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杜车别 一、对黄宗智理论的简单介绍[1] 黄宗智曾经指出，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在中国经济史研究领域内，无论是中国本土的“封建主义”模式和“资本主义萌芽”模式，还是西方的“冲击――反应”模式和“近代早期论”，都存在着一个共同的规范信念，也即商品化导致资本主义或者换一种说法就是商品化导致近代化。所以主张中国停滞的一方，竭力论证中国明清时期商品经济不发达，而强调中国自身发展进步的一方，则找出种种事实证据说明明清时期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而在黄宗智看来，恰恰是这个争辩双方都默认的规范信念本身缺乏足够根据。 他在文章[2]中前后提出了如下几个“悖论现象”，来验证他对传统理论中规范信念的质疑 第一是“商品化蓬勃发展与小农生产停留于糊口水平” 第二是“产量增长”，但同时却“缺乏劳动生产率的发展” 第三是“城市工业化”，但却“没有乡村发展”，“中国乡村人口的大多数仍束缚于土地，从事仅够糊口的食物生产”（这点里的城市工业化黄宗智也主要是指19世纪后的中国） 第四是“分散的自然经济与整合的市场” 第五是“社会生活中公众领域持续扩张”，但同时“没有相应的独立于国家的政权的公民权力的发展” 第六是“法律已经高度规范化，而且相对地系统化和独立化”但却“直至民国时期和西方影响的到来，它并没有向保护人权的自由主义发展”[3] 黄宗智对所谓悖论现象的解释是“悖论现象指的是那些被现有的规范信念认定有此无彼的对立现象在事实上的同时出现”“悖论现象对那些信念的挑战首先在于相悖现象各方的存在的确实性。例如：商品化和经济不发展这对相悖的现象确实并存。在更深的层次，悖论现象则对既有的因果观念提出怀疑：商品化是否必定会导致经济发展？明清时期蓬勃的、持久的商品化与糊口农业长期持续的事实，反悖于‘资本主义萌芽’和‘近代早期中国’模式的断言，也反悖于‘自然经济’和‘传统中国’模式和认定，这一对悖论现象为所有模式共同认可的‘商品化必然导致近代化’的不言自明的规范信念发难。” 首先应该承认黄宗智提出的这些所谓的悖论现象如果不纠缠于某些某些名词术语的歪曲使用（比如“自然经济”），那么确实是真实存在的。用这些“悖论现象”来验证他对“商品化必然导致近代化”这个“规范信念”的质疑也是有力的。 但是不得不指出，他在提出这些“悖论现象”的时候，本身就已经犯了一个错误，这个错误就是“明清合论”，在黄宗智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始终是把明清连在一起说而不加区分，在他的观点中，明清这两个朝代统治下的中国似乎是本质相同，连续发展，一脉相承的社会，这对他来说是显而易见，不证自明，约定俗成的一个命题。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按照黄宗智对“规范信念”的定义，在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中，“明清合论”是一个比“商品化必然导致近代化”更大的“规范信念”，如果说后者毕竟不是被所有的研究者认同，那么前者却被所有的主流研究者当成了一个类似一加一等于二那样无须探讨不容质疑的前提。 黄宗智在证明那些悖论现象确实存在的时候所依据的事实绝大部分都是清朝的事实，而他在下结论的时候的，却又无一例外的把结论不适当的推广到整个明清时期，而不给出更具体分析与证明。似乎他认为既然清朝时期是如此，那么明朝当然就更是如此，这种想当然的谬误一定程度上导致黄宗智尽管已经对传统的理论观念提出质疑，但最终还是没有能打破窠臼，走出一条新路来。 如果要对黄宗智的理论做一个简单的说明，那么其最核心的一个概念就是“过密化”也称“内卷化”（involution）。 黄宗智认为,明清时期的商品化之所以无法导致近代化,根本的原因在于当时的“商品化来自人口对土地的压力，田场面积的缩减使农民趋于过密化，即以单位劳动日边际报酬递减为代价换取单位面积劳动力投入的增加。长江三角洲的过密化主要通过扩大经济作物经营的形式进行。尤其是植棉与棉纺织手工业。棉花经济增加了劳动力的投入，比起单一粮食作物来增加了单位土地面积的产值，然而单位工作日收益却是下降的。这是一种应付人口压力下的维持生计的策略，而非为了追求最高利润的资本主义式的策略。它不会带来资本积累。这样的主要由人口压力推动的过密型的商品化，必须区分于推动近代发展的质变性的商品化。” 那么究竟什么是黄宗智所谓的过密化呢？如果用简单的话说就是由于人口增长而导致的产量增加，也就是在人口数量增加的推动下劳动生产率下降，边际收益递减下的生产增加，或者所谓的没有发展的增长。 从他自己的陈述来看，所谓过密化或者内卷化的最初含义是在农业上“人口增长推动了种植业的密集化”，而黄宗智对这一概念推广后的含义是，第一“在固定的技术条件下劳动密集化的过程是有极限的”，超过了这个极限就是所谓的过密化，第二，这个概念也可以使用于“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商品化农业生产” [4]。 其他学者对这一个概念也有比较详细的解说，我不妨引用一下，有助于加深对这个概念的理解 黄宗智的过密化概念是“移植了经济人类学家克利福德•吉尔茨（Clifford Geerts）在研究印度尼西亚生态变化时所运用的“农业过密化”理论（也称农业业内卷化Agricultural Involution）研究中国的农村经济特点。这一理论大致上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第一，‘过密化’的概念是以单位劳动日边际报酬递减为代价换取单位面积劳动投入的增加；第二，‘过密化’的形式主要表现在长江三角洲地区，扩大经济作物的种植和经营；第三，‘过密化’的动力来源于日益增长的人口压力，人口的增长推动农业密集化；第四，“过密化”的商品化是非质变性的商品化，它与推动近代发展的质变性商品化有着根本的区别；第五，“过密化”可能带来的发展是有限的，生产越是密集化，就越是难于把劳动力抽出而走上通过资本化提高生产率的道路。”[5] “过密化一词，译自英文Involution。在不少词典上，此词迄今尚无确切的解释。过密化理论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领域的提出，始于黄宗智教授1985年出版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一书，在1986年的中文版中曾译为“内卷”。而后，在黄宗智教授1990年出版的《1368-1988年间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1992年中文版）一书中，过密化理论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过密化，根据黄宗智教授的定义。是指经济在以单位工作日边际报酬递减为代价的条件下扩展，即所谓的‘没有发展的增长’（该书第11-12页）。在他的著作由英文版到中文版的过程中，曾就Involution的译法展开过讨论：“内卷”比较形象地描绘出整个过程的轨迹，但很费解；而“过密化”的译法虽失去了形象描绘。