考察了“四季鲜荔枝专业合作社”等合作化农业组织，以此作为提出《建议》的依据。
　　华南农业大学教授施振旦是参与本次“建议”调研的人员之一。他告诉记者，国外成立“农业专业合作组织”的先进经验是，广大分散的农户以合作社的形式集中起来，在生产和销售上进行统一规划、市场化、集约化经营，不仅有利于提高农业的专业化和集中化水平，还能避免“谷贱伤农”的增产不增收等问题。
　　记者从广东农业厅了解到，在分得３个国家级试点单位后，广东省又确定了２０个省级试点单位，２００４年　　迅速增加到５０个。而广东省的各类专业合作组织已经超１０００家，这一数字还在增加。
　　广东省农业厅经管处相关负责人黄孟欣认为，通过合作社的形式，使农产品进行产业化经营，经营利润可以实现再分配，农民增收效果明显。他说：“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与一般农户比较，人均年纯收入通常要高出１０％～２０％”。
　　博罗县石湾镇农产品流通协会的运作是一个例证。该协会为农户提供韭黄的生产和流通服务，种植韭黄面积１万多亩，带动３３００户农民。石湾镇黄西村几乎家家户户种韭黄，少则３亩，多则１０亩，每亩纯利润５０００元。
　　与黄西村的农户相比，江西省湖口县付垅乡凰山村农户的收入明显要低得多。由于凰山村藏在深山里，村民曹和权无法加入“专业组织”。去年他家５亩田地的总收入在８０００元上下，剔除农资和生产性成本，每亩纯利每年不足１０００元。
　　有农业专家表示，农业产业化是一个方向，在农产品粗加工之后，还可以建成大工厂进行深加工，专业合作组织可以组建成大公司，为农民增民、解决“三农”问题发挥更大的作用。
扶持专业合作组织比扶持龙头企业好
　　对于“专业合作组织”的赢利模式，施振旦对记者作了解释：合作社先是按社员交纳上来的产品进行交易数额的“第一次分配”，而且对外经营所产生的收益，还按“盈余返还”的方式对社员进行“第二次分配”，即根据社员与合作社的交易数额，将合作社的对外收益按比例分配或“返还”给社员。
　　施振旦认为，扶持农业专业合作组织要比扶持龙头企业好。“这还不仅仅是因为龙头企业对农民只有‘第一次分配’，没有‘二次分配’。事实上，现在许多龙头企业两头压价，压榨农民。”施振旦说，这是因为龙头企业老板毕竟是一个商人，农民不是它的主人。
　　而据有关消息称，因为“支持龙头企业就是支持农民”在农村被普遍接受，于是政府支援农业的以十亿元计的款项堂而皇之地流进了龙头企业主的腰包。
　　施振旦对此一针见血地指出，在调研的时候，发现政府拨款中有些经费被龙头企业自己截流了，不把拨款拿出来带动农户改善技术，提高生产质量。而且还发现农民自己掏钱来使产品质量达到标准的情况，这些都打击了农民的积极性。
　　而由于“农业专业合作组织”是农户自发组织而成，在没有见到利益的情况下，农民参与积极性并不高。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是，如果没有经费，“农业专业合作组织”就难以派出人员全国各地联系采购业务，销路难以打通，“农业专业合作组织”很难持续运作。
　　“一号文件”里提出“积极探索龙头企业和专业合作组织为农户承贷承还、提供贷款担保等有效办法。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对专业合作组织及其所办加工、流通实体适当减免有关税费。”不过，施振旦提醒，合作组织如何管理好资金，保持资金透明，也是今年值得注意的问题。
　　据了解，从今年起，中央财政将安排专门资金，加大对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扶持力度。农业部将继续开展　　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试点工作，并建立一批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点。
　　施振旦介绍了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他说，在法国，共同使用农业机械合作社（ＣＵＭＡ）在成立时，政府给予２．４万～３万欧元的启动费。而在意大利，政府对这种合作社，按股份一定比例进行投资，一般在３０％～４０％，有的高达７０％。国外在资金的管理上，都由社员专门管理，有专门的审计，这些都是值得借鉴的方式。
　　黄孟欣说，目前政府在这方面的投入相当有限，财政还没有作专门的预算。个别地方政府有较大的支持，比如珠海市斗门区农产品流通协会每年可获得几十万元的支持，带动农户增收的效益可观。希望今年政府方面能加大对这方面的投入。
许多问题亟须解决
　　虽然农业专业合作组织对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和农民增收有显著作用，由于农业专业合作组织还处在试验阶段，目前还存在许多问题，其中法律地位、运作经费、经营体制等问题显得尤为突出。
　　黄孟欣说，现在大多数专业合作组织在各地民政部门登记。这就产生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在民政部门登记后，专业合作组织就成了“社会团体”，不能以盈利为目的。而专业合作组织成立的最终目的是要实现农产品利润的再分配，正是以盈利为目的。“不盈利怎么能帮助农民增收呢？”
　　致公党广东省委调研时发现，像上面提到的乳源县“荷兰豆产业协会”等组织虽然为农民带来了很好的收益，但因为这些组织不具备企业法人地位，无法向银行贷款，面临资金缺乏的突出问题。
　　据施振旦介绍，除了中国等少数国家外，大多数国家都有较完备的合作社法律。在日本和德国，对合作社赋予了专门的法人地位，在美国、加拿大、新西兰、泰国、越南等国，也都在合作社法中对合作社的法人地位、性质、宗旨等各方面进行了严格的规定。
　　所以《建议》里提到，政府要尽快将农业专业合作组织划入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组织，取得法人身份，为其申请贷款提供方便。
　　关于法律地位缺失问题，黄孟欣表示，国家有可能在２００６年出台《合作组织法》，以赋予“农业专业合作组织”合法的法律地位，规范其发展。现在草案也出来了，但由于难点太多，这个法律条文出台估计不会太顺利。
  
名词解释
农业专业合作组织
　　“农业专业合作组织”主要以农民为主体，由农民或社员根据“民主管理”原则进行合作事务和经营活动的一种组织形式。农民按“加入自愿、退出自由、民主管理、一人一票、盈余返还”的原则参加合作组织（合作社或协会），入社农民在坚持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基础上，在保持各自土地承包权和其他生产资料所有权不变的前提下，按各农户生产资料和能力大小以股份合作制方式入社。合作社依法在其章程规定的范围内，以维护社员的合法权益、增加社员的经济收入为目标，开展农业生产经营和服务活动。目前存在“公司＋专业合作社＋农户”和“专业合作社＋农户”两种形式。
　　农业生产合作社最早出现于国外，已经有１００多年的历史，是发达国家农业生产的普遍组织形式。理想的模式例如比利时，１８４９年已出现由教士来组织农民、会员把自己的产品，按协会规定的量和标准来生产，然后协会解决销售的后顾之忧，追求最高售价。



2、“后市场”的钻营者

　　躲藏在蒸蒸日上的中国汽车市场背后，元征科技公司如同一个隐形冠军，以敏锐的嗅觉捕获着全球的市场机会。
　　　　
　　“国际化并不遥远，它都在头脑里面，但需要立即去行动。”在一座由厂房改造的八层旧楼上，深圳元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8196.HK，以下简称元征科技)董事长刘易之认真地总结道。
　　刘一手创办的深圳元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前不久刚成为《福布斯》“2005中国潜力100榜”的一员。不过业务的快速增长还不是它上榜的全部理由，元征科技2004年第一季度的营业额5516万元，引人侧目的是其中海外市场销售收入达到3200万元，占当期营业额逾50％。
　　在元征科技的19家分公司中，海外分公司占9家；而其1000余家经销商中，也有600多家是遍布在中国以外的亚洲和欧美地区；15家授权培训中心、3家元征环球高科技示范基地、近20家环球汽车服务基地，已形成较完善的国际销售网络及市场服务体系。
　　在众多中国商家还在为了进军海外市场而反复论证、准备的时候，这个销售额目前还只有2个多亿人民币的中小企业，已经一早踏上出海的道路。用刘易之的话来说，“元征科技并不想花太多的时间去观望与等待”，在创业之初，由于市场的因素，就已经将目光瞄准全球市场，并同时开始着手去开拓国际市场。
　　
　　朴素的国际主义
　　1991年，刘易之本科毕业后在四川一家中外合资的酒店做秘书工作。在当时，“每月400元的工资还不算低”，但不甘寂寞的他决定下海。一年后，深圳市宝安元征计算机公司(元征公司的前身)成立，当时公司主要从事自编股票分析软件、名片软件，以及计算机贸易等，“生意很不错，赚了一笔不少的钱。”
　　元征进入汽车设备领域，纯属偶然。1994年刘易之的一位经营汽车维修店的朋友，请刘帮忙仿造一个国外汽车检测仪，当时这个检测仪价格不菲。刘和他的弟弟刘均当时并不了解汽车检测设备，但设计软件起家的天然好奇心，却促使刘氏兄弟决定冒个险，开始自己研发汽车电子检测产品，中国第一代“电眼睛”汽车故障诊断设备诞生。产品开发出来了，但是汽车维修设备不是快速消费品，而当时中国的汽车市场还未出现如今的“井喷”现象，更不用说汽车维修设备的消费。
　　汽车维修设备这个行业，在中国起步晚，但国外很早就起来了，“元征的海外竞争对手，大多都是几十年上百年的历史。”当时市场规模很小，这类产品属于专业设备，销量不大。唯一的机会，就是进入海外市场。然而没有外贸公司愿意代理销售，同时国内也几乎没有熟通专业的工程类销售知识的贸易商，于是刘易之只好领着他的元征，启程出海，出国找买家。
　　对于刘而言，经营国外与国内市场本质上是一样的。他认为国际化也是一个需要主动、务实的过程，“国际化首先是需要敢于去竞争，即要进攻而不是防守。”
　　“1999年时，我们第一次派人到美国去参加展览会时，希望能够在展会上拿到几百万美元的订单。”第一次出海的元征，带着针对中国本土市场开发的初级产品，自然是无人问津。
　　回想当年天真的商业思维，刘易之觉得很好笑。但是这探索国际化市场的第一步，让元征开始对国外的市场有了最原始的感觉与印象。之后每进入一个新市场，元征则有意识地进行当地汽车市场的调查，然后再带着相应的产品去寻找客户。由于不断地开发新的产品，2000年开始，有经销商对元征产品感兴趣，从小单到大单，元征开始有了形成其海外网络的最初支点。“后来我自己到世界各地去参加展览会议，上门拜访客户，逐渐对这个行业有了了解，认识的人也多了，发现西方公司也是通过展览会，在不断的建立起自己的品牌，扩大知名度，然后不断地采取各式各样的手段营销。”刘回忆说。刘易之曾马不停蹄地走访了50多个国家，一家一家地敲门问路，从零开始和经销商逐渐培养出彼此信任的关系。
　　从1999年到2004年，元征共参加的国际展览会和国际交流研讨会达19场，即每年平均参加3－4场展会。长期活跃于各地举办的大型展览会，这让迅速积累资源，在世界各地发展经销商，建立自己的销售网络。
　　在熟悉一个区域的市场后，刘开始派人进驻当地建立分公司，目前元征已经在欧洲的俄罗斯、德国，在中东的迪拜，在非洲的南非，在美洲的加拿大、美国、墨西哥，在亚太区的澳大利亚、日本等地方建立了9家区域性的独立分公司，这些公司在当地承担了市场营销的任务。目前元征的产品在全球60多个国家销售，LAUNCH这个品牌，正在逐渐成为汽车后市场这个行业设备领域的知名品牌。
　　　　
　　简单的商业动机
　　元征的业务分布，让刘易之一年中通常有一半的时间在跑国外市场，另外一半的时间在国内处理公司事务。虽然已经成为“空中飞人”，当谈起元征的国际化最初动因，刘却一脸哑然，“其实这是最简单的商业利益驱动。我国大概拥有的车辆2000多万辆，美国约2亿辆，日本8000多万辆，国内的汽车数量目前只占世界7亿总数的3％，对于我们来说，97％的目标客户在国外。”
　　对这样一个庞大的国际市场，刘易之的计划是要渗透市场，而不是简单的卖产品。“我们要把外贸和国际化营销区分开来。”
　　在元征科技的国际化途径上，更重于实力的提高来确立产品品牌。元征科技的X431能检测的车系达86种，而且平均每1.8天就可以升级一次，以便与最新车型同步。2004年9月，欧洲发行量最大的汽车后市场专业权威杂志《kfz－MeisterService》(译名：汽车专家服务)，对目前世界上销量最大的5个知名品牌的汽车故障诊断电脑进行了严格的技术测试。元征被专家委员会评价为：最有竞争力产品。相对于国外同类产品而言，价格是国外同类品质产品的约50％，更是充满了诱惑。
　　对于价格问题，刘易之并不愿意谈太多：“元征靠的不仅是价格优势，价格优势来源于成本控制。”在解码器方面，元征科技拥有150位研发人员，其中2／3以上负责软件的编写，这是汽车诊断仪领域目前全球最大的解码器研发团队。
　　西方普通工程师的年薪大约为10万到12万美元，而中国的一般工程师年薪为6000美元左右，最高的不过2万美元。假设拥有相同规模的研发力量，元征科技单款产品一年在人力成本方面就比竞争对手少1亿元人民币左右。相对于世界市场上像施耐宝(Snap－On)那样年销售额达22亿美元的超级公司来说，元征拥有相对的成本优势。
　　加上元征五年来在全球铺下的销售网络，元征的国际化轨道自动走上技术研发为支撑的本土经销模式。
　　
　　“后市场”扩容冲动
　　在汽车销售商的利润来源中，售后服务占50％，汽车销售占10％，零部件销售占10％，二手经营占20％，这说明售后服务大有开拓余地。而目前在国外，汽车售后服务的一个趋势就是从售后的维修转向汽车的定期维护保养，注重对用户的技术培训和技术咨询。
　　“其实利润最大的是零配件和服务，这两块市场的利润空间是我们现在设备生产利润的10到100倍！”刘易之又在开始计划着从产品结构上来寻找利润的空隙。
　　事实上，元征目前汽车诊断、维护设备等主营业务平均毛利率达到50％以上。而在国际市场上的主打产品主要是号称“电子眼”检测器X431，国外市场销售份额占到40％。2004年3月7日，元征在上海宣布，与德国公司共同投资2个亿的亚洲最大的举升机生产基地正式投产，元征科技上海工业园区占地110亩，总建筑面积22788平方米，引进国际一流的生产线，光生产线的设备投资额就高达1000万人民币，届时举升机年产量达3万台，年产值2.5亿元人民币。其中60％销往国外。
　　“除了这两个产品外，我们就再没有有竞争力的产品放到国际市场参与竞争了。产品结构显得有点单薄。我们想把零配件和售后服务这一块的市场吃下来，目前正在前期研发阶段。”刘易之说。
　　从元征涵盖的汽车诊断、检测、养护、机械设备、电子设备、信息系统、工具和检测线等8大产品线来看，养护、信息系统等早已渗入服务行业。而零部件产品主要面向制造业，毛利相对会更低，除汽车售后服务网点少量零售外，更多的需批量供向整车制造商，这对刘氏兄弟来说无异于第二次创业！
　　在新项目上马前，就有不少人劝这两兄弟不要偏离主业。对于这样的意见，刘易之听不进去：“行业就是主业。不偏离行业的前提下，要想有更多的份额，就必须有更多的业务。”
　　
　　元征科技在海外市场有独特的生意经
　　・国际化策略是要进攻而不是防守。
　　・充分利用世界大型展览会宣扬品牌，并迅速积累分销资源。
　　・一旦熟悉一个区域市场，就要果断地创建营销分公司
　　・要把外贸生意和国际化营销区分开来。
　　・不能依靠低价优势，而是要盯住成本控制。
　　・行业就是主业，在不偏离行业的前提下必须进入更多的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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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远程医疗：迟到的革命？

　　信息技术已经广泛地应用到各个领域，可是医疗人员在使用21世纪的医疗技术为病人服务的同时，却在使用19世纪的传播工具。
　　
　　1984年，著名的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AlvinToffler)就预言：未来的医生将面对计算机屏幕对远方的病人进行诊断和治疗。托夫勒并没有进一步说明他所指的“未来”是什么时候，20年后的今天，从远程医疗发展的形势来看，时机真的到了。
　　分布在美国各地的哮喘病患儿在家中拍摄下自己使用吸入器和气流检测仪的情况，并通过跨越太平洋的网络把图像传送到位于夏威夷的Tripler军队医疗中心，那里的项目主管将根据收到的信息来分析每一位患儿的情况，再把下一步有效控制哮喘的要点反馈给他们。
　　在美国波士顿的眼科中心，专科医生为几百英里以外的糖尿病患者实施远程的视网膜检查，以早期发现和防止他们出现视网膜变性。在过去四年中，这样的定期检查使这一地区糖尿病人的致盲率减少了5％。
　　身在美国的法国医生雅克・马雷斯科通过遥控机器人为远在大西洋彼岸的一名法国妇女实施了胆囊手术。
　　实际上，这些悄悄出现的新型医疗服务，不论被叫做远程医疗(telemedicine)，还是最近又被称为E－健康(E－health)，都是信息技术渗透到医疗服务当中的标志。最终，医学专家借助于这些技术能够为远方的病人提供更加专业、紧急和有效的诊断和治疗，医院和医生也能够更好地管理慢性疾病患者，减少并发症的发生。
　　为了尽快使远程医疗得到实质性的推进，美国总统布什确定了两个方面的发展目标作为它的基础，一个是在2007年之前美国的大多数家庭实现宽带连接；另一个目标就是在2004年的国情咨文演说中首次提出的“总统健康信息技术计划”。根据这一计划，未来10年内大多数美国人将拥有个人的电子健康记录，其内容包括电子病历、电子处方、临床检查结果记录等。根据设想，在患者本人授权同意的前提下，任何医疗服务及相关机构都能够查看到病人的健康档案。
　　布什在国情咨文演说中还指出，从航空业到银行业，信息技术已经广泛地应用到各个领域，可是医疗人员在使用21世纪的医疗技术为病人服务的同时，却在使用19世纪的传播工具，因而必须改变这种落后的方式。这样做能够减少医疗差错，降低医疗保健开支，并改善医疗服务质量。为了催生医疗服务E时代的到来，布什除了拨款100万美元专门用于2005年的示范工作以外，还为此特地设立了一个非正式的内阁职位――国家健康信息技术协调员，专门负责这一计划的实施。
　　2005年1月18日是美国政府对国家健康信息网络建设征求意见的截止日期，就在这一天，包括微软、IBM、英特尔、甲骨文等在内的8家最大的信息技术企业联合递交了一份长达134页的报告，这8个通常情况下的竞争对手宣布共同建立一个协作联盟以促进国家健康信息网络的建设。为了顺利实现个人健康数据在网络上的传输和共享，8家公司宣布将为此首先和政府部门一道建立一个开放的、非专利性的技术标准。对于这一业内罕见的合作姿态，分析家认为健康信息网络不仅将在整体上促进医疗服务效率的提高，而且也将在技术和服务两个方面给信息产业带来巨大的市场需求。
　　IBM健康产品全球总经理拉塞尔・里奇(Russell　J.　Ricci)对此评价说：“医疗服务本身属于知识产业，但它在应用先进的信息技术方面一直非常滞后。医疗保健的开支占美国GDP的14％以上，每年1万亿的市场规模对任何企业来说都具有足够大的吸引力。”
　　难怪到上述截稿日期为止，国家健康信息技术协调员大卫・布雷勒(David　J　Brailer)博士已经收到的来自各种机构和企业的报告多达500多份。



