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无意看到的，全文转到这里，并不代表本人全盘接受文中观点。） 袁崇焕最为人所熟知的功绩都跟宁远有关系，宁远是明朝自广宁失守以后，为了加固山海关的防御而在关前布置的前哨，是山海关防御体系向前推移获取防御纵深的手段。修筑宁远是在孙承宗守辽时实施的，其确定过程相当曲折，这里面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关于所谓“辽事”到底“有局无局”的争论，这个大家都很熟悉，但在这个争议背后却并不是简单的“撤退”和“固守”之间的关系，在这个后面还有一个关系到明朝国运的大局，而这大局却往往很容易被现代人所忽视。 熊廷弼、王在晋、孙承宗、高第、王之臣、阎鸣泰、袁崇焕、洪承畴都曾经是蓟、辽的经略或督师，是明朝蓟、辽地区的最高长官，他们在任期间都根据自己对大局的理解采取了相应的策略，但他们所采用的策略却迥然不同~！在这些策略里面潜藏着他们各自的谋略，孰是孰非似乎早已经有了定论，但其实却并非如此。 熊廷弼两度守辽，在萨尔浒大败之后他用固守的方式钳制后金，让辽东的局面一度处于稳定状态，后来袁应泰丢失了沈阳、辽阳，他再度出山，并提出过“三方布置策”，从这个方略的核心是固守广宁，由天津、登、莱方向从海路出击在辽南给予后金袭扰，战时可让后金首尾不能相顾，守时可多个方向威胁后金达到钳制其行动的目的。后来熊廷弼又提出要争取朝鲜策应，要派人在义州调度协调，收留辽东不愿意受后金压迫的流民编练成军，作为和登、莱方向的组成部分，扩大了对后金实行战略包围。熊廷弼二次守辽的策略还是钳制为主，他不同意王化贞大举进攻的意见，后来王化贞的失败而导致广宁丢失证明了熊廷弼的战略眼光。在广宁失守以后，熊廷弼作为经略指挥了一次辽西军民大撤退，数以十万计的军民由辽西撤到山海关以内。这次撤退在许多人眼里是熊廷弼的败笔，说他丧师失地，并且导演了一场大溃败，以致于最终“传首九边”。“丧师失地”是铁铮铮的事实，虽然“丧师”不是他的责任，但大溃败以后的“失地”却是他熊廷弼亲自指挥的，这些都毋庸置疑，可为什么给他喊冤的人还那么多呢？这个问题先留在这里…… 王在晋作为接任的蓟辽经略，他的前任熊廷弼因为“溃败”而下狱，后来传首九边他都是清楚的，可他作为继任并没有要去恢复关外的失地，而是打算固守山海关，甚至提出在关前很近的地方再修一个重城，看起来近乎不合情理，许多人解读时或许因为他是被皇帝硬拽来的而认为他保守或者畏惧才提出这样的策略，但这个策略皇帝居然也同意了……那是不是皇帝昏庸呢？在以后的讨论中我们会清楚这一切的，其实王在晋并不是保守和畏惧，而是有些近乎离奇的老谋深算。此时，袁崇焕登场了，他提出要在宁远修筑城池，并把意见越级递到了内阁，内阁首辅叶向高委托孙承宗实地勘察，孙承宗是一代名臣，勘察之后了解了其中奥妙，并有了自己的意见，他和王在晋谈了七天七夜，王在晋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孙承宗没有办法，回去以后用自己的策略说服了皇帝，开始了帝师守辽。 孙承宗守辽期间边关比较平静，这是因为孙承宗的策略得当，但他和袁崇焕之间却有意见冲突。以往大家都认为孙承宗全力支持袁崇焕，但其实不尽如此，在锦州的问题上，孙承宗和袁崇焕有分歧。《明史》有记载：“袁崇焕东巡，请即复锦州、右屯诸城，承宗以为时未可，乃止。” 这是在天启四年(1624年)时的事情。当时袁崇焕东巡，《明史》记载如下：“九月后偕大将马世龙、王世钦率水陆马步军万二千，东巡广宁,谒北镇祠，历十三山，抵右屯，遂由水道泛三岔河而还。”可以看出当时明军在辽西时并没有后金军的威胁，袁崇焕率军走三岔河返回，而且是走水道，有舟师接应。既然此时都可以“东巡广宁”了，那锦州为什么就不能恢复呢？直到次年六月，也就是天启五年(1625年)孙承宗才同意驻防锦州，此事《明史》记载如下：“至五年夏，承宗与崇焕计，遣将分据锦州、松山、杏山、右屯及大、小凌河，缮城郭居之。”在明军进驻锦州一带之后不久孙承宗就被罢官了。孙承宗支持袁崇焕在宁远修筑城池，但1624年明军东巡以后他却不同意恢复锦州，是在他卸任前才同意袁崇焕派人到锦州驻守。他们的这个意见分歧很重要，它体现了孙承宗的高明之处，同时也显露出袁崇焕自己的思路。 天启五年（1625年）十月，高第代孙承宗为蓟辽经略以后，认为关外不可守，下令尽撤锦州、右屯、大小凌河及松山、杏山、塔山等地守军于关内，袁崇焕抗命不从，率部孤守宁远。天启五年（1625年）六月孙承宗在卸任前同意袁崇焕派人进驻锦州，但高第十月上任以后就下令撤退，短短三个多月的时间，锦州及其周遍诸城不可能有大的修缮，只是明军有驻军而已。此时高第坚决撤退，而袁崇焕则上疏抗辩，《明史》记载：“崇焕亦力争不可，言：‘兵法有进无退。三城已复，安可轻撤？锦、右动摇，则宁、前震惊，关门亦失保障。今但择良将守之，必无他虑。’第意坚，且欲并撤宁、前二城。”后来的历史大家都清楚，这里就不赘述了。可以看出的是袁崇焕的思路很明显，就是“三城已复，安可轻撤？”、“择良将守之，必无他虑”，至此他和孙承宗不轻出锦州有意见分歧，和王在晋、高第更是有意见冲突，和那个“失地”、“溃败”的熊廷弼更是有天壤之别。在许多人看来袁崇焕是不畏后金的兵锋，执意恢复辽土，且寸土必争，力战死守，乃英雄气概，和那些“失地”、“溃败”、“撤退”的经略简直判若两人，真可谓奇男子伟丈夫，相比之下甚至孙承宗也逊色很多，他虽为“帝师”、“名臣”但却不同意在并无后金威胁的情况下驻军锦州，如此一来袁崇焕忠勇无畏的形象便显得高大许多……但真是如此吗？ 高第被罢免以后，王之臣和袁焕都被提名督师蓟辽，但袁崇焕又与王之臣意见不合，于是朝廷“命之臣专督关内，以关外属崇焕画关守”，最终袁崇焕管理关外军务镇守宁远。此时袁崇焕开始修筑锦州城，为了锦州的修筑争取时间袁崇焕开始与后金皇太极“议和”，而皇太极正准备攻打东江镇和朝鲜。皇太极此次征伐是倾其主力，《满文老档秘录》、《钦定八旗通志》都分别记录“上命二贝勒济尔哈朗、阿济格、杜度、岳托、硕托率精兵八万以征朝鲜”，《仁祖实录》和《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均是说奴兵八万余，《两朝从信录》《三朝辽事实录》均记录当时登莱巡抚亦上报朝庭“奴兵八万余犯抢铁山义州”，就只有袁大人因为不想策应而胡说八道曰：“闻奴兵十万掠鲜，十万居守，何所见而妄揣夷穴之虚乎？我纵倾伍捣之，无论悬军不能深入，纵深入奚损于逸待之夷？” 后金素来“恶文龙蹑于后”，对其产生牵制作用，此次出八万重兵是志在必得的表现，反映了皇太极要彻底拔除东江镇毛文龙这个威胁的决心。