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原的火车站没有月台，我从拥挤的绿铁皮车厢中狼狈地钻出，以一个并不怎么雅观的姿势“降落”在西海固这片干旱缺水的土地上。记得北京地铁车站里长时间地张贴着这么一张照片：一个泪眼婆娑的小姑娘，面对着龟裂干涸的黄土，手里紧紧抱着一个空空如也的红色塑料桶。这张为西海固募捐的公益广告，也成为了我对宁夏中部这片土地的最初印象。 找到一辆愿意去须弥山的车实在是太容易，在火车站前的几棵大树下，百无聊赖的司机们围坐在一起打着扑克，花上一百五十块就可以包上一天的车。固原的城区算不上大，空旷的街道上到处游窜着空驶的出租车，而更加空旷的，是耗费巨资修筑的超大型广场。在无数破落的平房和低矮楼房的簇拥下，崭新的政府大楼得意洋洋地矗立着。而借着国家建设武汉到乌鲁木齐国道的东风，年久失修的翻浆路面似乎也有重修的希望。 作为佛教的胜地，守望在六盘山西麓的须弥山自然而然地占据了方圆百里水草最丰厚的地方――在这片赤红色的贫瘠土地上，一块小小的绿洲显得如此与众不同。石窟大多毁于上个世纪的人祸，如今或有好事者在旧龛中新塑有观音、如来的泥像，供奉着微薄的香火。在残存各窟中，以北周时期的大佛楼、圆光寺和相国寺保存最为完好。佛像线条柔和，神态安详，而周围的装饰远没有敦煌繁复，恰如这里的一脉山水，苍凉而单纯。 在大佛楼侧面的通道上，站着两个羞涩的小姑娘。她们各自抱着一个纸盒子，向为数不多的游人兜售着粗劣的手链。所谓的手链，其实就是在大小不等的桃核上打上孔，然后用红色或绿色的橡皮筋串起来的儿童玩具。手链本身很便宜，只卖一块钱。小姑娘声称，靠这些东西赚下学期的学费，这自然引起了一旁游人的唏嘘和叹息。当下就有人慷慨解囊，顷刻之间，这二十来串没有任何欣赏价值的手链就被一抢而空。一位好心的女士，更是掏出二十元钱，放在已经空空如也的纸盒里，转身就待离去，却被其中的一个小女孩死死拽住不放。小姑娘的脸急得通红，却说不出话来。另一个小女孩飞快地奔下山，不到五分钟又飞奔回来，手里捧着一大盒还没有来得及钻孔的桃核，硬塞到那位受惊的女士手中――她们要骄傲地靠自己的劳动换取收入，却不愿意接受旁人的施舍。 我有点被感动了，也不失时机地按动了相机的快门。 回到北京以后，我按照小姑娘在笔记本上留下的地址，把记录着那张略带着羞涩和自信的灿烂笑脸的照片寄还给她，同时附上了一张八角钱的邮票，希望她有空能给我写封回信。 三个多月过去了，我渐渐将此事淡忘，直到有一天意外地在信箱里发现了一封来自固原的信件――寄信人是小姑娘的二姐。这位已经在固原城区的职高里读书的姑娘，在妹妹的箱底翻出了精心保存起来的照片和我的来信。她苦口婆心地劝妹妹回信，却发现倔强的妹妹执著地不愿意接受任何人的施舍――即便是我贸然随信附上的那张邮票。对城市生活充满着渴望和好奇的姐姐，终于背着妹妹给我写信，诉说着自己家乡的贫困，以及对外面大千世界的向往。和每个初中少女写信习惯一样，彩色的便笺、间或出现的英语、精心贴在签名旁边的美少女贴画，还有热情得似乎让人无法消受的祝福。 我很高兴，因为照片的主人公还是珍藏起了我的礼物。没有丝毫的犹豫，我开始提笔回信，介绍了自己的工作和生活背景，顺带炫耀了一把自己在十七岁时独自远行的经历。 这一次我没有等上太多的时间，不出半个月就收到了妹妹的回信。信不算长，却和她姐姐的来信内容差不多。对于一个从未去过县城，孩提时代全部在须弥山度过的女孩子来说，外面的一切都足以让她神往。在信中，她老实地汇报着自己的学习成绩，告诉我父亲生病以后家里的艰难，也发誓要好好上进，像姐姐一样好好读书，进县城甚至去省城工作。 飞快地，我写好了回信，顺手放上两个从国外出差时带回来的精巧的小挂件。然而，在给信封上口的一瞬间，我犹豫了。面对着这样一位美丽的小姑娘，这样一颗幼小纯净的心灵，来自物质世界的我是否唐突了？以外来人的身分贸然闯入那片世界的我，会不会给她原本静谧安详的心态带来变化？我到底要扮演一个什么角色，拯救她离开贫苦生活的善人、开启民智的布道者，甚至是诱惑苔丝的亚历克-德贝维尔？ 我承认自己彻底地困惑了，这些角色走马灯般地出现在我的眼前，让我感到羞愧而恐惧。我无心去改变任何人的生活，这种压力使我沉重，使我退缩。也许我的多虑会让她失望，但我更担心自己的介入会给她带来不切实际的期望和更多的伤害。 就这样，那封信连同我的礼物，最后永远地留在了我书桌的抽屉里，而我也终于没有再收到来自固原的任何讯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