2、德先诉索尼背后：电池市场暗战行业标准
　　
　　据业内人士透露，索尼目前仅在中国市场使用了电池智能识别技术，在其他地区则没有，“这一点颇令人玩味。”
　　事实上，德先诉索尼案本身正是中日电池市场争夺战愈演愈烈的一个缩影。
　　
　　这是一场蓄谋已久的诉讼？
　　1月12日，原定当日开庭的四川德先科技诉上海索广电子公司以及索尼株式会社一案，由于索尼(中国)有限公司拒收传票，法院启动外事诉讼程序，改在2月开庭。
　　“但2月能否如期开庭还不确定。”1月24日，代理德先公司诉论的律师之一、四川君合律师事务所律师廖晓丽告诉记者，“即使能如期开庭，案件的审理过程也还将漫长。”
　　随着此案的进程，国内数码锂电池的市场标准之争已经硝烟弥漫。
　　
　　谋告索尼？
　　作为国内数码产品电池的领先厂商，把索尼拖上法庭的四川德先科技早有“预谋”。
　　“最早我们打算去年上半年在成都起诉，但是考虑到管辖权等问题，加上调查、取证，最后推到2004年底才在上海中院正式起诉。”四川德先科技董事长赵武告诉记者。
　　这一起诉于2004年11月24日被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正式受理。在德先的民事诉状上，德先要求索尼在中国立即停止使用“索尼”牌锂电池的智能识别技术，同时要求索尼在中国停止在生产数码摄像机和数码照相机时使用智能识别技术。
　　诉状中的“智能识别技术”，是指索尼数码摄像机和数码相机等数码产品对电池附加的智能密钥识别系统。通过这一系统，每一块电池都只有附加密码才能为索尼的数码产品所识别并使用。
　　这意味着，其他品牌的电池在未解码的情况下，无法应用到索尼数码摄像机、照相机上，消费者一旦购买索尼的数码产品，则只能选择索尼电池。
　　据赵介绍，在市场上，尽管松下等品牌的数码产品也推出了智慧型电池，但这些数码产品能与一些通用电池交换电池消耗状况数据，并没有设置身份识别限制。
　　就目前而言，其他品牌的电池厂商，必须以巨大的代价进行解密，获得源代码后才能使用于索尼产品。“我们已经投入200多万元用于破译索尼智能密码识别系统，这使得每一块电池成本增加了40元到50元。”赵武说。
　　“严格地说，这是一种垄断，是一种捆绑销售。”1月27日，中国电池工业协副理事长周正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这既损害了消费者的选择权，也对其他电池厂商不公平。”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锂电池使用寿命有限，一般消费者在使用2到3年后，就必须更换电池，这令锂电池的市场更加可观。
　　据周正祥透露，在过去的数年中，中国的锂电池市场一直以每年翻一番的速度在递增，“2003年中国锂电池市场已经达到3.5亿只，2004年的统计数字还没出来，但仍然在高速增长。”
　　据了解，索尼电池与其他品牌电池之间价格差异极大，以“网购在线”的价格为例，索尼数码摄像机的电池价格平均1123元／块，JVC为908元／块，而其他品牌的价格低得多，比如瑞能为670元／块，品胜为263元／块。
　　以263元到1123元的价格差，索尼55万多台数码设备仅电池就已经产生超过4.5亿元的巨大利润空间。按照锂电池的淘汰速度，在1到2年之后，这批电池的更新换代又将产生一个庞大的市场。
　　“以目前的性价比，国内电池企业无疑处在上风，所以索尼设立技术壁垒，不但令消费者必须花费更高的价格购买索尼的产品，也损害了其他电池企业的市场。”赵武说。
　　
　　国家标准缺失
　　据业内人士透露，索尼目前仅在中国市场使用了电池智能识别技术，在其他地区则没有，“这一点颇令人玩味。”
　　“这与消费习惯及市场竞争有关。”该人士认为，在很多地区，由于电池市场不大，所以没有电池厂商和品牌参与竞争，消费者由此形成的习惯是购买某品牌的数码产品，就很自然地购买这个品牌的电池。
　　而在国内，由于电池市场庞大，而且本土电池企业实力较强，电池的性价比都足以与外资品牌电池抗衡，所以很多消费者都开始选择价廉物美的其他品牌电池作为外资原装电池的替代品。
　　问题由此产生。锂离子电池在国内没有统一标准，甚至没有国际统一标准，而全世界锂电池年产量的95％在日本。因此，手机生产厂家在组装电池时，大多使用日本的企业标准。
　　由于电池缺乏统一的质量标准，所以产品良莠不齐，假冒伪劣电池、垃圾电池、水货电池也由此不断冲击国内市场。这也是索尼采用智能识别技术的原因之一。
　　截止到发稿时，索尼一直未接受相关采访，但索尼(中国)有限公司此前在公开声明中表示，因为索尼曾陆续收到少数用户由于使用仿冒电池而导致了机器冒烟、着火、破损等事故报告，所以索尼(中国)有限公司在2003－2004年期间向消费者发出公告，希望用户使用正宗的Sony可充电电池，以最大程度地杜绝仿冒电池对消费者人身安全的威胁、尽可能地确保消费者的产品使用安全。
　　在这样的情况下，呼唤行业统一标准逐渐成为行业共识。
　　2004年8月28日，摩托罗拉、诺基亚、波导等国内外移动通信领域大鳄，德赛、天津力神等电池生产厂家，以及国家碱性电池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等单位开始共同商讨《蜂窝电话用锂离子电池总规范》新国家标准的制订，并计划于今年3月在北京颁布。
　　但这个国家标准更多地集中在手机电池方面，并未覆盖整个数码电池领域。
　　“在以前，各种电池的生产是由不同的部委在管理，比如原电池是由轻工部管理，铅酸电池是由机械工业部管理；但是随着国家体制和市场的发展，这样的形势已经出现变化。”周正祥说，以前由各部委各自管理的电池行业正在转向新的行业管理，在这样的转变过程中，还有一定的遗留问题需要解决。
　　另一个问题是，即使出台了相关电池方面的国家标准，能否对企业产生约束力，这还并不确定。
　　“按照国际惯例，一般的国家标准只是指导性文件，如果有强制性的内容会以法规形式出现。”周正祥解释，“不过在国内，一般在标准出台时，往往也会有强制性的条款，甚至各部委会联合发文加以推行。”
　　
　　更激烈的技术角力？
　　“现在的情况是，案件拖得越久对我们越有利。”赵武说，“如果国家标准或者反垄断法出台，那么我们胜诉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
　　然而，即使德先胜诉，至少也是半年甚至1年以后的事情。据介绍，法院已启动的外事诉讼程序是要将起诉书、传票等文件翻译成日文，然后上交至最高人民法院，由高院委托中国驻日本大使馆递交日本政府，再由日本政府由当地法院送达索尼株式会社。
　　如果索尼株式会社应诉，还要对国内机构进行授权等手续完备后才能开庭，而从开庭到结案又需要数月甚至更久的时间。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德先对索尼公司的起诉，还将经过长时间的法庭角逐才能落下帷幕。
　　事实上，此案本身正是中日电池市场争夺战愈演愈烈的一个缩影。“坦白地说，我们状告索尼，除了希望索尼改正做法之外，也希望国内消费者了解到国内电池也有实力，值得信赖，从而扩大市场。”赵武说。
　　20世纪90年代，充电电池几乎还是日本人的天下，三洋、东芝、松下、索尼等厂商占据了全球近90％的市场份额。1995年前后，随着比亚迪、力神等一批中国企业杀入，锂电市场的天平开始逐渐向中国倾斜。2000年以后，除了LG、三星等少数企业外，锂电池几乎已经演变成中日两国的竞跑游戏。
　　中国电池企业得以迅速崛起的优势在于生产成本的降低。锂电池生产商深圳邦凯公司董事长傅启源此前曾表示，“日本厂商十条流水线要投资8300万元，中国只要300万元。”
　　通过将生产线分解为低成本的人力流水线，一批中国电池企业将成本全面降低，并以此抢占大量市场。2003年，中国电池供应量已经超过全球供应量的1／3。其中的佼佼者如比亚迪，2003年营业额已达40亿元，比上一年上升77％；2004年更在大幅增长，目前已经进入全球锂电池制造的前三甲。
　　另一个趋势是，国内企业已经迅速掌握了相当尖端的电池生产技术，电池不断小型化、数字化、智能化和环保化，电池保护电路、数字容量显示、智能电池技术等逐渐演进，销量和市场份额也随之一路高歌。据统计，2002年以来，锂离子、镍镉、镍氢电池的销售量已经攀升至全球第三、第一和第三。
　　市场的争夺不断白热化，也促使中国电池企业遭遇的技术壁垒和知识产权之争不断浮现。
　　一个经典的案例是2003年5月，美国劲量分别对包括中国七家公司在内的24家美国境外电池公司向ITC(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提起诉讼，诉讼理由是其无汞碱锰电池专利受到侵害，要求ITC就此展开调查，并请求ITC按照美国“关税法337条款”，签发排除令禁止这些企业生产的无汞碱锰电池进入美国市场。
　　其后在中国电池工业协会组织下，7家中国电池企业积极应诉，并最终获得胜，成为1997年以后，中国企业面临“337”调查案惟一终裁获胜的案件。



3、连锁网吧曙光初现 众厂商齐心打造产业链

　　随着网络的普及和ＩＴ技术的不断发展，游戏产业已经成为中国最具潜力的一大朝阳产业，并造就了一大批上市公司和亿万富翁，给予游戏ＰＣ以巨大的上升空间。但游戏ＰＣ能否浴火重生，关键还在于，厂商是否准确把握并满足了用户日益变化、上升和理性的消费需求，这将是游戏ＰＣ成败的分水岭。
　　大半数网吧惨淡经营的局面有望在２００５年得到缓解，网吧业主们有望在三年寒冬后首度迎来春日的温暖：先是由文化部牵头连锁网吧减税三年政策将有望年内出台，而后整个行业的“自救”态度也越显积极，连锁网吧、上下游企业的联合打造产业链，共同发展联盟的热情也日益高涨。
　　“２００２年‘蓝极速’网吧的一把大火将整个网吧业烧黑了三年，随后的２００３年的‘非典’、２００４年全国网吧专项治理工作都使得网吧业主经营艰难，真正盈利的很少。” 两年前曾首批拿到连锁网吧牌照的零度聚阵文化有限公司副总裁南志鹏坦言，自己曾有很长一段时间都不爱告诉别人从事什么工作。“我认为２００５年中国网吧将有蓬勃发展的机会，政府的支持态度让我对这个行业非常有信心，而且由文化部牵头，连锁网吧将被纳入２００５年财政部相关行业税收优惠政策目录中。 ”
  
游戏ＰＣ重夺网吧重地   
　　众ＰＣ厂商对网吧争夺从未间断。联想、长城、浪潮、ＩＢＭ等国内外品牌都针对连锁网吧推出了相应的机型，早在２０００年前后，一些品牌ＰＣ厂商就打出了“游戏ＰＣ”的大旗，但消费者却没有买账，最后不了了之。究其原因，主要是当时的游戏ＰＣ无论在把握消费者需求，还是产业环境上，都不够成熟。“我们的直营店曾经和ＩＢＭ推出过三年免首付的服务，当时在业界是比较大的新闻，但以后就没有再加过设备。” 南志鹏表示自己旗下的连锁网吧跟ＰＣ厂商的合作很多，但大多“雷声大、雨点小。”
　　据了解，在全球网络游戏的玩家中，有６０％～７０％是在网吧玩网络游戏，由于网络游戏对电脑显卡、声卡、硬盘、鼠标等配置的要求非常高，所以在网络游戏占据网吧大部分空间的前提下，也对网吧Ｐ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对游戏玩家而言，追求最新的技术和配置，寻找炫酷的感觉，是他们的与众不同之处。因此，在当时，有ＰＣ厂商推出了将近２万元、号称“中国第一款的游戏电脑”时，尽管在开头吸引了一些媒体的眼球，但却“有价无市”，无所作为。随后，联想、清华紫光等也纷纷步其后尘，也难逃昙花一现的命运。当然，不能否认，当时我国游戏产业的发展规模，以及相关的软硬件水平，也是当时游戏ＰＣ没有实现大发展，遭遇滑铁卢的另一重要原因。
　　１月２７日，长城公司区域平台管理中心总经理白强透露说，长城联手英特尔和国际知名显卡厂商ｎＶＩＤＩＡ，并邀请权威、典型的网吧从业者作为产品顾问，长城公司推出了专为游戏设计的，符合网吧经营管理的游戏ＰＣ――嘉翔７０００系列至尊版，该产品在提高品牌ＰＣ在专业游戏市场竞争力的同时，凭借其产品性能、整体技术支持和售后服务，将彻底改变网吧采用ＤＩＹ方式组装ＰＣ的现状，加快网吧电脑品牌化的发展趋势，同时也提升了网吧自身的竞争实力。
　　有专家指出：“此一时彼一时。随着网络的普及和ＩＴ技术的不断发展，游戏产业已经成为中国最具潜力的一大朝阳产业，并造就了一大批上市公司和亿万富翁，给予游戏ＰＣ以巨大的上升空间。但游戏ＰＣ能否浴火重生，关键还在于，厂商是否准确把握并满足了用户日益变化、上升和理性的消费需求，这将是游戏ＰＣ成败的分水岭。”
  
网吧产业链初具规模   
　　与长城推出游戏ＰＣ相比，更惹业界注目的是长城同时根据网吧初期投资大的特点，为业主提供３个月的银行承兑免息支持。“长城手上有１０亿元资金，主营业务仍以做大ＰＣ为主，此番合作长城是真金白银的投入，也说明长城对连锁网吧未来市场的看好。”白强也指出，长城此次倾心网吧市场绝非卖长城ＰＣ这么简单，全力支持网吧发展在整个产业发展中牢牢占据产业链的上游地位才是真正用意所在。
　　为了网吧产业的健康发展，国家主管部门先后出台了一系列规范网吧运营管理的政策，但如何准确无误地解读这些政策成为网吧业主颇费脑筋的一件事情。“网吧生态链的最大作用就是为网吧业主服务。”零度聚阵文化有限公司董事副总裁刘燕女士表示，“零度聚阵作为正式获得文化部批准的全国网吧连锁经营许可证的五家公司之一，依托规模发展，进行资源整合，向广大加盟网吧提出全方位、高质量的服务，其中包括政策指导、增值服务和应用平台，这些必须通过与“网吧生态链”中不同的企业进行合作来实现。”
　　据了解，虽然当前网吧业的产业生态链已经初步形成，但仍不能很好确保业主获得高回报的收益，帮助业主解决运营层面的问题。自２００４年以来，各家全国连锁网吧企业也纷纷开始尝试增值服务的合作，为网吧的经营引入新的元素。有资料显示，２００４年全球的玩游戏的人数达到了４５００万人，在韩国和日本，电子竞技游戏产业的产值远远超过了汽车工业。由于电子竞技比赛实行淘汰制，比赛天天有，而且每天时间固定，从而可以充分利用网吧生意低潮的时间段。作为一种新的宣传手段，电子竞技成为网吧产业链中比较活跃的一环。
　　日前致力于在网吧推广电子竞技平台的巅峰竞技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徐钟先生表示：“将全新的电子竞技社区服务理念及运营模式与网吧连锁机构的行业资源相结合，让ＧＡＭＥＲＣＬＵＢ电子竞技社区为网吧的经营带来巨大经济效益，同时，通过社区规范化的服务模式来推进国内电子竞技产业的发展将能更好地解决网吧盈利模式单一问题。”
　　业内专家也指出，连锁网吧的市场有待进一步成熟，最终成为一个以网吧为服务渠道的经营平台，带动与其相关的业务发展，主要靠提供增值服务等作为今后的业务模式，如网络游戏、交友、视频点播等业务，将是连锁网吧的业务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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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疆界

1、９２派中国商人的崛起

　　《财富》杂志中文版连续四年在年度第一期封面都推出一位“中国商人”，最新出炉的是泰康人寿董事长兼ＣＥＯ陈东升。此前，年度中国商人分别是中国移动（香港）有限公司董事长兼ＣＥＯ王晓初（２００３年）、中国人寿总经理王宪章（２００２年）以及包括卫留成、张瑞敏等组成的中国商人群像（２００１年）。
  
９２派商人的历程   
　　 陈东升荣膺本期封面人物是因为他的抱负――５００强之梦、他的经历――成功地创办了两个行业的国际化企业模式，以及他在２００４年不俗的一年――２００４年，中国保险业的增长率不足１０％，但陈东升管理的泰康人寿却实现了３５％的增长。
　　作为中国商人的代表，陈东升与王晓初、王宪章、张瑞敏等有类似的值得称道的地方，比如在经济生活中扮演着行业活跃份子的角色，领导下的企业业务规模或利润呈现两位数的增长，在行业具有核心竞争优势并保持着强有力的增长后劲。但不同的是，陈东升在诸多竞争者的胜出代表着“９２”派商人的崛起，“９２”派商人是指１９９２年邓小平南巡后，活跃的青年群体当中有一些人开始经商，他们有较好的学历背景、曾经拥有很好的政府资源、擅于学习国际领先的商业模式，长于把握国家新的经济政策赋予的机会，基于对中国经济走势的判断找到经济领域一个空白点，创办新的商业企业模式。
　　像创办了嘉德拍卖和泰康人寿的陈东升，创办了物美物流商业模式的张文中、创办了中国国际期货经纪有限公司的田源、创办了万通实业的冯仑……他们生于上世纪５０年代后，８０年代初毕业于中国名校，毕业后在国家政府部门任职。他们的少年时代是富于理想的读书郎、青年时代是富于社会责任意识的热血青年，中年时代则是放眼全球市场，致力于在国际化的环境中实现自己的更大的企业梦想的创业者。
  
