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冷锋1976 提交日期：2008-10-9 14:05:00 ??刚一听说阎戏说在无锡签名售书挨打时，我只是一笑了之，作为学者的阎崇年，我是鄙视的，正因如此，听到他挨了一个耳光，虽然谈不上高兴，可也没有假惺惺的要声援他，着急的替他捍卫“莫须有”被剥夺的表达权利，能在央视的百家讲坛登坛说法，这种规格的表达权利，又有几个人拥有？ 　　我之所以鄙视阎崇年，是因为阎对历史采取机会主义和实用主义的解读方式，历史在他眼里，没有一种恒久的品质，没有基本的道德评判标准。当一个人把满清刺刀威逼之下的剃发易服说成是历史进步的时候，他已经践踏了基本的历史道德。中国封建社会的人性压迫固然异常残酷，但中国的史家却基本上延续了一种对尊者不虚美不隐恶的历史传统，武帝的穷兵黩武、李世民宣武门之变、朱元璋诛戮功臣都能被当世的正史学家客观记录就是明证，中国自古就有“为民请命的人，拼命硬干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鲁迅语），文天祥在引颈就戮之际慷慨悲歌，“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我把史家的这种精神称之为一种历史道德，正是这种历史道德，使得在帝王的家谱里，辉耀着前仆后继的凛然正气，使我们在千载之后，仍能看清历史的阴暗苍凉与悲壮。 　　而我们的阎崇年把历史当作可以随意被摆弄的玩偶，历史如何被言说取决于他的需要，这种需要不取决于其个人的自由心证，而是根源于对权力的谄媚。新中国成立后，在唯物主义史学的指导下，把所有的斗争都归为阶级斗争的范畴，出于政治正确的原因，客观存在的民族斗争被虚化，这方面表现尤甚的莫过于对“同治回乱”的历史定位。一个种族屠戮的刽子手白彦虎，竟被定位成一个反抗阶级压迫的起义领袖；而与此同时，岳飞、文天祥被篪夺了民族英雄的称号，施琅、吴三桂、洪承畴反而成了值得大书特写的历史功臣。这应了一句话：一切历史都当代史。 　　对于这样一个以严肃学者面貌示人的历史学家，我只有鄙视，历史当然可以有不同解释，学者的价值观也可以影响其解读历史的视角，但历史是客观存在的，作为一个严肃的历史学家，不应只靠拾取一鳞半爪的破碎事实，就给观众灌输一种倾向或结论，这有违其应该严谨的职业道德。尽管如此，对于阎在百家讲坛风光无限的兜售着伪历史，我仍然冷眼旁观，既不会嫉妒，也不会去抗议。 　　阎挨了一个耳光，我一笑置之，民族主义者是善于表演的，这早已经领教了很多次，但没想到一个耳光竟被炒成了一次新闻事件，这着实令我困惑，就在几天前，中国接连发生了好几起事故，每次事故都有很多无辜的生命枉死，而背后都有权力腐败的阴影。对这样的事故，我们的媒体几乎没有关注，偶尔关注也只是简略的报道一个冰冷的事件、一组数据。没有争论、没有同情，而阎挨了一个耳光就有很多媒体人义愤填膺，谴责暴力并捍卫阎的言说权利，并且多数打着自由主义者的旗号，我不怀疑他们的真诚。但在我看来，对阎的捍卫显得夸张，也没有抓住事情的要害。这件事情的本质原因在于言说机会的失衡，是表达机会不平等造成的。设若能给反对他的人同样的机会，站在白家讲坛或其他的公开媒体论述自己的观点，甚至哪怕在阎讲课之后给反诘他的人一次公开的辩论机会，这样的事情都不会发生。但都没有，阎兜售着自己的伪历史，用高分贝发言权来诱导百姓的认知。却没人有机会和他同台PK，那积累的怨气如何消解？也许只有这戏剧化的耳光才能引起注意。 　　但掴耳光的人是否是民族主义者，大可商榷，也可能是精神病，也可能根本没有政治意味，纯粹想扇他露脸，这年头无动机犯罪多了，一个耳光又能代表什么？ 但我还是宁愿相信他是出于民族主义的动机。 　　关于民族主义，我曾在拙文《真伪民族主义之风雨如晦》一文中，区分过真假，并且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也天然对民族主义有着警惕，我们这几年不断上演的民族主义秀都是被煽动和挑拨起来的，它不是一个民族真正利益威胁的反应，而是被当作一种转移视线的手段。所以显得异常浅薄、幼稚，从而遭人鄙夷。如果一个人是基于自己的情感、价值观而行动，暂不考虑这种行动的利弊，至少显得真实。 　　