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此篇文章，只是为了供大家了解下，历史研究中某一个点要搞清楚有多难，即使是没有来自意识形态方面的阻拦，在具体论证的过程中就非常不容易。 中共一大召开日期考证实录（节选） 李步前 　　关于中共一大召开的未解之迷 　　作为中国*诞生标志的中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以下未解之迷： 　　一是会议召开的确切时间。这个问题国内外众说纷纭，有多种不同的说法，有说是六月的，有说七月一日、七月二十日、七月二十七日、甚至是七月底的，等等。二是会议召开的确切地址。人们只知道是在上海的一大代表李汉俊与其兄李书城的住宅“李公馆”召开，然而具体是哪条路、多少号，一直没有人能给出明确的说法。三是出席会议的确切人数。从十一人、十二人到十三人各种说法都有。 　　其中，第二个问题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得到解决。1950年，为迎接中国*建党30周年，中共上海市委决定寻找当年中共一大会址，当时担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对这项工作非常重视，专门成立了一大会址寻访小组。工作组几经周折，历时一年半，通过一大代表周佛海的夫人杨淑慧，找到了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3号，即现在的兴业路76号。经毛泽东、董必武最后审定，最后确定为一大会址，为建党30周年献了一份厚礼，同时也揭开了一大考证的序幕。而关于会议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则成为中共党史上长期未决的两大“悬案”。 　　一大召开之所以遗留下这些问题，有着当时特定的社会背景。 　　一方面，中共一大是在秘密状态下召开的，没有留下直接的文字记载。由于政治环境差别较大，各地建党活动的方式也不一样，有的以开会的方式宣告建党，有的以个别联络的方式组党，但是共同的一点都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为了方便活动，往往采取公开的群众团体作掩护，比如长沙的早期组织以文化书社作为内外联络的秘密机关，武汉小组以“刘芬律师事务所”做掩护，作为党的机关，进行党的各项秘密活动。 　　另一方面，客观地说，当时各地党组织和党员对召开和出席一大的历史意义还缺乏足够的重视。作为中国*主要创始人的“南陈北李”，即陈独秀和李大钊都没有出席一大。陈独秀那时在广州政府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正在为争取一笔款子修建校舍，他一走款子就不好办了。而李大钊作为北大教授，还兼北京八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主席，正忙着给这些学校追讨薪金，难以抽身参加一大。北京党组织的邓中夏、罗章龙也都因参加其他活动，最后确定由年仅19岁的刘仁静作为参加一大的代表。刘仁静回忆当时的情景说：“我们没有预见到一大的历史意义，因而使得这莫大的光荣不适当地落在了我的头上。”其他地方的党组织在推选一大代表时也存在类似情况，党组织的负责人由于担任的社会职务比较多，工作十分繁忙，所以选派一些没有什么社会职务、时间比较有保障的学生出席。正因为当时人们对召开一大的意义还不能完全认识清楚，这也是造成一大未解之迷的间接原因。 　　在革命战争年代，由于艰苦的斗争环境，一直没有条件弄清一大召开日期等问题的答案。随着中国*日益壮大，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后期，党内逐步开始了一些庆祝党的诞生的纪念活动。1938年5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第一次提出：“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国*建立的十七周年纪念日”。1941年是建党20周年，中共中央作出指示，要求各抗日根据地在“七一”采取多种方式举行纪念活动。《解放日报》于7月1日以一个整版登载“中国*二十周年纪念特刊”，党的其他重要报纸都发表了社论。从此，“七一”就作为党的诞生纪念日确定下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渐渐把党的诞生纪念日与一大召开日期混同起来，误认为七月一日是一大开幕的日子。因为七一毕竟是毛泽东提出来的，使这一问题更是带上政治色彩，成为敏感话题。几十年来，多少人接近这个研究边缘，却又退缩回去而成为“悬案”。 　　一位党史工作者矢志考证的艰辛路　 　　1980年前后，当时还是名不见经传的解放军后勤学院政治教员、一名党史工作者的邵维正，历尽艰辛终于考证出中共党史的两大悬案：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事非经过不知难，个中甘苦有谁知。”这是事隔20年后，邵维正对中共一大考证的回忆。 　　1978年，就在整个中华民族历史发生转折的时候，邵维正的命运也发生了改变。这一年，已过不惑之年的邵维正被调入北京解放军三大学院之一的后勤学院，担任政治理论课教员，从事中共党史教学。正当他为缺乏客观的中共党史教材发愁的时候，国家已批准编辑出版多卷本的大型历史巨著《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副所长的李新，正在调集人员准备成立现代史研究室，负责这项重大研究课题。邵维正也在被抽调之列。课题组借用中央党校主楼第六层作为办公场所，编撰工作由此起动。其中第一卷《伟大的开端》进行了分工，邵维正接手的任务是参与第二章“中国*的成立”的撰写。 　　在收集和阅读资料过程中，邵维正发现在中共一大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等问题上，存在多种截然不同的说法。为了便于研究，他把相关史料进行梳理，制作成一大日期研究提要表。面对排列出来的25种不同观点，邵维正感到无从下手。 　　然而，真正刺痛邵维正内心的是一则来自海外的消息，称中共成立52年了，“可是还弄不清是哪一天出生的，好像无父无母的私生子，被人随便赋以生辰，说来也实在可笑……”　　邵维正决心迎难而上，重新考证。 　　