９２派商人的特质   
　　富于创新和富于激情；擅于学习和勇于与国际化接轨，这无疑是《财富》中文版中国商人的共同气质。但是在以陈东升为代表的１９９２年下海的学者型商人们，他们更具有敏锐的商业嗅觉，成为一些伴随着中国经济走强而潜力暴涨行业的领先者。
　　陈东升，１９９２年的他是国家政府部门的一个正处级干部，其时，体改委出台了《股份公司暂行条例》、《有限责任公司暂行条例》，正是这两个文件使陈东升看到创立企业的商业模式和投资来源。３０多岁的陈东升放弃了正处级的职位，在商海里一口气创办了两个企业。
　　张文中留美回来，看准了零售业在中国走强的大趋势；田源摸准了期货业这个古老而又生机勃发的行业脉动，继而向体育休闲行业进军；冯仑则是最早一批以知识分子身份投身房地产的“知道分子”。
　　９２派们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在创办商业企业后，他们又会用积累的资本去投资金融企业，陈东升先有嘉德拍卖才有泰康人寿，张文中先有物美超市的海外成功上市再去投资保险企业，冯仑是万通集团的董事长，又是民生银行的董事。
　　陈东升曾说，金融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命脉，是离政治最近的领域。１９９２年，陈东升创办实业的梦想实际上要让位于他投身政治生涯的抱负的，虽然，时势成就了他成为成功企业家的理想，时间却从未抹去９２派商人骨子里面跻身于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主角的梦想。陈东升２００４年提出的“保险是现代生活的三大件（房子、车子、保险）”的理论可谓佐证之一。２００４年的陈东升更多地在推销一种保险理念，他一再阐述“以保险为主题的新三大件的消费，会带动中国经济继续稳定、快速发展的拉动力。”
　　９２派商人们已经走过了“个体奋斗”的阶段，需要在一个更广阔舞台上施展自己，融合了知识资本和金融资本的才华，如果说在他们的实业理想的背后还有更大的梦想，那就是实现政治家的抱负。如果我们大胆猜测，以９２派商人为代表的中国商人们正因为怀有这样的理念，他们在社会经济生活领域中才显得更富于创造力。



2、选择做企业家就是选择了高风险的生活
　　
　　中国的企业家还存在两个大问题：一是缺乏相应的健康知识，二是缺乏足够的健康认识。　　
　　正值壮年的企业家相距离世，是宿命还是偶然？是什么让我们的企业家如此脆弱？失去了企业家的企业将何去何从？为此，记者专访了复旦大学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研究所所长、心理学家胡君辰教授。
　　
　　悲剧的必然
　　《21世纪》：在过去的两年内，我们看到许多正值壮年的企业家接二连三地去世，你怎么看这一现象？
　　胡君辰：我感觉其中有一定的必然性。
　　为什么有一定的必然性？实际这是由企业家工作性质决定的。我在给MBA上课的时候，第一堂课一定会和他们说：“你要考虑一下，企业家这项工作是很有挑战性的，也是很辛苦的，它回报很高，但是投入也很多。”现在的市场竞争十分激烈，因此要成为一名企业家，首先要对这项工作的艰巨性有心理准备。
　　其实，英年早逝的现象也并不只是出现在中国的企业家身上。美国曾经做过一项调查，发现企业家的平均寿命相比于一般人而言要短。从这个角度来说，选择做企业家，本身就是选择了一种高风险的生活。
　　而中国的企业家与此同时还存在两个大问题。一是缺乏相应的健康知识。有些企业家可能本身是学工科、学理科或者学管理的，但是他们缺乏健康保健方面的知识。我知道不少企业家工作起来废寝忘食，实际上就是这方面知识缺乏的表现。二是缺乏足够的健康认识。一些企业家总是感觉到，我身体还好嘛，所以对自己的身体就不注意。这样一旦出问题的话，可能就是大问题了。其实有些症状是在早期就会出现的，就是因为他们不注意，小病才变成了大病。
　　《21世纪》：有没有社会环境方面的原因？
　　胡君辰：我们的社会环境对企业家是有压力的，我们的社会对企业家的期望过多。
　　现在有些企业家总是很忙，忙在哪里？不是忙在企业里，而是忙在社会应酬方面。很多企业家的名片上都印着一串头衔，这就是说，很多会议他都要参加，很多场合他都要到场，这实际上是人为加重了企业家的负担。
　　社会应该给企业家尽力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不要再给企业家施加压力，这其中就包括不要给企业家太多分外的职务。企业家把企业做好就很了不起了，不要期望企业家成为完人，要求他们面面俱到，任何方面都很优秀是不可能的。
　　《21世纪》：我们看到的却有些不同，事实上多数社会活动都有公关的成分，企业家是在主动参与，而不是被动参与。
　　胡君辰：的确如此。这里面有一个社会发展的过程。
　　现在我们的机制还不是很规范，尤其是很多政府部门实际权利还很大，不进行一些政府公关的话，企业的发展就有可能受到一定影响。从社会的角度讲，我们应该更加规范化，政府部门要“多做裁判员，少做运动员”，这样就可以让企业完全按照规章制度来运作。
　　从企业家的角度讲，我们不可能马上改变这样一种现状，但至少应该学会抓大放小，如果这个事必须你做，那么你就做，其他事情尽量少做一点。
　　
　　做一个有钱的穷人
　　《21世纪》：今年头一个月有两位企业家选择了自杀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胡君辰：自杀最根本的问题，是自己的心理问题。
　　实际上我们的企业家很多都有心理问题。美国的调查是10％的企业家有心理问题，我感觉我们可能会超过，因为我们的疏导更少。
　　中国现在发展相当快，一批企业家是在很短的时间里迅速发家的，他们一下子还不能承受这种巨大的变化。钱突然变多，可支配权突然变大，这就引发了很多心理问题。所以说，一夜暴富其实很有可能是一场灾难。
　　我觉得，对企业家来说，一种比较好的做法是，做“有钱的穷人”。就是说把赚来的钱放在一边，不去动，日常生活还是像普通人一样过，既不用为没有钱而担心，也不必为如何花钱而操心。这样一来，心态自然就会比较平和。
　　《21世纪》：你提到我们的企业家很多都有心理问题，有没有解决的办法？
　　胡君辰：我认为中国企业家特别需要一个身心健康的培训课程。他们现在参加的培训课程都是“硬培训”，财务、管理、物流等等，实际上，像心理培训这样的“软培训”对他们的意义可能更大。
　　问题是，现在中国在这方面是个空白，企业家想学都没有地方去。心理咨询这个问题，据我了解，政府现在对学生的心理问题已经比较重视，好像感觉是小孩子需要心理咨询，大人不需要。但实际上大人更需要心理咨询。现在很多国家都有一些隶属于政府的、提供心理咨询和培训服务的公共机构，我感觉我们国家将来发展趋势也应该是这样。
　　在目前的条件下，企业家可以通过两种渠道来寻求心理问题的解决方法，请教高校心理系的专家，或者求助于心理咨询公司。
　　此外，他们还可以参加一些思维模式方面的训练，比如参加《对卓越的投资》一类的课程。这类课程比较强调一种平衡的概念，就是告诉你，成功不是说钱赚得多，事业搞得好，还有很多其他方面的因素需要平衡，比如家庭生活、人际关系、心灵感受等等。
　　
　　他杀也是心理问题
　　《21世纪》：近两年中因为种种社会原因导致企业家被谋杀的案件时有发生，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有2003年山西海鑫钢铁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李海仓被枪杀案和2004年四川明达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葛君明被炸案等，你如何看待这些现象？
　　胡君辰：他杀其实也是一个心理问题。一个是凶手的心理问题，一个是企业家的心理问题。凶手的心理问题很清楚，杀人犯都是心理变态的。为什么讲企业家也有心理问题呢？这是因为，他们没有注意到如何调试自己和周围人的关系，他们没有一种很好的理念，一种双赢的理念。如果他们时刻具备一种“你赢我也赢”的理念，很多悲剧其实完全可以避免。
　　当然，从社会的角度来说，仇富心理我们中国人好像比较重，因为我们的机制还不是太公平。有人看到你富，就认为不一定是你水平高，而是你的机会好，或是你利用了某些关系。因此，必须建立一个公平的机制才能从根本上杜绝仇富心理。
　　其次是舆论，舆论很重要，我们就应该创造一种“越富越光荣，越穷越狗熊”的氛围。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真的在鼓励大家致富，只要是合法收入，都应该得到尊重。不要让人感觉富人就等于坏人。我觉得我们绝大部分企业家其实还是劳动者，他们抓住机会，敢于冒险，才取得今天的成就。当然，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大家一起努力。
　　
　　接班人计划
　　《21世纪》：随着企业家的意外去世，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企业应该托付给谁。如果企业家事先已制定过接班人计划，这个问题就比较容易解决。中国的企业目前在这方面做得如何？
　　胡君辰：据我了解，中国的很多大企业都没有明确的接班人计划，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缺失。一旦老总出现什么意外，企业的运作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这方面很多跨国公司就做得比较好。比如爱立信，去年，他们中国区前总裁杨迈因为心脏病突然去世，第二天，公司的CFO就立刻顶上去，过了一个月，公司从内部调来一位新总裁，其间所有事务的运行都有条不紊，并没有因为一个总裁的突然去世而带来动荡。我估计爱立信是制定过接班人计划的。
　　一个企业有没有接班人计划，实际反映出的是这个企业有没有这样一种企业文化，就是要让企业持久发展，以及要让企业有利于社会、有利于员工的文化。如果没有这种文化，接班人计划就很难搞起来，因为有权的人不想放权。
　　《21世纪》：接班人计划应该如何制定？需要包括哪些内容？
　　胡君辰：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一般一个总裁要有三个接班人，其中包括可以直接接班的和需要一些培训才可以接班的。此外，每个副总也应当安排两到三个接班人。接班人计划一开始不可能做得很全，一般做到经理这一级就可以。
　　对于民营企业来说，在制定接班人计划时还有三个问题是企业家必须要考虑的。选亲友还是选外人？亲友有没有兴趣搞这个企业？亲友有没有能力做接班人？我建议，在条件相似的情况下，他还是应该选择自己的亲友。但是如果他的亲友本身对搞企业没兴趣，或者能力实在是太差的话，就应该三思而后行。否则，你把企业交给了他，企业却倒了。
　　《21世纪》：接班人计划应该在企业家身后被揭晓还是应该在企业家生前就揭晓？
　　胡君辰：我感觉一个具有优秀企业文化的企业，接班人计划应该是公开的、开放的。制定接班人计划，不是说指定谁做接班人就是谁，如果有更好的人选也可以改变。而对指定接班人来说也是一种激励，他会更加努力。



3、年终奖“六宗罪”

　　“老郭，我要跳槽。”每年岁末年初，会有不少人找到展动力猎头公司ＣＥＯ郭展序，据郭的观察，“年终奖”是其中不可忽略的导火线。
　　来自中国企业人才研究中心２００５年的调查，６７％的员工认为年终奖低于期望期，另有５４％的员工表示，即使公司发放的年终奖达到或超过预期，但也因其发放制度而导致不满。
　　在记者随后对诸多ＨＲ总监、猎头、咨询顾问、机构、员工和老板的调查中，年终奖的“六宗罪”浮出水面。
  
公开VS隐秘：稀里糊涂的一笔账   
　　“凭什么？凭什么？那个家伙居然比我拿的要多？”尽管年终奖的数额向来是老板希望保守的秘密，但故作不经意状的打听、漫天飞舞的小道消息从来没在岁末的办公室停止过，并导致不满、猜疑、埋怨甚至背叛。
　　当小道消息无可避免，采取公开还是隐秘的发放也就成为了人力资源经理们的争议。
　　一方观点认为，隐秘式的现金奖励是一场心理战，成功的经理如同一个高超技术的的分蛋糕人，能使每个人都以为自己获得的是最大的一份，从而使管理充满艺术的魅力。
　　而另一方则认为，隐秘让员工产生疑虑，要发挥员工的积极性，就应该让员工知道组织的情况，特别是对于敏感的年终奖。员工有权也应该知道，自己的年终奖来自何处。
　　诸如 ＩＢＭ那类管理成熟的大公司似乎验证了后者的观点，员工早在年初就已悉知种种计算与发放方案的规定，他在年末的时候只需要将自己的年初目标、业绩结合考核就可算出个大概。
　　“几十人的小公司当然可以采取隐秘的发放形式，管理者能对员工知根知底，也更为灵活。无须增加额外的管理及考核成本。”韬睿公司咨询顾问柴敏刚认为，“但企业上了规模，随意已经失去科学性，就得靠考核来计算。”
　　而这并不能为多数中国企业所效仿，中国企业人才研究中的调查显示９４％的人表示自己所在企业没有年终奖的发放标准。
　　一个关键的症结在于，他们并没有形成完善的考核体系，年终奖只是一笔糊涂账，老板临时决定总额，凭感觉制定标准。
　　“如果本身就做不到有据可依的公平和准确，公开岂非自找麻烦。”某ＨＲ总监无奈地告诉记者，“由于没有事先的约定，我们只能走一条隐秘与公开的中庸之路，这是管理水平决定的。”
　　当企业无法准确地告诉员工数额的来历时，也就无法阻止员工对种种可能的猜测。此年终奖“六宗罪”之一。
  
保健因素VS激励因素：做了不讨好   
　　“年终奖的发放与员工业绩、能力与态度结合越紧密，其激励作用就越大。” 注册人力资源管理师认证中心负责人李直认为，“特别当其成为员工普遍的期待，更是作为激励的强化手段。”
　　但看起来，并不是所有的ＨＲ都能掌握这种激励的技巧。６７％的员工认为年终奖低于期望期传递了一个信号，激励并不成功。多数人的不满意导致着负面效果的产生。
　　激励无法形成，而年终奖每年的发放照旧，那是由于其已沦落成保健因素。据赫兹伯格的双因素论，它并不激励员工更为积极，也无法为企业创造更多的价值，但是一旦没有，却能给企业带来足够的负面影响和破坏。
　　员工把年终奖的发放当成一种惯例，企业发放数额的多少沦落成只是传递年度经营、利润好坏的晴雨表。
　　一个主要原因依然是，ＨＲ只是在造发放表，却很难准确去告诉员工与他个人业绩、能力相关的为什么。就连对易于解释的销售业务单元的员工，最大的依据也只是销售额。而这些年终奖，已经是各个月销售提成被延后的部分，甚至没有当时兑现的激励来得强。
　　诸如“年底双薪”、诸如不同层级员工统一发放标准，让原本是变动薪酬的年终奖沦落成固定薪酬，甚至被员工理所当然地看成福利。在缺少差距性年终奖的情况下，这两种形式成为与激励脱节的保健因素。
　　做了不讨好，落水连响声都没有。此年终奖“六宗罪”之二。
  
成本VS投资：无奈的支出   
　　“２１世纪最贵的是什么？人才。”虽然“人力资本”被不遗余力地宣扬，管理学家们反复劝说对员工的支付应被看成是投资而非成本。
　　但是很遗憾，当年终奖所起的激励作用微乎其微时，这种投资所产生的回报几乎让人忽略。中国企业人才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７０％的人认为，年终奖是企业的成本，甚至５６％的人认为，年终奖是企业的负担。
　　“每年我四处打听同行竞争对手的年终奖情况，为的是有个说法。我不知道给了有什么用，但我必须给下去，而且还不能比上一年少。”王老板向记者抱怨，年底的那笔钱已经成为一种负担。
　　“我们每月从员工的收入中悄悄地截留一部分，等到年终的时候再以年终奖的形式发放下去。”一位业内人士透露着他们对“成本”的处理方式。
　　原本是企业与员工共同分享的利益，竟成为“羊毛出在羊身上”的无奈成本支出。此年终奖“六宗罪”之三。
  
年前 VS年后：缓兵忌行   
　　“开开心心过大年”，员工所期待的是过年带笔钱回家。事实上很多企业也都是这样做的。不过某些企业并不如此，因为担心员工领取完奖金后，义无返顾地离职。他们把年终奖的发放推迟到年后跳槽高峰期后，有的甚至到半年后的６、７月。如此，无论何时，员工总会有半年的年终奖卡在公司手中。
　　当然，他们不会如此直白地把自己的顾忌告诉员工，诸多借口被搬上台面：财务结算、应收账款、工作周期等。
　　“让我一次爱个够”，Ｌ公司的销售人员小张却堵着火，按销售业绩，他原可拿到５万元年终奖，这几乎是他全年收入的一半。经理却很负责任地告诉他，５万元奖金将分６个月支付，并转达老板的仁义，考虑到年终，本次将发１万元。余下４万元分５个月支付。当然这是带有条件的，如果中途小张离职，将被视为放弃此后的奖金所得。
　　“如果公司和员工相对稳定，并且双方自愿选择多次发放的形式，以增加员工的实际所得，否则尽量不要采用多次发放的方式。”太和顾问侯继连建议。
　　故意拖泥带水，结果双方不愉快。此年终奖“六宗罪”之四。
  
差异VS平均：拉大差距举步维艰   
　　一方面，老板极力鼓吹竞争，鼓励冒尖，另一方面，传统“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文化在传统的春节期间尤为突出。
　　“８０％的金额奖励给２０％的人，８０％的人只能分配到２０％的总额，也许我这么做是偏激。”主张差异化的陶总私下里做着这样的分配，“但我就是要集中火力，让优秀的员工更优秀，以此鞭策，让公司有一种力争优秀的氛围。”
　　另一种观点认为，当考核体系尚未建立，评价只能依靠管理者主观判断的时候，没有依据的拉开差距相当危险，极易造成员工内部的矛盾和不满，他们会把原因归咎到与上司的关系，帮派……
　　“很多企业也想拉开差距，但做起来遇到很大的阻力，最后不得不做出妥协。”
　　当成熟的大公司将平均化的双薪与差异化的变动薪酬以及红包整合着使用时，一些企业正无奈地在差异与平均的犹豫中年复一年地选择平均和象征意义上的差异。
　　差异化举步维艰，此年终奖“六宗罪”之五。
  
固定VS可变：发放力度不足   
　　“未来薪酬的趋势是，变动薪酬所占比例逐步增大，差距也在拉大。”华信惠悦咨询公司苏蕾告诉记者，在他们公司２００５年人力资源趋势分析的报告中显示了这一点，年终奖正是被他们认为变动薪酬的一部分。
　　但至少目前的现状并不如人意。来自翰德的季度就业调查报告显示，只有１０％的企业年终奖的发放达到员工全年工资比率的２０％。调查显示，０．４％的企业年终奖比例达工资总额的４０％；０．７％的企业达总额的３１％～４０％；８．９％的企业达２１％～３０％；１８．８％的企业达１１％～２０％的年终奖；４０．３％的企业只有６％～１０％；２４．１％的企业只１％～５％，此外，还有６．８％的企业不发年终奖。
　　一般来说，越往高层年终奖越高，不过，种种数据依然表明，即便是高管，可变薪酬也没有达到足以激励的比例和效果。
　　年终奖发放力度不足，变动薪酬偏低，此年终奖“六宗罪”之六。   
  