却道出了整个过程的关键点即劳动的超密度投入” “黄说明了他的理论与吉尔茨的不同之处。吉尔茨的过密化概念只是单纯地提到了边际报酬的递减，而没有黄更强调的“过密型增长”及“过密型商品化”的内容。吉尔茨的过密化也局限于水稻经济，而没有扩大到手工业（副业）、旱作农业及经济作物方面（黄1992年中文版第18页）。把过密化放入商品化的大环境，放入综合的社会经济大环境，应该说是黄的重要发现。”[6] “黄宗智的“过密化”理论得益于克利福德．吉尔茨(Clifford Geertz)等人的研究，‘过密化’即involution．原译作“内卷化”，后来改译为“过密化”，是吉尔茨在其Agricultural Involution：The Press of Ecological in In-donesia一书中对爪哇稻作农业中由于劳动力过量投入导致的边际报酬递减现象的称谓。俄国农村问题专家、农民学的重要创始人恰亚诺夫(A•V•Chayanov，亦译蔡雅诺夫)认为，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上，家庭农场的要素结合，客观上要求最适度的生产规模。在人口过剩地区，家庭农场不总是能够从手工业、商业等部门找到多余劳动力的出路。于是，农场常常增加单位土地面积上的劳动和资本，提高农业集约化程度，虽然它也会增加农业总收入，但必定会降低单位劳动的报酬。黄宗智研究中国农业经济的一系列论著，如：《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1986年，以下简称《华北》)、《中国农村的过密化与现代化：规范认识危机及出路》(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和乡村发展》(中华书局，1993年，以下简称《长江》)和《中国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规范认识的危机》等，对吉尔茨与恰亚诺夫的观点做了进一步延伸，部分学者将其称之为‘过密化’理论。”[7] 从上面这些学者对过密化概念的介绍概括中，我们大致对这个概念可以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认识。 二、对黄宗智过密化理论缺陷的分析 应该说黄宗智的过密化理论对突破传统的观念思想，有一定的意义。但是其本身也有一些根本性的缺陷。这里主要说两点: 1、倒果为因 也就是说在黄宗智看来，中国之所以在近代落后于西方，之所以没有象西方那样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或者所谓的近代化道路,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所谓的过密化。但是我们深入思考一下就不得不提出疑问，如果中国有所谓的过密化，那么西方有没有？如果答案是西方没有，那么造成这种区别的原因又是什么？如果答案是西方也有过密化，那么很显然把过密化当成中国在近代落后于西方的原因就更说不通，过密化本身并不能造成这种结果。 在前者的情况下，所谓的过密化理论没有作出真正原因的解释，很大程度上不过是把原来的问题包装了一下，用另外的一种形式提了出来。而如果是后者的情况，那么就更说明所谓的中国的过密化现象持续的存在本身倒不过是中国没有象西方一样走上近代化或者资本主义化道路的结果，而并非是原因 在答案是前者的情况下，黄宗智等人并非没有试图作出更进一步的解释，而这更进一步的解释，实际上仍旧是把问题归结到人口上面，也就是说中国人口太多了，所以过密化，而西方人口相对少，所以没有过密化。但这样的解释还是没有太大说服力，事实上任何国家或地区，人口总是从少发展到多的，而不可能一开始就多，那为什么中国就比西方更特殊，就一定是从较少的人口发展到过度多的人口，而西方国家则没有如此呢？再进一步说，黄宗智等人自己也察觉这一理论有难以自圆其说的地方，事实上中国人口在明清交替时期，甚至在清晚期太平天国起义后，都有大幅度的减少，为什么这样大规模的减少，却没有能改变所谓的过密化的状况呢？ 如庞卓恒所说“把中世纪晚期和近代初期中国与欧洲人口波动情况加以比较，可以看出，中国的波动次数更多，波幅也更大。如果按人口剧减有助于恢复人口与耕地之间平衡的理论，明初人口较14世纪中叶剧减30%，较13世纪中叶少50%；清初人口只抵明代峰值的60%，减幅达40%，而在四川那样的地区，减幅甚至达80-90%；那么，至少明初、清初数十年间不会存在人口对土地的压力，以黄宗智教授着重研究过的鲁冀两省为例，1800年时，两省人口总计约5000万，人均耕地4亩；但明初人口总共才约700万，人均耕地近20亩。为什么在相对地多人少的情况下，也未能摆脱‘过密化’的恶性循环呢？”[8] 根据庞卓恒的介绍，黄宗智的解释有两点，第一点是所谓分配的不均，贫农压力大；第二是劳动生产率的发展没有在明清时期出现。关于第一点解释，没有多大的意义，西方的分配也从来均不哪里去，并不比中国的情况好多少；第二点解释，不过是让问题回到了起点，首先明清不能合论，劳动生产率的发展没有在清朝出现，不等于没有在明朝出现，其次，为什么劳动生产率的发展没有在清朝出现？这其实还是在问那个老问题，为什么近代中国落后于西方，为什么中国的生产力没有象西方那样出现突飞猛进的发展。 再说后一种情况，也就是事实和黄宗智想象的不一样，在西方其实也有过密化，只不过在发展过程中扭转了过密化的趋势而已。有相当一部分的学者通过自己的研究，正是这么认为的。 比如崔之元说“英国剑桥人口学派和法国年鉴学派的许多经验研究表明，‘内卷化’是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欧中世纪农业的共同特征，……更有甚者，新近对美国麻省农业1780年至1820年间演变的研究，也发现了内卷化的特征。由此可见内卷化并非中国所独有，仅仅指出内卷化不足以打破‘商业化带来发展’的命题。真正的问题是，内卷化在英国是如何被突破的？商业化是突破的要害吗？” “总之英国的经验本身亦不能用‘商业化带来发展’概括，它也经历了内卷化；商业化并未克服内卷化；资本主义大农场主经济并不见得是突破内卷化的最佳方式。从这样的角度来看，黄宗智教授关于中国研究的范式危机的文章，实际上要求我们对整个世界近代史有一个全新的考虑。”[9] 既然西方比如英国其实也有内卷化也即过密化，那么真正导致中国落后的原因当然就不可能是过密化本身，因为出现过密化或内卷化现象，并不意味着这种现象能够一直持续下去！西方的例子就证明了一点。那么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 遗憾的崔之元对此给出的答案却依然是归结到人口上面去，他说 “英国突破诺曼政府以来农业内卷化的最初诱因，来自发生于1348年的黑死病。它使得此后一世纪人口骤减，从14世纪初的500万人降到15世纪中的不足200万人”[10] 但正如我们上面引用过的，中国地区在明清时期同样经历过人口大规模大幅度的减少，用人口的减少来作为原因，是没有说服力的。 2、概念本身的缺陷 黄宗智过密化理论的第二个根本性的缺陷，则是过密化（内卷化）这个概念本身就有许多疑问，本身就似乎不明确其意义，甚至连这个概念的必要性似乎都成问题。 