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无意看到的，全文转到这里，并不代表本人全盘接受文中观点。） 袁大人在被崇祯指派督师蓟、辽时，对蓟镇的军务也有调度的权力，袁大人为了充实“宁锦防线”削弱了蓟门的兵力，把蓟镇的精锐调往“宁、锦”充实关外，这个调配的方案是袁大人提出的，也是在崇祯元年（1628年）就实施了。袁大人崇祯元年（1628年）七月入京“平台召对”，八月出镇就开始调配兵力了。《崇祯长编》中有这样的记录：“关内兵五万五千三百四十五员名，关外七万八千三百四十员名。”但到了十二月，关内关外的兵力“关外官兵七万一千余员名，关内官兵四万二百余员名”。所谓“关内”就是蓟镇，所谓“关外”就是辽东镇，蓟、辽设督师就是总领两镇。关内兵减少就是抽调了蓟镇兵力一万多到辽东镇，辽东镇的兵没有增加反而略有减少是因为当时关外已经在搞“清汰”，把老弱的兵卒淘汰掉用关内的精锐来充实，所以没有形成大量“减额”。这个“汰兵减额”的方略是袁大人提出来的，《崇祯实录》总有记载：“冬十月己丑，召廷臣於文华殿，以锦州军哗、袁崇焕请饷疏示；阁臣求允发。上责户部尚书毕自严；又曰：‘崇焕前云汰兵减额，今何仍也’？王在晋曰：‘减汰，当自来岁始’。”由《崇祯实录》的内容可以看出，当时蓟镇的汰兵是袁大人力导的。从兵力变化上来看，是先拿蓟镇的精锐去充实关外，这样导致了蓟镇更为薄弱，不但兵力减少，而且老弱比例还增加了。原计划由真定兵补充蓟镇，但后来又被袁大人补充到关外去了。这样拆东墙补西墙直接导致了蓟镇兵力减少、战力薄弱。更不幸的是来年蓟抚王元雅继续按照袁大人的意思汰兵，在遵化一次“清汰”三千余人，在后金围攻遵化的时候汰兵在城内哗变，打开了城门让重镇遵化轻易失守。 后来袁大人上疏提到蓟镇，提出要加强蓟门的防务，许多人都解读为袁大人高瞻远瞩，老早就想到了蓟门会有危险，还自以为是的说是崇祯昏庸，对袁大人的提醒置之不理……这完全是不加思索和考证的臆断，看看刚才所提到的袁大人之所为，哪里是在有意加强蓟门的防务，完全是在用朝廷有限的资源去添锦州那个巨坑。不过袁大人还真是上过疏提到蓟门的防务，但在上疏中袁大人却提的是如果朝庭不允许他开马市，就无法招蓟门外的抚蒙古哈刺沁部，如此一来蓟镇就会受到威胁。 崇祯元年十月，袁崇焕曾奏：“（喀喇沁）若仍诱入犯，则东自宁前，西自喜峰、古北，处处可虞，其为纣更烈。”(《崇祯长编》卷14) 第二年三月，袁在解释对喀喇沁粜米问题的时候又说：“惟蓟门陵京肩背，而兵力不加。万一夷为向导，通奴入犯，祸有不可知者。”《明清史料甲编》第8本707页《兵部行督师袁崇焕题稿》。 这两篇奏折被认为是袁大人早就预料到后金会从蓟门入塞，而提醒崇祯的奏折，其实并非如此。崇祯二年（1629年）三月袁大人上奏要开马市后认为这是以粮资寇，于是发诏书斥责曰：“据报西夷市买货物，明是接应东夷，藉寇资盗，岂容听许？”可见，崇祯的眼光比袁大人远大。须知明朝在崇祯元年（1628年）九月对喀喇沁就拉拢过一次，但最终却没有成功，此后喀喇沁降后金几乎是路人皆知了。 后来袁大人抗辩，《督帅袁崇焕题》曰：“许其关外高堡通市度命，但只许布米易换柴薪，如违禁之物，俱肃法严禁，业责无与奴通。各夷共谓：室如悬磬，不市卖一二布匹于东，何由藉其利而糊口？宁愿以妻子为质，断不敢诱奴入犯蓟辽。哀求备至，各置妻子与高台堡外，历历也。”其中有一句“断不敢诱奴入犯蓟辽”又成为袁大人继“五年平辽”后又一经典……袁崇焕缺乏战略眼光的毛病在这里又体现了一次。 纵观蒙古部落的变迁，不难看出喀喇沁在崇祯元年（1628年）投靠后金是多么顺理成章。天启七年（1627年）林丹汗西迁，与喀喇沁、顺义王博硕克图汗（卜失兔）、鄂尔多斯济农、同雍谢布、阿索特、阿巴噶、喀尔喀组成联军大战于土默特的召城，结果两败俱伤，林丹汗惨胜，诸部联军惨败。林丹汗虽损失了四万精锐，但占据了大片土地。土默特和喀喇沁部蹦崩离析，喀喇沁部只剩下一系据守朵颜卫一带，顺义王卜失兔战败其拥有的元朝传国玉玺被夺，其他部落多溃散。明朝的九大边镇外都有蒙古部落，此番大战对明朝来讲本是有利，但在后金崛起之时林丹汗西迁，并和蒙古诸部混战，虽可削弱蒙古，但并不利于明朝以蒙古牵制后金。崇祯登基后曾分别对林丹汗和蓟门外溃散的蒙古诸部进行过抚赏，又试图用顺义王卜失兔所部联合朵颜三十六家即喀喇沁余众对抗林丹汗，以至于不让其投奔后金。但现实是严酷的，蓟门外的这些蒙古部落地处明朝、林丹汗、后金三大势力中间，不依附一方必然有灭族的危险，明朝当时自顾不暇只能用“抚赏”的形式给予支持，这些蒙古部落对林丹汗又是新仇旧恨，相比之下后金既可以提供军事支持又与林丹汗为敌，这些部落将何去何从实在是一目了然。 