后金主力尽出导致后方空虚，《太宗实录》和《东华录》中的都记录了后金沈阳一线兵力薄弱的情况，但当后金进攻朝鲜和毛文龙之时，袁崇焕为了加紧修筑锦州城不愿意出兵策应，朝廷两次催促他才敷衍了事没有形成策应。《明史》记载：“（袁）遣左辅、赵率教、朱梅等九将将精卒九千先后逼三岔河，为牵制之势，而朝鲜已为大清所服，诸将乃还。”这里的“三岔河”在孙承宗分析宁远防卫时出现过：“……当宁远冲，与觉华相犄角。敌窥城，令岛上卒旁出三岔，断浮桥，绕其后而横击之。”可见这“三岔河”有多么接近宁远实在一目了然。袁崇焕的九千人才走到三岔河就听说“朝鲜已为大清所服”，而那时候没有电报，一路都是马步舟船递送消息，所以消息在时间上必然滞后许多，朝鲜妥协应该还在更早的时候。 后金侵朝大军是正月出发，阿敏攻下义州、铁山、平壤等后渡大同江，挺进到黄州准备进攻汉城，此时后金军内部才发生意见分歧，许多人认为过此时已过于深入朝鲜，一旦沈阳有事恐回援不及，要求改进攻为和谈，岳托、济尔哈朗等都出面劝阻：“我等统朝廷重兵，不可久留于外，且蒙古与明近逼我国，皆敌人也，宜急归防御”，况且“朝鲜王京阻江为险，江岸置木栅枪炮，兵马环列，且闻冰已解，亦恐难渡”（《清太宗实录》卷7），后来阿敏妥协开始和谈，而整个谈判就进行了一个多月，如果此时袁崇焕及时策应，乘着岳托提到当时“闻冰已解”的时节，如“东巡广宁”时由舟船配合一样，依仗水师沿辽河北上，“凭舟船，用大炮”直逼沈阳，则必然迫使后金大军回援，不仅缓解朝鲜和东江的压力，而且可进退自如、安全稳妥，可袁大人只顾着修城池而“观望养敌”。 阿敏是正月出师，四月初回师渡鸭绿江，十七日才回到沈阳的，其中时间之长远非有人以讹传讹的所谓朝鲜才顶了半个月就不行了，这种说法实在是荒唐，而袁大人在这么漫长的时间里才派人走到三岔河，其中还经历了朝廷两次催促和他自己的一次抗辩，可见袁大人为了修筑锦州城，完全采取了牺牲朝鲜和东江镇的策略。关宁军才走到三岔河就得到朝鲜妥协的消息返回，只能说明袁崇焕出兵之晚，而所谓“为牵制之势”完全是敷衍了事。在袁大人看来：“倘城不完而敌至，势必撤还，是弃垂成功也。故乘敌有事江东，姑以和之说缓之。敌知，则三城已完，战守又在关门四百里外，金汤益固矣。”但可悲的事实是，皇太极在朝鲜取得了进展以后，在义州、辽南等地部署重兵防备毛文龙后立刻亲率大军来击锦州，其中不过两三个月时间。许多人都认为皇太极没有攻下锦州、宁远，袁崇焕取得了“宁锦大捷”，其实不尽然。皇太极虽然没有攻下“宁、锦”但却捣毁了周边的城池，把锦州、宁远打成了残废。后金军先轻取明军修筑未完的大凌河、右屯卫两城，在攻宁远之时候又占领了塔山等地，撤退之时一并毁之。袁崇焕虽然守住了“宁、锦”，但他用“议和”拖延时间争取修筑的城池几乎都报废了，且还牺牲朝鲜和东江镇。袁崇焕所谓“敌知，则三城已完，战守又在关门四百里外，金汤益固矣”化为了泡影；袁崇焕所谓：“倘城不完而敌至，势必撤还，是弃垂成功也”倒是成为了现实，而“故乘敌有事江东，姑以和之说缓之”成为了一大败笔，皇太极根本没有议和的诚意，反倒是先把袁大人的兵给“缓了”，攻打东江、朝鲜后马上就来袭击锦州、宁远。袁崇焕牺牲了东江镇和朝鲜也没有换来城池修筑的完成。其实，此刻袁崇焕手里剩下的是残破的锦州和宁远，甚至还不及孙承宗时期，那时候毕竟宁远还完好，锦州只是进驻而已。此刻，回想起孙承宗的谨慎是否感觉并不是没有道理？袁大人这位“奇男子伟丈夫”，放弃了盟友和友军，最后却竹篮打水一场空，实在是悲哀。不过，更应该让袁大人脸红的还是东江镇毛帅的作为。 天启七年（1627年）正月阿敏以八万之众侵略朝鲜，史称“丁卯之役”。阿敏兵分两路,一路由济尔哈朗率军五万攻铁山,自带三万余骑兵攻义州，两地被同时攻克，东江镇当时在铁山仅有屯田军一万，多是老弱和家属，后金重兵围攻之下很快失陷，东江镇屯田军伤亡惨重，毛文龙家属三百七十余口被屠杀。此时毛文龙的主力尚在皮岛，虽然铁山失陷但损失不大，毛文龙不顾后金的重兵压境、精锐尽出，军力明显超过自己许多而毅然反攻，先集中兵力在各地搜杀后金军，又出击辽东半岛取得了瓶山大捷，一度收复铁山、昌城，后又在鸭绿江实施水陆并进截杀返回沈阳的阿敏主力取得一些胜利。《明史纪事本末遗补》卷4“毛帅东江”里有记载，曰：“五战而五胜，……皆令人舌咋心惊，色飞神动”。但由于军力悬殊，毛文龙虽取得的局部胜利终究不能阻止后金劫掠朝鲜。随着战事的推延，后金主力攻陷平壤，挺进到黄州，逼近汉城，朝鲜在苦战数月后支撑不了而求和并达成“兄弟之盟”驱逐毛文龙。毛文龙失去了在朝鲜的屯田和军械物资供应，招收辽民也出现了暂时的困难，和阿敏几番大战以后主力也有所消耗，前方损失不大，大后方几乎全部丢失了，在缺乏粮草、军械、马匹、物资又被后金重兵防范的情况下，当两个多月后宁远、锦州遭到后金军攻击时，毛文龙毅然出击攻打辽阳策应袁大人，迫使皇太极不得不从宁锦前线撤退，为此袁大人为毛帅表功：“孰知毛文龙径袭辽阳，旋兵相应，使非毛帅捣虚，锦宁又受敌矣！毛帅虽被创兵折，然数年牵制之功，此为最烈！” （《三朝辽事实录》卷十八，天启七年八月，辽东巡抚袁崇焕奏言；《两朝从信录》卷三十一，天启七年八月，辽东巡抚袁崇焕上言。） 至此，毛帅和袁大人在“宁锦大战”、“丁卯之役”中的表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丁卯之役”中毛帅奋力反击阿敏，并在铁山、瓶山、昌城、鸭绿江等地取得“五战而五胜”，而中袁大人却在宁、锦“观望养敌”、“消极策应”、“敷衍了事”，导致盟友朝鲜向后金妥协而驱逐毛帅。在两个多月以后的“宁锦大战”中毛帅不顾东江镇已经十分艰危，毅然出击策应袁大人，连自己都挂彩了。“宁锦大捷”中袁大人自己提出的“三城已完，战守又在关门四百里外，金汤益固矣”化为了泡影但却“胜”了，而毛帅“丁卯之役”中的“五战而五胜”却在以后被袁大人加上了：“铁山之败，丧军无算，掩败为功，十一当斩；” 、“开镇八年，不能复寸土，观望养敌，十二当斩！”等罪名……这也真可谓一奇观了。 对于袁崇焕之前的几位蓟、辽经略或督师，除孙承宗以外，已经差不多都以“失地”、“溃败”、“撤退”等定性了，从事实上来看也是实至名归，简直无可争议，而孙承宗还稍显例外，毕竟孙承宗守辽期间边关还比较平稳，但他在没后金威胁的情况下仍推迟进驻锦州，在没有了解他真正意图之时或许会有人认为他“保守”，也可能有人会认为是他不曾和后金交手，也或许是他战事经验不足，那么明朝在取得了“宁远大捷”、“宁锦大捷”之后，还有人要说放弃锦州，而且几乎是主流意见，这总是很奇怪的吧？ 袁崇焕因为“宁锦大战”时不救锦州而遭非议，“暮气难鼓”而辞，由关内的王之臣接任。此时，总督蓟辽的阎鸣泰上疏要求放弃了锦州，而且朝廷中也不少人反对设“宁锦防线”。与此同时，明朝前线将领也对守锦州提出异议，驻守该地的总兵尤世禄称锦州“城池遭雨崩颓，万不可居”（《三朝辽事实录》卷17）要求撤往杏山。驻塔山守将认为塔山不是可守之地，想要“移置别所” （《三朝辽事实录》卷17）。