比如黄宗智说 “博塞拉普认为人口增长推动了种植业的密集化，尤其是通过提高种植频度，由25年一熟的林木火种制到5年一熟的灌木火种制，到一年一熟和一年数熟制。我在博塞拉普的框架上增加了这样的概念，在固定的技术条件下劳动密集化的过程是有极限的。长江三角洲在南宋时已接近其极限。在明清时期出现的主要是过密化，劳动边际报酬的递减，而不是收入与劳动投入同步增长的单线的密集化。”[11] 黄宗智理解的过密化是所谓劳动密集化的过程超过了某个极限，然后出现了劳动边际报酬的递减的效应，但是实际上按照经济学的常识，在其他生产要素的投入不变的情况，对某个生产要素投入的不断增多，最终的结果总是会出现边际报酬递减。但是边际报酬递减基础上继续投入更多这个生产要素，本身并非不合理的行为，事实上一个资本主义企业，如果要实现效益最大化，它并不会在投入的劳动力发生边际收益递减的时候，就停止投入更多的劳动力，恰恰相反它会继续追加投入，让边际收益递减下去，一直让边际收益减小到和边际成本相等，也就是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这时候它才会停止投入，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效益的最大化。如果把过密化单纯理解劳动边际报酬的递减，那么一切资本主义企业的行为是否也都是过密化？ 对黄宗智过密化概念存在的问题，一些学者也提出过质疑，比如赵冈在《过密型生产模式的提法错了吗？》一文中说：“王国斌批评黄宗智实际上是以大学一年级经济学课程所提的标准来衡量中国史。其实大一经济学如果真正能融会贯通，是足足够用的。如果把几个基本经济变量的定义与彼此间的关系弄清楚了，说明白了，许多批评者的立足点便都不攻自破。黄宗智犯了一个毛病，也是学院派学者常爱犯的毛病：把简单明了的事实冠以迷惑性的新名词，结果扰乱了读者的思路与注意力。‘过密型生产模式’一词新鲜是新鲜，但没有必要；‘内卷化’一词则更是一个败笔。”（当然这篇文章里，赵冈又用固定的劳动力存量对过密型生产做了他自己的解释）[12] 他在《生产函数与农史研究――评彭、黄大辩论》一文中则通过对生产函数的图解，把意思说得更具体，“研究者可以为自己使用的名词另下定义，但是与经济学逻辑有冲突，这要从生产函数的图解上看出。……黄宗智不采用边际产量的惯用解释，而自创一新名词――过密化，而且包括边际曲线的全程，从B点（指边际产量最高点）起，一下全是过密化式的操作，毛病就出在这里，过密化是一个比较性名词，超‘过’了什么？那一阶段算是不过密呢？所以我们才帮助黄宗智加上一个F点（指‘市场上最低工资水平，或农民的最底维生费’，实际上就是边际成本），理性的企业业主都是在BF这一阶段操作，不论是英国、中国、任何国家，不论江南江北，任何省份皆然”[13] 这样的质疑，当然是切中要害的。 如果再分析一下就明白，黄宗智所谓的过密化，最核心最关键的倒不是他本人所认为的什么边际报酬递减，而是所谓的“固定的技术条件下”这个前提，如果技术能每隔一段时间就发生进步，就算出现一段时间内的边际报酬递减也不是问题，如果没有这种进步，那样的情况，增加劳动投入，使边际报酬递减到等于边际成本，本身就是效益最大化的行为，这样的过密化本身是合理的，没有这种过密化，反倒是不合理的。 从这个观点来看，黄宗智对所谓过密化的指责其实质就是说在中国没有出现技术的普遍提高，而西方是出现了，那么如此一来，过密化这个概念本身又有什么意义呢？与其说过密化，倒不如说技术的停滞，来的更简明，也更合理。人为的使用一个意义本身含糊不清的概念，同时这个概念又没有增加多少特别的意义，这有什么必要性呢？ 再看黄宗智引来作为基础的博塞拉普的例子，“由25年一熟的林木火种制到5年一熟的灌木火种制，到一年一熟和一年数熟制”，事实上从刀耕火种发展到一年数熟制，这里面本身并非是单纯的增加劳动投入的问题，恰恰相反，这里面本身就有农业技术飞跃性的进步在这里。那么这样的例子是否能作为黄宗智定义的过密化的例子也是很成问题的。把他看成是人口增长推动的过密化，也是说不通的。倒过来说，是农业技术的进步推动了人口的发展，可能更接近于事实，事实上，假设已经在实行一年数熟制的条件下，人口发生突然的减少，减少到和25年一熟的情况下同样多的人口，那么这些人口依然还是会实行一年数熟制，而且边际报酬肯定高于25年一熟的林木火种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的内容大体直接采用了我在《对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再探讨以及对中国历史的重新认识》一文中对黄宗智理论的评述 [2]黄宗智《中国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一期 [3]此外他文中还提到了中国革命的结构与抉择问题，因与本文关系不大，这里就略过了。 [4]黄宗智《中国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一期 [5]侯且岸《资本主义萌芽.过密化.商品化》，《史学理论研究》1994.2 [6]史翼《关于“过密化理论”和规范认识危机的讨论》，《史学理论研究》1994.2 [7]张常勇《黄宗智“过密化”理论探讨述评》，《中国农史》2004年第1期 [8]庞卓恒《新的研究路线的开拓》，《史学理论研究》1994年第2期 [9]崔之元《"商业化带来发展"的命题适用于英国吗?――评黄宗智教授〈中国研究的规范认识危机〉》，《史学理论研究》1994年第2期 [10] 同上 [11]黄宗智《中国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一期 [12]赵冈《过密型生产模式的提法错了吗》，《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4.2 [13]赵冈《生产函数与农史研究――评彭、黄大辩论》，《经济史》2005.4 原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5.1 三、对以往学者对“过密化”概念理解的分析与批评 1、一些基础的经济学知识 通过上面的介绍，我们其实已经可以看到黄宗智过密化理论所牵涉到的经济学知识相当简单，说来说去不过是两条，一条是边际收益递减律，另一条是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时候利润最大化。 这是任何最基础的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上都会介绍的知识，本来不必再额外多说了，但鉴于许多人甚至包括一些学者在内对这两条知识，尤其是第二条，理解得并不是很透彻，所以这里就再解说一下。 关于边际收益递减，这是很容易理解的。无论生产任何东西，当其他投入都维持不变，单独增加某一生产要素的投入的时候，只要超过一定限度，总会出现边际收益递减的现象。黄宗智的所理解的过密化就是指，技术条件固定，人口增多导致边际收益递减。 后一条，假设某种产品的数量是X，用K表示其他因素的综合，则一个企业从该产品中获得的收益是R（K，X），而要生产这些产品所需要的成本是C（L），收益减去成本就是利润，用π来代表，则π（K，X）=R（K，X）-C（X） 根据简单的数学知识可知，要使利润π在K不变的条件下最大，只需等式两边对X求偏导数，然后求得其为零的条件即可。 