这个决心不是轻易就能下的。一位朋友出于好心劝他不要碰这一禁区，弄不好，就是政治错误，好不容易调到北京来，还是稳稳当当做点儿学问。还有人怀疑，那么多专门的党史研究人员都没有研究出来定论，你邵维正又不是科班出身，能把这个历史难题考证出来吗？ 　　艰难的考证开始了！他把切入点放在一大代表的行踪上。 　　首先是湖南的代表何叔衡和毛泽东。那时，毛泽东一生的大事和活动尚未公开，只能从间接资料中寻觅。从众多资料中，邵维正知道谢觉哉同志在1921年夏天与毛泽东有接触。几经周折后在革命博物馆找到了谢觉哉日记的原件，上面记载：“午后六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 赴全国○○○○○之招。1921年6月29 日特记。”文中5个圈， 谢老后来解释说是“共产主义者”。当时反动势力猖獗，他既怕忘掉，又不能详细记载，故以圈代意。文中到会事实、出发时间，赴*乘工具一目了然。 　　邵维正接着查证了当时长沙至上海的轮班，按最快到达上海的时间计算，毛、何二位到上海应为7月 4日以后。再通过对其他代表行踪的分析，7月1日能到达上海的外地代表只有北京的张国焘和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三人，代表远未到齐。据此至少可以证明，一大不是7月1日开幕的。 　　为了进一步用口述史料来印证这一判断，邵维正还亲自访问当年参加会议的两位健在的老人刘仁静和包惠僧。据刘仁静回忆，他是先去南京参加少年中国学会的年会，后去的上海参加一大。又得知有个《少年中国》杂志，他连跑了几天档案馆、图书馆、资料室，但都没有找到。经过反复打听，他来到中央党校图书馆书库从散本中找。在邵维正的再三请求下，图书管理员破例让他直接进库房查找。炎炎夏日，在堆满灰尘的狭窄书架间，邵维正一撂一撂地搬，一本一本地看。翻着一页页尘封了68年、已经发黄的纸片，最后，终于找到了《少年中国》刊物关于刘仁静的活动记录。 　　随着考证的进一步深入，通过不断地排除和否定，一大召开的时间越来越集中到7月“20日”、“23日”和“24日”这几天。 　　邵维正决定采用优选法进行认定。 　　一份从俄国收集回来的《中国*第一次代表大会》的记载令邵维正特别关注： 　　“代表大会预定6月20日召开，但是来自北京、汉口、广州、长沙、济南和日本的各地代表，直到7月23日才全部到达上海，于是代表大会开幕了……” 　　此文还写道：会议期间起草文件占用2天，直到第六次会议的夜晚，有一个侦探闯到屋里，他道歉说走错了，可是终究不能再继续开会……为了使代表大会继续进行，只好移到附近一个不大的城市去。 　　凭着对这一问题的高度敏感，邵维正对此作了分析：这是参会者之一提供的报告；开会的时间应接近“23日”或“24日”；上海的会期为8天；提供了“侦探闯会”的史实。 　　所有的这一切，都给邵维正一个参照。按照这个参照，他选定了所有到会者都已认定的法国巡捕房惊扰会场的事实，进行推导。 　　果然，1921年8月2日的《上海生活报》记录了这一法国巡捕的活动。7月30日晚巡捕干扰，这个时间与大部分当事者回忆及一大记载时间相符。 　　不仅如此，邵维正还引用周佛海、陈公博的回忆加以印证。他们在回忆中都提到在一大会场被搜查的第二天黎明，陈公博所住的大东旅馆发生了孔阿琴被杀案。这类社会新闻应该是当时报纸的热门话题，不出所料，1921年的《申报》等几家报纸对孔阿琴命案均有详细报道，明确记载着孔案发生的时间为7月31日凌晨。 　　邵维正终于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因为他清楚，以上虽然是几个间接证据，但这些证据足以判断一大在上海最后的会期：7月30日。向前推算8天，一大开幕是7月23日。 　　至此，一大召开日期的考证完满结束，其专题论文在内部刊物《党史研究资料》发表。同时，邵维正还对一大出席人数进行了考证，重点对包惠僧、何叔衡是否出席进行论证，得出一大出席者共13人的结论。 　　邵维正对当时考证的情形还记忆犹新：每天早上6点就从西郊往城里赶，晚上才返回，为此常常误饭；没有复印机、扫描仪和电脑可用，查资料要一页一页翻，收集资料要一个字一个字抄；文章最后发表时虽只有万余字，但查阅过的资料却有上百万字。 　　考证成果引发的巨大效应 　　1980年1月，《中国社会科学》正式创刊。创刊号上的一篇题为《中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的考证》的文章，在国内外引起极大关注。全国几十种报刊杂志进行了报道或转载，并被译成英、日、俄、法文等在国外多种刊物发表。 　　这篇文章的作者就是邵维正。原来，不久前他在《党史研究资料》发表的考证一大日期的文章引起了中央书记处书记胡乔木的重视，他认为这样的研究成果应该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介绍到国外去。《中国社会科学》编辑部经与邵维正商谈，决定把考证一大日期和出席人数两项成果合并发表，同时还被《中国社会科学》的英文版选用。 　　考证一文公开发表后，引起的强烈反响，远远超出邵维正的预料。不断有读者来信来电，还有的直接来面谈。 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专门讨论了改不改党的“七一”纪念日问题。中央书记处决定，按照已形成的惯例，党的纪念日就不一定改了；但要把这个问题向全党、全国人民澄清。为此，邵维正撰写了《党的诞生纪念日与“一大”的召开日期》的文章，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后来改为《求是》）杂志上公开发表。 　　考证成果受到广泛应用。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陈列展览和上海一大会址纪念馆都据此修订了原来的提法，不但列全了一大出席者名字，还展出了他们的照片。1980年以后出版的教材、党史著作、文章也都普遍接受了该考证结论。 　　考证还引起了国外许多专家学者的重视。日本京都大学教授腾田正典来信祝贺，并寄来他在日本《近代中国》杂志上为一大考证文章发表的评介。美国百科全书代表团以及日本学者毛里和子、川端正久等来华时，都要求与作者会见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