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学1-2年级是在陕北榆林城上的。下面是回忆节选） 他们（父母）经常要下乡，一下就是很长时间，加上农学院在城外15里，周围没有小学，职工食堂不让家属入伙，也不许请保姆，于是就只好将我们弟兄三个寄养在城里一位阿姨家。 阿姨家是榆林旧时代的豪门，在那条街上最惹人注目，院子很大，有三道门，进头道门后是一个很大的照壁，中间是透雕花纹，门廊有一个十几平方米大的天井，孩子们有时在这里玩“斗鸡”（一腿卷起，单腿跳，相互碰撞，看谁先倒）。二道门、三道门稍小。几进门楼都是用雕砖砌成，顶上有龙兽狮子之类，记得是琉璃的。有几进院房。榆林虽说不大，还靠近延安，但解放军攻下榆林，是费了一番周折，曾经三攻不下。阿姨房后面有一进院子，里面的房子是最好的，两厢的房子都是二层楼，雕梁画栋，在解放军三次围城攻打时，被炮弹炸坏了，主房完全垮了，其完好时应当比厢房更排场。这进院子毁后，没有修葺，不能住人，也不让孩子们进去，通向这进院子有个门，老锁着，说是“先人的房子”，我只有两次和她家的孩子偷偷溜进去看过（我一直误以为“先人”是“仙人”）。阿姨说起最害怕的人，是伤兵和“安徽人”（见后）。当年围城的时候，城内满街都是国民党军队的伤兵，但具体情况，阿姨没说过。阿姨家那条巷子到街口不远处，就是榆林城里有名的甘泉，里面的活水，冬天不冻。榆林是古时重镇，西、北缘毛乌素沙漠，因这里有甘泉而能筑城，榆林也以甘泉水点的豆腐闻名。 阿姨家的成员也很复杂，我从没搞清楚。主人是阿姨的丈夫，姓刘，在解放榆林时死了，好像与井岳秀有什么关系，老听他们大人背后说“井师长怎么怎么”。看过电影《鄂尔多斯风暴》的人，都记得榆林城里的那位“井师长”吧？他当年是榆林的太上皇（井1936年因枪走火而逝）。阿姨是刘的遗孀，但又不是。因为她只是刘的小妾，而刘的正妻大奶奶还在。大奶奶生了几个儿子，而阿姨无所出。那大奶奶年龄很老了，不光长的显老，也很丑，老公死的惨，心情经常也不好，喜欢在院子里大声吵吵。 大奶奶住的是一排上房，很高，房瓦上长满了瓦松，冬天结冰，冰溜子顺房檐挂下来，很好看。阿姨的房子与大奶奶隔壁，但属于厢房。上房东面，有个高台阶，上面是一个院子大小的台地，可能是当初被毁的一院房，再往里走，过一段砖铺的路面，就是一排很奇特的房子，用雕砖或石头砌成，窗户很小，里面住着一个疯女人，从不与其他人打交道。我记得这疯人有个女儿，和我是同学，后来在一次事故中被车撞死了（只是听说）。但后来和我小弟弟说起旧事时，他说撞死的是那疯女人，今已不能确认。我后来怀疑那女人其实并没有疯，但大人们都这样说，她与大家庭的关系，也从没人告诉过我。 现在回想起来，阿姨其实在陕北人当中，绝对算是漂亮的（当时没留意），也很年轻，30岁左右吧，皮肤白皙，眉毛很细，厚嘴唇。她虽说是穷苦人家出身（后面再谈），但比较讲究穿戴，还镶了几个金牙。那时代，为防动乱离丧，常把金子镶成牙以防万一。因此可以理解，阿姨在解放后就改嫁了，改嫁给刘的弟弟，并把大奶奶的小儿子过继过来。阿姨现在的丈夫，是一位教师，学校离城很远，很长时间才回家一次。他一回家，就是家里的喜事，吃的明显好了点，他对我们兄弟仨也很和气，明显是知书达理的人，但他好像对阿姨并不很亲，不过，那只是一个9岁孩子眼睛里看到的，并不知内情。 