也即（缺） ，其中（缺）就是相对于产品数量X的边际收益，可以记为MR（K，X），（缺数学式）也即边际成本，可记为MC（L） 从上述等式可知，在其他条件不变，仅仅是产品数量变动的情况下，利润最大化的条件就是，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MR（K，X）=MC（X） 值得注意的是，许多人往往过于狭隘的理解了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这个利润最大化原则，因为在他们看来，许多情况下，人的决策本身并不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从而边际收益最终未必就等于边际成本。但实际上我们完全可以不必把这里的利润和收益理解得过于狭隘，产品在市场上出售后得到货币收入固然可以视为收益，工厂里生产出来的货物在某些情况下也可以直接视为收益。此外心理上的满足感，或者某种意识形态的满足，欲望癖好的满足也作为收益的一部分考虑进去。从这个拓广的意义上说，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原则在任何理性决策下都是被遵循的，包括非自愿的外力强迫的条件下都是如此。甚至在非理性参与的过程中，由于自然选择的作用，最后的平衡点也还是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 同样对于上面所说的产品和企业也不必作狭隘的理解，这里的产品不一定是从无到有被创造出来的事物（比如工厂里的产品），而可以是任何投入某种用途的或某种考虑范围内的事物（比如投入使用的劳动力），关键是相对于某个用途或者某种考虑范围，其数量是能够发生变化的，包括人口本身也可以作为产品来理解；而企业的含义也可以推广，小到一个人，一个家庭，大到一个国家，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甚至自然界的动物。 还应该强调一点，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和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定律，本身并不是什么假设，也不是什么只有才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才能成立的规律，恰恰相反，这两条原则可以看成是定律，或者说最基本的客观规律来看待，套句现成话来说就是“独立于任何社会价值观念和政治经济制度” 2、以生产函数图来说明黄宗智、赵冈、陈勇勤对过密化的不同理解 自从黄宗智提出过密化理论后，很多学者对此进行了讨论，但大部分人都没有结合经济学中生产函数，边际产量，边际成本等概念来对过密化的确切含义进行探讨，以我所见冯小红、赵冈、陈勇勤等人是通过生产函数的图形来对“过密化”进行讨论的，其中后两人对黄宗智过密化的含义进行了他们自己所理解修改。 这里通过生产函数的图形，来对黄宗智、赵冈、陈勇勤三人所理解的过密化究竟是什么来做一个介绍，以便为后面提出我自己对过密化的理解，对过密化概念的修改与推广提供一个基础。 ?/P> 图1取自冯小红的《中国小农经济的评判尺度―――评黄宗智的“过密化”理论》[1]以及赵冈《生产函数与农史研究――评彭、黄大辩论》。但根据这里解说的需要，对一些标签说明，以及线条设置作了改动 图中的横轴的L代表劳动力数量，纵轴的Q代表产值，TQ是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总产值随L 变化的曲线， TQ=f（L，K ）。AQ是对应的平均产值曲线，也即某一劳动力数量时，总产值与劳动力数量的比值，AQ= f（L，K ）/L，从AQ的定义可知，AQ也即为劳动生产率的曲线。MQ为边际产值，MQ= 。 MC是劳动力的边际成本曲线，这里为了简便，不妨设边际成本MC相对于L是常数，即不随劳动力数量的改变而改变，边际成本对应的含义“最低工资水平或者说农民的最低维生费用”。 图中的A点是边际产值达到最高的点，对应的劳动力数量是L1，也即劳动力数量如果在L1的基础上，继续增加则必然导致边际产值递减； 图中的B点是边际产值与平均产值也即劳动生产率的交点，在这一点劳动生产率达到最高，对应的劳动力数量是L2，在L2的基础上继续增加劳动力，则劳动生产率开始降低。 图中的C点是边际产值与边际成本的交点，根据上面介绍的经济学知识，在边际产值等于边际成本的时候，利润最大化，这时候对应的劳动力数量是L3，当在L3的基础上继续增加劳动力进行生产，则会得不偿失，增加收益还不够抵消成本，生产的越多损失也就越多。 图中的D点是边际产值为0的点，对应的劳动力数量为L4，在这一点，总产值达到最大，如果再继续增加劳动力，则总产值会减小。 现在可以介绍黄宗智、陈勇勤、赵冈三人所理解的过密化分别是什么含义了。总的来说，这三个人中，只有赵冈是明确考虑到边际成本的因素，把C点到D点的过程，也即边际产值低于边际成本的过程作为过密化。 而黄宗智和陈勇勤（其实也包括冯小红）所理解的过密化本身就建立在对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经济学基本原理没有充分理解的基础上。 比如黄宗智所理解的过密化就是边际报酬递减，也即边际产值曲线上A点到D点的全过程都是所谓过密化，但实际上任何理性的企业，都不会在边际报酬开始递减的时候就停止增加劳动力的数量，恰恰相反只要边际产值高于边际成本，就会一直增加下去，只有当边际产值等于边际成本的时候才会停止，这才是理性最优的选择，如果这就是过密化的话，那任何理性的企业或个人，都成了过密化了，这显然使过密化这个概念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而陈勇勤理解的过密化是B点到D点，也即平均产值，劳动生产率递减的阶段，这还是对经济学原理没有真正理解导致的错误。其他条件不变，通过劳动力数量的控制达到的劳动生产率最大是没有任何意义可言，如果是一个企业，那么在可以通过增加劳动力数量来获得更多的利润的情况下，那决不会因为劳动生产率下降而停止增加劳动力数量。 而陈勇勤反对赵冈用边际成本作为分界（在赵冈的论文里对应图1中C点的是F点）的理由是“实际上,赵冈在第二阶段中MP曲线上新加的F点,在经济学学理上应该是利润最大化所决定的那一点,它不一定是最大平均产量所决定的总产量,也不一定就是最大的总产量。……赵冈用利润最大化决策模式来解释总产量最大化决策模式,明显犯了张冠李戴的错误。”[2] 这个理由是自相矛盾，混乱不清的。如果陈勇勤认为总产量最大化决策模式才是理性的决策模式，那么即便B点到D点，平均产量下降的过程也不是过密化（事实冯小红的论文里就是这么认为的）。这与他把B点到D点当成过密化是自相矛盾的。更何况任何生产者都不可能是不考虑成本因素，为生产而生产。 应该说上述所有人的观点，只有赵冈的观点至少是建立在对经济学原理正确理解的基础之上，也是最值得进一步分析的观点。但是，是否真的就应该把过密化理解为边际产值低于边际成本的现象呢？我的看法依旧是否定的。 3、赵冈关于“过密化”理解的错误 赵冈理解的过密化是边际收益低于边际成本的情况。