崇祯在刚登基的1628年曾作出过最后的努力，虽然喀喇沁部于崇祯元年（1628年）二月已经联络后金，七月派出数百人的使团前往沈阳，崇祯不但没有立即革掉对它的抚赏，还在同年九月加倍了对喀喇沁部的抚赏，而皇太极召集依附于他手下的蒙古部落会盟，提出征讨占据了喀喇沁旧地的林丹汗，此举动彻底拉拢了喀喇沁部，于是此后再对其进行抚赏完全是毫无意义的。但袁大人却在崇祯二年（1629年）三月申请对喀喇沁部开马市，提出因大旱蒙古部落没有粮食，所以要开马市接济就显得不合时宜了。此时，后金也遭了灾荒没有粮食吃，正是应当绝不开马市而饿死后金之时。 此前，后金也找朝鲜要粮食，崇祯元年（1628年），皇太极遣官兵持书朝鲜：“我国不必借粮于尔国，只缘近日蒙古人民尽为归顺，因借粮饷，欲为赈救（《乱中杂录》《清入关前史料选辑》三，第316页）”。朝鲜在1627年因袁大人不策应而被迫向后金妥协，但本身也遭了灾，为了给后金纳粮,“八道粮仓全空,倾尽国有”才向后金上贡献了二千石。(《朝鲜李朝实录中所见之中国史料》)此后，朝鲜对后金的抵触情绪更大，根本不太可能再为皇太极筹集太多粮食。《李朝实录》中有过这样的记载：“两西空虚，六道未得耕种”说明朝鲜本身也处于“小冰河期”（Little Ice Age）里严重的灾荒之中；从“开市已定日期，而京中商贾绝无人往”中可知朝鲜当时的抵触情绪之大；而“新经兵火，财畜荡然，中江开市亦恐无以成形”更是说明朝鲜已经对后金开始阳奉阴违了。此时，要解决的饥荒皇太极只剩下南侵来筹集粮食一条路走了。而这些蒙古部落要求袁大人开马市是为了什么，明眼人都看得清楚，那就是为后金筹集南侵的军粮。 当时，蒙古部落在辽东镇为后金筹集粮食已经不是新闻了。《明史记事本末补遗》记载：“翰林院编修陈仁锡使辽东，未出都，报建洲兵十万攻宁远，及抵关不见一骑，问之，曰往朝鲜矣。抵南台堡，知朵颜束不的为插汉卖买妇女，为建洲积谷，宁远武进士王振远陈国威入谒仁锡。曰：束不的居关外，阳仇插汉，其实妮之，又建洲娴也。驻宁远关外者六七千人，此地间市止二千人，卒不及备，可夜掩而杀之，傅介子所以斩楼兰也。建洲哨在束不的部内计四百余人，不将弓矢，……” 其中提到的“朵颜束不的”就是降了后金的喀喇沁部， 据《蒙古民族通史》第三卷第354页记载：哈剌慎:“……（老把都）占据永谢布之七鄂托克喀喇沁而居。……控制部分朵颜部落，称汗......（老把都）1572年（隆兴六年）去世。次子青把都强盛，进一步向东扩张；以女东桂嫁朵颜长昂，加强对朵颜的控制。青把都死，老把都长孙白洪大的哈剌慎大营复振。白洪大及其后裔，‘统属节流支派三十余支，共约部夷数十万有余。强弱相半’。崇祯初林丹汗西进，哈剌慎溃散，别部原朵颜酋长苏不的降清，遂袭用喀喇沁名号。” 这段记录写得很清楚，哈剌慎又称喀喇沁，喀喇沁部在和林丹汗召城大战中溃散，朵颜（苏不的）是属于喀喇沁别部，朵颜苏不的在召城大战后以“喀喇沁”名号投降后金。前面提到土默特和喀喇沁部在召城一战中蹦崩离析，喀喇沁部只剩下一系据守朵颜卫一带，所以明朝一贯认为盘踞在朵颜的喀喇沁三十余支残部即是“朵颜三十六家”。 天启七年（1627年）林丹汗西迁,召城大战后朵颜束不的部就正式降后金。在袁大人督师蓟、辽时已经是崇祯元年（1628年）了，该年崇祯曾作过一次努力拉拢朵颜三十六家，这是崇祯元年九月的事情，但后来失败了。袁大人在次年，崇祯二年（1629年）三月，又提出要给喀喇沁部开马市，要用粮食接济朵颜束不的部，这完全是以粮资寇。 崇祯在袁大人上奏要开马市后认为这是以粮资寇，于是连发诏书斥责曰：“据报西夷市买货物，明是接应东夷，藉寇资盗，岂容听许？” 袁大人抗辩提到蓟门防御但重点却是开马市，袁大人的核心意思是若不开马市“万一夷（喀喇沁）为向导，通奴入犯，祸有不可知者。”同时，袁大人还保证他接济的这些蒙古部落“断不敢诱奴入犯蓟辽”。但崇祯驳回袁大人的上疏，崇祯强调：“西夷通奴，讥防紧要。奏内各夷市买布帛于东，明是接应，何以制奴？着该督抚严行禁止。”可袁大人还是置若罔闻。后来崇祯勉强同意，但告戒袁大人只能以口粮形式接济，不饿死就行了，而且抚赏和剿灭相结合，如果有什么异常直接扑杀掉，而袁大人始终认为他抚赏的蒙古部落“断不敢诱奴入犯蓟辽”，均以抚赏和接济。而不幸的是蓟门外的喀刺泌部不仅为皇太极入塞带路，并且为其筹备粮草。 刚才《明史记事本末补遗》翰林院编修陈仁锡的见闻也说明朵颜束不的部派出两千人的队伍来宁远买粮食，其中还有四百满人谍哨，不是为后金买粮食还能干什么？这在当时的辽东已经是世人皆知了，陈仁锡提到的“宁远武进士王振远、陈国威”就是当时的士绅，他们都知道此事，并且要求乘其“卒不及备，可夜掩而杀之”。可此时的袁大人不顾崇祯的斥责，明目张胆的在宁远卖粮食给后金，这是多么恶劣的行径。谈迁的《国榷》也有如下记载：“朵颜三卫及建虏大饥，三卫夷半入于建虏，束不的求督帅开粜于前屯之南台堡，互市貂参。边臣俱不可，独崇焕许之。