花钱买“破坏”警惕年终奖成“双输”   
　　原本欢喜的事情，却屡屡成为员工怨气的导火线；原本是公司将一年的果实与员工分享的时刻，却一年又一年地演变成公司与员工的心理战。
　　“薪酬是一种沟通手段”，管理学上如是说。当正面的沟通无法实现，猜忌、怨言、小道消息便肆无忌惮地充斥着负面沟通的角色。
　　人力资源经理在揣摩老板的意图，然后等待着老板对年终奖的发话。
　　“老板出差了，不过，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老板在出差前向我透了风，今年大家都有年终奖，方案可能是……”
　　员工也开始揣测，而这正是一个危险的时期。来自诸多职场的调查显示，３０～６０％的员工在这岁末年初正是犹豫是否跳槽的思考期。
　　很少有人愿意把年终奖的不满作为给别人讲述的跳槽的理由，哪怕当初这是事实上的导火线。
　　一位猎头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某财务总监，与市场总监、总裁办主任同级别，年终时，财务总监得了８万元，市场总监得３０万元，总裁办主任得１５万元。这是一个隐秘的数字，不过我们的财务总监当然有渠道知道，他因此不平衡，市场总监高出自己还可以理解，有量化的销售额可作依据，总裁办主任又凭什么呢？都是难以量化的、并且没有实际考核的同级。左思右想，理解为老板对自己工作的不理解或不满意。遂跳槽。”
　　“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不均而患无所依据”，于是年终奖充分发挥着作为薪酬固有的“传达信息”的功能。
　　而这种基于非公开的信息的传递在地下的小道中被无数次扭曲。
　　“找好东家、领取年终奖、跳槽”是那些去意已定的员工年终“三部曲”，而另一部分本只处于犹豫，因年终奖不公而下定去意的员工却在企业花钱下演奏着“领取年终奖、找东家、跳槽”又一首“三部曲”。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如果一味依靠老板的“英明决策”，“双输”也就成了公司岁末的“败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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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疆界

1、“中国区”失控

　　“嘉娜宝罢工事件”给急于在中国淘金的跨国公司又一次当头一棒：这是个极具诱惑力的市场，但是也是个最难以管制的市场。
　　　　
　　1月28日傍晚6时半，日本嘉娜宝公司(Kanebo)位于上海中区广场的办公室依然灯火通明，大部分员工还在上班，但公司里的气氛有些沉闷。
　　日本总部新派来的媒体发言人未在公司，员工们则一致避开登门造访的记者。记者跟随一名下班走出公司的员工乘上电梯，询问此次员工罢工之事，这位员工答之：“无可奉告。”
　　一名日本高职人员在翻译的陪同下，离开了公司后，气氛似乎缓和了一些。一位员工给记者倒上两杯茶，招呼记者坐下，但对任何问题也都三缄其口，仅称，公司有专门的发言人负责解答媒体问题。
　　1月30日，一名嘉娜宝员工辗转拨通记者电话，“现在风波已渐渐平息，但大家事后的感受也特别难过，公司里的气氛完全变了，没人敢公开议论此事，同事之间也人人自危，缺乏安全感。”
　　
　　总经理神秘解职
　　十余天前，上海嘉娜宝化妆品有限公司及嘉娜宝(上海)市场服务有限公司发生令人关注的员工罢工事件。导火线是该公司总经理李一群突然被解职并召回总部，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后续事件。
　　比较可靠的说法是，李一群于去年12月下旬奉命返回日本总部，与此同时，日本总部的横关岩男空降上海，负责处理中国事务，有媒体报道称其为新任总经理，横关则称自己只是“在总经理到任前，代行此职”。至于李一群究竟何时返日，启程时是否清楚将被解职，目前人在日本还是中国，则无人可以说清。
　　横关岩男来到上海公司，即召开总监一级的会议，在该会议上称，日本总部对上海嘉娜宝的“经营和业绩很不满意”，认为“公司管理混乱”。此一论调当场遭到与会者质疑，但横关岩男并未作进一步解释。
　　约一周后，横关岩男离开，总部派来日本人久保木俊雄作为新任总经理。
　　就在日本总部忙于处理人事变更之际，上海嘉娜宝工会也开始代表嘉娜宝中国员工，与总部进行多番沟通。
　　早在去年12月21日，因已有传闻李一群调离，上海嘉娜宝工会首次致函日本总部，认为此举使员工对公司未来发展失去信心，并指出，在没有正式调令和董事会决议前，就擅自改变公司的经营流程，并进行银行印鉴等授权变更，不符合公司章程和法律程序。
　　而这份报告更重要的内容是，阐述了对总经理李一群的评价，指其稳定和凝聚了员工队伍，迅速扩大和完善了销售网络；为了摆脱资金短缺的困境，在得不到日本总部贷款担保的情况下，通过努力实现了无抵押贷款，使企业渡过难关；并称，他的努力得到了绝大多数员工的尊敬和信任，愿意跟随他艰苦奋斗。
　　日本总部并未对此作出任何回应。当月27日，工会再次致函总部，并附上公司全体员工的联名和意见，希望对李一群的调任给予解释。
　　1月6日，日本总部CFO等人来到上海嘉娜宝，就工会信函进行了回应，认为上海嘉娜宝的管理没有问题，但未解释将李一群调离原因。
　　
　　工会组织的觉醒
　　为什么总经理的调任会在一家公司内部招致如此剧烈的反应？
　　上海嘉娜宝成立于1996年，目前员工800人左右，曾有过两任来自日本的总经理，但到1999年李一群上任前，公司发展状况并不算好。关于李一群本人，嘉娜宝方面并未提供更详细资料，记者仅掌握的是，李原为中国内地人士，赴上海任职前，在嘉娜宝日本总部工作。
　　在李一群任期内，嘉娜宝在中国发展较为迅速，自2000年以来，年销售收入均以40％以上的速度增长，2003年起开始盈利，2004年销售额突破2亿元人民币，去年2月，偿还了所有银行贷款。而据日本共同社报道，目前上海嘉娜宝包括进口和中国本地产品在内的年销售额约为15亿日元。
　　因此，员工们很难接受日方最初以“对上海方面的经营和业绩很不满意”作为将李一群调离的原因。
　　“最不可理解的是，我们觉得总部对此事的处理方式，根本不是以企业价值最大化作为目标。”记者此前接触的一位员工私下里说。但大家心里都清楚，“仅凭个人的力量，根本无法与资方对话”。李一群的突然离职令一同打天下的员工们对公司信心受挫，甚至一时“失去方向”，他们只能寄望于通过工会以组织形式出面，上达下情。
　　1月10日，上海嘉娜宝公司工会第三次致函日本总部称，全体员工认为日本总部对上海嘉娜宝至今为止最大的投资就是李一群总经理，上海嘉娜宝的成功在于经营及管理的本地化，而该项人事调动，无论对上海嘉娜宝的现在还是将来，对公司、市场、员工、商场无疑都是有害无利的不负责任行为，全体员工无论如何都无法接受。
　　而日本总部则采取了更为强硬的措施来应对上海嘉娜宝风波。
　　1月14日，加施德咨询公司审计人员受嘉娜宝日本总部委托，开始对上海嘉娜宝展开工商检查方面的审计。员工们都很配合，“我们提供了存货报表、4年的审计报告和营业执照，以及所需要的资料。”一位员工说。
　　据上海嘉娜宝内部人士透露，1月16日(周日)，两位财务部员工到公司加班，却发现公司16楼办公室门上加了锁，22楼的办公室大门则从里面反锁，均无法进入。两位员工通过检查大楼录像发现，系加施德3位审计人员在无本公司员工在场情况下所为。
　　周一早，来上班的员工们更震惊地发现：有些电脑被擅自开机，有些橱柜门敞开着，抽屉也有明显翻动迹象，被重点“侵犯”的是销售部门员工的办公桌。有关员工当场质问加施德3名审计人员，后者拨打110报警。交涉之下，一审计小组成员写出书面材料，称小组工作仅与会计核算资料有关。
　　但是，有员工检查发现，一份与各地签订的销售合同丢失，迄今不知所终。
　　对于发生加施德审计人员私自搜查员工物品的行为，新任总经理久保木俊雄称：他没有下过这个命令，也对此事完全不知情。
　　这个答复显然招致更大不满，“身为总经理都对这样的事情一无所知，我们怎能不担忧自己的处境，谁知道还会发生什么？”有员工至今提起此事仍情绪激动。
　　1月18日，嘉娜宝上海本部的36名员工中有超过30人拒绝上班，与此同时，包括北京在内的全国嘉娜宝部分员工也拒绝上班。罢工延至19日下午3时。
　　
　　总部自查自省？
　　罢工事件发生当天，嘉娜宝总部在日本召开记者会，嘉娜宝社长余语邦彦称，嘉娜宝上海公司自1999年7月取得进口化妆品试销许可后，一直在中国国内销售嘉娜宝进口产品，在未取得产品销售正式许可的情况下，已将产品销售到全国各地。有关违法经营的事情是在去年夏季会计审计时被发现的；中国驻当地法人公司从2000年左右起就了解到存在违法情况，但却将之一味搁置。
　　日方表示，在调查结果水落石出之前，总部决定先收回在中国销售的进口嘉娜宝化妆品，200多个嘉娜宝专柜全部停止销售进口嘉娜宝产品。由于国内合资生产的AQUA品牌有一小部分产品使用进口原材料而无原产地证明，因此本地生产的AQUA品牌也被要求暂停销售。
　　1月19日，嘉娜宝新派至上海的发言人刘白露也就上述内容向部分中国媒体发出题为《嘉娜宝化妆品公司暂停在华化妆品销售》的书面声明，声明日本总部从未否认过上海分公司取得的成绩，“李一群被调回日本总部，是想对他在任职期间出现的进口化妆品产品未取得产品销售的正式许可和国内生产的产品的部分进口材料申请手续不完备做进一步了解”。而此次审计工作是为了配合工商局工作，对进口原材料等手续进行审计。同时，公司正在申请办理各类进口手续，嘉娜宝将在取得合法进口手续后恢复销售。
　　目前，一些跨国公司相继对中国分公司的商业行为加强监督，以规范管理。嘉娜宝的举动似可作为这一现象的印证。刘白露即表示，此一举措，“公司承担的损失巨大，但从长远看，对公司的发展无疑是有利的。”
　　但也有上海嘉娜宝员工提出质疑：“上海嘉娜宝的试销许可证自2000年起就已过期，为何现在才突然开始调查此事？公司一直正常经营，进口也都要通过总部和中国海关，这方面的问题总部怎么可能不清楚？”
　　1月20日，本报提出采访日方新任总经理的要求获得允诺并安排于1月24日，但24日早上，嘉娜宝方面声称，原定采访因“日本总部不同意”而取消，“公司一切恢复正常”。
　　在日方开始花心思透过媒体向公众解释的同时，上海嘉娜宝员工们感受到的却是外松内紧的氛围：1月19日凌晨时分，部分员工接到短信通知：两位总监被宣布免职。上海嘉娜宝共有5位总监和1位副总监，其中3个是中国人，另外3个是日本人。被宣布紧急停职的两位总监均系本土人士，且在工会中任职。
　　此后不久，该两名总监的职位似又恢复，仍如常工作，但普通员工并未听到有复职消息宣布。
　　情感与理念冲突据知情人士分析，李一群“下野”的真实原因有二：可能与他“不听话，与总部对着干”有关；还有嘉娜宝易主之后的公司策略调整。
　　嘉娜宝原属于日本钟纺株式会社，该社是以纺织为基点发展起来的日本大型综合性企业集团，产业曾涉及纤维、服装、化妆品、家庭日用品、药品和食品等。但据市场资料显示，近几年，该公司出现经营困境，财务状况岌岌可危。钟纺株式会社有意剥离旗下嘉娜宝化妆品业务，出售救主。
　　出价37亿美元的日本花王(Kao)一度是收购嘉娜宝的最有力竞争者，却在最后关头出局。去年7月，据称嘉娜宝“迫于压力”，突然取消原定与花王交易，钟纺株式会社宣布与日本半政府性质的产业更生机构按20：80的股比合资成立株式会社嘉娜宝化妆品公司。
　　该合资公司成立后，于去年12月初宣布，将与三九集团在日本的合资公司日本三九本草坊医药共同出资6000万元，成立嘉娜宝化妆品(北京)有限公司锁定药房销售渠道，并以北京、上海、广州为中心建立据点，目标是产品3年内进入500家药房。
　　宣布进军药妆市场，是嘉娜宝被收购后在中国市场最大举动，但上海嘉娜宝方面则对此强烈反对，认为这是“内部不合理投资”。有员工称，总部对上海嘉娜宝的支持一直不够，以目前发展状况而言，若对上海加强投资，则“如虎添翼”，收效更大。另一方面，国内百货店加超市渠道销售占整个化妆品市场九成以上份额，投资药店渠道前景难料。而总部半年前曾承诺对上海嘉娜宝投资，却再无下文。
　　时至今日，嘉娜宝仅在北京建立了一个筹备处。1月初，上海嘉娜宝甚至公开发出与总部不同的声音，有高层向当地媒体透露，公司进军中国药妆市场的计划已“基本流产”。
　　由此，上海嘉娜宝可能被视为嘉娜宝公司的“不和谐音”，李一群的出局便不难推断。
　　但日本方面恐怕没有料到的是，一个调任的决定最终会在当地招致如此强烈的抵触和负面效应。
　　随着事态恶化，日本方面的态度也有了明显改变。上海嘉娜宝新任总经理久保木俊雄两次以书面文件形式，通过工会向全体员工传达，承认公司方面审计期间所采用的方法“是错误的”，员工因此“没有上班”，他能理解，也不会追究责任，并“保证员工的雇佣”。
　　然而，在员工们看来，李一群时代公司里团结向上、轻松和谐的氛围已然成为过去。新总经理上任至今，谈话只到经理层面，而与绝大多数员工没有过对话。
　　“我很怀念过去的嘉娜宝，那时我们心里并没有‘是在日本公司’这样的概念，整个团队积极进取。现在一切都成为过去……”在寒风中给记者打电话的员工如是说，语含悲切。
　　龙策咨询公司总经理涂颂华认为，嘉娜宝事件发展至此，充分体现出中日两国在企业管理文化上的冲突，而嘉娜宝上海员工在公司面临决策分歧时自我表达意识的觉醒，足以令这一事件具有标志性意义。
　　
　　
　　近年来，“中国区失控”事件持续上升　　
　　1　花旗任克英事件
　　2004年6月，花旗集团在致高层管理人员的内部备忘录中称，在经过认真细致的研究之后，公司遗憾地决定暂停其亚太区副主席任克英，和驻北京的中国投资银行主管颜庆华(EarlYen)的职务。这份备忘录称，造成此二人被停职的原因在于“他们向监管层和公司提供了虚假的信息”。　　
　　2　朗讯事件
　　2004年4月，朗讯宣布解雇中国公司的4名高级管理人员―――总裁、首席运营官、一名财务经理以及销售经理，理由是这四名主管在企业运营中存在内部管理控制不力，可能违反了美国的《反海外腐败法》。　　
　　3　伊莱克斯刘晓明离职
　　2003年1月，正处于事业高峰期的刘晓明突然离开伊莱克斯“另寻发展”，背后原因在于全球新任总裁汉斯・斯特伯格决心改变公司在中国的发展策略。刘小明在中国实施的本土化策略，使伊莱克斯在中国进入超速发展的轨道，但是同时造成的却是伊莱克斯品牌价值的流失。　　
　　4　微软中国区换帅
　　1995－2004年，杜家滨、吴士宏、高群耀、唐骏，微软在中国区十年间四易总裁。杜任微软中国区总裁时，总部对于中国市场的态度是：知识产权的问题解决不了，直接利益得不到保证，就很难有大的投入，因而微软中国当时的销售额还比不上马来西亚。吴士宏与总部的分歧包括四点：价格政策；反盗版的策略；微软中国窗口；总经理人事权。高群耀辞职除去在政府采购中失利的原因外，深层原因在于微软大中华区至总经理级别的上层之间发生了分裂，包括对中国政府的策略。此外，微软大中华区和中国区责权的不清也造成了权力的争夺。其中杜家滨的离职与微软要他和中国区总经理吴士宏联合执政相关；吴士宏的离职与新大中华区总裁乔治将香港地区业务收回相关；高群耀的离职部分原因在于与大中华区总裁黄存义的异见；唐骏离开的背后是微软中国的权力逐渐收到微软大中华区CEO陈永正的手里。
　　　　5　甲骨文中国换人
　　2001年、2002年的业绩数字让中国区跃升到ORACLE全球前10位。业绩也随之成为双刃剑，因为这个成绩不但让中国区扬眉吐气，也让总部决意加强管理，插手中国市场。冯星君、庞伯华、陆纯初和胡伯林、张书恒等高管走马灯般换来换去，无一不是公司总部、亚太区、大中国区及中国区对中国市场的控制这一点上导致的冲突。　　
　　6　欧倍德人事风波
　　2004年3月，该公司中国区总裁李凤江离职，此后两个月内，该公司华东区采购中心10多名员工，及主要负责公司亚洲战略规划和IPO计划的副总裁于剑波先后离职。欧倍德总部开始将大批德国员工调往中国。一种说法是李凤江欲打破欧倍德在欧洲经营的家族管理和连锁加盟形式，计划将中国业务明年在香港上市，因而引起德国总部的猜忌；另一种说法则把李凤江离职和欧倍德的家族企业特性关联起来。现任董事长Manfred　Maus已经年届70，其在公司中的股份也差不多完全退出。在此情况下，并不排除Manfred　Maus退休之前，将自己儿子安插在公司一个更高的位置上。而公司新任COO毛斯则称，在采购方面，总部认为在中国集权比分权更为重要，是欧倍德中国区人事震荡的根源。
　　(根据公开报道整理)
　　　　
　　“嘉娜宝罢工事件”始末：
　　1.2004年12月初，日本总公司易主后宣布与三九集团合资进军药妆市场，遭上海嘉娜宝的反对；
　　2.2004年12月下旬，上海嘉娜宝总经理李一群突被解职并召回总部；
　　3.2004年12月－2005年1月，上海嘉娜宝工会三次致函日本总公司，认为李的解职影响了公司未来发展，要求对此做出解释；
　　4.2005年1月14日，日本总部委托加施德咨询公司展开工商检查方面的审计，并有不规范行为；5.2005年1月18－19日，上海嘉娜宝大部分员工罢工，在工会任职的两位中国总监被免职又复职。