但从微观层面来说，边际收益低于边际成本的分析是没有意义的，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先来看赵冈举出的边际收益低于边际成本的例子。第一个例子是儿童卖玻璃瓶的。 “在西方发达的国度中未曾出现的一个现象,那就是在落后地区的市场边缘,常有年龄幼小的儿童在地上铺一张报纸或破布,上面摆着几个旧玻璃瓶,向人兜售,每日未必能卖出一两个旧瓶子,即使卖出,也不过赚两三分钱。西方经济学家认为这些幼童的边际产量几近于零。”[3] 赵冈认为这是明显的边际收益低于边际成本（这里是儿童维持生活所需要的成本）的例子，但实际上这是错误理解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的结果。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利润最大化原理，其考虑的量，必须可以变动的量，否则也就无所谓边际收益，也无所谓边际成本。 在儿童卖旧玻璃瓶的例子中，如果边际收益是卖旧瓶子的收入，那么边际成本是什么呢？不是维持儿童生活的成本，而是把儿童投入卖旧玻璃瓶的劳动中所需要的成本，这才是真正的边际成本。儿童不卖旧玻璃瓶需要吃饭，卖旧玻璃瓶也需要吃饭，所以吃饭的费用不是边际成本，而儿童卖旧玻璃瓶造成的体力消耗导致饭量的轻微增加（也可能没有增加），这轻微增加的饭量才是真正的边际成本。 如果象赵冈所认为的那样，把儿童的生存费用当作边际成本，那也不是不可以，但这个时候儿童的存在与否本身就是一个变量了，就不能把卖玻璃瓶的收入当成是边际收益了。这时候应该考虑儿童的出生与否的情况。父母让儿童出生，边际成本自然是这个儿童生活所需要的费用。那边际收益是什么呢？首先不可能是直接的物质利益，在任何国家，任何社会下，一个人从出生到独立谋生，乃至回报父母，在正常情况下，至少也需要十几年的时间。如果只把物质利益当成收益的话，那是说不通的。这时候的边际收益首先来自于父母传宗接代愿望的满足，其次来自养儿防老的思想，来自于对儿童长大后收入的预期。 在这里，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原理依然适用，首先，依旧有边际收益递减的现象，当第一个后代产生的时候，对满足传宗接代的愿望，以及养儿防老愿望，其收益是最大的，当产生了第二个后代，第三个后代的时候，边际收益就逐步减小，而到边际收益小于边际成本的时候，父母即便生殖能力许可的情况下，也不会再继续繁殖后代了（即便在古代，也有避孕，堕胎，乃至溺婴，弃婴的现象，这些现象之所以存在，正是因为边际收益小于边际成本的缘故）。 赵冈还有一个例子是其他地区的人向相对富裕的江南地区移民，导致边际收益低于边际成本的情况。“人民向某地移民(经济性移民),主要是因为该地富饶……过剩人口的边际产量小于维生费,势必依靠他人之贴补才能存活。这样就要视其他人有无剩余产量来容纳及补助过剩人口。平均产量曲线愈高,容纳剩余人口之能力愈强。江南地区最富裕,剩余人口最多,过密型生产最普遍,这不但不矛盾,反而是必然的现象。” 但实际上，这还是没有仔细分析造成的错误。实际上不同地区的人生活的边际成本是不同的，富裕地区的边际成本相对比较高，贫困地区生活的边际成本相对低，这里的边际成本实质是应该理解成消费水平的心理底线，在这个底线之上，可以接受，超过这个底线，则无法容忍，不能理解成维持肉体生存的最低物质要求。对那些移民来说，他们生活的边际成本比当地的居民要低，因此，尽管他们涌入江南，导致体现在他们身上的边际收益比江南本地人原先的边际收益要低，甚至低于江南本地人的边际成本，但是其实仍旧高于他们自己的边际成本。 或者换一种说法，移民这一行为本身是需要成本的，而移民到富裕地区可以导致对于移民个人边际收益的增加，如果增加的边际收益大于移民的边际成本，那么移民就是合理的，这里其实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为最终平衡点的原理依旧适用。 赵冈理解的过密化，又可以表达成“过密型生产模式的最基本要件是生产单位中的劳动力存量被固定下来,劳动力由可变要素转化成不可变要素”。但实际上无论以家庭为单位，还是以整个社会为单位，劳动力都是可变要素。 赵冈说“在一个人口众多而占有之农地不足的农户中,父母无法排除或‘解雇’任何子女,只能全留在家中供养。此时,父母只能驱使子女从事各种农耕或副业工作,不计其收益多寡,能赚一文总比一文不赚要好,直到劳动力的边际产量变为零为止。” 但他说的这种情况无论对中国古代社会还是现代社会都是不适合的。对于中国古代来说，自耕农固然很多，但佃农同样很多，如果一个家庭的劳动力太多，导致其耕种这个家庭所有拥有土地边际收益低于边际成本，那么实际这个家庭的劳动力就会去耕种其他地主的土地，成为佃农，或者干脆从事其他行业。不存在边际收益递减的问题 更进一步说，以家庭为单位的微观层面来分析，考察这个家庭中所拥有的劳动力增减对物质收益的影响，那么无论古今中外，边际收益递减都可以看成近似于不存在（注意是“近似”）。为什么如此说呢？因为一个家庭的劳动力数量，相对于整个社会庞大的人口而言，近似于无穷小，一个家庭级别上劳动力数量的增减，是无法对整个社会的边际收益造成实质性的影响。而古今中外任何社会下，劳动力都不可能只局限在本家庭所拥有的固定有限的生产资料的基础上进行劳动，而总是在整个社会的生产资料基础上进行劳动，所以对家庭而言，劳动力数量的增加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不会造成物质财富衡量的边际收益的递减的。边际收益低于边际成本的情况更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成为稳定状态。 也正因为此，赵冈在以家庭为单位基础上分析的所谓边际收益低于边际成本的过密化现象都没有太大的意义。 4、赵冈的“过密化”在宏观层面的应用以及对中国古代王朝周期性盛衰兴亡一个角度的解释 尽管赵冈本人始终是将他的“过密化”理解放在微观层面进行分析，但我不妨替他把这个分析拓宽到宏观层面上。可以看到赵冈理解的这种“过密化”放到整个国家，整个社会的层面上进行分析，反而具有更大意义。 宏观角度上说，从整个社会人口变迁的角度上说，确实会在一定时期内发生人口的增加导致整个社会生产的边际收益递减，最终降低到边际成本以下的情况。 为什么会如此呢？在没有计划生育的条件下，人口的繁殖完全是由微观来决定。在微观上理性的决策，上升到宏观层面却完全可能成为非理性。 比如一对夫妻，对他们来说，繁衍后代数量多少本身也必然遵循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原则。边际成本是抚养一个婴儿长大成人所需要的费用的心理底线。而边际收益是对他们传宗接代愿望以及养儿防老心态的满足程度，第一个婴儿带来的满足程度最高，然后依次递减，直到最后边际收益下降边际成本的时候，他们就会停止繁衍后代，如果因为意外怀孕，就会采取堕胎，甚至生下来之后也会采取溺婴（当然，这个时候必须把道德感的满足程度加入到边际收益，边际成本的考虑中去）。 也即从微观来说，繁衍后代依旧总体上遵循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原则。而对宏观层面来说，人口总体的增减，未必就能实现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的平衡。