盖束不的为建虏积谷，谋犯蓟西，虽有谍报，崇焕不为信。” 关于喀刺泌部为后金采办粮食还有一个旁证，据《清史稿太宗本纪》记载：“（天聪三年，1629年）六月乙丑，议伐明，令科尔沁、喀尔喀、札鲁特、敖汉、奈曼诸部会兵，并令预采木造船以备转饷。”――这段史料很重要，显示了后金为首次入寇而准备的粮饷是要用船来运的。有人认为这说明是朝鲜提供了粮食，但这个说法并不科学。如果以《清史稿太宗本纪》记载过“松锦大战”时朝鲜用船运粮支援后金的事情做比较，会发现若朝鲜提供粮食给后金是自己带船只来运送：“（崇德五年六月）戊辰，……朝鲜遣总兵官林庆业等载米同我使洪尼喀等自大凌河运三山岛”这个情节在这段记载很清楚。所以，若后金于1629年首次入塞时是借用朝鲜的粮食，那么就没有必要让蒙古部落造船来运。而且，敖汉这些蒙古部落比较靠北，至少是在赤峰一带及以北地区，属老哈河水系，老哈河入海口是滦河口，在山海关以内，所以这些蒙古部落不可能造船去接朝鲜提供的粮食。 首先，朝鲜即便提供粮食也会自己用船只运送过来，更何况此时朝鲜本身也受灾，且对后金有相当的抵触情绪，与后来彻底被征服不一样；其次，此时东江镇还巍然屹立于皮岛，而三山岛这样的岛屿在毛文龙控制当中，朝鲜要走海路还不如在鸭绿江上架几座浮桥安全，所以此时朝鲜从海路运送粮食的可能性不大。 根据《清史稿太宗本纪》中记载的：“……自大凌河运三山岛”可以看出后金曾运用“大凌河”运送粮食，大凌河的源头“凌源”地处河北和辽宁交界处，如今凌源县东西两侧不远处分别是喀刺泌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和老哈河，这个地形条件其实已经把皇太极的部署显露得很清楚了…… 皇太极的命令造船的蒙古部落里并没有喀刺泌部，说明该部落早有船只，皇太极的意图应该是让喀刺泌将袁大人的粮食从大凌河运到凌源上岸，转至老哈河上敖汉诸部造的船只，然后随大军沿老哈河南下。老哈河从内蒙古流经河北入海，途中在岭西附近穿越长城，而岭西南方向不远处就是蓟抚驻地遵化，在岭西到遵化之间是赵庄子和三屯营，这个三屯营就是赵率教战死的地方。由此可见，皇太极首次由蓟门入塞安排得非常仔细和稳妥，连如何用大凌河和老哈河水系转运粮草都考虑进去了，如此周密的部署必然有熟悉地形的当地蒙古部落带路，这个部落必然是凌源附近的喀刺泌，而且也必须从袁大人那里买粮食才安全，否则后金即便从朝鲜运来了粮食，无论是走陆路还是水陆，要安然通过大凌河都必然逃不过袁大人的眼睛，因为对于大凌河来说锦州、大凌河城、右屯都近在咫尺。 另外，根据刚才《太宗本纪》记载：“（天聪三年）六月乙丑，议伐明，令科尔沁、喀尔喀、札鲁特、敖汉、奈曼诸部会兵，并令预采木造船以备转饷。”显示皇太极是在崇祯二年（1629年）六月给蒙古部落下令准备伐明，而且是要从蓟门入塞，那么为何这时皇太极能下此决心呢？因为前不久发生了一件大事…… 袁崇焕于崇祯二年（1629年）六月五日在双岛杀了毛帅，并用自己的亲信接管东江镇，还将东江分为几个协，使之不能形成统一的指挥。在毛文龙于六月五日在双岛遇害后，仅过了七天，即六月十二日，皇太极便在沈阳宣布：“整旅西征……”，这才有了他命令蒙古各部准备船只，而此番部署乃是从蓟门入塞的标志，该部署在同年三月崇祯批驳袁大人开马市时还没有，由此证明皇太极虽然准备南侵，并已经开始筹集粮食，但路线确定为蓟门却是在他知道毛文龙被杀以后。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袁大人先削弱蓟镇的兵力，把重兵放在锦州使关内兵力空虚，再开马市为后金南侵准备好粮草，最后杀了毛帅毁了东江镇解决了后金的后顾之忧，这一系列举措亲手促成了后金首次从蓟门入塞，将他自己苦心经营的“宁锦防线”彻底的变成了一条名副其实的“马其诺防线”。而后金不仅于崇祯二年（1629年）绕道蒙古入塞，而后还有1634年、1636年、1638年、1642年四次绕道蒙古入塞，而这其中最具决定性的因素是毛帅被戮、东江瓦解。以前，每次后金主力出动毛文龙都会率领东江镇乘势出击捣其后方，努尔哈赤攻宁远时毛文龙袭击永宁，后金被迫回师；宁远之战后努儿哈赤于天启六年四月亲率大军征蒙古喀尔喀，毛文龙随即进攻鞍山，因后方吃紧努尔哈赤被迫回师；皇太极攻“宁、锦”时毛文龙袭击昌城、辽阳，迫使了后金再次回师；毛文龙象一颗钉子死死的牵制住后金的尾巴，致使其不能远距离、长时间的在外作战，后金数次想根除毛文龙都没有成功，但他却死在了袁大人的手里，让后金能远征林丹汗以及绕道千里长期袭扰关内。 应该说袁大人杀毛帅是个离奇的败笔，而且还非常有争议。