兵部侍郎霍维华虽然认为锦城不能轻易放弃，根据众将的异议他也不能不总结为：“贼至，则坚壁清野以待。” 以上这些放弃锦州的言论被后来许多人解读为“畏敌”或“怯战”，更是高大了袁崇焕的形象，可真相果然如此吗？ 在诸多提出放弃锦州的意见中，总督蓟辽的阎鸣泰上疏的力度最强硬，用辞也最为严厉说：“锦州遐僻奥区，原非扼要之地。当日议修已属失策，顷以区区弹丸几致挠动乾坤半壁，虽幸无事，然亦岌岌乎殆矣。窃意今日锦州止可悬为虚著，慎弗狃为实著，止可设为活局，慎弗泥为死局。”《天启七年七月实录》。后来许多人解读说阎鸣泰不懂兵法，但事实却并非如此，阎鸣泰所谓“当日议修已属失策”一语和以前几位蓟、辽经略或督师的看法相似，都对修筑锦州十分介意。熊廷弼、王在晋、高第、阎鸣泰都认为应该放弃锦州，甚至宁远也不要，而孙承宗对锦州非常谨慎，开始袁崇焕申请在无威胁的状况下恢复锦州，他不同意非是他不能战而是另有原因，孙承宗其实是将锦州“悬为虚著”，这正是孙承宗高明于其他几位经略或督师之处，也是他有别于袁崇焕的地方。阎鸣泰所谓“锦州止可悬为虚著，慎弗狃为实著，止可设为活局，慎弗泥为死局”简直经典到家了，完全预见到了今后两位将锦州“慎弗狃为实著”之人物的结果，他们分别是袁崇焕、洪承畴~！如此看来，这阎鸣泰哪里是不懂兵法，简直就是兵法谋略大家。 袁大人“暮气难鼓”而辞以后留守关宁的是王之臣，他在高第被罢免以后曾经和袁崇焕一起被提名任督师辽东，但二人意见不合而“命之臣专督关内，以关外属崇焕画关守”。袁崇焕愤然离去关外的军务便由王之臣接任。王之臣对锦州的处理与袁崇焕迥然不同，王之臣接任后锦州守到次年二月终于放弃。应该说王之臣放弃锦州而守宁远，既遵从了阎鸣泰的意见，又回到了孙承宗的路子上，到了崇祯元年三月，明军已放弃完全锦州、塔山、杏山一带。该年五月十一日，皇太极派阿巴泰、岳托等率兵三千，破坏了锦州、高桥、杏山三城，并毁掉十三山以东台站三十一处，《满文老档》太宗朝第10册记录了这一事件。另有《清太宗本纪》记载：“五月辛未，明人弃锦州。贝勒阿巴泰等率兵三千略其地，隳锦州、杏山、高桥三城，毁十三站以东墩台二十一。” 按照一般的思维，这王之臣和阎鸣泰是继熊廷弼、王在晋、高第之后又出现的二位“失地”的蓟、辽经略或督师，而且是将袁大人“宁锦大捷”的“胜利成果”都丧失了，让后金军不战而轻取锦州，并连同高桥、杏山三城，并毁掉十三山以东台站三十一处一并拆毁，不仅空耗了国家的财力，而且更对不起为守卫锦州而阵亡的明军将士，简直就是罪大恶极……可果真是如此吗？刚刚才封了一个兵法谋略大家的头衔给阎鸣泰，再来琢磨一下他老人家那句话：“锦州遐僻奥区，原非扼要之地……”，那么既然不是“扼要之地”明朝军守不守那自然就都不重要了，真是这样吗？为了攻打锦州付出了沉重代价的皇太极占领了锦州也不想要，足以说明锦州还真不是什么“扼要之地”，看来阎鸣泰这位兵法谋略大家是货真价实的，这次又被他预见到了。其实这“锦州非扼要之地”并不算什么金玉良言，也并非只有阎鸣泰能悟得出来，就一般人只要稍微注意一下，孙承宗守辽期间锦州并没有成为双方争夺的焦点，而是长时间谁都没有去占也没有影响双方的态势，足以看出其确实“非扼要之地”。那么为了这个“非扼要之地”空耗国家财力、牺牲戍边将士，且放弃策应而导致友军重大损失、盟友向敌人妥协又是谁罪大恶极呢？ 蓟、辽的形势从王之臣撤离锦州开始又回到了孙承宗时期，但这个期间并不长。王之臣在崇祯元年（1628年），即“宁锦大战”的次年被罢免，崇祯召袁崇焕入京，让他督师蓟、辽。《明史-袁崇焕传》中记载：“崇祯元年四月，命以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所司敦促上道。七月，崇焕入都。”从时间上来看，后金军在崇祯元年五月毁锦州、高桥、杏山三城，并毁掉十三山以东台站三十一处时，袁崇焕虽然已经名义上是蓟、辽督师，但却还在赶赴北京的途中。袁崇焕到京城以后入宫“平台召对”，在这里他全盘托出了他的策略：“……恢复之计，不外臣昔年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守为正著，战为奇著，和为旁著之说。”这些大家都很熟悉，其实即便不熟悉历史也应该想到，袁崇焕必然要以“守为正著”将锦州“慎弗狃为实著”、“择良将守之，必无他虑”……问题是他会不会因此就“为死局”呢？历史事实大家都清楚，在此就不赘述了，只是袁崇焕如何以“正著”、“实著”而陷入“死局”、“死地”需要我们继续关注。 要弄清楚这里面的“玄机”我们就得回到前面开篇时候的讨论，那就是在“辽事”到底“有局无局”的争论，在这个背后并不是简单的“撤退”和“固守”之间的关系，在这个后面还有一个关系到明朝国运的大局，而这大局却往往很容易被现代人解读时忽视。熊廷弼、王在晋、孙承宗、高第、王之臣、阎鸣泰、袁崇焕、洪承畴都曾经是蓟、辽的经略或督师，他们在任期间都根据自己对大局的理解采取了相应的部署，其中熊廷弼、王在晋、高第主张放弃关外连锦州、宁远都可以不要，孙承宗、王之臣、阎鸣泰则力主“锦州止可悬为虚著”，只有袁崇焕、洪承畴的策略则是将锦州“慎弗狃为实著”。 这显示了他们对大局的理解迥然不同，在他们的差异里明显分为两种倾向，一是以“溃败”、“失地”、“撤退”、“保守”、“虚著”为代表的大多数，力主将把战线仅仅放在山海关关城或宁远，而对锦州这种非扼要之地并不太关注；二是将锦“慎弗狃为实著”的少数，袁崇焕奉行的是“用辽人守辽土，且守且战，且筑且屯”的“守为正著”且认为锦州“择良将守之，必无他虑”，洪承畴则继承袁大人将锦州“慎弗狃为实著”的遗产，继而将其作为决战之战场。他们在辽事上的结果也因为策略不同而迥然不同，多数派的几位里除熊廷弼因王化贞丢失广宁外，在他们任期里明朝的军力和国力并没有什么损耗，与之相比反差极大的少数派则不同，不仅自己身败名裂，还巨大的消耗了明朝的国力和军力。 那么深藏在后面的那个“大局”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大家也应该很熟悉，明朝后期朝廷最大的心病就是财政吃紧，这个现象缘于多个因素同时作用，一是税收拮据，二是灾难频繁，三是通货膨胀，这些情况在万历、天启、崇祯三朝尤其明显。 “税收拮据”主要因为税率一直很低，农业税本来就不高，商业税更是少得可怜，农民的负担本来不算沉重，但在朝廷收农业税时是收现银，所以收税期间往往会导致粮价下跌，从而导致农民贱卖粮食缴税，之后粮价恢复正常，如此一来即便不算重的税赋也会成倍增高，并且让商人从中牟取暴利，若是朝廷加农业税，那么只能导致这种现象更为严重，甚至会导致许多拖欠的现象。