2、外资垄断中国基金业之危

　　瑞银、摩根出击
　　1月26日，上海四季酒店，瑞士银行的袁淑琴小姐兴趣盎然：“与国开投(国家开发投资公司―――编者注)合资成立合资基金公司，这将是瑞士银行在中国布局的关键一环。”
　　按照已经递交给证监会的合资申请报告，瑞士银行将收购中融基金公司现有股东国开投(4％)、国投电力公司(45％)总计49％的股权。
　　对于雄心勃勃的瑞士银行来说，拿下一家基金公司，意义远大。
　　此前一天，对于在内地的基金合资项目，瑞士银行亚太区投行部主管布力坦爵士(Lord　Brittan)，同样欣然谈及：“我们对中国的诸多资本市场业务都有兴趣，投行、不良资产、资产管理，只要找到一个切合点，全方位地介入，当然，目前在基金业务上，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
　　这家因QFII业务表现特别活跃，而在国内声名鹊起的国际投行，终于向内地基金出手。
　　与此同时，JP摩根加紧了对上投摩根的介入。
　　“公司已经向证监会递交了增加外方股权的报告，”上投摩根人士透露，“公司外方股东JP摩根富林明的参股比例将力争达到49％。”
　　在最初合资谈判时，股东双方对此已经达成了一致，因此，在政策范围一旦允许的情况下，公司董事会迅速对此作出了反应。
　　一旦成功，上投摩根将和中融基金竞逐谁成为第一家外方持股比例达到49％上限的内地合资基金公司。
　　上投摩根富林明，由上国投和摩根富林明共同组建，注册资本1.5亿，也是国内注册资本最大的基金公司之一。目前，上国投持股67％，摩根富林明持股33％。
　　瑞士银行和JP摩根恰恰反映的是外方在近年来介入中国基金业的两种不同状态。
　　JP摩根早在2000年就开始涉足内地基金业，从首只开放式基金的推出到基金法的拟定和颁布实施，无处不见这家国际知名金融机构的身影。
　　而瑞士银行却以闪电战的方式进入。
　　直接参股老基金公司，不用耗费冗长的筹建和开业准备期，直接持股比例达到49％，在外界的看来，利用强大的资金实力和资源优势，不经意间，瑞士银行搞定了一切。
　　对于中融基金来说，瑞士银行的进入，无疑是从头开始。注册资本1亿人民币的中融基金成立于2002年6月，当时的股东为河北证券、国信证券、长城证券等，2005年1月，在股权全部转让给国开投(45％)、国投电力(4％)和国投弘泰信托(51％)。
　　事实上，谁成为第一家外方持股49％的公司并不重要，公司本身的发展才最为关键。在省去了前期磨合之后，瑞士银行能否成功改造中融，是市场的期待，也是对外资闪电进入中国基金业模式的考验。
　　
　　第三次合资冲击波
　　2004年合资基金的表现让人刮目相看，正是2004年的优异表现，再次引发了近期来外资的投资热情。
　　除了规模较去年大幅攀升之外，合资基金的投资业绩在2004年表现突出，湘财荷银、华宝兴业和景顺长城3家公司旗下的偏股型、平衡型和债券型基金净值增长率均居同类基金前列。
　　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合资基金凭借外方支持，体现了在投资理念、风险控制、人才储备上的优势。证监会对合资基金的支持态度是非常明显的，“现在，几乎所有的本土基金公司都在谈合资”，上海一位基金公司的高层人士表示。
　　在资深市场人士看来，这应该是中国基金业的第三次合资风浪。
　　从2001开始到2002年，以华安基金、南方基金等为代表的老十家基金公司掀起合资基金的第一波热潮。各家公司无不蠢蠢欲动，如南方和汇丰，鹏华和景顺长城，华安和上投等等，由于老基金公司的股权比较复杂，带来了漫长的股权纷争，无不以失败告终。
　　进入2003年，以招商基金、湘财荷银为首的新设基金公司开始出现，紧接着海富通、国联安、华宝兴业等合资基金公司如雨后春笋。第二波的特征是新公司居多，由于新设公司，成本较低，而且谈判较为简洁，很快成为外资进入的首选模式。
　　“正是由于第二波合资基金公司比较突出的表现，赢得了市场监管层的认可，政策的鼓励和投资者的追逐，使得合资基金出现了第三波热潮。”深圳一家基金公司人士表示。
　　众多的外资机构非常看好中国基金市场未来的发展潜力，急于分一杯羹。
　　而经历了第一波合资失败的基金也未停止，开始重新寻找境外金融机构合作，合资基金公司能够有这样持续突出的表现，国内基金公司的合资浪潮就成了必然。市场就有未经证实的消息称：嘉实基金可能和德意志银行联手。
　　外资机构参股基金公司大多选取的是合资新设的方式，也有一些外资公司通过股权收购介入国内的基金行业，比如加拿大蒙特利尔银行参股富国基金，荷银参股湘财荷银等。
　　相对来说，瑞士银行在合资上选择了一条最快，也是最有效的途径，不过，随着老基金公司股权转让价格的不断走低，有更多的外资机构对收购老基金公司的股权产生了兴趣，瑞士银行合资中融基金的模式会越来越多。
　　“国际上的中小金融机构越来越多，这里有两种趋势，一是寻找实力一般的外资，以保证在合资之后，仍然继续保持中方的控制地位，延续公司的现有风格。”基金公司人士表示。
　　另一方面，真正的国际大型基金公司如巴克莱等，并没有正式进入中国基金业。
　　“这其中，有外资继续观望的因素，由于不了解中国市场，国内资本市场还没有完全开放”，上述人士分析，专业的资产管理公司并没有大规模深入国内基金业，“这些一流的海外机构一旦进入将会带来更多实际的东西，而不是陷入为合资而合资的迷途”。
　　
　　外资或垄断中国基金业？
　　根据我国自2002年7月1日起施行的《外资参股基金管理公司设立规则》，外资持股比例累计不超过33％，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三年内，该比例不超过49％。
　　这意味着，扩大至不超过49％已是势在必行。
　　不管怎样，市场份额增长最显著的合资基金群体带来基金格局的变化。
　　2004年，海富通基金、国联安基金管理规模增长都超过了400％。在管理总规模上合资基金群体也迅速向运作多年的老基金公司靠拢，海富通、招商等基金公司已进入市场总份额的前10名。
　　2004年基金公司竞争格局发生了显著变化，部分老基金公司包括南方、博时、嘉实、易方达得益于2003年耀眼的表现，该年度新发规模获得了显著增长。
　　不过，从股权转让的价格方面，基金公司的转让价格却出现了越来越低的趋势。
　　2003年南方基金股权转让，深圳机场接盘价格达到5.05元／股，中泰信托收购大成基金的股权甚至开价5.4元／股。2004年下半年国元证券收购长盛基金股权就只有4.5元／股了，而到首创集团转让银华基金股权，开价只有2元／股。
　　随着证券市场行情惨淡，基金公司的股权价值也在不断缩水，近两年部分老基金公司股东将股权逢高套现，不可不说是一个明智之举。
　　正是这种贬值，提供了外资进入的最好时机。
　　随着合资基金公司的涌现、老基金公司股权的不断洗盘、实力强大的商业银行设立基金公司、国内基金业在2005年或者未来几年内形成中资基金公司、合资基金公司以及商业银行设立基金公司三雄逐鹿的局面。
　　一位基金公司表示，大陆基金业很可能重复台湾基金业的故事―――1983年，台湾投资基金业在经历了大规模的组建合资基金之后，基金市场最终为外资公司所垄断。香港基金市场被国外资产管理公司把持的现象更加明显，在资产管理领域，几乎都是海外巨头的天下。
　　“本土基金公司也有自身的特色，毕竟在A股市场浸淫多年，对市场有独特的看法，”最后，该人士忧心忡忡地表示，“基金业应该是多元化的，一味地追求合资，不见得是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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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疆界

1、面对欧盟科技援助项目，中国企业处境尴尬

由欧盟推动的资助国际间大规模合作研发计划（FP）在中国受到了企业冷遇。FP6是该计划推行以来的第六次资助行动，有效期从2002年到2006年，计划资金总投入175亿欧元，面向所有非欧盟成员国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欧盟不欢迎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参与。但该计划在中国的实施情况很不理想。欧盟驻华代表处官员表示，“我们计划在中国投入其中的20%，但3年过去了，中国申请的项目还不到4%。”而且，在参与的90家中国机构中，绝大多数都是大学、科研院所，“中国企业界严重缺位，不到总数的1/6”。中国企业对FP6的第一感受是“门槛太高，操作复杂”。而分析人士认为，目前中国企业面临的最大困难还在于：第一，不具备项目的获得能力，也就是做不了项目的总负责人，最多也就是中方的主要参与者；第二，不具备项目的管理能力，中方还主要是人性化的管理，而欧方全部是先进的规范化管理，中方没有话语权，只能听之任之。这样与欧方的合作在争取资金上非常被动。不过，即使如此，中国企业也应该积极参与，通过该计划来促进企业的全面提高。国研中心技术经济部研究员李广乾认为，“我们的企业要摆正心态，通过科技交流合作，注意形成我们自己的技术特色，这需要时间，也需要企业具有耐心和远见。”



2、国内认为中国成了日美贸易摩擦的“替罪羊”

据日本财务省2005年1月26日发表的2004年贸易统计（快报），中日进出口总额增加17.9%，达22.2万亿日元，超过了日美贸易总额20.48万亿日元（增幅1.1%）。日方强调这标志着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由美国转移到中国，具有划时代意义。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日本所发表文章认为，日方选择此时发表言论背后有玄机。总体看，中日贸易扩大与日本企业对华投资，把低端产业链转移至中国有关。当前中日贸易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日本“企业内贸易”特点，也就是日本的母公司将生产设备、零部件等出口到在华子公司，子公司再加工成制成品返回母公司。在海关统计上，这种贸易虽表现为中日贸易，但实质上对中国而言仅仅是“中国名义贸易”。从世界贸易大循环的角度看，这种产业分工结构使世界贸易被严重伪装，反映在中美日三方贸易上，则体现了日本“绕路出口”，“伪装日美贸易平衡”的特点。相反，中美贸易不平衡日渐突出，中国成为缓解日美国贸易摩擦的“替罪羊”。从公布的时机上看，适值西方七国财长会议前夕，至少会产生一定意义的宣传效果。美国希望会议能成为扭转美国财贸双赤字的转折点，因此要求日欧等扩张景气，开放市场，增加进口，减缓世界对美国的出口压力。此次日本贸易统计所反映的“中日贸易已超过日美贸易”的结果，对日本减轻压力有良好的说服力。



3、全球供应链的含义

　　全球范围的比较优势重组早就开始，可不少中国公司还是难免边缘化的感觉。　
　　上次我们谈供应链，作者的看法，供应链就是契约链，任何一个契约不能履行，要影响整个契约责任链条。我们也指出，转型的中国经济还要外加一个“因市场以外因素不能履约”的特别困难。如何对付上述双重难题，是研究实际经验的一个重点。本期讨论其中一个题目：中国公司介入全球供应链。
　　
　　无处不在的跨国化
　　令人感叹，现在找一家与全球供应链完全无关的公司不容易。不是吗？从珠江三角洲的鞋厂、成衣厂、锂电池厂到内蒙古的乳品厂，车间里的当家设备，差不多都是德国造。四年前在山西晋中，看一家民企用煤渣“冷制”建材，设备也是从德国进口的。走进海螺集团在芜湖开发区大如飞机仓库的厂房，几十条塑钢型材生产线一字排开，全部是最新的德国机器。是的，中国公司用德国设备(或其他国家机器)制造中国产品，司空见惯，不是新闻了。
　　产出品呢？开放早期，好像还有个“国产化率”的管制政策，规定怎样提高国产化率。记得那时候的上海桑塔纳轿车，开车师傅的脸色随国产化指数提高而难看。现在的情形完全不同了。从汽车、手机、电脑到家用品，把最终产品“解析”开来：部分进口，部分欧美品牌亚洲造(比如印尼、马来西亚制造)，部分国际品牌中国造，部分中国牌子中国造，部分中国牌子外国造。各种组合，应有尽有。不妨看看你的手机吧：举凡外壳、涂料、造型、屏幕、天线、电路板、芯片、电池，再追溯原材料、配件、专利和生产设备。如果你一追到底，不涉及八国至少也有三国。
　　用人方面的国际化也出现了。最早引起注意是听科龙创业老总潘宁谈，日本家电技术人才“过剩”，于是科龙到日本设研究所，雇日本工程师开发产品。后来看到江门市一家摩托车公司，聘来十几位日本工程师―――连同全家―――到公司工作。上个月在浙江横店集团，见一位日本工程师正襟危坐在研发部办公室上班，谁也不特别介绍，原来已聘用了2年。年前在华为听孙董事长讲：22000名员工当中，外籍雇员3400人！这不是逛上海淮海路，也不是坐国际航班，这是中国公司的日常工作，华洋杂处，见多了就不怪。
　　牌子也是全球链中的一环。在美国读书时，听过不少日本公司大肆收购国际名牌的故事。现在似乎开始轮到中国。本专栏介绍过的中集集团―――去年生产了全球集装箱总产量的58％―――下一个目标是进入每年200亿美元的全球挂斗车(trailer)市场，为此他们先收购一家美国公司，以“中国成本”制造的部件到美国组装，再用美国牌子卖。去年两大经济新闻，TCL和联想的跨国收购，均是更大的手笔。据说市场上不看好者甚众。我的看法，不管别人怎样看，选走这条路线的中国公司将越来越多。
　　
　　“成本压力”新解
　　为什么呢？容易的答案是成本压力。要当心的地方是，成本是一个价，市场准则不单是对产品或要素的“量”定价，而且对“质”定价。在质量相若的前提下，价低者才具成本优势。这样来看，德国机器、日本工程师和某些美国牌子，把质的因素考虑进去后具有不能抵抗的价格优势。这是当今经济的重要动向：在全球范围内把满足一定质量要求、最有成本竞争力的要素尽可能地组合到一起。
　　全球范围的比较优势重组早就开始，可不少中国公司还是难免边缘化的感觉。不是说没有置身于全球供应链之中，问题是相当多的中国公司及其产品，在全球供应链中仅占据其中一环―――低劳动成本的制造或组装。从附加价值分配着眼，中国公司似乎太吃亏。几年前舆论频频问：民族工业怎样了？近年的问题有转变：有没有自主品牌？变来变去，对“边缘”地位心有不甘之情没有变。
　　情归情，问题却要提对头。当今世界，从公司组织到产品的全部要素，皆由本民族生产、本民族拥有的“民族产业”，我认为再也难找。不是一定没有，而是在合理的代价下不会有。不惜一穷二白的“民族产业”，谁真的欣赏呢？同样道理，一点也不假手他人、完全由“自己”创立和管理的―――技术、专利、软件、硬件―――在合理的代价下，找也难。两百年前斯密创下的分工定律，已经包含了“谁也不能通吃全球供应链”的现代含义。
　　
　　这山望着那山高
　　真正的问题是同在全球链上，肥的环节甚肥，瘦的甚瘦。话说爱迪生生前查机器，只在病灶处画一个圈就收美金1万。收费毕，爱翁明说：画一个圈收费1元；知道画在哪里，收费9999元。刺激中国企业家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老做要画1万个圈的辛苦生意？什么时候我们也可以画一个顶他一万个？
　　要害是“知道画在哪里”。经济竞争是知识竞争―――不但是技术知识，而且包括组织管理知识和市场知识。由于知识的累计不容易看到，所以粗糙的观察，会以为凭累计的知识在市场上取酬，好似地主收取地租，是无端端“剥削”他人的行径。不是这样的。只要市场对知识出价，知识租金就消灭不了。获取知识租金唯一可靠办法，是对知识投资，也就是学习。
　　学习要讲策略。比较可取的办法，是“什么山上唱什么歌”。今天只能挣辛苦钱吗？不要放弃，否则任何明天的庞然大计也无从谈起。不过，还是应该“想入非非”―――对爱迪生画圈的本事，心向往之。英国工业革命以来的经验应该是可靠的。除了上面讲过的谁也不能全球通吃，还有一条：画辛苦圈的个人、公司、地区和国家，持续对知识投资，一点一滴积累，一手一手尝试，总有一天可以潇洒画圈的。这山望着那山高，是有看头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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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疆界

1、北京淡化“经济中心”取向跨行政区产业链浮出水面

　　春节前，本就很忙的张老板这几天更加忙碌了。因为这位在北京大红门已经做了５年服装批发生意的浙江人，决意要在春节前把自己３个店中的两个搬到河北去。
　　“从浙江过来的加工商已把原先在丰台的服装加工基地悄悄搬到了河北固安，这样我们也得跟着南迁。”张老板有些无奈地对记者说。
　　“也许今后较长一段时间内，北京的许多产业都将面临外迁的选择，因为产业转移不仅是优化北京产业结构的要求，也是完成京津冀经济协作的重点和突破口。”河北经贸大学经济研究所戴宏伟教授对此分析说。
　　“在今年的北京两会上，北京方面已经明确表示了不做‘经济中心’的态度。这对河北省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这预示着一场规模宏大的产业转移即将开始。”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经济所所长薛维君这样认为。
  
淡化“经济中心”：北京展示了一种政策取向   
　　“国家首都、国际城市、文化名城、宜居城市”这就是已获国务院批复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２００４－２０２０年》（以下简称“规划”）中明确指明的未来北京城市功能的四大目标。
　　“北京方面已经有意识地淡化‘经济中心’的表述，这里面意味深长。一方面它是对各区县功能定位的进一步重构；另一方面也表明了政策取向的一种判断或者说就是一种信号：今后北京的一些产业即将面临又一轮的调整和转移。”薛维君判断说。
　　“‘规划’还体现了京津冀地区协调合作产业布局的构思。” 北京市总规修编办公室专题部刘欣蔡也持有同样的观点。
　　事实也是如此，目前北京城市发展的主导方向也已经放在了北京的东南部。在传统产业上，北京其实已经开始了产业外移的尝试。
　　特别是一些传统重工业，如钢铁业和传统制造业，已在进行着不同程度的梯度转移。在“十五”期间，北京首都钢铁公司炼钢厂、北京焦化厂、第一机床厂铸造车间等一些大型企业，已经或整体或将部分生产环节迁移到了河北省的周边地区。如首钢２００万吨钢铁项目落户河北迁安，投产后将为迁安市每年增加税收７个多亿，从财政收入上来讲，这等于再造了一个迁安。
　　此外，据北京社科院魏书华介绍：北京第一机床厂铸造车间已经迁移到了河北省保定市高碑店；北京内燃机总厂铸造车间迁移到了河北省沧州市泊头；北京白菊公司洗衣机生产基地也迁移到了河北省霸州市。
　　“对于北京来说，近期的外迁领域还将是传统制造业，如食品加工、印刷包装、木材加工和服装加工业等。因为像印刷包装业和家具制造业等在河北三河、香河和廊坊等地已成为支柱产业，不仅成规模，而且技术在升级换代，相对低廉的成本使其比北京的同类企业更有竞争力。”北京市社科院陈孟平教授说。
　　同时陈教授也认为：“尽管像电子信息、生物工程和新医药、光机电一体化、新材料和环保与资源综合利用等高新产业近几年内很难与河北实现大范围、大规模的区域合作，但小范围的对外转移也并非没有可能。”
也许，“规划”只是一个契机。北京产业外迁仅仅是一个开始。
  