相反确实可能出现边际收益低于边际成本的情况，这里的边际收益是指社会底层劳动力群体所能获得的收入，边际成本是指，在这个社会上，个人生活对物质消费的最低心理底线。 这种因为人口过多导致边际成本低于边际收益的情况下的社会，本身就是一个不稳定的社会，这个社会中相当数量的一批人因为无法满足生活的基本需要，或者仅仅是因为心理上的极度不平衡，随时都可能起来造反。任何自然灾害的爆发，或者政治的动荡都可能成为点燃火药桶的导火索，随之而来的就是整个社会的动乱，大规模的战争。动乱，战争导致的结果是人口大量死亡。人口大量死亡，使得边际收益再次高于边际成本，社会于是重新实现稳定。 中国历史上各次王朝的兴衰，某种程度上也可以从这个角度去分析。皇朝初期的时候人口比较少，经历过战争时期人命如草芥的情况，大部分物质需要也比较低，维持最基本的生存也就心满意足了，边际收益远远高于边际成本。这个时期就显得社会比较安定，国家也在渐渐走向繁荣，历史上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就是如此。 而当人口逐渐增多，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时候，此时国家达到鼎盛繁荣的状态，比如唐朝的开元盛世。 而此后人口的增多，社会的繁荣产生两个效应，第一是在生产技术没有巨大革新的时候，边际收益继续减少，第二是由于社会繁荣，导致奢侈风气的形成，使得人们对消费需求的心理底线被抬高，从而边际成本上升，这两个效应合起来就是边际收益开始逐渐低于边际成本，当边际收益低于边际成本超过一定限度的时候，国家就发生动乱，爆发战争，流血冲突，一个朝代被推翻，国家四分五裂，长期混战，人口大规模减少，然后一个新的朝代兴起。 当然以上分析，仅仅是一个侧面，一个角度的分析，更具体的过程还应该结合我在《对资本主义萌芽的再探讨以及对中国历史的重新认识》一文中从商业力量的消长角度对皇朝兴衰的解说结合起来，这样的话，基本上对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所谓兴衰周期律能有比较透彻合全面的认识。 那么是否能把这种整个社会的规模上，边际成本低于边际收益的情况，当成是过密化呢？我的回答依然是否定的。， 这应该从提出过密化理论的黄宗智的原意说起，黄宗智的原意是用过密化来解释清代时期中国社会长期停滞，人民普遍贫困化，形成所谓“没有发展的增长”这一局面，而不是用来解释朝代盛衰兴亡的规律。就算从尊重理论提出者的原意来说，也不能把这种宏观层面上，边际收益低于边际成本的现象称为过密化。 而且上面的解说也能够看出，从历史长期来看，人口仍旧是在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平衡点左右震荡，还是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规律在发生作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冯小红《中国小农经济的评判尺度―――评黄宗智的“过密化”理论》，《中国农史》，2004年第2期 [2]陈勇勤，《评论“过密化”假设引出的分析思路问题》，《南都学坛(人文社会科学学报)》，2007年1月 [3] 赵冈《过密型生产模式的提法错了吗》，《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4期 四、真正的过密化是边际成本的降低，而不是边际收益的降低 1、通过人口生产收益函数图来说明过密化的实质是边际成本的降低 我们现在来看图2 图2是在图1的基础上进行修改后得到的，这里的L意义不再仅仅是劳动力，而直接指代一个国家的人口，TP代表在其他技术条件、制度条件、资源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所有人口创造的总收益，TP=f（L，K ），MP为人口增长带来的边际收益，MP= 。 MC是原先的边际成本，MC1是增加情况下的边际成本，MC2是减小情况的边际成本。 这里对边际成本，以及边际成本的增加与减小的意义稍微阐述一下。一个社会中人口生存需要的边际成本的含义，其实前面已经提到过了，可以理解成对大部分人来说能够接受的最低物质消费的心理底线，当物质消费高于这个底线的时候，可以接受，当低于这个低线的时候，则无法接受。 如果严格说起来，同一个国家不同地区的人，生活的边际成本都不一样，为方便起见这里的边际成本可以理解成不同地区不同人口生活边际成本的统计平均。 边际成本的增加自然是一个社会中，可接受的最低生活水平的增加，边际成本的降低，则是可接受的最低生活水平的降低。 这无论对应现实社会的不同国家，还是历史上的国家的情况，都是有意义的。 现在我们从图2上来看，边际成本下降的含义，也即从边际成本MC下降到MC2，在，在其他技术条件不变的情况下，MC2与边际收益曲线MP相交于C2点，C2点对应的人口数量是L32，也即此时，使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达到平衡的人口数量是L32，从图上很明显可以看出L32比起原先的平衡人口数量L3，增加了一大段。 由此可见边际成本下降导致的结果是首先自然是最低物质消费水平本身的下降，也即黄宗智所说的糊口化现象。其次边际成本下降导致人口在更大数量上实现平衡，也即人口更多。 这种人口增多不仅仅是宏观层面上，大规模战争和动乱的发生被推迟，而更主要的是在微观层面，直接导致人口繁殖的增加。为什么这么说呢？ 前面讲过，微观层面，也即一个家庭增加人口所遵循的也依然是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原则，而边际收益是传宗接代以及养儿防老的心理满足感，这种心理满足感不会因为边际成本降低也随之降低，基本上可以认为在历史上不同朝代，不同时期，是保持一致的，随着繁衍子女增多，边际心理收益下降的程度也是各个时期一样的，这种情况下，边际成本的降低，自然使得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的平衡发生在子女数量更多的一个点上。 也即直接从微观层面来分析，人口生活所需边际成本的降低，也就直接导致家庭繁衍子女的增多。 这个规律不仅仅适用于解释历史，也适用于解释当今世界上不同国家的人口增长率情况。 比如在西欧，北欧等高度富裕发达的社会，其实人口自然增长率很低，甚至有些国家是负增长。 而如印度，中国（计划生育前）这些相对贫穷的国家，反而人口增长率很高。根本的原因是，在西欧，北欧这些国家，增加一个人口所需要的边际成本很高（对这些国家来说，一个人口增长不仅仅是增添一双筷子的问题，而是要涉及很好的饮食，很好的住房条件，很好的医疗保障，很好的教育水准，所以边际成本很高），而在中国过去，以及现在一些地区，增加一个人，仅仅是添一双筷子，只要满足基本的糊口条件就行了，这样导致边际成本很低，所以增加人口从经济学上就成了合理了 再来看一下，假如在边际成本下降，同时因为某些进步（技术的改进，制度的革新，高产农作物的引进）导致边际收益曲线上移，那会带来什么结果呢？ 图中用虚线画出的MP+曲线就是代表技术或其他因素导致的边际曲线上移，这时候边际成本曲线MC2与用虚线表示的新的边际收益曲线MP+的交点所对应的人口数量是L33，显然这个时候增加的人口就更多了。