从大奶奶那儿过继的儿子，一只眼睛是斜视，牙床凸出，明显是从小受娇纵惯了的孩子，比我大几岁，不仅顽皮，不听阿姨的话，而且，由于他的身份（嫡子），还常常对阿姨有点欺横，阿姨对他也是小心下气、关怀备至。但他成绩不好，比我大2、3岁，只高我一年级，喜欢欺侮比他小的孩子。但一般来说，我和这小儿子还是友好的，尽管不算铁，是院子里不多的玩伴之一。他练毛笔字的时候，排场很大，周围几个人伺候，包括很少回家的“小大”（他这样叫继父。“大”：陕西方言“爹”的意思），用的镇纸、笔帽，都是铜制的，尤其是那宣纸，那时候很难看到，我很羡慕。但他的字却不怎么好，描红也经常描不象，甚至描出格，我倒不很佩服（他名字里有个“进”字，“走之”常描出格）。他有时候，嫌阿姨的饭菜不好，还常到“大妈”那里去吃饭，大妈也时常带给他吃的。他有时候和阿姨吵闹，大奶奶还帮他腔。尽管住在一个院子里，就住隔壁，阿姨很怕大奶奶，在她面前和身后，连大声说话都不敢。这也影响了我们弟兄仨，对大奶奶很敬畏。所以她们俩很少吵架，但有一回，为这个小儿子，她们俩大吵一次，惊动了整个院子，让我们仨兄弟感到恐惧。这次吵架，和以前的情况完全不同，这次是大奶奶骂了那小儿子，而阿姨是护那孩子，大奶奶的大儿子也出场了。这次吵架后，大家庭里的微妙平衡和近而不亲关系打破了。但我那时候还是个懵懂孩子，没弄清是非原委。 阿姨家虽然是旧时的大户人家，但这个时候也一样挨饿。我的记忆中，在她家的几年里，从没有吃饱过肚子。就是那位大奶奶，也不得不亲自动手搞吃的。每年秋冬之际，到处搞冬菜，搞的多了，就放进屋檐外一个大缸，用石头压起来，把水压掉的差不多了，放进盐，腌起来冬天吃，叫“酸菜”。整个冬天，除了“主食”（玉米面、荞麦面和极少的“白面”）之外，就只有酸菜。那几年，不知道为什么芹菜却长的那么好，真是救荒的好东西。开春，最早能吃的就是芹菜，满大街都是卖芹菜的，价钱不贵，但现在已经记不清多少钱了。我跟在阿姨后面，屁颠屁颠的把买的芹菜往家运。榆林西门外有很大一片藕塘，叫“莲花池”，当时并没有多少莲花，冬天有许多人在那里滑冰，只有塘边有残存的稀疏荷叶。开春，有许多农民在莲花池卖小白菜，后来知道，这是疏苗疏下来的小白菜，价格便宜。这些都是粮食定量之外能添补的副食。那时候，我每月的口粮是18斤。 我母亲经常下乡。有一次，下乡回来，正好路过榆林县城，就来阿姨家看我们。看见母亲，三个儿子那个亲啊！就不多说了。搂在妈妈身上，翻着兜找吃的（呵呵，，有点羞愧不是？），结果找到一块深褐色的窝窝头。那是用“麸子”做的。麸子就是小麦磨面粉后，剩下那些渣滓。没想到的是，三个孩子，包括我这个老大，都高兴的不得了，但起先还不敢吃，因为不知道妈妈吃了没有。一旦得到妈妈的允许，三人就像饿虎扑食一样争抢，还是妈妈分成三块，一人一块，大家吃到嘴里，就象碰到今生没吃过的山珍海味一样，那可口，我今天依然记得很清楚。妈妈心酸了。但没办法，小停之后就离开，回学校了。 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冬春之际，一次，课间休息，跑到教师食堂门口晒太阳，看到那里有几筐已经半腐烂的白菜根。那是一种很小的白菜的根，已经半干，沾满泥土。我忍不住饿，就扒拉出几个没有彻底烂掉的菜根，连泥都没有弄干净，就塞进嘴里，吃着吃着，发觉味道不对，吐出来一看，都是泥。以后有一段时间，天天在课间休息时，到那筐子里找稍微能吃的菜根。后来许多同学也发现了，大家都动手扒，扒拉到最后，实在没法找到一根能吃了菜根了。就是这菜根，让我在这饥饿的年代里，身体素质比起我的两个弟弟要好。