袁大人杀毛帅的时候罗列了所谓的“十二条罪状”，前面陆续提到一些，基本都是袁大人胡诌的，剩下的放在袁大人身上才正合适： 祖制，大将在外，必命文臣监，尔专制一方，军马钱粮不受核，一当斩； （朝廷先后数次查核毛文龙的兵马，就在崇祯元年才核查过一次，而且天启帝和崇祯都有过旨意，对毛文龙粮饷从宽，因为东江镇有屯田军，是收留辽东流民的，所以东江镇不比一般军镇；而袁大人出关督师的时候还请崇祯撤了巡抚，毛文龙官拜左都督，东江镇还涉及朝鲜领土，且是毛文龙带两百个家丁开创出来的，没有文官又有何妨？另外，袁大人也有脸皮谈“祖制”？按照明朝的制度即便谁有尚方宝剑但要杀三品以上大员也必须上报朝廷，毛文龙官拜左都督、总兵、赐尚方宝剑，不仅在三品以上，且同样是有尚方宝剑的节将，别说是杀，要节制都需要中央协调，而节将杀节将更是明朝几百年来从未有过的事情，徐达、常遇春都没有过这样的作为~！崇祯让袁崇焕出关时分别收回了王之臣和满桂的尚方宝剑，但却没有收回毛文龙的，这摆明了就是不让袁崇焕干预东江镇的事情，袁大人第一条还有脸皮说“祖制”，他杀毛文龙才是严重违制，而且离谱。） ...尔奏报尽欺罔，杀降人难民冒功，二当斩； （这条就不多说了，毛文龙的战功大多是袁大人在觉华岛上清点的，兵部核准才确认，若毛文龙“尽欺罔”而冒功，那袁大人何苦在查验完毕以后写上“俱是真正壮夷”？） ...尔奏有牧马登州取南京如反掌语，大逆不道，三当斩； （袁大人开始搞文字狱了……） 每岁饷银数十万，不以给兵，月止散米三斗又半，侵盗军粮，四当斩； （袁大人这条给得十分讽刺，他在崇祯元年出关以后请求崇祯将东江的军饷先给他，再由他来发，崇祯同意了。可袁大人一上台就足足克扣了东江好几个月的粮饷，饿得东江镇“人皆菜色”，最后只按照“二万八”给粮饷，这个数字还不及前几次朝廷查核毛文龙兵力时一个岛的数字，而且朝廷只清点马步两军，东江的水师全不算在内。等袁大人杀了毛帅以后自己清点发现确实远不止“二万八”，于是袁大人接管东江以后军饷不降反增，这完全是袁大人自煽耳光。袁大人领了东江的粮饷不给兵，把饿得东江“人皆菜色”，最后自己核查后又不减反增，到底是谁在“侵盗军粮”……） 擅开马市于皮岛，私通外番，五当斩； （毛帅有水师海船，也作海上贸易，因为就朝廷那点军饷还时常被克扣和拖欠根本不够，毛文龙从天启元年（1621年）到敌后开创东江镇就没有一点军饷粮饷，在天启五年（1625年）前总共才领了内帑银子5万两作军饷，而袁大人一出关就有480万辽饷、米180万，另发内帑120万、铠甲40万具，红夷大炮10门，其他弓箭军械无数……这能比吗？不作买卖毛帅怎么开创若大个东江镇？为了筹集粮饷，毛帅还经常自己拿钱出来接济粮饷，这就算私通外番了？这能和袁大人“以粮资寇”比吗？） 部将数千人悉冒己姓，副将以下滥给札付千...，六当斩； （一个仅二百余人的家丁班底，在乱世以收罗家破人亡的流民为主要兵员，在征战多年以后有相当的毛姓士卒并不奇怪，唐伯虎点秋香进华府当家丁还叫华安呢，关二爷自养子以下有多少姓关的？岳家军又有多少姓岳的？也都算是当斩的罪状吗？这袁大人的标准在向谁看齐了？难怪《辽海丹忠录》要把袁大人比作秦侩……再说，毛姓士卒就一定是毛文龙的私兵吗？毛文龙死后东江镇一样听朝廷的调遣而没有哗变。东江镇虽是毛文龙亲手开创的，但其军士却是大明的士卒，听朝廷的调遣，但袁大人的关宁军却不一样，袁大人一下狱，祖大寿就哗变了，朝廷的指令都不听了，只看袁大人的手书，袁大人的关宁军那才叫私兵。） 剽掠商船，自为盗贼，七当斩； （毛帅对后金搞海上封锁，某些奸商被查处了当然会诬告，而且那时候海盗、倭寇都有出没，谁冒谁的名能说得清楚吗？） 强取民间子女...八当斩； （清官难断家务事啊，袁大人管得可真宽，可有谁对袁大人在宁远收的小妾调查一下没有？算不算是“强取”那还不一定呢。） 驱难民远窃人参，不从则饿死...九当斩； （由于袁大人不策应朝鲜，致使东江镇被朝鲜驱逐，失去了重要的后方给养，而袁大人又有意克扣东江镇的军饷、粮饷，朝廷也是长期拖欠，毛帅搞“大生产”也成罪名了？袁大人把整个东江镇都饿得“人皆菜色”，就是要求东江镇受其节制，这不就是“不从则饿死”吗？袁大人也真有脸皮把这条罪名罗列出来，也不看看自己的所作所为~！而这种作为跟蒋委员长是否又心有灵犀了……？） ...拜魏忠贤为父，塑冕旒像于岛中，十当斩； （这个罪名罗列得好啊，刚才那头一条里袁大人不是说东江镇没有监军吗？毛帅搞生祠还不是为了让前来监军的太监回去说几句好话，多给东江镇的流民、士卒争取点粮食，袁大人不是也请修九千岁的生祠吗？怎么不秉公执法、严于律己、负荆请罪把自己也给办了？） 铁山之败，丧军无算，掩败为功，十一当斩； （袁大人顶着朝廷两次催促出兵策应的申斥“观望养敌”，眼睁睁的看着朝鲜和东江镇被后金重兵打垮不说，还把铁山屯田军遭偷袭而被屠杀说成是丧军，此时袁大人把自己曾说过的话忘得一干二净了，在《三朝辽事实录》卷十七里记载着：“天启七年四月袁崇焕谨题当道诸名公：‘毛帅每冬冰交，则避之海岛，天下所知也。