提高农业税增加了农民的负担，但对整个局面却没有根本性的改观，因为明朝中后期经济重心已经向工商业转移，农业发展处于停滞阶段而商业税收又实在少得可怜，所以朝廷要增加收入就必须增加商业税，但当时文官集团又和商贾相互勾结，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文官集团就是商贾的代言人，即便皇帝想加征商业税也会因为文官集团会的阻挠而难以达成，这就造成了明朝税收拮据持续的局面。 “灾难频繁”主要因为万历、天启、崇祯三朝正处于全球气候的一个“小冰河期”（Little Ice Age）。自1580年起一直到十七世纪中期是著名的小冰河期（Little Ice Age），几乎所有的太阳黑子消失了长达七十年之久，在这一段时间内宇宙射线的流量降低，而同时气候变冷，这是过去一万年间十数起类似情形中距今最近的一次，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冷的。酷寒必将使降雨区域普遍南移，这导致了明朝全国各地几乎连年遭灾。先秦晋，后河洛，继之齐、鲁、吴越、荆楚、三辅，并出现全国性的大旱灾。万历、崇祯年间，旱灾变得越来越频繁，同时鼠疫也开始蔓延，波及华北数省的大鼠疫终于在山西爆发，明朝末年蔓延到了京畿地区，这直接导致了北京城的轻易被攻占。 “通货膨胀”主要是因为明朝万历、天启、崇祯三朝海外贸易庞大，出口的商品种类之多，数量之庞大，致使大量白银流入中国，葡萄牙学者马加良斯.戈迪尼奥形容中国如同一个“银泵”吸纳着全球的白银。《晚明社会变迁》中提到：“综合粗估结果，1570―1644年美洲白银总共大约有12620吨流入了中国”（相当于3亿3653万多两白银）。李隆生综合了庄国士、von Glahn、Yamamura&Kamiki、Brading&Cross、Atwell Reid、Kobata等众多学者对于明季从日本流入中国的白银的数量估计得出一个平均值的结果：“明季由日本流入中国的白银为1亿7000万两”。综合美洲和日本的白银流量统计，明朝时期从海外流入中国的白银在五亿两以上。如此多的白银堆积在中国，必然导致各种商品的价格飞涨，在灾荒频繁的年月里粮价也随之而飞涨，造成了许多社会问题。 这三种原因的相互作用下，明朝的社会问题越来越多，形成了内忧外患的局面。由于海外贸易的刺激，明朝富庶的南方大片的田亩被用于经济作物的种植，粮食产量随之下降，北方大旱则导致粮食更为匮乏，粮价开始节节攀升，海外贸易收入激增导致的通货膨胀也加剧了粮价的上涨，粮价飞涨带动所有物品上涨。与之相对应的是，明朝中央财政却因为灾荒之年税收相应减少，又由于从海外贸易中赚取了暴利的商贾们开始资本主义萌芽阶段的发展，他们的实力越来越大，导致官办企业纷纷倒闭，朝廷就穷的更为可怜了。随着财政的进一步拮据，赈济和粮饷都成为空谈，而没有了赈济饥民就起事，没有了粮饷军队就哗变，许多农民军正是饥民和散兵组成的，所以明朝末期农民起义此起彼伏，而对于北方少数民族来说，一旦气候趋向严寒，部族和牲畜的食品供给短缺，为了生存三番五次劫掠农耕文明的明朝就不足为奇了，这就是明朝后期边陲频频吃紧的根本原因。 这一系列问题加剧了明朝军队的压力，而明朝军队的问题却更为严重，明朝军队实行屯田制，明朝军队的重兵集中在九边重镇，这九个边镇都在北方，北方受小冰河期（Little Ice Age）的影响频繁发生大旱，屯田的庄稼颗粒无收，军队的粮饷就成了问题，缺饷导致战斗力下降，军饷问题必须解决，由于屯田没有收成就只有买粮食，可买粮食也需要钱，本来国家税收拮据财政就困难，灾民要赈济，军队要粮饷，为了备战蒙古和后金这些北方民族的入寇劫掠不仅要招募新兵，还得置办军械、增发军饷，更要修筑防御攻势抵御入侵，这一切都要钱。 这个时期成为明朝异常困难的艰危时期，一面是粮价、物价飞涨，一面是朝廷财政收入锐减，但财政支出却飞速激增，这种局面下“财政问题”就成为了关乎明朝生死攸关的大局。这个大局应该如何对应到辽事的处理上就成为了关键，处理不当则可能祸及根本，处理得当能让大明王朝渡过这段艰辛的岁月，实际上就快要熬过去了，因为到了十七世纪中叶以后灾难逐步缓解最终恢复正常，明朝却只撑到了1644年。 依托明朝当时的这个大局，我们再重新审视一下辽事。因为小冰河期（Little Ice Age）的作用，明朝北方普遍大旱，明朝、蒙古、后金都遭受了灾难，明朝毕竟在南方还有广阔的领土，有漕运和海运将粮食源源不断的运往北方，还勉强可以接济得上，而蒙古和后金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对于北方少数民族来说，一旦气候趋向严寒，部族和牲畜的食品供给短缺，必然发生南侵劫掠农耕文明的现象，所以才有了“辽事”。“辽事”里有几个关键因素是跟大局有关的，一是“粮食”，二是“军饷”，三是“军械”，四是“辽民”。 “粮食问题”具体到辽东、辽西的情况，后金遭受旱灾，那里的汉民和边镇也一样遭受旱灾，后金没有粮食吃，汉民和边镇一样粮食匮乏，后金没有明朝那样的南方渔米之乡，明朝尚可以用漕运和海运来缓解辽东、辽西的灾情，但后金就只能抢劫汉民、袭击边城。在这种情况下明朝有三种选择，一肃清后金；二固守城池；三坚壁清野。肃清后金的选择明朝在万历年间就有过一次，结果在萨尔浒大败；固守城池也尝试过，但袁应泰丢了沈阳、辽阳，王化贞连广宁都没有守住。这些失败跟当时明朝的大局是有很大关系的。组建远征军所需的军械、军饷都受到财政危机的制约，萨尔浒之败其中一个因素就是由于军饷吃紧兵部严令在严冬出战，这种天气并不适合火器发挥作用，而当时的明军的军械、粮饷、训练都不足备，许多总兵都提出当时并不适合出战，刘?甚至提出只要给他三万训练有素的川军他能独挡贼寇，可分给他的只有五千。后来碍于财政危机，明军在兵部压力下强行出征，结果遭遇了大败。之后，后金在辽东、辽西地区攻打城池的时候均是以“先藏细作,外攻内应”策略接连攻克了抚顺、清河、开原、铁岭、沈阳、辽阳、广宁等地，明朝军队善于用火炮守城的作战特点也无法发挥，这是在长期多民族杂居地区奸细难以区分造成的，也是辽地的一大特点。既然在辽东、辽西地区两种尝试都失败了，朝廷又没有办法解决财政危机，这种情形之下其实选择并不多。 “军饷问题”一直是明朝朝廷的心病，作为明朝军队主力的九边重镇都在北方，也同样遭受灾害，屯田收成锐减，不能自给还需要明朝穷得可怜的财政发军饷粮饷，在缺乏足够财政支持的情况下，能作到招募新军淘汰老弱勉强维持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再重新组建征讨后金已经不太现实。反观后金却不用，后金的军队是八旗建制，直接从壮丁里几丁抽一组建军队，遇上大的灾荒，后金几度处于“人相食”的社会状况，与其饿死不如从军一博如此也造就了后金军的穷凶极恶，所以后金的从军热情远非明朝招募的壮丁可比，所以在军队的组建能力上明朝虽然人口众多幅员辽阔，但却不如后金这个对手。 “军械问题”是制约明朝军队战斗力的大问题，当时由于国库空虚、粮价物价飞涨，明朝军队不仅粮饷缺乏，而且就连置办军械也很困难。要知道明朝军队的战斗力直接是从火器上体现出来的，置办军械是军费开始里很大一笔，明朝的火器比例在军队里作用很大，用火器对付北方少数民族骑兵的战术在俞大猷、戚继光的时候就解决了，并且经过了实战检验。俞大猷曾指挥百辆炮车，步骑3500人，在安银堡大败数万鞑靼骑兵，戚继光北镇练兵以后形成了操典，成就了不小的军事革命，在万历三大征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尤其是抗倭战争历经数十次鏖战仅蔚山战役伤亡和日军持平以外，其他大小战役中日军的伤亡数字几乎都倍于明军，丰臣秀吉的二十余万日军是日本战国时期百战炼成的精锐，配备着火炮、火枪并拥有精锐骑兵，明军在与这样对手的较量中取得如此的战绩，足以证明明朝军队火器战术的厉害，但这样的战力必须是军械足备和训练充分的情况下才能发挥出来。无论是俞大猷打败蒙古的马步车阵，还是戚继光北镇练兵时的步军操典，要发挥应有的功效，都必须拥有充分的训练和多兵种协同配合，对指挥官和士兵的素质要求都很高，而明朝当时军械不足，训练更是不足，甚至连将官都缺乏，萨尔浒大战时经略是杨镐，四路总兵中，最受皇帝器重总兵是刘?，还有一路没有丧师的总兵是李如柏，这三位最近的一次配合竟是二十余年以前“抗倭战争”中的蔚山战役，那时经略依然是杨镐，这二位还是总兵，而蔚山战役是明军少有的失利，以致于伤亡数字接近日军，之后杨镐还下了大狱，萨尔浒战役的时候又不知道从哪儿蹦出来了，可见当时人才之缺乏，萨尔浒战役中刘?战死，之后杨镐被正法，李如柏自裁……由此可见，当时明军要想恢复以往的战力不是一朝一夕能作到的事情，财政危机已经让军队这个最花钱的部门废弛到了相当的程度。反观后金则不一样，后金的军械是冷兵器为主，依仗蛮力取胜，渔猎为生的壮丁骑上马就成为士兵，完全没有明朝这么多问题。 “辽民问题”是辽事里的关键，辽东、辽西地区的汉民是大明王朝的子民，是已经沿袭传承了几千年农耕文明的后代，是具备浓重中华传统文化衣钵的百姓，和当时后金那种奉行奴隶制的落后社会格格不入，而在后金抢掠粮食、袭击边城之时还经常掳掠人口，之后把俘虏的把汉民当作奴隶。后金作为一个奴隶制的社会，其生产力发展的根本来自于奴隶人口的多少，所以后金对粮食、人口的渴求不亚于对土地和城池的占领。当时辽东地区地处北方，在小冰河期（Little Ice Age）里遭受大旱和严寒，再有多辽阔的土地也不过是赤地千里，人口减少非常厉害，后金在天灾和自身社会发展必须的因素促动下，必然要实施对人口的掳掠，这也是其屡犯边关的重要原因之一，而掳掠人口比土地占领还对后金有吸引力。辽地是明朝最靠北的领土，在小冰河期（Little Ice Age）里是首当其冲的遭受旱灾和严寒双重灾害，在赤地千里的情况下土地是毫无意义的，而辽地没有了辽民，即便后金占领了也会因为没有足够的人口而无法提高生产力，所以后金对明朝放弃的辽西和锦州都没有兴趣，以至于1624年袁崇焕可以“东巡广宁”，而1628年皇太极占领了他付出沉重代价都没能攻克的锦州却也只是毁城了事都是这个道理。从军事角度来考虑，在财政危机导致明军战力废弛肃清后金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在辽地多民族杂居民情复杂固守城池屡次失败的情况下，要保护辽民的唯一办法就是“坚壁清野”移送辽民入关。从民生角度来考虑，在当时要拯救辽民也必须移送辽民入关，因为辽东、辽西遭受大灾赤地千里，朝廷通过漕运海运将大批粮食运送到北方，途中运送耗资庞大，粮食在陆运转漕运再转海运再转陆运的过程中漂没、损耗巨大，军队粮饷开销也大，修缮城池加强防卫开销更大，而且即便如此也不能保证能城池的安全，况且朝廷还处于严重的财政危机之中，朝廷养九个边镇都快支撑不住了，哪里还能养得起整个辽东、辽西全境的百姓，所以必须将辽民悉数移送关内，一来可以妥善保护，二来可以节省大笔的费用，更重要的是辽民在关外遭受天灾，根本活不下去，辽民留在关外不饿死也会被后金掳掠去当奴隶，饱受奴役之苦，那还不如让他们在关内自耕自种、自给自足。 通过分析以上四个问题自然会得到一个解决辽东问题的办法，那就是以坚壁清野的方式将辽民移送至关内以后，辽东、辽西在大旱和严寒的天灾之下势必赤地千里，明朝只要断绝关外马市，不让一粒粮食从关内落入后金的手里，那后金除了“人相食”以外，不就只有挨饿受冻了吗？这岂不是造孽的遭了天杀……这时明朝有没有必要，在自己遭遇财政问题以致于军力尚不能恢复的情况下，和已经因为遭了天灾而变得穷凶极恶的后金，去争夺赤地千里的辽东？这不是一目了然的事情吗？应该说作为辽东经略的熊廷弼在王化贞丢失广宁以后，果断的将数以十万计的军民全部撤往关内，不仅放弃辽西，甚至连锦州、宁远不要了，是非常正确的选择。在熊廷弼战略撤退以后，后金若要再攻击明朝，那得从沈阳一直前行到山海关关城，一路荒芜人烟、赤地千里，这样后金的补给线会拉到几百上千里，其中还要经过辽河、大凌河、小凌河，何等之困难？若后金真的来攻打，那也是劳师袭远，把后金从辽东、辽西拉到山海关关门来决战，就好比曹操选在官渡跟袁绍决战一样，若明朝有意要和后金决战，就应当选在山海关，而非选在锦州，远去锦州是拉长了明朝的补给线，选在山海关关城则是拉长了后金的补给线，这是个非常简单的战略问题。皇太极在崇祯二年（1629年）偷袭蓟门入塞以后不是还占领过关内四城吗？可结果如何？还不是被孙承宗马上就收拾了，这个一来一去的简单战略理解起来并不困难。熊廷弼素来以雄才大略著称，他早就看透了这个道理，所以在王化贞丢了广宁以后他果断的坚壁清野，而在他带领军民撤离辽地之时，他并没有忘记对付后金和收复辽土，以及流落到后金手中正遭受奴役的辽民。 熊廷弼最为著名的谋略就是“三方布置策” 这个方略的核心是固守广宁，由天津、登、莱方向从海路出击在辽南给予后金袭扰，战时可让后金首尾不能相顾，守时可多个方向威胁后金达到钳制其行动的目的。后来熊廷弼又提出要争取朝鲜策应，要派人在义州调度协调，收留辽东不愿意受后金压迫的流民编练成军，作为和登、莱方向的组成部分，扩大了对后金实行战略包围。实际上后来毛文龙开创东江镇，与后金大战辽南、抄袭辽阳、偷袭辉发、赫图阿拉、策反辽南边民和官吏，驻军皮岛并接受朝鲜的粮饷物资支持，接收辽东流民在朝鲜屯田，已经实现了“三方布置策”里“争取朝鲜策应”的设想，天津、登、莱从海上配合也不成问题，只是广宁给王化贞丢了。虽然明朝失去了广宁，但却引来了蒙古林丹汗，在熊廷弼指挥撤退中断后的不是王化贞，而是蒙古军队。明朝通过外交手段让蒙古和后金开始对立，这样蒙古代替广宁的明军对后金形成牵制，力量不是减弱而是增强了。