跨行政区产业链已经浮出水面   
　　北京越来越注重“大北京”经济圈了。
　　关于京津冀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方向，今年北京两会期间，北京市副市长张茅明确指出：“要重组区域发展空间，引导和鼓励区域内产业的分工、转移和调整；建立能够实现多赢的区域协调与合作新机制。”
　　“尽管眼下北京往河北搬迁的主要是一些能源开发或污染较重的企业，整体制造业的合作范围多局限于产业链的前端，但跨行政区的产业链还是露出了些许萌芽。”魏书华教授认为。
　　首先，在产业配套方面。北京的一些制造业在京津冀经济圈内展开了一定的区域合作。例如，在北京现代汽车刚刚入驻北京顺义时，除了２１家配套厂商落户在顺义外，有１３家在平谷，还有部分配套厂商直接落户到了河北省。另外，随着北京奔驰戴－克公司入驻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为奔驰配套的德资企业维倚特公司也把地址选在了廊坊市汽车零部件产业园。同时，在香河港龙汽车配件有限公司生产的汽车底盘中，有近１／３是为北汽福田生产的五十铃商务和五十铃皮卡两种车型提供配套。
　　另外，在产业链空间布局和企业内部产业链延伸方面，总部在北京，生产基地设在天津、河北的产业链双向延伸现象愈发明显。例如，２００３年１２月，北汽福田企业及其旗下的福田环保动力有限公司与河北宣工集团，联合上柴股份等５０家战略投资者共同发起设立的福田重工集团，将总部设在北京，生产基地分别设在北京昌平、河北。北京汉王科技有限公司和北京白菊集团等都是采取将生产基地迁移周边地区的运作模式。投资１３亿元的北新建材集团工业园、投资５．６亿元的北京运兴蓝晶浮法玻璃等项目也落户在河北省。此外，投资１亿元的清华大学清华运达信息研发基地、总投资２０亿元的中国农大涿州科技园区等项目也都设立在了河北省廊坊经济技术开发区。
  
能否走出“诸侯经济”的影子   
　　首钢董事长朱继民也许没有料到，自己在北京两会期间的一句“首钢总部和税收将留在北京”的表白会在河北引起如此轩然大波。
　　“这可能会给首钢的搬迁工作带来一些负面影响，毕竟任何人都不会喜欢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的企业。”河北省发改委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对此吐露心声。
　　也许，朱继民只是说出了一句心里话，但要把自己的企业放在人家的地盘上，又要把税收全部交给自己的“娘家人”，从情理上说，这委实让痴心等待首钢许久的河北人难以接受。毕竟，首钢集团年２８亿元的税收对任何一个地方政府来说，都是一种无法抗拒的诱惑。
　　不管首钢的搬迁是否因此而命运多舛，但至少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伴随着北京产业经济的外移，原本属于北京的税收也会随之而远嫁他乡，由此而引发的一系列利益之争也会相继浮出。
　　事实上，由于缺乏一个稳定的利益协调机制，京津冀经济圈内的“同构化”竞争就从来没有停止过。
　　“例如：在机场、港口建设方面，北京首都和天津滨海机场已经实现了跨区域的联合，但是，２００４年北京又在兴建首都机场第三条跑道和第三候机楼；北京与河北共同开发建设了京唐港，北京与天津港口口岸开始直通，实现了港口功能一体化，但河北唐山又计划在距王滩京唐港区几十公里的曹妃甸另外新建港口，此时京唐港吞吐能力仅利用了２／３，且地处沧州市的黄骅港也处于入不敷出的状态。这其实都是诸侯经济思想引发的无序竞争。”魏书华教授认为。
　　有专家指出，在京津冀经济圈内，北京汽车产业实际上已经和天津汽车业发生了撞车。而从客观上看，北京也应该有大量和城市功能定位相矛盾的产业向河北省扩散。但事实并非如此，原因就在于财政的“分灶吃饭”，症结就在于区域经济和行政区划这两个变量之间发生了利益博弈。
　　看来，北京产业要真正实现外移，还需要在制度层面上建立一个长期利益协调机制。否则，未来北京第二机场的选址就会遇到同样的难题。



2、央行东进　上海总部敲定
　　
　　农历年前，央行设立上海总部有了新消息。
　　“2005年人民银行上海分行(下简称“人行上海分行”)要全力配合人民银行上海总部的筹备工作。”1月20日，人行上海分行行长胡平西在上海分行举办的分行工作会议上一锤定音。是次会议汇聚了浙江、福建和上海的分支行长以及各部门的领导。
　　胡在讲话中同时传达了央行成立人民银行上海总部的初衷：“为了更好地贴近金融市场一线，整合资源，提高系统运行效率。”
　　有一个不引人注目的细节是：当天下午，人行副行长项俊波出现在人行上海分行，并与部分县支行的行长进行了座谈。
　　会上没有公布人民银行上海总部的领导人选。
　　
　　促进长三角协作
　　业内人士透露，胡平西在会上提到的“整合资源，提高运行效率”，一方面是针对外部资源，从市场获得更真实的信息，供央行做决策；另一方面还涉及到央行内部资源的整合。
　　“今年人行上海分行将与南京分行探索推动金融一体化。”这将是胡平西今年的主要工作之一。
　　而在这背后，则是央行机构设置的尴尬。长三角经济金融越来越密切，而作为行使央行职能的中国人民银行，却在这里有两个大区行：南京分行辖管安徽、江苏；而上海分行则分管上海、浙江和福建，完整的市场被割裂成两块。
　　上海总部的成立将从更高的层面来协调两个部门，从而促进长三角甚至全国人行系统的协作。
　　按照计划，成立后的上海总部将成为一个副部级机构，届时将调任一位副行长级别的官员来负责。
　　这意味着上海总部将在一定程度上享有自主决策权。据业内人士介绍，分设后，在上海总部的职权范围内，它将独立行使相关职能，如组织全国的系统检查、召开全国范围内的会议等。
　　胡平西在会上传达了上海总部的主要任务―――除了行使央行职责外，还将负责统一协调人民银行在上海的机构及代管机构。按照计划，上海总部的设立只是在有关业务和人员的区域调配，不涉及人民银行的机构和职能调整―――也就是说，上海总部和人行上海分行将建立隶属关系，上海分行和上海总部虽然在同一个楼里办公，但是仍然保持各自的独立性。
　　
　　再推上海金融改革
　　人民银行上海总部的筹备无疑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相呼应。
　　上海一直致力于打造国际金融中心。目前已经汇集了中外资银行业金融机构总数达2988家，其中外资金融机构总资产和总负债均占全国外资金融机构总资产、总负债的50％以上。在要素市场，上海已经建立起包括证券市场、银行间同业拆借与债券市场、期货市场、外汇市场、黄金市场在内的层次比较齐全的金融市场体系，是国内金融市场体系最完善的地区。
　　截止到2004年12月底，上海银行业金融机构本外币资产总额达到2.61万亿元，约占全国银行业同期资产的8.3％，比上年同期增长14.6％，高出全国1个百分点。各项存款余额达19994.05亿元，各项贷款余额达14972.01亿元，占全国存贷款规模的1／6强。
　　然而，上海虽然积聚了大量的金融资源，但是金融中心总的发展速度却没有达到人们的预期。央行上海总部的成立，显然将更好提升上海金融市场的竞争力，促进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
　　而且，人行上海分行除了全力支持上海总部的筹备外，还有几项重要的工作要完成。这些工作也将成为上海总部筹建的一个注脚。
　　首先就是中央信用信息基础数据信息库落户上海。这个囊括公司信用与个人信用的全国数据库在上海安家，将进一步推动上海作为中国金融中心的地位。
　　其次，完善支付体系。按照人行上海分行的计划，今年将完成票据交换系统改造，扩大区域票据使用范围，畅通中小金融机构结算汇路，加快区域内资金到账速度。同时完善可疑交易报送机制，建立可疑资金交易数据库，加强对反洗钱可疑交易的监测分析。
　　再次，建立和完善存贷款定价机制和利率风险管理制度，努力用好用活利率浮动政策。在2004年第四季度全部金融机构新发放人民币贷款中，执行上浮利率的比例为37.5％，比上半年提高15.8个百分点。今年人行上海分行计划推进长期大额存款利率市场化，并利用贷款利率上限放开政策，建立贷款利率风险定价机制。同时探索运用存款利率差别定价，加强主动负债管理，适度控制信贷资产过度膨胀。
　　
　　央行职能再完善
　　在人民银行上海总部筹备在央行明确后，谁来执掌上海总部就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央行副行长项俊波，行长助理易纲，胡晓炼都曾被传将到上海负责上海总部。
　　从个人背景看，这三个人各有所长。
　　易纲，1986年美国伊利诺大学经济学博士，1997年进入央行，任职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后来是货币政策司司长，去年升任行长助理，是周小川所看重的专家型官员。
　　胡晓炼则毕业于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后担任外汇管理局副局长，分管外汇管理工作，去年与易纲同时升任行长助理。
　　项俊波去年8月9日加盟央行，项是北京大学法学博士，在此之前，他一直从事审计方面的工作。
　　在1996年调任北京、担任国家审计署之前，他一直在审计署唯一直属本科学院―――南京审计学院工作并且官至学院副院长，那时他就已经是著名的审计专家。到了审计署后，项先是出任人事教育司司长，并于1992年3月被正式任命为国家审计署副审计长。
　　无论最终哪一位人士领军央行上海总部，都预示着中国央行沿革继续按照决策层的设想前进。
　　回顾人民银行的历程，我们发现1948年成立的中国人民银行在50多年后，一直处于变动完善之中。
　　1952、1953年，中国形成了集中统一的金融体系，中国人民银行作为国家金融管理和货币发行的机构，既是管理金融的国家机关又是全面经营银行业务的国家银行。1953年开始建立了集中统一的综合信贷计划管理体制，即全国的信贷资金，不论是资金来源还是资金运用，都由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统一掌握，实行“统存统贷”的管理办法将银行信贷计划纳入国家经济计划，成为国家管理经济的重要手段。
　　1979年－1983年，央行开始第一次重要变革，由国家银行体系过渡到中央银行体制，这期间，从中国人民银行分拆出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外汇管理局等金融机构。1983年9月17日，国务院作出决定，从1984年1月1日开始，中国人民银行行使央行职能。
　　1998年，国家再次做出重要决策：按照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的部署，改革人民银行管理体制，撤销省级分行，设立跨省区分行，这个管理模式延续至今。
　　2003年，按照《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的意见》和十届人大一次会议批准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将中国人民银行对银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信托投资公司及其他存款类金融机构的监管职能分离出来，并和中央金融工委的相关职能进行整合，成立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在这次变动后，人民银行新的职能正式表述为“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维护金融稳定、提供金融服务”。
　　至此，央行的名号才实至名归。然而，央行依然在为自己的理想版图设计央行的布局。
　　人行有关人士告诉记者，为完善内部组织机构体系和工作协调机制，人总行近期已经成立了5个协调委员会：改革协调委员会、战略规划委员会、国际储备协调委员会、金融产品协调委员会、分支行工作委员会。
　　
　　迈向“美联储”猜想
　　上海分部的筹备，再次引发了人们对央行执政思路的猜想。而一个比较一致的看法就是，央行比较倾向于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操作思路。
　　业内人士评价，央行行长周小川一直比较推崇美联储的分置模式，上海总部的设立应该可以看作是央行分置的进一步尝试。
　　虽然胡平西在讲话中没有透露即将搬迁到上海的具体司局设置。但根据记者了解的情况，搬迁到上海的总行机构主要为市场操作层面的部门，如征信管理局、反洗钱局等等7－8个司局。而有关货币政策制定的部门则留在北京专司其职。
　　将市场层面的部门与负责货币政策决策的部门分开，不仅说明上海乃至整个长三角经济金融对央行的重要地位，也可以看出其改革的大致路径。
　　在银监会成立以后，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独立执行货币政策的职能越来越受到强化和重视，人们也期望它能向美联储一样独立执行货币政策，不过从此前很多决策的出台情况来看，央行决策的独立性一直没有充分体现出来。
　　作为中国的中央银行，独立执行货币政策职能一直是央行的梦想。在去年，央行就使用了除汇率外的大部分货币政策手段来实现其调控经济的能力，今年宏观调控能力依然放在周小川工作的第一位。
　　现在，上海分部的设立显然是有意将货币政策与维护金融稳定、提供金融服务独立开来。同时，“贴近市场”也是为了更好的了解经济金融动态，也更有利于央行做出决策。
　　在央行市场层面的部门南迁上海之后，央行显示了其“大模样”。许多人士接受采访时都认为：这是美联储模式在中国的翻版。
　　“美联储是什么？它只是一个委员会，具体的操作全在下面的联邦储备银行。”在银行界人士看来，上海分部的作用与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相若。
　　美联储全称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它是一个设在华盛顿的中央独立机构，由理事会和12家联邦储备银行组成，其核心是联邦储备理事会。从1913年成立至今，美联储作为美国的中央银行，担负着发行货币、代理国库、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的职能；并运用公开市场业务、银行借款贴现和金融机构法定准备金率三大杠杆控制着美国的通货与信贷；同时还起着“最后借款人”的作用。
　　对比美联储，上海分部成立后，留在北京的央行颇类似于美联储的核心机构―――理事会的角色。
　　如果从这个层面看，人行上海分部的设立不是沿革的结束，而仅仅是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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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疆界

1、部门利益合法化VS政府信用风险

嘉宾：
杨小军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刘光明中国社科院工经所研究员
张显峰致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行政不作为VS道德风险
　　《中国经营报》：有舆论认为，中国产品免检制度破坏了法律的位阶性，破坏了公平的市场秩序，对此你如何评价？
　　张显峰：如果免检产品出现质量问题，受害的首先是消费者，消费者有权向当事责任人提出索赔。那么作为给企业颁发此类证书、做出质量担保的有关政府部门是否也会被牵连而承担相应责任呢？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以下简称《质量法》）第五十七条规定：“产品质量检验机构、认证机构出具的检验结果或者证明不实，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造成重大损失的，撤销其检验资格、认证资格。”
　　国家的免检制度通常被认为是一种行政确认行为。如果不考虑行政行为的主体特殊性，那它和产品质量认证机构的认证行为没有什么不同。既然非政府的认证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那么政府部门也应当承担这样的风险。但是我们在《质量法》里面没有看到这样的规定，因为立法时根本没有授予质量监督部门免检的权利，　　《产品免于质量监督检查管理办法》也没有这样的规定，因为质量监督部门不会作茧自缚。
　　杨小军：免检制度存在的问题，一是管理部门放弃行政职责的不作为嫌疑；另一方面，从产品的质量上来说存在着道德嫌疑的漏洞。产品的竞争环境，企业的经营状况都会带来道德风险，免检制度给这种道德风险的扩大提供了土壤。企业的经济利益和产品安全之间有矛盾，把这个矛盾交给企业去自律，道德风险太大。国际上，发达国家对于产品免检在法律上并没有明确规定。而我国的免检制度是三年之内其他的机关都不能检查，这在法律上就有问题。
　　刘光明：一些政府部门的做法客观上起到了无法让公众信任的作用。政府信用危机的表现之一就是政府的失职。政府应当负起其应负的责任，如果不能够做到这一点，就不仅意味着公众享受不到政府服务，还意味着政府没有实现自己对公众的承诺。例如在免检制度中，在“问题油”出现问题后，应该负责的管理部门却没有“现身”。而如果公众只相信自己的话，那就意味着政府信用出了问题。政府信用出了问题，表面上损害的是政府职能的实现，骨子里伤害的却是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是对政府信用本身的亵渎。
警惕部门利益合法化
　　《中国经营报》：免检制度中暴露出了政府部门权力需要制约的问题，对此你有何看法？
　　杨小军：现在，一些部门利益合法化的趋势已经显现了。有通过立法的方式把自己部门的利益扩大化的苗头，在加强法制建设的今天，我们应该重视这个问题。当国家制定法律需要该部门来起草时，一些部门用各种形式把部门利益暗含进去，用立法的形式借机把自己部门的权力扩大化，通过立法来垄断权利。这样导致的结果是法律的执行力很差。
　　部门立法最大的坏处就是部门利益的最大化和合法化。这是行业立法和部门立法中应该特别注意的。所以，凡是涉及到部门之间，牵扯利益分割和调整的，都不应该由部门自己来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以下简称《行政许可法》）里有句老话：任何人都不应该做自己的法官。因此，涉及到部门权力的时候，相关部门在立法上应该回避。如果允许这种现象存在，从制度层面就埋下了祸根。
　　不同的法律渊源在法律地位和法律效力上是有差别的，对这种差别进行划分所形成的高低层次，我们称之为“法律的位阶”。免检制度涉及到一个上位法和下位法冲突的问题，相关的法律依据在国家级的法律制度中没有，但国务院的法律中有，国家质检局的规定也有。事实上，位置更低的法律文件应该服从位置更高的法律文件。现在对这个问题已经开始引起重视，应该立法规范相关问题。凡是涉及到部门之间的利益，必须由各相关部门拿出一个共同意见，不能由一个部门说了算。
　　目前行政机关是监督谁都不愿管，而发“证”谁都在做。去年，我国实行了《行政许可法》，《行政许可法》有一个基本的规则，就是要减少许可，加强监督。拿到各种许可证的产品更要加强日常的监督检查，而且要加大定期的监督检验。凡是涉及公共利益，涉及社会安全，涉及生命财产安全的设施和产品，应该加强检查。免检的做法是放弃监督检查，与《行政许可法》强化监督的思路是背道而驰的。