铁山所留者，老弱及丽人耳！’”……袁大人对毛帅奋起反抗在铁山、瓶山、昌城、鸭绿江取得的“五战而五胜”说成是“掩败为功”，试想毛帅若真的“丧师”了，又怎么能在两三个月以后皇太极攻“宁、锦”时策应袁大人？怎么会有袁大人为毛帅报功的奏折：“……使非毛帅捣虚，锦宁又受敌矣！毛帅虽被创兵折，然数年牵制之功，此为最烈！”？再说“宁锦大战”中袁大人所谓：“倘城不完而敌至，势必撤还，是弃垂成功也”成为了现实，而自己保证的“三城已完，战守又在关门四百里外，金汤益固矣”化为了泡影但却“胜”了？这难道就不是“掩败为功”吗？） 开镇八年，不能复寸土，观望养敌，十二当斩！” （毛文龙的东江镇是白手起家，东江镇本身就是收复的土地，即便袁大人官拜督师后以不准片帆入海的形式断绝东江镇补给而“配合”后金蚕食和打击东江镇，但 东江镇还尚存，就不可能“不能复寸土”，而袁大人这个作为又跟那个谁心有灵犀了？另外，“观望养敌”要算袁大人的专利，袁大人不仅是“观望”而不策应友军 和盟友，且还“以粮资寇”可谓货真价实的“养敌”。反观毛帅每年好歹还不时出击，还不至于如蒋委员长所说的什么“游而不击”，所谓“不能复寸土”倒是符合 袁大人及其手下的骄兵悍将，袁大人拿着几百万两银子和蓟、辽、东江三镇的极权，也没见能恢复孙承宗运用东江镇在辽南的声势，轻描淡写达到的境界――“遣将 分据锦州、松山、杏山、右屯及大、小凌河，缮城郭居之”，反而在他的任上明朝辽东战局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窘境，在明朝灭亡的整个过程中他没有起到中流砥柱的 作用，反而成为了不少败笔的添加者。） 经袁大人如此一番折腾以后，皇太极得以顺利的从蓟门入塞，而此时袁大人的主力还尚在锦州…… 崇祯二年（1629年）十月二十七日，皇太极由遵化附近入塞。次日，袁大人得警急令山海关的赵率教驰援遵化，但由于袁大人对皇太极的举动丝毫没有准备，所以山海关的兵力并不多，赵率教只带领了三五千人赶赴遵化。当时袁大人直接指挥的关外辽兵约有七万多人，分别驻扎在“关、宁、锦”三处，遵化告急时赵率教才带了区区几千人人去驰援，不论是三千还是五千，他总得留下一半守关门吧，所以山海关的兵力此时有个八千到一万就差不多了，宁远或许还少一些，而袁大人在锦一带的驻军是最多的，因为锦州那边的城堡多，许多又尚处于在修筑当中，松山、杏山、塔山、小凌河、锦州……这一带没有个四万人据守袁大人是放心不下的，所以袁大人命令锦州总兵祖大寿挑选精兵入关回援。此时，关、宁两地守军不足两万，锦一线至少留四万，这就是五万多人了，袁大人和祖大寿回援所带的精兵有一万五是比较合理的，这部分辽兵跟随袁大人在北京广渠门外有过一次小战斗，后来跟着祖大寿哗变要回关外，在《国榷》、《实录》、《崇祯长编》中都有“辽东溃兵约万五千”的记载，所以在崇祯二年（1629年）的“己巳之变”中袁大人亲自率领的兵力也就是一万五千人而已，若算上赵率教那几千人关外辽兵回援总数也就两万。 十一月初二至袁大人才从宁远赶到前屯营，得报后金已经在围攻遵化了。十一月初四，袁大人率兵到山海关，此时赵率教战死于三屯营。十一月初五，袁崇焕率军入蓟，并以周文郁为掌旗官，周文郁曾是孙承宗身边的人，他以第一人称“余”所写《辽西入卫纪事》是描述“己巳之变”的一篇纪实，其中有许多第一手资料，通过里面的记录能印证一些关键问题。十一月初六，袁大人到了永平，此时遵化已于十一月初三陷落，袁大人裁撤下来的汰兵打开城门，巡抚王元雅死。袁大人于榛子镇接到崇祯圣旨，得调度指挥各镇援兵之权，这个情节也很重要，为蓟门守将刘策洗清了不小的冤情，因为后来的解读多说刘策不会用兵，导致蓟门失手后来还冤枉了袁大人……十一月初九，袁大人到了蓟州顺天府。十一月初十，袁大人上疏崇祯，曰：“入蓟州稍息士马，细侦形势，严备拨哨，力为奋截，必不令敌越蓟西”。（《明实录》十一月丙申）其中这个“必不令敌越蓟西”是袁大人继“五年平辽”、“断不敢诱奴入犯蓟辽”后又一经典…… 袁大人上疏后便开始部署蓟州防御。此时，蓟辽总督刘策和各路兵马汇集蓟州。蓟辽总督刘策驻地是在密云，昌平总兵尤世威原来是驻守昌平的。十一月初九，刘策率军援守蓟州，尤世威而防通州蓟州两地之间，但袁大人却将兵力分散布防于蓟西各地，他令刘策回守密云，命尤世威回防昌平，许多史料都记载了袁大人这个部署： 　　　　 “保定总督刘策兵亦至，令其守密云。”崇祯二年十一月已丑《怀宗实录》 　　　　 “保定总督刘策兵亦至，令还守密云。”崇祯二年十一月已丑《崇祯实录》 　　　　 “令刘策着还镇，调度诸将，分信防守密云。”《崇祯长编》 朝野对袁崇焕战守布置非议甚多，孙承宗更指出集中兵力紧守蓟州三河一线为要务，否则敌人越蓟州三河则可直扑北京。