我们弟兄仨都传染上肺结核，但我自身的免疫系统，居然对肺结核杆菌的抵抗中，取得胜利，把这些病菌给囚禁到“钙化”的战俘营里了。陕北有一种吃食，叫“饸烙”，用荞麦面做的。我在阿姨家最后一段时间，我大弟因肺结核成“鸡胸”先回到父母身边，我就在学校老师食堂“上灶”，吃过几次饸烙。那是一种原始的“压面条机”，在大锅上支一个粗大的木梁，上面凿有小眼，放进揉好的荞麦面，一点点的压出来。看着那热气腾腾的饸烙，等待出锅，口水一阵阵流出来，难以压抑（老师们也在旁边啊！不能失态对不？）。 我上的小学，叫榆林师范附小。同桌孩子是独生子，但功课有点跟不上，经常要我帮他。他家里特别疼他，上学时每天都给他带几段煮熟的胡萝卜做零食。因为是同桌，他偷偷吃的时候经常被我发现。我幼年时候曾经不喜欢吃胡萝卜、芹菜、肥肉、冬瓜等，尤其是煮熟的胡萝卜，但这个时候这胡萝卜，却吸引力这么强。于是，人的那种“政治本能”（除人外，黑猩猩、猕猴里均有发现），开始起作用。每当他要我帮忙解释作业上问题时，我就向他提出“让我也吃一段胡萝卜”的交易。他开始还很乐意，每次给我小半段。这样一天天下来，他也不情愿了，毕竟这食物，对他这样一个平民家庭来说，也是不容易的。 1960年左右，不知道怎的，榆林城里，老百姓传起一个谣言，引来很长一段时间的恐慌，说是“安徽人来了！”我不知道“安徽人”是什么人，但大人们都拿“安徽人”吓唬小孩，说一大群“安徽人”到榆林要饭，还抢人、拐小孩。这恐慌，到几年后我离开榆林时，还能听到。我害怕碰上“安徽人”，但我那几年，从没碰见过。一次上学路上，走到九龙壁附近，听到街上广播里播放新闻，说“尽管我国遭受了自然灾害，但全国没有饿死一个人”。那个岁数，国家大事不可能懂，广播里什么东西都不记得，也不明白，就这句话一直记得。 我睡觉以“死”著称，小时候有一次，和大人们一起看电影，看不懂，就睡着了。电影完了，大人们把我背回家，到家几里路，我居然一点也不知道。后来初中时住校，晚上睡觉经常滚到地上，能一直睡到第二天早上。也有几次半夜被冻醒，醒来一看，原来自己睡在地上，被子还在床上呢！回到榆林的旧事。有一天晚上，我已经睡着了。睡着睡着，突然被我大弟捅醒了，迷迷糊糊听见几声锅勺碗筷碰撞声，和一阵阵让人无法抗拒的饭食香味，几个黑影正在那里大啖美味。原来，是阿姨的丈夫回家了，他们三个人，包括那继子，正偷偷背着我们吃好东西呢！我大弟身体不好，营养不良，睡觉比较警觉，听到动静就醒了。但我们也没办法，那时候，还没有“维权”的概念啊！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他们吃，风卷残云后，分别倒头睡去。这件事情，对一个孩子的心，是有所伤害的，多少改变了我对“小大”的好印象。我小时候属于比较傻的孩子，不仅不知道“维权”，也不知向自己的父母“告状”，直到好几年后，有次和母亲聊天，才讲了这个故事，母亲听后，黯然不语。夜宵未列入邀请名单的人：我们兄弟仨和碎妹子。这里提到碎妹子，那就说说碎妹子的事情吧。 阿姨改嫁后，一直没有生自己的孩子，过继的儿子也很难指望，就从自己娘家要来一个女孩过继给自己。她娘家一定很穷，在她困难的时候，从没见她娘家人帮补，甚至她受气的时候，也没见她娘家人来助威。我猜想，她现任丈夫挣钱也不会多，好像也不顾家。她没有别的收入，不得不托人帮忙，联系代管别人的孩子挣钱。她托付的人，是她前夫的一个亲戚，刚好也是我父母学校的一位同事。