2、《国开行条例》进入讨论 政策性银行晋身在望

　　今年年初银监会工作会议上，刘明康强调“加快政策性银行改革作为今年金融机构改革的主要内容。”话音刚落，政策性银行改革已经启动。
　　据知情人士向记者透露，银监会已经受人大法制办委托代拟好《国家开发银行条例》，目前该文件正在征求意见之中。这是继国务院［１９９４］２２号文批准成立国家开发银行后，又一部规范国家开发银行发展的战略性文件。
　　此外，有消息称，针对其他两家政策性银行，银监会也正在或者已经制定出类似文件。这标志着经过１１年的发展后，政策性银行的改革开始正式启动。
背靠政府放开手脚
　　上述知情人士表示，在新拟订的《国家开发银行条例》中，国家开发银行可能被定义为“开发性金融机构”，这跟以前国务院２２号文中“政策性银行”表述有了明显的差异。
　　从“银行”变成“金融机构”后，国家开发银行最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业务范围得到了扩大。１９９４年的国务院２２号文规定，国家开发银行作为政策性银行，其主要职能包括支持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和支柱产业项目建设；支持国家区域发展政策；承担国际金融组织转贷款业务；主要业务为发放贷款和发行债券。
　　而作为“金融机构”，从业务范围上看，国家开发银行将不仅仅可以进行以前的业务，同时还被赋予了新的业务内容。最典型的投资业务就是金融机构一项常规业务――这也为国家开发银行和南方证券之间的故事提供了更丰富的题材和想像空间。
　　在国开行２００３年报中，我们发现，国开行的业务除了包括在国内信贷市场放款支持国家经济建设和在国内债券市场进行筹集资金外，已经出现包括财务顾问服务、债转股、债券承销、基金管理等其他金融服务业务。
　　此次改革的另一个特点是可能把国家开发银行信用明确为国家信用。
　　以前，国开行由政府全资拥有，注册资本全部由财政部拨付。根据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规定，国开行所得税和营业税享有先征后返政策，返还的税收将作为国家对国家开发银行的资本金注入。此外，财政部还通过对其部分贷款项目提供财政贴息间接地支持国开行。
　　从中可以看出，虽然国家信用已经占了国开行信用的很大一部分，但毕竟没有明确。这次改革将改变这个局面。
贴近现实助力调控
　　“此次改革可能基本上承认了国家开发银行的现状，也对１０年来国开行的改革实践给予了高度肯定。”上述知情人士在谈到此次改革对国开行的影响时如此表示。
　　国家开发银行行长陈元曾撰文把１０年来国开行的改革实践总结为“符合中国实际的开发性金融之路”。
　　１０年来，国开行认识和运用财政、信贷、证券三种融资的规律和原理，逐步改变了政策性银行在风险防范上的被动性。从主要依靠政府融资的政策性金融转向依靠国家信用和市场业绩并重的开发性金融，积极适应和把握市场经济规律，围绕信贷融资进行制度建设，在实践中构筑控制贷款风险的制度框架，逐步形成了符合国际　　惯例的经营机制，为真正担负起国家宏观调控职能提供支撑。
　　而“开发性金融”的基本特征包括以国家信用为基础，以市场业绩为支柱，以市场路径实现政府经济社会发展为目标；实行政府机构债券和金融资产管理方式相结合；实行以金融孵化为核心的融资机制；实行管理民主的治理结构等主要内容。
　　与１０年前比，我国经济已经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调控手段从政府指令转为市场调控，在这个阶段，新问题、新业务层出不穷，政策性银行也需要以更灵活和更丰富的手段适应和参与这个改革过程。
　　当前，我国人口多、资源少、发展不平衡等问题日益突出。在涉及国家经济安全的战略性领域，“两基一支”（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和支柱产业）领域的问题仍未得到彻底解决，特别是煤电油运等能源交通供应又趋紧张，主要农产品以及重要原材料等也出现了资源约束。在宏观经济中，投资需求过旺与局部消费需求过低并存，城市需求与农村需求的反差日益突出，盲目重复建设和泡沫问题突出，市场及其制度有待完善。这些问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表现，因而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基于这一现实，国家开发银行的改革方向应该是，作为具有法定国家信用的政府开发性金融机构，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制约和制度缺损的国情特点，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和宏观调控政策目标，运用开发性金融方法建设市场，建立长期稳定的资金来源，引导社会资金投向，实现政府缓解和消除经济社会发展及制度建设的瓶颈制约的政策和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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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出口退税政策在执行中加剧了地方保护

中央正在考虑增加自己在出口退税分担机制中的比例，同时对退税中出现的地区间不公平状况进行调整。业内估计调整结果最早也要等到3月底以后才有可能公布。实际上，除了此前的退税新政给地方财政带来压力外，退税政策还带来了地方保护的负效应。源于对异地产品退税的歧视，上海市政府从去年上半年就开始在默许对外贸企业的入驻限制。一家经营纺织品出口的外贸公司人士表示，“政府强调把出口退税指标下放给生产企业，事实上形成了对外贸企业的歧视。由于对跨省区的出口货源，退税退给生产企业难以操作，这实际上是保护本地生产企业的一种做法。”不过在现行制度设计之下，地方政府的倾向有其难言之隐。由于出口企业所在地不可能收取出口产品所含的所有全部增值税，很多上游产品的增值税被交给了外地政府。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贸部副部长隆国强分析认为，“收取了上游产品生产环节增值税的地方政府却不必分担出口退税，这必然导致地方政府限制本地企业出口外地产品，从而进一步加剧地方保护主义和国内市场分割。”如果仅仅由出口企业所在地政府分担出口退税，就会造成新的退税扭曲。对此，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李雨时表示，这种地方保护主义分割市场，本身是一种很错误的做法。“商务部对这个问题很重视，正在各地调研。但出口退税改革的方向是没有问题的，我认为大方向不能变，局部调整还是有可能的。”



2、税制改革到处试点，矛盾会越来越多

岁末年初，国内有关税改的讨论一浪高过一浪。增值税改革从去年开始在东北试点，虽然这项改革目前还没有给东北地区带来明显的收益，不过，国内其他地方政府已经对此有所抱怨。据国内媒体报道，湖南省国税局上个月已经向国家税务总局打了申请报告，要求也享受东北增值税优惠政策。提出类似要求的并非湖南一省。去年4月，河南省的官员也曾向中央建议，中部崛起需要中央给予多方面的政策支持，其中包括：对中部地区采取税收倾斜政策，中央和地方税收分成大部分留地方，解决中部地方政府财政供给不足的问题。湖南省的有关人士表示，“中部崛起”应该有实质性的举措，而不应只是个口号。对此，财政部的一位官员认为，湖南等省份提出这种要求或建议，是在意料之中的，“其他地区，包括西部地区也提过。中部地区，可能因为国家又是开发西部又是东北振兴，我估计他们也会提出这种意见、这种要求”。对于中部六省要不要再搞试点，中国税务学会副会长安体富教授非常明确地提出，“我的看法，就不一定再搞了，尽快全国推开就是了。你到处试点，反而矛盾越来越多。”



3、东北税改波折显示中国政策制定怪圈

去年底，财政部、国税总局一份《紧急通知》对仅仅发布了3个月的东北税改关键政策做出重大调整，将原固定资产增值税的抵扣方式由“增量”变为“全额”。促使“增量”变为“全额”，一方面有去年财政收入增加，可以消化历史包袱的因素。然而，导致政策突变的，还有企业博弈导致的政策无效率。2004年上半年，东北三省上报中央，测算出来东北八大行业2004年允许抵扣的固定资产所含增值税税额为133亿元。而近期，国税总局提供的最新退税统计数据则显示，2004年下半年，增值税转型的东北试点，共办理抵扣退税12.8亿元。财政部一位官员感叹道，“如果当时掌握的数据和现在的实际情况相符，那税改可能就不会拖延半年了！”东北三省一位财税部门官员认为，“造成这种‘缩水’的原因恐怕是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企业与财税部门博弈的必然结果。”一位当地财会人员透露企业当时的心态，“当初测算的时候，下来的政策本来就不明确、不明朗，又是个预测数，如果我预计的时候报少了，到操作的时候发现实现的要超过预期，不能完全抵扣，是不是国家还要下指标来限制啊？”尽量多报数额而不管最后是否能够真正实现，这似乎成了企业们一种不谋而合的选择。有财税专家分析指出，中国在政策制定、执行方面，一直存在着一种无形的怪圈：计划经济时代争指标的惯性思维和对政策不能到位的担心，推动着企业尽可能给自己的需求“加码”，而这种集体性的放大效应，却造成了主管部门对形势的误判，基于控制成本的天然顾虑，反过来则带来了政策的迟迟无法真正到位。税改波折表明东北地区计划经济的思维惯性依然存在，这对国家推动的东北振兴是一个不利因素。其次，让博弈者说“真话”是现代机制设计理论（Mechanism Design）的重要议题，而且市场经济数百年的实践已积累出不少巧妙的让博弈者摊派的好办法，国家有关部门应该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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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需要怎样的工业化道路

　　我们讨论经济发展战略，尤其是在经济学家的圈子里往往忽视经济外体制的制约。现在好讲什么“政府失灵”、“市场失灵”，实际上是政府有效的领域它“失灵”，市场有效的领域政府却“能得很”。　　
　　要加快改革，完善市场制度。很重要的就是要按照十六届三中全会的会议决定，全面推进改革。要校正价格扭曲，弱化政府配置资源的权力，建设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
　　　　　　　　
　　1月21日，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第二届“中国经济展望论坛”之“新世纪中国经济发展战略”主题圆桌研讨会隆重举行。
　　研讨会以吴敬琏的主题演讲“增长模式―――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为起点，开始了针对重化工业为主导的发展路径的反思。要不要走重化工业道路？支撑经济增长的核心因素是什么？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模式该当如何？如何实现一个大国经济的战略转型？
　　这些目前中国经济切实面对的重大问题，不仅关涉即将制定实施的“十一五规划”的战略走向，而且关系整个国家的长远发展路径。在吴敬琏老师对经济发展理论进行了严密的梳理之后，在场的经济学家进行了激烈的辩论。辩论的精彩部分经过梳理，为本报北京圆桌第34期。
　　
　　经济增长模式选择―――重化工业忧思
　　林毅夫：2003年我国经济开始新一轮快速增长，主要是依靠在如钢铁、化工、重型机械等重化工业领域的大规模投资。一些人认为这种在重化工业投资的经济增长模式标志着中国进入了新一轮经济增长的上扬期。请吴敬琏老师先发表一下看法。
　　吴敬琏：“十五”计划确定以调整结构为主线，这是很正确的，但在当前的经济体制条件下，以及在现行干部考核制度和财税制度的压力下，许多政府官员把“结构优化”解释为大量投入土地、信贷等资源，实现产业结构的重型化。这种认识使“十五”计划在执行中出了不少的问题。
　　重化工业倾向对经济发展造成了一些不良影响：一是妨碍了服务业的发展，服务业发展滞后导致整体经济效率不高；第二就是煤、电、油、运的全面紧张，资源问题日益突出；三是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日趋严重；第四个问题是就业状况恶化；五是促成了经济过热，并使整个经济蕴涵着金融风险。
　　所以我认为，工业重型化这条旧型工业化道路是没有前途的。我们必须实现发展模式和增长方式的转变，坚决扭转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的现状，全面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逐步构建节约型的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节约型发展道路”。
　　这种新型工业化的道路，首先应有别于早期工业化，也就是旧工业化道路。早期的工业化道路是靠物质资本积累，以及机器代替手工劳动来实现经济增长的，现代经济增长则主要靠人力资本积累和效率提高实现。我认为所谓“新型工业化”，具有两重意义：第一重意义是相对于旧型的而言的；第二重意义是信息时代的新型，就是十六大所讲的“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
　　林毅夫：吴敬琏老师把当前经济发展过程当中的问题，特别是新型工业化道路问题做了一个很好的阐述。当然，吴老师的观点也是一家之言，我们欢迎不同的观点进行交锋。
　　易纲：我觉得吴敬琏老师今天是在一个合适的时间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最近《经济半小时》做了一期节目叫“中国经验”，访问十几个省的省长、书记，每位的发言都是大同小异，落实到一个字，就是发展工业，尤其是发展重化工业。因为只有这样才有税收，才能显示地方政府的政绩。吴老师对此做了很深入的分析，我补充一点，假如我们的税收可以征收物业税的话，那么政府就可以不发展工业，也有稳定的税源。那时候地方政府会比谁的社会治安好、谁的空气好、谁的水好，政府职能的定位也就对了。
　　赵晓：2004年我国9.1％的GDP增长里面工业占了64％。对工业高速增长作用最大的六个行业分别是电子、冶金、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电力、化工和电气机械行业。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重工业增长18.6％，大大超过了轻工业14.6％的增长速度，表明中国进入了新的重化工业主导的发展阶段。由于重工业增长超过轻工业，重工业与轻工业的比重从1998年为60：40，2000年为62.5：37.5进一步上升至2003年为64：36。
　　中国的工业增长是不是到头了，是不是可以跳过重化工业的发展？工业化有几个指标，第一是农业，农业在整个产业的比重下降到15％以下，我们现在是14.8％；第二是农业就业的人口，要求降到20％以下，我们现在是50％；第三是城市人口比重应该占总人口的60％以上，我们现在是40％多一点。另外从全球制造业的分布来看，美国2003年是17111亿美元，日本是9111亿美元、德国是4430亿美元，中国是3825亿美元，可以看出中国的比重仍然是比较小的。我们曾测算，中国要赶上日本大概需要20年，赶上美国大概需要40年，中间必须要有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重化工业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
　　再从比较优势看。WTO体系下中国最大的比较优势在什么地方？中国的土地没有优势，像澳大利亚那样做世界农场是不可能的，资本密集型也不可能，科技上其实也没有优势，中国最大的优势仍然是做制造业。中国在WTO之后最明显的前景就是做“世界工厂”了。
　　所以，我们看到重化工业不仅成为地方政府的选择，也成为民营企业的选择。比如说2003年钢铁投资增长幅度高达130％，汽车投资增幅也超过了70％，其中都以民营企业的投资为主。当然这里面有要素价格扭曲和环境代价没有完全计入的影响，但即使排除要素扭曲，加入环境成本，考虑重化工业在当前的极高的资本回报率(差不多三年就可收回一个钢铁厂的投资)，我估计大的投资方向不会有根本改变。
　　中国工业发展的真正问题和前途在何方？世界几百年工业化的历程，到现在为止发达工业国加起来不过7亿人口；但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加入发达工业国行列，人口到顶峰时，一家伙就会开进去14亿多，相当于当前全部发达工业国人口的两倍。这将引发全世界资源、能源短缺等一系列问题。从国际上几个制造业中心国家的发展历程来看，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技术革命。我个人看好第六次产业革命将有可能是以中国的需求为主导的革命。