熊廷弼的“三方布置策”此时变成了“四方布置策”――蒙古代替广宁方向的明军队牵制后金；山海关的明朝主力依然存在且关门稳如泰山并封锁关内粮食运入后金的通道；天津、登、莱方向从海路援助毛文龙的东江镇，在辽南给予后金袭扰；朝鲜也参与到对后金的军事和经济封锁之中，后金获得粮食的最后一道门被关死了。后金虽然获得了城池，但怎么说也就在辽东，大旱和严寒是躲不过去的，坐吃山空会饿死，出来劫掠面对的则是赤地千里和四面受敌。熊廷弼看似“溃败”的战略撤退其实是要逼迫后金入死地。熊廷弼如此的安排，既没有开销巨额的军费到辽东、辽西去驻军，也不用去修筑什么城池，还成功的阻止了后金掳掠辽民，而辽民在关内屯田不仅减轻了朝廷运送粮食接济辽民的费用，还可以让朝廷增加一点税收，比每年空耗几百万两银子强多了，而代替广宁方向明军的是蒙古林丹汗的军队战力有增无减，在朝鲜的东江镇还是朝鲜负担费用，让不堪重负的朝廷财政不再在辽事上有过多的负担。熊廷弼此谋略可谓功在社稷、造福黎民，上对得起朝廷，下对得起军民，只是太对不起自己了，因为“丧师失地”的罪名死于党争迫害，冤死狱中，传首九边…… 其实，熊大人的这番布局还隐隐透着凶悍凌厉的杀机，若是后金真的犯傻来冲击山海关关门，势必精锐尽出，明朝在此地和后金决战，各方兵力聚集，且依托山海关雄关天险，够后金啃半年也说不定。且不说后金补给线延长，粮草接济必然困难，本来就是出来抢粮食的，结果变成了耗粮食，这首先就事与愿违了，时间稍微一长，对峙后两厢消耗起来后金就凄惨了……而最要命的则是隐藏在从沈阳到山海关路上的杀机。沈阳到山海关沿途千里迢迢，有大凌河、小凌河、辽河阻断，若是封冻时节还好，但开春以后冰雪融化了，在相持阶段期间，明朝完全可以出动水师，封锁大凌河、小凌河断其粮道，同时水陆并进沿辽河北上抄袭沈阳。明朝的水师非常强大，那时候别说是亚洲，就是世界上也是难逢敌手的。北上抄袭沈阳部队的粮草可以让舟师运送，明朝再不济漕运海运能力还是非常强大的。有辽河作为屏障沿途“凭舟船，用大炮”那还不简单吗？水陆并进的明军若遇上后金军，完全可以在河边布置一个阵地，步军战阵弧形排开且两头抱河，然后由水师炮船沿河一字排开，用炮火保护这个阵地，配合步军用火炮攻击后金军……对古代兵法战阵有了解的应该立刻认得出这个战阵，更应该知晓它的威力和对付北方游少数民族铁骑的功效，这就是宋代文豪辛弃疾以 “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这样豪迈的词句赞扬过的一位统帅发明的战阵，这位统帅就是曾以诸兵军协同作战击败北魏精锐铁骑的刘裕，这个战阵就是鼎鼎大名的“却月阵”，经过击败北魏精骑一战“却月阵”威名大振，常为后人所津津乐道，以至一谈及如何“以步制骑”，必言“却月阵”，在这里只不过是将弓弩换成了火炮，威力倍增而已。 刘裕是汉高祖刘邦之弟楚元王刘交的后代。刘裕从隆安三年(399年)第一次参战军事行动算起，到义熙十三年(417年)灭亡后秦，刘裕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对内平息战乱，先后击败了孙恩、卢循的海上起义，消灭了桓玄、刘毅等军事集团；对外致力于北伐，取巴蜀、伐南燕、灭后秦，从一名普通的军人成长为名垂青史的军事统帅，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 “却月阵”是在距水百余步之处用战车百乘布下弧形“却月阵”，两头抱河，以河岸为月弦，每辆战车设置7名持杖士卒，共计700人；布阵后，再派2000士兵上岸接应，并携带大弩百张，每辆战车上各加设20名士卒，并在车辕上张设盾牌，保护战车。刘裕凭“却月阵”以近2700名步兵破魏军3万多骑兵，显示了强大的威力，跟明朝将领俞大猷曾指挥百辆炮车，步骑3500人，在安银堡大败数万鞑靼骑兵非常类似。从兵力悬殊上讲，这两位对付骑兵的能力比后来的八国联军还牛。 明军以“却月阵”而“凭舟船，用大炮”若能战则可大量杀伤后金军，若不能战则相机撤退到舟船上渡河而去，或者顺流而下，只要作好侦防，可战则战，不能战则避，十分的安全稳妥。利用水师、步军配合在大凌河、小凌河阻击后金军回援也是一个道理。而封锁河道阻断后金粮道其实是个超级简单的任务，只需要干掉后金的浮桥就可以了，以明朝庞大的战舰去破坏几座浮桥，那不是杀鸡用牛刀吗？ 大家不要以为以上仅仅是想象而已，其实是完全有条件的实现的，于天启二年（1622年）八月出镇山海关的孙承宗就熟悉类似“却月阵”这种战法，他曾经创造性地将战车、舰船和火器结合在一起，创建了以热兵器为主要杀伤手段的十二车营和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支以火器为主要装备的海军，还组建了从海上登陆作战的两栖部队，并撰写了专门论述火器与战车配合战术的军事著作《车营百八扣》，他在叙述宁远防卫之时还具体提到了如何实施这种战法：“……当宁远冲，与觉华相犄角。敌窥城，令岛上卒旁出三岔，断浮桥，绕其后而横击之。”（《明史―孙承宗传》）。 若这个杀机实现了，会导致在关门下的后金军主力粮草被断绝，十天半月以后就彻底完蛋了。无论是丧失关门下的主力，还是被明朝军队捣毁了后方，后金那点家当都是承受不起的。由此可见，广宁一败就说山海关岌岌可危，完全是危言耸听，若真是如此恐怕连宁远城都没有可能安然修筑。 如今的局面对于后金来说是山海关关门外杀机四伏，蒙古虎视眈眈，在辽南还经常遭受毛文龙的偷袭，甚至赫图阿拉都受到威胁，而朝鲜更是给毛文龙提供军械、军饷、粮草，还划出“闲田”为其收留的辽民屯田。后金这时候四面被封锁被牵制日子很不好过，更为严重的是没有一粒粮食能接济进来，断绝了互市以后连食盐都短缺，若去劫掠明朝则要经过赤地千里，而坐吃山空又会饿死，甚至被奴役的汉民也因为有了毛文龙的东江镇而纷纷逃散，后金在天灾的煎熬下还逐渐失去经济基础和生存的依托，长此以往必将一步步被迫入了绝地。 这个策略的高明之处还在于是从明朝生死攸关的大局出发，让等待救济的辽民自给自足，让朝鲜参加军费的承担，让广宁方向的军队由蒙古林丹汗代替而节约了开支，固守山海关关城是运用了现成的资源而节省了重新修筑城池的费用，不仅将明朝在辽东的费用减少到了极限，还摆出了一个杀机暗藏的局，并且同时制约了努尔哈赤发展的后劲。 此时，明朝正确的选择应该是保持熊廷弼以“传首九边”的牺牲换来的态势，同时加强山海关的防御；全力支持东江镇逐步壮大；保证朝鲜不离开对后金的军事和经济封锁；联络蒙古的林丹汗，一来可共同牵制后金，二来可以让其他几个与林丹汗相临的边镇获得稳定，不让边防再出现其他问题；决不对后金开马市，决不让一粒粮食流入后金的地盘；同时坚壁清野不让后金有劫掠粮食和掳掠人口的机会，让后金充分的享受天灾；明朝则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策略，将有限的财税收入用来解决更为棘手的国内问题，一旦国内问题缓解了，财政危机挺过去了或者连年灾荒结束了，那时后金还没有饿死再一举荡平。 