这时候技术进步的成果显然并没有能让社会底层的劳动者享受到，由于边际成本依然是MC2，所以他们的生活消费依然停留在相当低的水平上。 现在我们来思考一下边际成本升高的情况，如果技术条件不变，显然边际成本升高，意味着这个社会最底生活消费水平的上升，以及人口的相对减少，否则就会引起社会矛盾，引发激烈动荡。 分析到这里，我们始终是把其他条件，也即MP= =MP（L，K0）中的K0当成是一个不变的，或者独立的变量来看待，MP（L，K）中K代表的是一切其他因素，包括科学技术，社会制度，自然资源条件等等。但是这个变量K，真的是完全独立的么？真是与边际成本也即一个社会的物质消费标准的底线无关么？ 只要深入思考一下，并非如此，边际成本高，意味着社会的绝大多数成员能够享受到相对更好的物质待遇，甚至更好的教育，有更好的物质基础去发展体力与智力，并且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大部分人能有更多的机会去关注更高层次的需求（艺术的发展，科学的革新，政治的革新）。所以边际成本更高，也就意味着这个社会科技发展，制度革新的机会也就越多，在图2中表现出来的就是边际收益曲线上升的也就越快。相反边际成本越低，则这个社会科技发展，制度革新的机会也就越少，社会也就呈现越停滞的局面。 用数学公式表达就是K=g（MC，W），其中W代表影响科技与制度发展的其他一些因素，如果简单设定的话可以，认为K对MC求偏导数大于0，也即MC增加的时候，K也增加，MC减少的时候K也减少（当然如果要更精确的对应现实情况，应该有更复杂的设定。） 现在我们可以根据以上所说的这些来描述一个正常社会，与内卷化社会的运动变迁的过程了。 在一个正常发展的社会里，初始状态还是边际收益高于人口的边际成本，然后人口逐渐增加，边际收益开始下降，与此同时由于社会总收入的增多，奢靡消费现象的蔓延，边际成本开始上升，边际成本上升的结果，推动了科技发展、制度革新；而科技发展、制度革新的结果又导致边际收益曲线的上升，边际收益曲线上升使得原先同样水平的人口对应了更大的边际收益，于是边际收益又拉开了与边际成本的距离，社会重新开始人口增加的过程，边际收益又开始降低，边际成本也开始了新一轮的上升，如此科技水平（社会制度），人口数量，边际成本，互相推动，交迭上升的过程，就是一个社会不断进步的过程。这样的一个社会就是没有内卷化也没有过密化的社会。 而在一个内卷化的社会里，初始状态也是边际收益高于人口的边际成本，然后人口逐渐增多，边际收益开始下降，而与此同时，边际成本却并没有上升，停留在原来的水平线上，甚至反而有下降，科技的发展，制度的革新被抑制，使得边际收益曲线没有上移的运动，于是人口就只能在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地方实现平衡，甚至由于边际成本的下降，导致更多的人口，这样一方面是人口的增长，另一方面是生活水平没有提高甚至反而有所降低，社会底层大量劳动者依然是处于赤贫糊口化得境地之中，这种社会现实正是没有发展的增长的表现。 通过上面的论述，我们应该很清楚，过密化（或者内卷化）合理的含义应该是边际成本的下降，而并非过去包括黄宗智，赵冈等学者所认为的那样是边际收益的下降。单纯讨论边际收益的下降其实是没有意义的。 2、通过一些事实来说明边际成本的增减对历史和社会发展的影响 应该注意边际成本的增加是一个正常社会发展的自发现象，其主要表现是奢侈性消费的从上层社会到底层社会的扩散与蔓延。上层社会开始某些奢侈品的消费，然后下层社会开始羡慕模仿，直到这个奢侈品本身演变成为日常消费品为止。然后再开始一轮新的奢侈品向日常用品转化的循环。在这个不断循环的过程中，即便社会下层的人也不仅仅满足于把自己的物质消费仅仅停留在最简单的肉体生存需要上，而是上升到更高的水平，这也就是边际成本的上升。 布罗代尔在《15世纪到18世纪的物质文明》第一卷中以及彭慕兰在《大分流》中对这些奢侈性消费扩散蔓延的现象做了很多描述，我在《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再探讨一文》中对此做了引用，这里不不妨再引用一下 布罗代尔说，十五十六世纪，欧洲的奢侈现象比比皆是 “糖在16世纪以前是奢侈品，17世纪末以前，胡椒也是奢侈品；烧酒和最早的‘开胃酒’在卡特琳.德.梅迪契时代，‘天鹅羽绒’软床或者俄国贵族的银酒杯在彼得大帝以前，都是奢侈品；……最早的所谓意大利式的凹形盘子，一六五三年在马扎林枢机主教的财产清单上曾经登录，也是奢侈品；叉子（我说的确实是叉子）或者普通的窗户玻璃，……在十六十七世纪仍是奢侈品。……椅子甚至在今天，在伊斯兰国家和印度仍然是奢侈品。……手帕也是奢侈品；埃拉斯姆在《礼貌篇》中解释说：‘乡下人用帽子或袖子擦鼻涕；糕饼师傅用肘弯……” [1] “橙子在斯图亚特王朝时代的英国还是奢侈品。” “叉子大约起源于16世纪，……一位德国的传教士谴责这一魔鬼的发明的奢侈品：假如上帝要我们使用这个工具，他又何必让我们长上手指？蒙田不用叉子进餐，他曾说过自己吃饭太快，‘匆忙中不免咬到手指’，……同一时期，一位英国的旅行家汤姆斯.考列埃特在意大利发现叉子，把玩不已，后来用它进餐，招致友人的嘲弄。朋友们送他一个外号，就叫‘叉子手’。……路易十四的宫廷里有谁用叉子呢？是蒙多西埃公爵，圣西门说他‘有洁癖’。国王不用叉子，圣西门称许他善用手指把鸡块啃的干干净净！……帕拉丁娜公主……声称自己‘吃饭总是用刀子和手指’”[2] “欧洲到了十八世纪并不放弃社交生活的豪华排场，它比过去任何时候更重视交际，但是个人从此开始努力保护自己的私生活。住房和家具发生了变化，因为个人要求、渴望这种变化，也因为大城市是他们的同谋。个人只要随大流就行了。在伦敦、巴黎、圣彼得堡这些迅速发展的城市里，物价越来越贵；奢侈如野马脱缰；地皮奇缺：建筑师必须最大限度地利用尺土寸金的有限面积。于是现代住宅和现代套房便应时而起”[3] …… “追求奢侈的风气集中到家具上，于是出现无数精工制作的小家具。它们不象老式家具那样占地方，与女主人专用客厅、小客厅和小卧室的开间大小相称，特别能满足新产生的对于舒适和私生活的需要。……十八世纪初同时兴起五斗橱和多种柔软的安乐椅。这些新家具都有新发明的名称：……室内装修同样讲究：雕刻或彩绘的墙裙、豪华但是往往装饰过多的银器、路易十五式的青铜器和漆器、珍贵的进口木料、镜子、壁灯和烛台、窗间壁饰、丝绸帐幔、中国瓷器、撒克森瓷器摆设”[4] 问题显然不仅仅在在于奢侈，奢侈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存在，仅仅是奢侈并不足以推动社会的进步。问题的关键在于奢侈从上层社会向下层社会的扩散，从少数人到多数人的普及！ 正如布罗代尔所说：“奢侈不仅是希奇物品和虚荣心，它也是社会上令人艳羡的成功标志，是穷人有一天也能够实现的梦想。可是梦想一旦实现，奢侈也就黯然失色。不久前一位兼做医生的历史学家写道：‘某种稀有的、长期可望而不可即的食品一旦成为大众力所能及，消费便会骤增，好比长期受到压抑的食欲突然爆炸。这种食品一经普及，很快就丧失魅力，形成某种饱和局面’。富人就是这样注定为穷人未来的生活做准备。这也正是富人自我辩解的理由：他们先去试验各种乐趣，大众迟早会有享受的机会。”[5] 可能追求奢侈品消费的过程中充斥满了荒诞不合理的现象，但它本身却是一个有活力的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社会必然要经历的现象。