有人称“民族主义是流氓最后的庇护所”，但也要区分看待民族主义者兴起的缘由。在此我不考虑假民族主义者，他们太善于表演了，太善于拿捏分寸了，比所有人都事故，事故的人总是流质善变而难以把握的。所以我只关注真正的民族主义者，个人认为这些人的兴起是一种被动的兴起，是一种应激反应似的崛起。 　　众所周知，当纳粹屠杀犹太人的时候，是把犹太人作为一个共同体看待的，没有考虑每个犹太人的性格、爱好甚至宗教信仰等，事实上当时很多犹太人已经皈依了基督教，很多犹太人攀附欧洲权贵，都想跻身上流社会，想必没有团结一致的想法，也不可能成立一种具一定威胁的共同体，恰恰相反，正是因为他们是一个个畸零的个人，才使得大屠杀得以顺利进行，而不加甄别的种族屠杀反过来也强化了民族意识，试想一个畸零的自由主义者面对整个变态的种族主义国家机器，这样的自由主义在面对屠杀时还有意义吗？这是受迫害者民族意识兴起的根本原因。 　　再比如在印尼、马来西亚，华人是在宪法层面上的二等公民，政府也没有考虑每个华人的特点，而是不加甄别，98年印尼大规模屠杀华人，也是种族的借口。如果在事实上的种族或民族歧视存在的情景下，又通过学者媒体来打压这种被动应激的民族主义，这又是否公平呢？现在的普通汉人在国内有没有被歧视的感觉，我不知道，只是知道，计生政策几乎就是针对汉人的，针对少数民族犯罪有“两少一宽”政策，某些民族挂上阿拉伯语的牌子可以横行无忌。我也知道，凡是宣扬汉族的传统文化就被扣上“大汉族主义”的帽子。一方面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观、自己心目中的民族英雄，事实上正在强化他们的民族认同，而另一方面，汉族的民族英雄不再被纪念，汉族的族群意识日益瓦解。每个人都知道这种针对某个民族的政策违反宪法人人平等的原则，每个民族都是由每个个体组成，而个体具有完全独立的价值，不依附一个民族而存在，因此这种基于民族的身份来剥夺个人权利的做法无疑是违宪的，但面对这种公开的民族歧视，个体的呼喊谁能听到？个体的悲剧谁能看到？ 　　所以，我不知道中国是否存在真正的汉民族主义，如果存在，我认为有其合理性。 　　回到阎崇年挨掴事件，我不赞成用这种暴力（其实是做秀）的方式来表达对阎的反感，但也能理解。暴力这个词现在不仅在官方是禁词，而且在知识分子眼里也遭到了讨伐，原因在于知识分子在对比英法两种发展路径时，发现保守的渐进的经验的英国保留了更多的自由，保存了更多的发展成果、民族宪政也更早得以建立，因此普遍对革命的暴力持否定态度，但知识分子却没有区分两点，第一点，能否有基本的平台可以非暴力的解决矛盾、达成妥协？第二点，革命性暴力与个体的局部的暴力之间的区别？ 　　最近济南的拆迁户强占了开发商的新房子，一时也传得沸沸扬扬。站在超然的立场上，这种对抗性的举动也非正道，应该寻求公力救济，但这种超然的立场没有一种切身的痛感，无法理解他们投诉无门的窘境。试想，一个人半夜里睡觉的时候，突然隆隆的推土机推倒了自己的房子，差点把自己掩埋在废墟之中，转眼之间没有了遮风挡雨的地方，想寻求司法救济，需要花钱，需要很长的时间才有结果，何况还有潜在的司法腐败。在生存的困境之下，这种行为尽管不值得推崇，但应予充分理解。这一事件就是典型的个体局部暴力，他不是基于一种宏大的理想信念，而仅仅是切身利益受损后，在公力救济存在种种弊端之下不得已之举。有时这种激化的矛盾反而能引起麻木的媒体和官员的重视，起到一种很好的效果。 　　一方面要求老百姓拥有圣人一样的道德，另一方面权力却像匪徒一样行事，这合理吗？当然想根源上解决这一问题，还是需要从制度上着手。 　　再回到阎崇年挨掴事件，凌沧州先生曾赋打油诗一首： 　　汉愤皆欲杀汉贼，吾意独怜老◎◎， 　　翻云覆雨殊不易，百年谎言强登台。 　　今日猛听耳光响，方知血性未死光。 　　诸公若不幡然悟，耳光耳光再耳光！ 　　尽管本人不赞成辱骂，辱骂也不是战斗，但辱骂至少是情绪的表露，是感情的倾向，我理解。我同样不赞成扇阎的耳光，不论其出于何种目的，但我也知道他已经为此付出代价，拘留15天，罚款千元，因此我也不会谴责。 　　我只是冷笑而已！ 　　 2008年10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