在清楚了熊大人的正确策略以后会我们会惊奇的发现袁大人却完全反其道而行之~！本应加强山海关的防御并将其作为决战的战场来准备，既可拉长后金的补给线又能等待“关门杀机”的显现，袁大人却将重兵放在锦州，拉长了明朝的补给线；如此一来利用“关门杀机”断后金的粮道成为泡影不说，明军还在后来“松锦大战”时被皇太极断了粮道形成了溃败；本应全力支持东江镇的发展，袁大人却杀毛帅毁东江；本应维护朝鲜对后金的封锁，袁大人却为了修那个“非扼要之地”的锦州放弃了策应朝鲜和东江镇，导致朝鲜驱逐东江镇和后金结为兄弟之盟；本应联络蒙古林丹汗，袁大人却招抚和后金会盟反对林丹汗的部落；本应决不对后金开马市，袁大人却在宁远给投奔了后金的束不的部开马市，该部落在宁远买粮的人中居然还有四百多满人；本应减轻朝廷的负担，袁大人却大兴土木修筑锦州这种“非扼要之地”，还要“且守且战，且筑且屯”，这和熊大人的方略完全背道而驰，不但没有让朝廷有喘息的机会去解决财政危机，反而还加剧了财政危机，让这条“宁锦防线”成了一条明朝末期的“郑国渠”；本应将辽民转入关内躲避天灾，减轻朝廷海运漕运粮食的负担，又有利于保护辽民不被后金掳掠成为奴隶，袁大人却提出“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在长年天灾的情况下鼓吹“屯种所入，可渐减海运”……反正袁大人的战略是够戗，难怪守了不到两年就出了天大的问题。 袁崇焕在守辽时犯了许多战略性的错误，成为了明朝灭亡过程当中败笔的添加者，以上这些失误加在一起显现出这样一种讽刺结果，那就是由明朝末期那点财力来承受一条“郑国渠”就足以让明朝喘不过气来，而这条“郑国渠”再变成一条“马其诺防线”那明朝不完蛋也不容易。虽然，袁大人精心修筑了所谓的“宁锦防线”，但是在1629年、1634、1636、1638、1642年先后五次被后金绕道蒙古大规模入塞，掠地千里，横扫京畿……这条袁大人用巨资堆砌起来的“宁锦防线”成为了一条名副其实的古代版“马其诺防线”，经常有人感慨说袁大人修筑的宁锦防线是“丰功伟绩”，后金努尔哈赤、皇太极父子两代都没有突破，完全是说瞎话，已经成为了“马其诺防线”的“宁锦”还需要人家去突破吗？应该说自从皇太极1629年由蓟门入塞开始这条防线就报废了，之后这里不再是什么防线了，而是消耗明朝国力的巨坑，以及后金利用锦州地理缺陷聚歼明军主力的战场。那么袁大人究竟是怎么一步步成就这么一个弥天大错的呢？要搞清楚这个问题，我们还得回到刚才熊大人那个策略里去。 熊大人这个“四方布置策”从战略来看可谓完备，从明朝生死攸关的大局出发也堪称完美，但它在具体实施时却有可能从薄弱环节被突破，后金若真是因四方的牵制和封锁而渐渐被迫入“人相食”的绝地，那必然会狗急跳墙，那时估计后金不会把明朝重兵把守的山海关关城和蒙古林丹汗考虑成首要突破点，毛文龙的东江镇和朝鲜在其中是相对薄弱的环节，后金选择从这两方突破则是极有可能的，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继熊廷弼之后的王在晋要在山海关关城以外再建一个重城的想法就是加强山海关的防御，从大的思路上讲他延续了熊廷弼的策略，一面坚壁清野不出关门，一面加强山海关的防御而准备在此与后金决战。此时袁大人蹦出来了，要求在宁远修筑城池，宁远距离山海关200里地，在这个地方拱卫山海关就对熊廷弼的策略中“关门杀机”有所违背了，王在晋不同意也有道理。但这里面隐藏着一个玄机，其中体现了前面提到过的王在晋那近乎离奇的老谋深算…… 王在晋上任后提过两个方案，《明史》记载如下：“在晋谋用西部袭广宁，象乾?之曰：‘得广宁，不能守也。获罪滋大。不如重关设险，卫山海以卫京师。’在晋乃请于山海关外八里铺筑重关，用四万人守之。”这位王大人也可谓不极左就极右啊，恢复广宁在当时是极其最冒险的，后来宁远完成了修筑，袁大人和马世龙带了一万二千人马“东巡广宁”后也只向孙承宗提出要恢复锦州，都没有说要去恢复广宁，那个修建重城则更是看似保守到极至的作法。同一个人抛出这么两个显然都是有极端倾向的方案十分怪异，而王在晋相继提出之际就似乎暗藏着等待他人来反对的意思。有人认为他之所以要如此大概跟他是被硬拽着来守辽的颇有关系。那时“辽东经略”向来都没有好下场，所以“守辽”在官场上几乎成了“死地”的代名词，如若有人反对王在晋近乎荒唐的方案，只要王在晋自己固执己见，那么这些人必然争取弹劾他，一旦被弹劾他便能安然离开辽地了，后来的事实好象也证明了这一点。王在晋提出“恢复广宁”遭到王象乾的反对，他继而又提出“修建重城”则遭到更多的人反对，《明史》记载：“其僚佐袁崇焕、沈?、孙元化等力争不能得，奏记于首辅叶向高。向高曰：‘是未可臆度也。’承宗请身往决之”，结果是“承宗面奏在晋不足任，乃改南京兵部尚书”，接下来“在晋既去，承宗自请督师”，这样王在晋安然脱离了辽地。之后，孙承宗先后两次“守辽”又均被罢免还险遭冤狱，而王在晋则离开了危机四伏、赤地千里的辽地，到温润富庶的南方云游金陵、苏、杭去了。 不过，这点儿“金蝉脱壳”的雕虫小技还算不上“近乎离奇的老谋深算”，这点伎俩一般人都能看穿，而若王在晋真的有此盘算，那他还有个关键问题需要解决，那就是这个“有问题”的“重城修建计划”万一被批准了怎么办？如果真是因为此而导致明军大败，那他自然难逃干系，那他岂非弄巧成拙？事实是后来天启帝还真的同意了…… 在天启帝同意的情况下，若王在晋真是盘算着“金蝉脱壳”，那他就该紧张了，袁崇焕、沈?、孙元化等的反对意见他应该重视才对，为什么还要压制呢？之后，孙承宗来考察也反对王在晋，孙承宗对其“推心告语凡七昼夜，终不应”，这就显得十分的离奇了……孙承宗回去后虽然能提出意见，但不一定就能导致撤换经略，难道王在晋就能算准孙承宗一定“自请督师”？如若王在晋把最后孙承宗“自请督师”都算准了，所以七天七夜不妥协，那他确实有些老谋深算，但另外一个蒙蔽天启帝的罪名他却是躲不过去的，怎么能捞到去金陵云游的美差？ 若真是用荒唐的计划欺蒙天启帝，现在被孙承宗回去揭穿了，那王在晋绝对脱不了干系，可王在晋又为什么七天七夜都不肯妥协呢？而且孙承宗把“修建重城”的毛病给说得很详细了，他还不妥协就显得有点离奇了…… 孙承宗和王在晋有一番关于“修建重城”的讨论，《明史》记载如下：“抵关，诘在晋曰：‘新城成，即移旧城四万人以守乎？’在晋曰：‘否，当更设兵。’曰：‘如此则八里内守兵八万矣。一片石西北不当设兵乎？且筑关在八里内，新城背即旧城趾，旧城之品坑地雷为敌人设，抑为新兵设乎？新城可守，安用旧城？如不可守，则四万新兵倒戈旧城下，将开关延入乎，抑闭关以委敌乎？’曰：‘关外有三道关可入也。’曰：‘若此，则敌至而兵逃如故也，安用重关？’曰：‘将建三寨于山，以待溃卒。’曰 ：‘兵未溃而筑寨以待之，是教之溃也。且溃兵可入，敌亦可尾之入。