而当旧的奢侈品变的廉价而丧失魅力的时候，正是社会实现的一点一滴的进步的体现！还是来看布罗代尔的话 “在这类享乐游戏中充斥着无聊的心思、过分的要求和古怪的癖好。 ……中国也有相似的疯狂行径…… 最后我们再回到欧洲。塞班斯蒂安.迈尔西埃在1771年惊呼：‘崇尚瓷器之风委实可悲！猫爪闯下的祸竟超过二十顷土地受灾的损失。’然而从那个时期起，中国瓷器的价格开始下跌，不久以后它被驶回欧洲的船舶当作不值钱的压舱物。我们从中得出平常的教训，任何奢侈品都会衰老、过时。可是奢侈还会死灰复燃，从失败中再生。它其实是社会鸿沟的反映，任何东西都不能填平这条鸿沟，任何运动都只会使它重新产生。这是一种永恒的‘阶级斗争’” 美国学者彭慕兰同样有类似的观点，而且说的更清楚，更透彻。正是奢侈品的消费推动了社会的进步，而最关键的还不在于奢侈皮消费本身，而在于一个社会中，奢侈品的消费爱好是只局限于上层的少数人呢，还是存在着从上层社会不断向下层社会扩散的过程? 判断一个社会是否有活力，是否处在不段进步的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看这个社会是否阻断了奢侈性消费从上层向下层扩散的途径，奢侈品从少数人向多数人普及的途径，如果没有阻断，那么这个社会就是有活力的社会，不断进步的社会！ 下面就是彭慕兰的话 　　“高等的消费模式最终为下层百姓所模仿，这种模仿受到了城市化的推进，城市化也创造了集中的市场。它受到了新的自我观念和扩大的社会结构流动性的进一步的鼓励，从而不仅使爆发户而且使中间阶层甚至某些穷人进行追求时髦的奢侈性消费” 　　“在明代的中国，日本和同时期的西欧，消费者需求广泛超越了阶级，它在空间的扩散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松巴特关于奢侈品和欧洲资本主义起源的杰出著作提出奢侈品需求增长引起新型手工业者和商人的出现。…… 　　来自商人，富裕农民和其他比贵族政治权力少的人的需求对一种生产现成商品的新工场可能有更大的刺激作用，。……如我们比较充分看到的，说到‘自由劳动’和市场在整个经济中的重要性，欧洲并不比中国和日本突出，事实上，它可能至少落后于中国。至少所有三个社会在这些方面彼此的相似性远超过它们之中任何一个与印度、奥斯曼帝国或东南亚相似的程度” 一个不断进步的社会中，上层社会无力阻碍下层社会对他们的消费方式的不断模仿 “一个由于容许更多的人购买索价高昂的商品而逐渐削弱的‘配给’体系意味着对市场的依赖增加；因而意味着将有一种新的能代表地位的商品入侵（或许从一个异国的来源）。一个体系越是接近成为一种时尚体系，人们更新他们的个人物品储备也就越快，从而使需求不断扩大。……在一个多少接近于时尚的体系中，上流社会的主要反应不是禁止这种模仿，而是转向新的商品（或展示新商品的方式），同时把旧商品指斥为‘庸俗’” 和韦伯描述的那副阴暗森严的依靠宗教禁欲主义苦行精神发展起资本主义的图景不一样，彭慕兰被我们描述了另外的，但是更接近真实的情形 “具有社会意义的商品品种的增加和它们变化的速率，可以拥有它们的人数的增加，可以从陌生人那里获得它们的范围的扩大；模仿性消费的急剧增长和供不同阶层的人使用的不同种类的地位性商品的增殖；还有对各种商品‘合宜的’、‘有品位的’应用方式的讨论激增。 “所有这些现象在西欧各种各样的都市化地区都有最充分的文字记载：文艺复兴时期的（北）意大利、黄金时代的西班牙、荷兰、法国的一些地区、英格兰。每种情况都包含了上层阶级家庭及其意志的一个转变。……更多的家庭女婿要不止一处住宅，有时这是由于中央集权的政府要求一年中至少有部分时间在宫廷露面，有时是由于更多的农村显贵在城市中有足够的生意，因而需要在那里有另一处住宅，还有时或许是因为自我观念的一个改变。看来与其说一个人是要为他所属于的那个王朝奠定不朽的基础，不如说他更想要建筑一套住房供自己使用和享乐，并据此确定房屋的位置和风格。城市中的房屋可能远不如乡村房屋那样壮观，但建筑的数量也在增加，日益坚固，并越来越为了满足一些新的需求而设计，这些新的需求包括舒适性和私密性。还要有一个场所供展示那些象征着一个人的财富和品位的财产。皇宫建筑可能在这一倾向中领先，但它很快就传播到富裕贵族、商人和其他阶层。 “与房屋本身同等重要的――或许更重要，特别是在城市区域――是房屋内部物品的增加。镜子、钟表、家具、带框的油画、瓷器、银器、亚麻布、书籍、珠宝和丝绸服装，可以列出名称的只是少数项目，它们都日益成为富有的西欧人必要的地位象征。此外变的越来越重要的不仅是这些商品的数量和做工，还有它们的时髦；因而奢侈收藏品的文化价值比它们的物质磨损下降更快，新的奢侈品消费越来越不受现有的储存的阻碍。很多作家悲叹这些倾向吸干了社会财富，使贵族家庭破产，破坏了更为重要的地位和人性价值尺度。在整个欧洲，政府和宗教机构至少曾断断续续地常识组织这些趋势――但几乎没有成功过。” [6] “如果我们把奢侈的物化视为一种改变，它取代了私人侍从的规模而成为一个人的地位标志，看起来是合乎逻辑的。最晚从16世纪起，在中国和西欧，有人身依附的仆人和佃农的人数都出现了急剧下降，加上上流社会的城市化，使得维持大批侍从更为困难。……当各种各样的仆人充分融入其主人的家庭之中时，至少让比较常露面的仆人穿上华丽服饰成为上流社会家庭证明自己财产的一个方面；但一旦仆人成为地位低下但却独立的人时，他们做的任何展示都可能被指责为不合适的甚至危险的出风头。因而在中国、日本和欧洲，指责民众消费的文献汗牛充栋，既表现出经济变革，又表现出这些地方的上层社会在多大程度上不再主张直接拥有他们的下人。”[7] “至少在欧洲的一些地区，即使地位相当低下的人也购买奢侈品。不仅富有的商人和事业稳固的工匠师傅，甚至地位非常脆弱的学徒期满的工人都会买某些奢侈品：镶有金银纽扣的腰带、鞋子和背心，酿造和蒸馏的饮料，咖啡、茶、糖等等，事实上，分享和显示这类商品成为城市‘平民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梅迪克认为，手工业者的总预算中花在这类‘小奢侈品’上的部分比其他任何社会群体都大。他还收集了欧洲农村手工业者的同类行为的证据，并且不仅是在英格兰与荷兰：……符腾堡的手工业者，用一句当时的话说，除了马铃薯什么也吃不起，‘如果他们被迫放弃早咖啡，他们就会认为自己过的是非人的生活’。仅是确认这类消费的存在就很有意义，而其中一些（例如咖啡和茶）肯定是在16到18世纪新出现的。……非精英的‘奢侈’消费甚至在其总量还相当小时，如我们在茶和糖的情况中所看到的，就可能招致来自他们‘上一阶层’的不成比例的批评。”[8] “德夫里斯对1550-1759年弗里斯兰省的研究确认，至少在这个异常繁荣的阶段，农村小农甚至佃农购买了品种繁多的非必需品。他还指出，高级家具和其他木器、餐具、室内装饰品及其他一些商品的总量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实质性的增长。” 而在彭慕兰看来，中西方后来的发展之所以呈现不同的景象，多少是因为，在西方，奢侈品消费扩散的现象没有被有力的终止或阻断过，速度也没有放慢，而中国则不是这样。 “即使西欧、中国和日本人实际的商品积累看起来非常相似，还是有着令人感兴趣的差异。欧洲人消费的增长和变化似乎在实际收入上升和下降的不同阶段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