　　经济发展战略―――市场与政府的选择
　　林毅夫：最近一段时间，大家热切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新的经济发展战略，对此，请诸位发表一下自己的见解。
　　吴敬琏：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经过了一系列的变化。1953年～1978年，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优先发展重工业。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我们照搬了苏联的发展模式，重工业投资占工业投资的85％。1956年毛主席感觉到这种工业发展模式存在问题，就提出“农轻重”的发展战略。但直到1979～1981年的结构调整，才使得我国的经济结构有所改善，农业、轻工业、服务业都得到了一定的发展。
　　改革开放后，我国多次对国民经济结构进行调整，一直到“九五”计划提出要积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其前提是要转变体制，“九五”计划的目标建议就是实现两个体制转变。但从根本上来说，我国的许多制度性改变没有实现，缺点就是着重于改变结果(增长方式)，而没有改变原因(工业化道路)，因而保留了很多旧体制的遗留问题，改革效果不明显。
　　旧体制遗产在以下几方面表现较为突出：第一是政府对重要经济资源的配置权力依然较大；第二是GDP增长仍是考核干部的主要标准；第三是现行财税体制仍以增值税作为主要税种，在中央和地方实现分权和要素价格扭曲的条件下，促使地方都搞产值大、收入多的产业。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得到解决，必然导致各级政府官员走老式工业化道路。
　　第十个五年计划在实际执行中有两个问题发生了变化。一是市场作为经济结构调整主体的基础性作用有所弱化；二是结构调整的方向发生了变化，不是按照比较优势进行调整。
　　张维迎：把经济发展战略提到国家宏观战略的角度，本身是否合适就是一个问题。经济发展战略这个概念使得我们经常希望有一部分人的认识变成支配整个国家资源配置的政策，这样就得给政府相当的权力，所以政府部门其实最喜欢用“发展战略”这个概念。不论我们讨论的结果是优先发展什么，只要到了政府那里，往往会扭曲为最能显示其业绩的东西，原因是不能真正给政府设立一个好的激励机制。政府的政策一定会扭曲市场资源配置，而且在不同的企业之间进行歧视，导致大量的寻租行为和腐败现象，所以靠政府来发展这些新兴产业是不太可能的。市场的优点在于不会让每个人犯同样的错误，而我们现在是希望那些不会犯错误的人为国家制定产业政策，告诉我们资源应该如何配置，这是很危险的，因为不存在这样的人，一些人的错误会导致整个社会的错误。
　　易纲：中国共产党在邓小平同志的领导下提出了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就是要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按照这个推论来说，张维迎刚才的观点是正确的，但是他的观点如果这样直白地说很多人也接受不了。这里面其实有一个谁来决定发展战略的问题。有些规划是相当好的，也有一些规划有很大的问题。比如说十四届三中全会和十六届三中全会，一个是《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一个是《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都是相当好的规划。所以，我认为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下，国家在配置资源中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讨论发展战略，还是不可避免的。
　　左晓蕾：如果完全是市场化战略控制，张维迎说的完全是正确的，但是现在不是这样，大的层面还是应该有经济战略架构。但是微观最好也要更多的市场化，我相信现在有一定的市场化程度，企业能够做出正确的决策。比如说东莞劳动力成本上升的问题，企业就做出了理性选择。
　　任志强：我觉得，经济学家还有责任帮助政府改变现有的经济环境，即从官本位向商本位的转移。在历史中可以看见，任何一个国家在商本位占主导的阶段，就是人们生活最好的阶段，GDP发展水平最高的阶段；凡是在官本位的阶段就一定是经济发展最差的阶段。计划经济的根源是零支出预算，即我给你一块钱，我就少了一块。但是市场化经济学原理是，我给你一块钱要拿回十块钱。现在的价格扭曲，是由于政府主导造成的，如果不实现政府从官本位到商本位的转型，就不可能实现真正市场化。
　　秦晖：我们讨论经济发展战略，尤其是在经济学家的圈子里往往忽视经济外体制的制约。刚才所说的要素价格被低估，是市场价格低吗？不是，是人为压低的。如果说我国劳力价格低是因为有太多的劳务，那么中国土地如此稀缺，为什么也这么廉价？过去说东莞外来工十年薪资不长是由于劳动过剩，市场均衡工资就是如此。有趣的是当地政府与“批判的经济学家”都这样说，前者这样说是推卸责任：市场经济就是这样，不怪我们。而后者这样说则是以此来否定市场化，既然迁徙自由导致劳力涌入压低了工资，出路岂不就是限制流动、重新束缚农民吗？
　　而2004年民工荒有力地证明：所谓的劳工廉价并非“市场均衡”之过，而是有非经济的因素。在我看来至少有三点：第一是所谓集体谈判权的缺失。近年来中国商会自治的步伐远远超过工会自治的步伐，更别说外来工连非自治的工会也没有，面对官府、厂商与本地户籍特权三结合的压力，外来劳工根本不能集体谈判。没有讨价还价何谈“市场均衡”？第二，现在的发展阶段，农业是弱势产业，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至少在前几年，农业要比正常条件下更为弱势，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此次税费改革前，我国的税收实际上是“倒累进”的，取贫益富，农民的“负担率”比其他群体更大。这直接导致2000年前后粮食主产区大量土地抛荒，农民被“挤出”农业的速度反常地加快，这样的“劳动无限供给”不能说是纯市场现象。第三，很多地方仍然歧视外来工，限入禁入的政策很厉害，因此当时农民工能进入的只限于很少的几个地方，这些地方的劳动自然就“过剩”到了反常的地步。去年税费改革了，其他地方准入了，广东的“廉价劳动”马上难以维持。
　　以上几个因素都是非市场因素。现在好讲什么“政府失灵”、“市场失灵”，实际上是政府有效的领域它“失灵”，市场有效的领域政府却“能得很”。恰恰反过来了。比如土地问题，现在很多人都说土地私有制不能搞。土地私有是不是最佳选择我也怀疑，但问题是现在部分“三农学家”说土地不能私有的理由与某些土地管理官员讨厌土地私有的理由恰恰是相反的。前者说土地私有农民就会卖地，农民失地就会天下大乱，因此必须通过“官有”来为农民提供土地保障。可是后者却说土地一私有农民就不肯卖地，官员搞不成圈地运动影响招商引资经营城市等等，因此必须靠“官有”来夺取农民的土地。我多次听到某些官员义愤填膺地说，如果搞了土地私有他们的城市就不会发展那么快。这不是扇了“三农学家”的耳光吗？那些官员的说法倒表明：如果政府的土地政策出发点是这样，那恰恰会由于“土地官有”而造成土地兼并，两极分化。
　　汤敏：对。如果有一个经济发展战略，而且需要转型的话，我觉得首先要解决政府角色的转型问题，否则，谈经济发展战略很容易出现一些误导。目前，政府的角色转型在某种意义上比制定产业发展的意义可能更重大，不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谈产业发展就有很多问题。所以我认为，在下一步的发展过程中，首先就要把政府的位置定好。一旦把政府的角色定义清楚了，发展战略会更清楚，而且发展战略宜粗一些，不要定得太细，定得太细又会造成很多的误区。国际成功的经验表明，发展哪个产业，有哪些技术选择等，应该由企业去决定。
　　政府的主要职责首要的是保证公平竞争，关键要把价格等宏观因素处理好，把产权保护好。
　　第二是提供公共服务。现在政府做了很多不一定需要政府大力投资的事情，在政府应该投资的地方反而投资不够，像教育、卫生、社会福利、社保，包括R＆D，这一部分应该由政府来做。
　　第三是基础设施的投资。在相当一段时期，我们认为基础设施由民营企业来做，但是反思下来看，基础设施还是主要应该由政府来做，完全靠民营企业有很多的弊病。当然也不能排除民营企业的补充投资的作用。
　　最后，政府可以进入一些市场失灵的灰色地带。各国的经验证明，政府如果花一些精力、资金资源来帮助中小企业发展，特别是在早期发展的中小企业发展，并通过他们创造就业机会，会起到很好的效果。
　　李稻葵：一个糟糕的政府直接发展一个企业；一个中庸的政府就像韩国朴正熙的那样，走中间道路，政府市场一起发展；最高明的政府就是发展市场，打通整个市场，由市场选择产业，由产业选择企业。
　　易纲：我们要记住两个方面，一个是市场经济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第二是政府要定的是游戏规则，是法律环境，而不是一种要“赢”的发展战略。
　　白重恩：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相信市场的作用。在中国，市场是否有效运行，主要压力不是市场失灵，而是政府失灵。吴老师讲的很多都是因为政府失灵、政府官员激励机制的问题。在解决政府失灵这个问题之后，很多的关于战略的讨论就不那么重要了，因为在那种情况下市场起了作用，就不需要政府强行定一个战略了。
　　杨瑞龙：西方主流经济学并不认为讨论经济战略是有意义的，因为资源是由市场机制配置的，政府的功能主要是弥补市场失灵；但是，我国讨论经济战略是有意义的，因为相当一部分资源的配置是由政府控制或政府有足够的影响力。但是，大量证据表明，当政府通过控制资源去实现经济战略时，常常包含着失败的可能性。特别是脱离了现实条件，战略最多是书面上的东西，很难在现实中实现。这给我们两点启示，一是如果要让中国发展战略的讨论有意义的话，我们的重点一定要转到改革层面上来，即怎样通过改革实现资源由政府控制转到由企业控制、市场调节，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助于实现我们希望达到的经济发展战略。我非常担心中国的改革会放慢。二是我们不得不花大量时间讨论也许在现实中有意义，但是在经济学中可能没有意义的问题。
　　
　　大国比较优势―――兼顾国内与国际
　　林毅夫：在发展战略上，国家主要并不是选择什么样的角色，而是创造市场环境的问题。按照比较优势来做的前提就是要准确定位，但是如果政府想扶持一些在竞争市场中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那么，必定会有行政保护。
　　李稻葵：我觉得狭义的比较优势战略是不适合的，原因有二：一个因素就是贸易比价。小的国家和地区，如新加坡和台湾，加工出口贸易是影响不了世界价格的，但可以面对世界价格进行决策出口。但是中国作为大国，贸易比价是相反的。第二个因素就是政治环境。中国是一个大经济区域，如果搞加工贸易出口，全世界的厂商都反对，并通过本国的政治机构进行贸易保护，我们戏称，现在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抵制中国的廉价产品。那我们的优势是什么？就是我们是大经济，有我们自己的市场，坚持改革开放的时候应该促进形成我们的大市场，利用我们的大市场培植大企业，掌握核心技术。只有把企业做大之后才能增加中国的竞争能力，才能改进贸易比重，才能解决国际贸易摩擦的一些问题。
　　宋国青：中国对国际经济的影响确实很大，我们买什么，什么就涨价，卖什么，什么就跌价。粮食和石油都是如此。中国买得再多，跟美国总的进口量比还是小得多，为什么美国买就没有涨价，中国一买就涨？这一点还是和信息方面相关。中国的进出口经常会对国际市场造成突然的袭击。比如石油，美国所有达到的进出口数据都是公开的，而中国做石油的人整天问中国有多少存货。所以短期来看，在商品进出口方面，还是信息沟通太少，只有信息公开，情况才会改善。
　　李晓西：国家发展战略，从政治层面看，如东亚模式，强调的是政府主导。从经济的角度看，有比较优势战略，或以某一个产业为主的战略等。从国际化的角度看，有大国战略，也有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小国战略。不同的角度会有不同的概括。国家发展战略是存在的，不管是否意识到。但要防止政府过于计划化解决这个问题。
　　今天发的《展望中国2005》这本书，唯一提到国家战略的就是李稻葵先生提到的大国战略。中国以前是一个大国，但是不被人当成大国来看。从去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国际采购和国内经济政策，都在影响世界，中国的大国形象已经越来越明显了。而作为大国战略，则可能是更突出了一些。这个大国战略应该有什么含义呢？我临时归纳为几点供讨论：
　　第一点，我国首先要争取一个大国的国际环境，要从世界规则的接受者走向世界规则的制定者。现在多哈会议马上要在香港开始了，这就意味着我们还有很好的机会，中国已经以建设性的态度提出了我们的设想，以前我们的设想太少了，建设性不够。
　　第二点，我们要兼顾国内国际政策协调，在汇率政策、利率政策上，我们的国际影响是毋庸置疑的。我们完全有办法以正面的、巧妙的办法回答和解决外界的疑问。
　　第三点，要从追求双顺差要转变到追求国际收支的平衡，一味的追求双顺差，会有很多利益损失。
　　第四点，内需为主非常重要。国外形势好时对于我国经济有拉动，国外形势不好时我们说“这边风景独好”―――因为我们是大国，不会受特别大的影响，内需很重要。
　　李稻葵：我补充一点，大国战略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要学会对外搞“经济洋务”。要会用西方人的语言，在国际社会发出中国的声音，来改变国际上的贸易和金融的制度游戏规则，使它对我们这样一个大的发展中国家更加有利。
　　中国经济的发展，实际上已经走到现代经济学里面还没有完全触及的一个问题。我认为，现在中国经济的发展处于两个问题的交界点，一个是作为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如何最好利用目前国际开放的环境来尽快提高自己的国民收入水平；第二个问题是一个大的发展中国家如何能够在这样一个环境下最好地利用国际开放的环境来迅速地发展。
　　左晓蕾：对于大国战略而言，在内部经济环境里面我国也可以发挥大国优势。我国内部有很多的差异，如地区差异、发展差异、收入差异等，所以大家不可能做一样的事情，升级换代、技术进步这些变化可能在东部发生，比较优势的理论可能在西部发生。所以我们有优势，应该运用这些优势合理的分布、平衡地发展。所以，新的经济模式可能是一个混合型的经济模式，并不是一个划一的经济模式。
　　中国的发展战略一定要实行“差异战略”，完全可以形成一种从东到西的转移传递发展方式。所有的发展阶段都可以从东部开始向西部推进。东西部的环境资源条件不同是客观事实，东西部的发展应该不同步，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可以在一国中共存。这样就可以变中国的不平衡发展的劣势为优势。
　　全球各国和地区的产业升级换代的国际大转移的传统模式，完全可以在中国内部发生和完成。从这个意义上，全国“一盘棋”的整体发展战略就至关重要。各地方政府必须服从这个大的发展战略，实事求是地制定地方发展战略，充分发挥各地不同的比较优势，这才能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平衡发展。我们已经盲目地为追求“简单”的快速发展付出了成本和代价，而且“欲速也可能不达”，我们应该可以走一条集世界各国发展模式优势之大成的发展道路。
　　
　　“微笑曲线”的两端―――技术进步是关键
　　林毅夫：这几年，中国经济在国际上可谓是一枝独秀，2003年我国经济增长率达到了9.4％，2004年也在9％以上。对外贸易连续两年超过了30％的增长，贸易额在全世界贸易中排名第三。面对快速的经济增长和蓬勃发展的国际贸易，我们应如何定位中国经济在国际上的角色？是继续利用我国劳动力便宜的国际竞争优势推动经济发展呢，还是走战略转型路线？
　　王建：从国际投资历史的演变来看，二战以前，国际资本的走向是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主要的投资方向是进行初级产品的开发。与之相应，国际贸易中六成以上是初级产品贸易。
　　二战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投资开始变为发达国家之间的水平分工。1990年代以后又发生新的变化，国际投资再次从发达国家转向发展中国家，可是投的不是初级产品，而是制造业。2004年，6100亿国际投资流到发展中国家的比例增长到68％。流入到发展中国家的FBI大幅度增长，流向发达国家的FBI是下降的，这是一个越来越明显的发展趋势。
　　为什么会发生这个变化？因为我们是一个要素普遍便宜的国家，3.6亿劳动力中有1.7亿是剩余的，而且不断有新增劳动力，每年会有几百万亩土地进入到工业化进程当中，要素的普遍便宜在未来还将持续。说到底，中国成为“世界工厂”，这是国际的大环境和中国的内因两者相结合决定的。
　　我国要不要发展加工贸易？现在世界各国都在竞争这个机会，我国不拿别人要拿，拿了就比我们发展快。所以中国要把握全球大格局变革当中的机会，去迅速实现我们的崛起，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中国的崛起是和亚洲经济的整合与崛起密切联系在一起的。1990年代亚洲地区的出口从1万亿增长到2万亿，有一半贸易是在内部进行的，新世纪增量当中大概70％是在内部进行的―――内部贸易率越来越高。这样，我们完全可以通过货币的整合推动经济的整合。
　　吴敬琏：中国正处于整个世界经济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应该走新型的工业化道路，积极转变增长方式，实现经济的新飞跃。如何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呢？我认为以下几点很重要：
　　首先，要加快技术进步，建立能够激励科学研究和技术在生产中运用的制度和机制，其核心是制度化，一个是科研的制度，一个是技术开发的制度。对于科学研究而言，最重要的是树立严格的学术规范、建立以科学发现优先权为核心的评价体系、形成独立和自律的科学共同体；对于技术而言，最重要的是形成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和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使技术创新者能获得物质奖励。
　　其次，要大力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服务业。对于制造业来说，就是要向服务业上下游延伸。2001年我国第三产业占GDP比重为33.6％，大大低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45％)，近年来不升反降；我国产业发展集中于低附加价值、低盈利率的加工和组装环节，这种状况亟待改变。
　　再次，要加快改革，完善市场制度。很重要的就是要按照十六届三中全会的会议决定，全面推进改革。要校正价格扭曲，弱化政府配置资源的权力，建设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
　　另外，要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最后，要推动教育产业发展，实现人力资本的积累。根据日本的经验，教育赶超要先于经济赶超两代人之久，可是我们现在的教育情况还是很让人担忧的。
　　龙永图：我认为，中国经济不存在过度依赖对外贸易的问题，这么大的国家，人均一算其实是很少的，所以我们外贸出口超过了英国、法国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中国经济对外开放，老百姓从中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是最根本的，不应该存在这样的争论。关于吸引外资的争论，邓小平早期有一个讲话，他说“外国人借钱给你都不怕，你怕什么？”中国搞市场经济，如果没有他的点拨，我们不知道要争论多久。
　　对外开放这一被公认为不是问题的问题总出现争论，是比较难堪的。全球产业刚开始向中国大转移马上就有争论，主要是因为一些既得利益者对于对外开放是存在着某种不同看法的。当年，最反对入世的就是掌握审批权的官员，就是对重要经济资源有支配能力的人，所以我觉得还是要从观念上、体制上解决这些问题。现在只是进出口贸易多一点，很多人就沾沾自喜，实际上中国在国际分工上还处在不利地位。我们在整个国际分工链中搞一点加工贸易，搞一点制造业，成千上亿的劳工拿一点辛苦钱。但是我们目前还不得不面对这个现实，从整体上看，我们想占产业链的高端还没有能力、没有品牌、没有技术和现代服务业，我国只能老老实实再走十年的加工贸易路，再为外国公司打工打上二十年。我国现在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要解决就业问题，特别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问题。广东对全国最大的贡献就是把上亿的农村劳动力变成了流动人口，在广东进行加工贸易。
　　我们加入世贸组织有两个承诺：一是遵守规则，过去我们中国搞经济没有规则，都是拍脑袋，而现在都要按照市场规则办事。第二个承诺是开放市场。那时很多世贸谈判为什么那么困难？就是因为观念很陈旧，以为保护越多越好，进口越少越好，这和整个经济全球化的态势是不合拍的。
　　总之，第一，我们现在不要因为贸易进出口增加就沾沾自喜，人均一算，我们还差得远；第二，要好好遵守国际规则和市场规则；第三要开放市场，我国现在进出口贸易居世界第三，我们就要扮演全世界第三大贸易国的地位，承担相应的义务―――在国际贸易体上进口就是义务。在这个问题上我就讲这几个基本观点，总之，我们应该再韬光养晦，埋头苦干至少十年二十年，然后再说真正意义上的平等竞争。
　　林毅夫：龙秘书长说还要再老老实实做十年二十年加工业，而吴老师提到我们要走一条新型的工业化道路，进入新型工业化的道路的重点在微笑曲线的两端，一方面是研发，另外一方面就是品牌和流通。吴老师对这个差异是怎么理解的？
　　吴敬琏：我很赞成坚持对外开放的大方向，但现在不是开放多少的问题，而是怎么开放的问题。现在的价格扭曲会造成产业结构的扭曲，使得技术进步的动力不足，需要政府通过政策加以解决。由于要素价格的扭曲，我们有一些出口其实是赔本的，可是表现为企业好像都赚钱了。这样一套鼓励出口的措施使得我们的企业没有提高附加值的压力，不能向微笑曲线的两头延伸。华为的表现就可以增强我们的信心：中国人在高端的产业上不是只能卖“硬苦力”。
　　龙永图：实际上我和吴老的观点也没有很大的区别，我只想强调最重要的方面，目前就是贫困人民的生活改善。我们13亿人口中有几亿农民，很多贫困人口，搞加工贸易可以为他们提供就业机会，改善他们的生活。我也知道我们中国人不能仅仅满足于给人打工，还是要发展服务产业，也需要搞高科技。但是如果说不要搞加工贸易，不想做“低端”，只想做高端，那就不符合中国的国情，没有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
　　左大培：所有的西方经济理论表明，持续增长的关键就在技术进步。如何表述技术进步有很多的说法，我更相信人力资本。为什么把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混为一谈，就是因为人力资本主要就是属于技术密集型。在发达国家，第三产业的比例高，很大程度上因为搞R＆D，包括大学里面都是搞技术进步，所以我更应该强调这一点。
　　我要批评龙永图先生所主张的一套，根本的原因就在于，那样做会妨碍中国技术进步。第一点，我们从1994年以后开始资金净流出，一边是大量外资投资，另一边是资金大量流出，主要就是外汇储备。为什么流出？说到底是由于我们现在是资金过剩，缺乏投资机会。第二就是克鲁格曼说到的，对外经济依存度和对外经济大小有关系，美国是30％，中国是百分之多少，应该有一个数。
　　我提出一个和主流不同的观点，就是检验发展中国家的制度好不好，主要是看对促进技术进步的作用能有多大，好的制度应该能够最快地加速技术进步。不管配置效率有多大的提高，没有快速的技术进步，增长都是不可持续的。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第三产业比例高，特别是在第三产业就业比例高，不是一个发达国家的标志。我们社科院有一个专门的研究，就是拉美一些国家如秘鲁，第三产业比例达到美国的水平，而且就业比例很高。但是它的第三产业就是餐饮业，就是街头摆小摊，美国的第三产业是专家做研发，这就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根本的区别，而不是简单的第三产业比例高，特别是就业比例高就是发达国家的标志。
　　林毅夫：我同意技术进步对于一个国家长期发展的重要性，但是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发展进步的方式是不是都是一样呢？如果是最发达的国家，技术进步肯定是来自于自身。但对于像我国这样的后发国家，和发达国家有一个技术差距存在，是不是一定跟发达国家所强调的一样，靠自己的研发，靠自己的人力资本的积累来发展技术进步呢？
　　中国最终要走微笑曲线的两端，但是我们现在是不是真正走入了微笑曲线的两端，这需要讨论。有一个例子值得研究，台湾的宏?进入到做品牌的阶段，而台湾的另外一个公司却已经失败下来，不做品牌PC。因为做研发是资本密集，风险非常大；做品牌和营销，又必须有很大的国内市场，而且具有不可贸易性。台湾现在的贸易额很小，进入研发和品牌都有点过早。
　　吴敬琏：这里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是台湾的确有环境因素的制约，大陆和台湾的环境是不一样的。台湾的市场太小，想做自己的品牌并在国际市场上站稳太难，所以明基主要是在大陆干，去年他们的自主品牌占一半，OEM占一半，自主品牌毛利25％，OEM的毛利5％。大陆的条件好，市场很大，所以自主品牌现在在内部市场上就可以站住。
　　二是用人方面的问题。宏?为什么想做自己的品牌却做不成？曾在宏?做了三年人力资源副总裁的杨国安教授说，原因在于要搞品牌营销就要跟人打交道，华人就善于跟中国人打交道，而到了世界市场，就需要任用外国人。所以明基分出来以后，在大陆发展很快。今年我们也会看到宏?的发展，因为宏?把一个意大利的总裁提升为全欧总裁，2005年全欧总裁就要变成全球总裁，完全按照国际规则来运转。
　　白重恩：如左大培先生所说，在现在经济增长理论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技术进步，但是技术进步的基础是什么？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教育水平。这一点在市场上是失灵的，特别是在贫穷地区，很多的孩子没有办法得到受教育的机会。在我看来，长远来看，让我们所有的孩子都有受教育的机会应该是一个最重要的战略问题。
　　林毅夫：今天的讨论，我们还是达成了一些共识，首先是中国在21世纪必须走上新的道路，实施新的发展战略；其次，新的战略之基础是一个完善的市场制度，应该让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主要力量，而不应该是政府主导；第三个共识就是新的发展道路当中，技术创新是关键，但是，对技术创新取得的方式我们没有展开讨论，到底是自己研发还是引进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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