事实证明，由于保定兵和昌平兵的远去，蓟州防备兵力严重不足，连起码的侦防也做不到，结果皇太极轻易越过蓟州直趋北京，袁大人直到十一月初十四才发觉方提兵追赶，被朝庭寄与厚望的蓟西防线竟不经一战便完全失效。 袁大人的掌旗官周文郁所写的《辽西入卫纪事》中提到了此事： “十三日，侵晨，报奴全军过石门驿，公令马步兵尽出城外列营。营甫定，有奴骑二百余，分四队扎我军之东南，相持两时，并不件贼大兵。公令我发炮，贼闻炮即四队排为一字，忽退去。竟日无一骑复至，使我欲战而无可战。 十四日，乃探奴大队潜越蓟西矣，公即督辽将士西追……” 十一月二十日，袁大人率军赶到北京城下，与后金左翼蒙古兵及白甲护军2000余战于广渠门，这是一次小规模的战斗，双方的记录如下： 《太宗实录》记载：“莽古尔泰等未率大军同行，止以蒙古兵及护军二千往。见宁远巡抚袁崇焕，锦州总兵祖大寿兵二万，屯沙窝门外。莽古尔泰分兵为三队……豪格独趋右偏，败其伏兵，追杀至城壕。余三贝勒不趋右偏，由正路入，击败敌兵，亦追杀至城壕。”（沙窝门=广渠门） 　　　　 《崇祯实录》卷之（二）记载：“袁崇焕令都司戴承恩择地广渠门，祖大寿阵於南、王承胤等阵西北、崇焕阵於西待战。午刻，有骑兵突东南，力战稍却；承胤竟徙阵南避。游击刘应国、罗景荣、千总窦?等帅兵追虏於运河，虏酋精骑多冰陷，所伤千计；京兵亦伤失数百人。” 周文郁的《辽西入卫纪事》记载如下：“二十日早，报奴大队分六股西来，公传令开营迎敌。先遣都司戴承恩择战地于广渠门，余随行间。公令余回，余不从。公又曰：‘我有奏书二通，子可速回，为我料理。’且嘱勿再来。余还寺，即将奏疏阅发，遂披甲跃马，仍驰军前。而公正在布阵，其祖帅正兵镇南面，副将王承等列西北，公与余扎正西，阙东面以待敌。 　　 拥众直突东南角，我兵奋力殊死战奴，奴奔北，见前处有承等兵，方立马无措，若承等合力向前，则奴已大创，不意承等徙阵南避，翻致奴众复回，径闯西面。一贼抡刀砍值公，适傍有材官袁升高以刀架隔，刃相对而折。公或免。时贼矢雨骤，公与余两肋如猬，赖有重甲不透。得南面大兵复合，贼始却。我兵亦倍奋砍杀，游击刘应国，罗景荣，千总窦浚等，直追贼至运河边。” 　　 整个战斗过程很清楚，袁大人和祖大寿一万五千人回援，在蓟州扑空以后于十一月二十日来到北京城下，在广渠门外迎敌。而在广渠门外不仅有辽兵，还有京营，所以袁大人的队伍才有两万之众。而后金的军力也不多“莽古尔泰等未率大军同行，止以蒙古兵及护军二千往”，莽古尔泰在遇上了在广渠门外的关宁军和京军，发起了一次小冲锋，袁大人手下的王承胤怯敌败退“承胤竟徙阵南避”，自乱阵脚，“翻致奴众复回”，还连累袁大人和作者周文郁被箭雨所袭，“公与余两肋如猬”。关宁军在后金军的冲击下显得忙乱，幸好京营救援杀退了后金，京营还有损伤数百人，看来袁大人带来的精锐还不如京营的“花拳绣腿”。 而那个所谓“9千打败十万”的则是以讹传讹的伪史，首先对袁大人的兵力描述就不对，祖大寿哗变的时候是“辽东溃兵约万五千”，这些溃兵全是从广渠门下来的，这九千怎么又变成“万五千”了？再有就是后金在广渠门外的军力决不可能有“十万”。这个“十万”首先与史料冲突，“莽古尔泰等未率大军同行，止以蒙古兵及护军二千往”，其次是若后金真在此地就有十万，那在辽东还剩下多少人？ 《满文老档秘录》、《钦定八旗通志》分别记录皇太极在1627年派八万军队攻击朝鲜：“上命二贝勒济尔哈朗、阿济格、杜度、岳托、硕托率精兵八万以征朝鲜”，在后金八万主力尽以后出导致后方空虚，《太宗实录》和《东华录》中的都记录了后金沈阳一线兵力薄弱的情况，皇太极不得不在沈阳城外布置空营作为疑兵，而在朝鲜的岳托也担心后方空虚，催促阿敏赶快回兵。据《清太宗实录》卷7记载，岳托、济尔哈朗等都出面劝阻阿敏曰：“我等统朝廷重兵，不可久留于外，且蒙古与明近逼我国，皆敌人也，宜急归防御”。这是1627年的事情，皇太极于1629年由蓟门入塞，才有了广渠门那次小战斗，时隔才两年时间，后金又遭受了灾荒，并且经历了“宁锦大战”，若其在北京城外广渠门就有十万之众，那在辽东还会有守军吗？倘若广渠门外有十万后金军，那袁大人的错误更大，他应该让关宁军去把沈阳扫平了，而不是在广渠门外等后金军。另外周文郁的《辽西入卫纪事》非常能说明问题，既然他称自己为“余”，称袁大人为“公”，那么总不至于把“9千打败十万”这么大的“胜利”说成是“不意承等徙阵南避，翻致奴众复回”而“公与余两肋如猬”吧？ 在崇祯得知蓟西防线不战而被越过以后已经对袁大人失望之至，怒斥道：“不先行侦防，任胡骑逞狂！”再看袁大人在北京城下还如此表现，更回想起袁大人当初信誓旦旦的“五年平辽”、“断不敢诱奴入犯蓟辽”、“必不令敌越蓟西”之种种经典皆一一落空；又擅杀毛帅而毁东江；还强开马市给后金南侵略置办粮草；最后到了蓟州又把聚集起来的兵马分散布防，导致防线被后金不战轻易越过，让后金袭扰京城，使京畿百姓遭殃，民怨沸腾，能不气愤吗？ 