今不为恢复计，画关而守，将尽撤藩篱，日辂堂奥，畿东其有宁宇乎？’在晋无以难。” 由此可见，面对孙承宗的诘问王在晋无言以对，在后来许多解读中认为是王在晋犯了低级错误，而同意他这个计划的天启帝也昏庸，自以为是的一笔带过，其实并不尽然，孙承宗回去以后把情况奏报了，但最终却是“又上十余疏”才有后来的结果，这么明显的纰漏怎么会“又上十余疏”呢？难道天启帝不信任和器重他这位老师吗？难道内阁首辅叶向高也犯糊涂了吗？一切的疑问都显示这个“重城计划”里还面隐藏着一个玄机，而这个玄机当时来看应该只有王在晋和天启帝知道。 这个玄机并不复杂，在孙承宗的诘问中就已经隐约显现了一些，孙承宗问：“如此则八里内守兵八万矣。一片石西北不当设兵乎？”其实山海关的总兵力不会超过八万，袁大人官拜督师以后削弱蓟门的兵力而补充关外时“关、宁、锦”加起来总共才七万多人，王在晋怎么可能在两个城池上就用了八万兵力？从对话里王在晋的敷衍可以看出王在晋根本就没有打算在新城里驻扎兵力，如此一来孙承宗的一系列质疑就迎刃而解了。孙承宗所问的：“旧城之品坑地雷为敌人设，抑为新兵设乎？”应以：“为敌设”作答；孙承宗所问：“新城可守，安用旧城？”应以“新城不守，故用旧城”作答。孙承宗所问：“则敌至而兵逃如故也，安用重关？”则是点到了其中要害，也是这个玄机的要津所在，这个玄机就是“敌未至而兵先撤”，把这个“重关”送给后金…… 将前面所提到的“关门杀机”联系起来，就不难理解这个“舍弃重关”的作法了。试想明朝在关外坚壁清野以后，要在关门外和后金决战，拉长后金的补给线，用断绝后方粮道的方式击溃后金军，对明朝来说是个绝好的歼敌方案，既可以发挥明朝军队用火器守城池的优势，又可以发挥自身水师的优势，还避免了和后金野战争锋，甚至连拼杀都免了，因为粮道一断后金必然自溃，若后金大军被饿上一两个月还用明军去拼杀吗？直接去收尸就行了。但这个如意算盘里有一点问题，就是后金有没有决心要长途跋涉上千里，到关门外来和明朝决战，这是个比较低级的错误，除非努尔哈赤老糊涂了差不多，但若后金获得了这个“重关”情况或许就不一样了，后金获取这个重关以后说不定会下决心和明朝在关门外对峙起来，只要海河的冰封一消融，那么后金关门外的大军就完蛋了，明朝出动水师封锁大凌河、小凌河、辽河是完全有可能的，以明朝水师庞大的战舰破坏几条小船达起的浮桥还不易如反掌吗？当然，若后金占了“重城”却在冰封前放弃了，自然不会被歼灭，但后金从此就别想再威胁山海关关城，明朝可以安然解决国内问题，等待时机成熟一举荡平后金（如果后金在关外没有被大旱和严寒饿死冻死）。这个玄机继承了熊廷弼的策略，扩大了“关门杀机”，也是个不错的谋略，在当时看来这是绝密的军事谋略，应该只有王在晋和天启帝知道，也是天启帝同意的直接原因，更是孙承宗先后“又上十余疏”才改变“修筑重城”的根源。另外，开始我们提到王在晋提出了的“恢复广宁”和“修建重关”两个有着极端倾向的计划，反对的人颇多，闹得沸沸扬扬，这种姿态其实也是一种故意显露破绽的方式，让一般人感觉王在晋其人本来就是很糊涂的，这样对这个绝密计划的隐藏和“破绽”的显露都十分的有帮助，这也算是王在晋老谋深算的“离奇”之处。王在晋的谋略虽近乎“离奇”的老谋深算，但孙承宗的谋略不仅在王在晋、袁崇焕之上，甚至还超越了熊廷弼，在一番考察以后，他还是发现了问题。 虽然“重城”里有这个隐藏的玄机，但其实也有问题……孙承宗勘察之后发现了问题，还和王在晋进行了一番探讨，可没有能说服王在晋。此时，孙承宗有了自己的想法，他后来提出所谓：“我弃宁、前，敌终不至，而我不敢出关一步，此今日将吏罪也。”集中体现了他的思路，他回去以后“又上十余疏”终于说服了皇帝，而“八里筑城之议遂熄”，天启帝接纳了他修筑宁远的计划，于是孙承宗开始了帝师守辽。在天启帝确认了孙承宗的见解以后，王在晋非但没有因为坚持孙承宗罗列出的“低级错误”而被弃用，在后来的年月里，即便是到了崇祯时期，他仍然是军务方面的要臣，这是那个“重城玄机”的又一个旁证。 孙承宗之所以提出要在宁远修筑城池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对于那个“关门杀机”孙承宗其实也没有放弃，从沈阳到宁远依然是大陵河、小凌河、辽河阻隔，这个杀机设置在宁远比设置在关门下要隐蔽得多，从孙承宗在设计宁远的防守部署时谈到“当宁远冲，与觉华相犄角。敌窥城，令岛上卒旁出三岔，断浮桥，绕其后而横击之。”可以看出，他其实是把“关门杀机”设置在了宁远，如此一来关门就有了双保险；二是因为他看到了那个“四方布置策”里面朝鲜和东江镇的薄弱，虽然天津、登、莱可以从海路支援东江镇，但地理位置不如宁远旁边的觉华岛优越，虽然在山海关关门外修建重城是能保证在山海关决战的胜利，但是却把这个“关门杀机”作得太明显了，如果明朝所有主力据守山海关关城和重城必然让后金看到明朝没有立刻回辽东的战略意图，这样一来蒙古林丹汗、东江镇、朝鲜的压力就陡增了，“四方布置策”里少了谁也不能少明朝这一方，所以必须进驻宁远让后金感觉到明朝在辽地的存在。孙承宗从王在晋手中接过辽事以后，在关外几次大的行动都是根据辽东、辽南等后金腹地局势发展而采取的，这体现了他高瞻远瞩和谋略过人，也印证了他对熊廷弼策略的透彻了解，奠定了他四年守辽边关平稳安定的基础。 在辽东、辽南这些被后金所占领的地方，毛文龙是执行熊廷弼的策略中在敌后展开策应的核心人物。早在广宁失陷以前的1621年，正在练兵的游击毛文龙就受王化贞、熊廷弼派遣深入敌后，联络辽民，以牵制和分散后金的兵力，当时他仅率家丁、军士二百余人，按照许多网友的说法真比李云龙还不如，可后来毛文龙就是用这个班底在敌后策动了声势浩大、风起云涌的反抗运动，可惜他这个家丁的班底也为以后袁崇焕杀他留下了祸根，袁崇焕罗列的十二条罪状中有此一条：“部将数千人悉冒己姓，副将以下滥给札付千...，六当斩；”一个仅二百余人的家丁班底，在乱世以收罗家破人亡的流民为主要兵员，在征战多年以后有相当的毛姓士卒并不奇怪，唐伯虎点秋香进华府当家丁还叫华安呢，关二爷自养子关平以下有多少姓关的？岳家军又有多少姓岳的？也都算是当斩的罪状吗？这袁大人的标准在向谁看齐了？ 天启元年（1621年）五月，毛文龙率部由三岔河泛舟到猪岛、鹿岛、禽岛、石城、长山、色利、獐子等地收编流落的辽民。七月初，得报后金镇江守将佟养真派兵外出，于是令千总陈忠过江，潜入镇江联络内应陈良策接应，毛文龙于当月二十日深夜亲率领三千人马攻入镇江，生擒佟养真及其子佟松年等六十多人。镇江大捷以后，全辽震动，宽甸、汤站、险山等城堡相继归降毛文龙，一时间“数百里之内，望风归附”（《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4，毛帅东江），“归顺之民，绳绳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