这样我们弟兄仨就来到她家。现在想想，也能理解，她那样身份地位的人，最大的指望，就是老有所靠。从娘家过继男孩，有难处，一是娘家兄弟未必肯把男孩子给她，二是按照过去旧家庭观念，外戚异姓人不能为夫家接受，况且她还是个“小”。按照老的说法，母女最是心连心，“女儿是当妈的贴心小棉袄”嘛！但在这个大家庭里，所有人里面，她的这个过继女儿，是命最苦的——这也是我到今天也不能理解的地方。 这个女孩，过继来的时候，最多只有1岁，因为我记得，我们兄弟到她家的时候，已经有了这个孩子，但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她还不会走路。这个孩子，别人都叫她“碎妹子”（“碎”：陕西方言“小”的意思），其实长的挺俊的，皮肤很白，眼睛很大，梳根独辫，用一根红头绳扎着，刚开始看到她的时候，眼睛会滴溜溜转，绝对比现在许多电视上露面的小影星漂亮。她还不会说话，刚开始的时候，还经常哭，但后来，已经很少哭了，整天吓的傻傻的呆在炕角，老是那张恐惧的面孔，发育不良，身形很小。阿姨的家庭，也算是个小社会。凡有社会，第一件事就是排序。阿姨家庭排序情况是这样：第一位的，是阿姨的丈夫，第二位，是那过继的儿子，第三，是阿姨自己，第四，是我，第五，是我大弟，第六，是我小弟，第七，是碎妹子。阿姨每天都要骂碎妹子，甚至打她，真的！打这个不会说话的婴儿！冬天的夜晚很冷，榆林的冬天比北京要冷许多，她经常会冻醒，婴儿冻醒第一反应当然是哭。这下子，阿姨醒了，立刻就是一阵高声的痛骂，那骂人话我已经不能清晰记得，大概有“死鳖的”之类。碎妹子怎么能听懂她骂的是什么啊？她只能领会到恐惧，在恐惧中咽下哭声。阿姨没有奶给她吃，也没有任何婴儿食品，就喂给她糊糊吃，她吃了经常拉肚子。那是一张很讲究的炕，很大。阿姨和碎妹子一个被窝、过继的儿子（进秀）和我们弟兄仨，大小六个人挤在这张炕上睡觉还挤得下，也都被染上很多虱子。偶尔，阿姨的丈夫回家，挤在这张炕上也能凑合挤下。这炕上铺着一张四方形的织毯，织着很好看的红底蓝色花纹。拉肚子的碎妹子经常拉在炕上，经常也拉在那漂亮的织毯上。每次阿姨都是大怒，甚至是暴怒。她一边用一个铜刮子刮碎妹子的排泄物，一边痛骂，经常，她骂着骂着，碎妹子却只是恐惧的看着她不哭也不能言语，她冲上去，抱起碎妹子，从炕的一头就扔到另一头，碎妹子大哭，然后，再抱起，扔到另一头。很多次，被扔过来扔过去的碎妹子已经没了哭声。就这样，一天天，一月月，天天骂，经常打，居然过了两年！到我们哥仨离开的时候，碎妹子还走不好路！曾经有学者，认为人性本善。我希望他是对的！ 我们兄弟离开阿姨家以后，碎妹子的情况就不知道了，但后来听说阿姨终于有了自己的孩子，还是个男孩。祝福她！但此后碎妹子怎么样了？有了儿子的阿姨是不是更要虐待她啊？她还能活到长大吗？想到这些，眼中的泪水已经不能自禁，，，，但愿她好运！ 唉！你可能觉得阿姨已经心理变态，我也有这种感觉，但那是在许多许多年后。在这样的家庭，这样的饥饿和贫穷（尽管住在深宅大院），人性是这样的压抑，一个独守空房还受他人气的年轻女子，不变态的倒很稀罕了。但最不幸的是碎妹子，她和阿姨的命运，在最不应该的点上交叉，本应受到的是爱和呵护，得到的却是打骂，继母从别处受来的气和愤，转嫁到她的身上，让她彻彻底底成为一个“受气包”“泄愤袋”。这个世界，留给她的，只有冷酷和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