袁崇焕被凌迟的罪名在《崇祯长编》里记载得很详细：“谕以袁崇焕付托不效，专恃欺隐，以市米则资盗，以谋款则斩帅，纵敌长驱，顿兵不战，援兵四集，尽行遣散，及兵薄城下，又潜携喇嘛，坚请入城，种种罪恶。命刑部会官磔示，依律家属十六以上处斩，十五岁以下给功臣家为奴。今止流其妻妾，子女及同产兄弟于二千里外，余俱释不问。”（《崇祯长编》卷三十七，崇祯三年八月癸亥，汪楫本） 其中把袁大人出关以后为后金张罗的一切都包括进去了，但就是没有“通敌”、“谋叛”等字样，丝毫没有提及那个虚构的“反间计”足以说明那个“反间计”是满清御用文人胡诌的，崇祯因袁大人的作为剐了他并不奇怪。但袁大人究竟犯了多大的错，恐怕就连刮了他的崇祯也没有意识到…… 袁大人花了巨资先后两次修筑锦州，把锦州修成一条“郑国渠”似的巨坑，并抽调蓟门的兵力去宁锦削弱蓟镇，又不按照崇祯的旨意扑杀那些可能给皇太极带路的蒙古部落，还拿粮食给投靠后金的蒙古部落开马市，为后金南侵略准备好粮草，关键是擅杀毛帅而毁东江，直接导致了整个“关、宁、锦”变成了一条“马其诺防线”，后来还害得洪承畴把明朝最后的精锐八总兵十三万人都填进了锦州这个“易攻难守”的巨坑里……让明朝的军力和国力都消耗得差不多了，这个错误非但不小，而且错得简直离谱了~！ 其实，要避免这样的错误也不难，只要听阎鸣泰当年的一句话：“锦州止可悬为虚著，慎弗狃为实著，止可设为活局，慎弗泥为死局”就万事大吉了，这是一个谋略高深的断言和预言，熊廷弼、王在晋、高第、孙承宗、王之臣、阎鸣泰都是秉承了这样一种战略思维，他们或坚壁清野力主据守山海关“雄关天险”以待，或适当策应东江镇将锦州“悬为虚著”，让后金在灾荒之下惨状的出现，或可不费一兵一卒而灭后金全族，或可乘其狗急跳墙来攻打山海关关城之时悄然启动“关门杀机”将其主力全歼，绝没有因为“区区弹丸几致挠动乾坤半壁”，空耗明朝宝贵的财力和军力，当然这种谋略不是袁大人这种资质能企及的。 袁大人的谋略水准和蒋委员长有一比，袁大人留下锦州这个巨坑害得孙承宗后来二次守辽都跟着栽了跟头，洪承畴更是一败涂地，而蒋委员长却不信这个邪还要在锦州决战，结果解放战争中辽沈战役里的那场“塔山阻击战”就给其留下了永远的疮疤……而蒋委员长当时在塔山地区的兵力和火力都占优势，其海陆空优势都发挥得淋漓尽致，可最后仍然没有突破塔山防线而增援锦州，可见松山、杏山、塔山一带的地形是多么适合阻击，锦州和宁远之间的联系是多么容易被切断，由此可见锦州确实是个“易攻难守”之地。从战术上讲，孙承宗知道等着敌人来犯宁远时可绕到锦州方向去断其后路而“横击之”，可袁大人却反其道而行之，把明军放到锦州去让后金切断后路……袁大人的失误使明朝辽东战局急转直下，所以他不是什么中流砥柱，反而是自毁长城的始作俑者。 关于袁崇焕其人我的个人看法是，他个人并不具备什么雄才大略，虽算不上什么汉奸或奸臣，但却是一个缺乏谋略和战略眼光的军事将领，决非什么军事家或名将，他虽在守卫城池上有可圈可点之处，可其他战略战术基本上是一塌糊涂，他也就只能算是个守将却非帅才。在明朝辽东战局里他发挥了守城的作用，但却出了不少战略和战术上的失误，也因为他本人性格的原因为自己悲剧的划上了句号。在他的任上明朝辽东战局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窘境，在明朝灭亡的整个过程中他没有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反而成为了不少败笔的添加者。在明朝深处财政危机之时，崇祯殚精竭虑拼凑起来的财力过的多消耗在了宁锦防线上，但这条防线却从一条“郑国渠”演变成一条“马其诺防线”，继而再形成一个“死局”将明朝所剩无几之的军力大多葬送进去了。之后，崇祯要实现“中兴之策”实质上已经失去了最后的依托…… 袁大人诸多错误谋略形成的巨坑过分的消耗了明朝最后的财力和军力，对于当时本来就虚弱的朝廷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袁大人的所作所为对明朝灭亡来说，虽算不上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但却有釜底抽薪的功效。前面提到熊廷弼的谋略可谓功在社稷、造福黎民，上对得起朝廷，下对得起军民，只是太对不起自己了，因为“丧师失地”的罪名死于党争迫害，冤死狱中，传首九边，所以才有那么多人为他喊冤。而同样是“传首九边”的袁大人就迥然不同了，他采取了与熊廷弼完全相反的策略，结果是上对不起朝廷，下对不起军民，只对得起后金，当然也就无法对得起自己了，先遭凌迟处决再“传首九边”，连他的亲信也上言要斩他，而为他喊冤的人更是少之又少。 袁大人只对得起后金，后金也称颂他为“英雄”，袁大人的形象在满清御用文人捏造的伪史里异常高大，而此时正是乾隆大兴文字狱的时期…… 乾隆的文字狱很变态，连他父亲和祖父的书都不放过，雍正为了宣扬满清统治合法性，推出了著名的《大义觉迷录》，并赦免了曾静等人的谋反罪。可就因为有部分章节和词句揭示了当时民间的穷苦程度，与满清伪史中所谓“康乾盛世”不符，也被乾隆列为禁书全部收回，还杀了被雍正赦免了的曾静等人。不仅如此，从乾隆四十年至四十七年的八年内,全国各地就查禁了2621种书,乾隆甚至连他祖父康熙的《喻宏觉师》也作为禁书销毁了。可见乾隆的心胸之狭小，对虚名之看重，简直达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那么，在乾隆时期的文字狱里，怎么可能让一个打伤了努尔哈赤、抵抗过皇太极进攻的明朝将领在伪史里成为一个异常高大的形象呢？这本身就很诡异…… 值得一提的是，在满清的伪史里，那个积极接纳西学，并在航海、铸造、地理发现、天文研究、数学、物理学等等重要领域进行过可贵的探索，取得了惊人成就的明朝都被污蔑和诋毁成了一个暗无天日的王朝，若不是有着外国来华传教士和探险家的大量游记，真实的历史还真有可能被满清给杜撰了。那么，对于一个抗击后金的明朝将领，乾隆这种刻毒和狭隘的自大狂怎么会极力的拔高他呢…… 其实袁大人异常高大的形象是满清御用文人作为讨好乾隆这个自大狂而编造出来的那个“反间计”之陪衬。这个虚构的“反间计”则是要迎合宣传满清入关顺理成章这个主题，而这个主题是以宣扬满清统治合法性和稳固满清反动统治为宗旨的，这也是满清搞了几十年文字狱的真正目的。 袁大人是在乾隆大兴文字狱的黑暗年代被满清的御用文人吹捧起来的，他被满清御用文人作为一块为了阿谀奉承皇太极而诋毁和贬低崇祯皇帝的砖头出现。满清御用文人先用了许多不切实际的手法先将袁大人拔高成一个“完人”，然后捏造了“昏庸”的崇祯去中皇太极的“反间计”，最后使得袁崇焕“冤死”。这样一来既说明了皇太极的“睿智”，又反衬了崇祯的“昏庸”，实在是一举两得的功效，也让皇太极在伪史里“报了仇”。满清御用文人所需要的效果是袁崇焕的形象异常的高大，死得也悲壮凄凉。越是这样一个天大的冤案，就越显得崇祯的昏庸无能，越让人感觉满清入关是顺理成章，是明朝气数已尽，让当时被压迫和奴役的汉民感觉满清确实是一个顺应天理进驻北京的天命王朝，以此来稳固其统治地位。 这个故事还有一个关键的重要作用，就是在袁崇焕被不切实际的拔高成为明朝“中流砥柱”的时候，让崇祯由于“昏庸”而自毁长城，让人感觉明朝是自取灭亡的……这样，后人在惋惜明朝灭亡的这段历史时，自然会把责任都推到崇祯身上，对明朝的惋惜和依恋就会立刻淡化，甚至有人会痛恨崇祯这个“自毁长城的亡国之君”，如此一来崇祯反倒成了唾骂的对象，“反清复明”就显得不伦不类了，甚至可以从某种程度上扼杀朱姓王朝后人的号召力。这是满清御用文人之所以要在文字狱的时候捧出袁崇焕的核心理由和用意，其实质还是为了帮助满清进行反动的罪恶统治。 满清的文字狱是满清残害明朝士大夫的一种刻毒手段，这对明朝时已经形成一定气候的“西学东渐”有着毁灭性的打击，它结束了明朝士大夫阶层和西方交流的黄金时期，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起了根本性的阻碍作用，而更为可悲的是在高压之下成就了阿谀奉承、谄媚巴结的文化氛围，催生出了可耻的奴才文化，这种文化和满清的农奴制是呼应的，体现的是满清在文化和生产关系上的双重反动。 凡是无限拔高袁崇焕的人，其实都是沿着这个伪史的反动路子在走，到底他们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各自心知肚明……当然，更有不少满遗分子混杂在挺袁派之中，煽风点火、混淆视听，实在是非常可恶，他们和几百年前那些奉行奴才文化的满清御用文人一样卑劣和下作。 综上所述，我们不禁要为袁崇焕叹息，他作为一位抗击侵略者的戍边将领，生前犯了诸多战略和战术上的重大失误而导致明朝越发艰危，死后又被侵略者作为稳固其统治的工具，这是很可悲的。对于袁崇焕的问题大家要客观和冷静的看待，大家缅怀他的抗清作为可以，但同时也要清楚的看到他确实有不少战略和战术的失误，以及他本人性格上的缺失，在明朝灭亡的历史过程中充当了败笔的添加者，他的死不是一个天大的冤案，而是一个他个人因为自己失误而造成的悲剧。他的失误使明朝辽东战局在孙承宗守辽后获得的均衡被破坏了，对辽东战局以后的急转直下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不是什么中流砥柱，而是自毁长城的始作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