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广路上有座纪晓岚故居，在广安门马连道上班的那几年，天天从这里路过，清冷古旧的宅院，已经被改造成了“纪念馆”，旁边是一样老旧的晋阳饭庄，两栋老屋结了伴蹲守在新修的通途大道旁，对着川流不息的车辆行人，默默地发呆。 最早知道纪晓岚是从一句名言：“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那是纪晓岚陪着乾隆爷站在宫墙上看风景的时候回上问时耍的一句巧嘴。 历史上的纪晓岚没有电视剧里张国立那样的倜傥洒脱，好习汉学的乾隆爷那里，他只是个文客，虽然参事颇多，却根本与实权无干，只是个名气大的文学助理罢了，也压根没有能和权臣和申斗嘴耍贫的可能性。 为什么？在我们的中国，正是读书人的努力，才“化家天下为国天下”，不是学而优则仕吗？为什么一个满腹经纶的汉家才俊，只能在一个最需要人才的朝代的颠峰时期，只能默默地苦纂《四库全书》？ 这要从清朝的来历说起。 这是一个怪异的朝代，一个蛮骑，十三付铠甲，在一个大时代的混乱缝隙中硬生生地把身前比自己庞大数十倍的无上皇朝推翻在地。 在击败汉族天下的大明之前，清朝首先击败并征服了蒙古，这同样是一个历史的奇迹，比他强大的西藏和朝鲜最终的臣服，证明了这个蛮夷民族的武功。但是奇怪的是，蒙古和西藏却是满清最为依仗和看重的，满清的头目不惜因此降低自己的萨满教地位，而凭借藏传佛教来羁縻蒙古和西藏的王尊贵族，征服过程中，他们没有对汉族和朝鲜这样更为先进的儒教政权有任何的耐心与宽容，但是却表现了最大的善意和逢迎给蒙古与西藏。 你可以在北京看到雍和宫，那里的香火至今鼎盛，喇嘛白胖衣着光鲜，而隔街的国子监里，孔夫子又是何等的清寒。再想想承德，那里是清朝各头目为防蒙古王公觐见时的顾虑（防进京染天花）以及表达对西藏达赖的尊崇而修建的避暑行宫，更恰当的形容，是满族头目和蒙藏头目的联谊场所，金碧辉煌，殿宇参天，你是不可能看到他们曾经哪怕是用百分之一的精力和诚心优待汉族士人的，即便是比明朝更早被他们征服的朝鲜，也一样不能够在满族那里得到多少礼遇。 同时，蒙古贵族可以封亲王、贝子、贝勒，汉人呢？吴三桂耿精忠尚可喜那一类，最终注定要把王号注销而且居功至伟也一样逃不掉兔尽狗烹的下场，还被满清官史抹得臭不可闻。即便是功劳如曾国藩李鸿章，满清也是狐疑猜忌，名号上他们还不及养马的蒙古王公。 为什么这样？ 假如用人来打比方，满清好比是好勇斗狠的小流氓，先打败了同样打架为生的蒙古，又逼得跟着秀才（明）的书童（朝鲜）就了范，最终趁着秀才家里起火终于夺了秀才的大宅院，堂而皇之地搬进去，那么此时的他，最好的帮衬和伙计，自然就是道性相近的蒙古，而秀才的书童和家人，他们打心眼里是瞧不起的。 明朝是遭了报应的，但是很不幸，这个报应落在了整个中国的命运中，我们从此被这个愚顽却又奸诈的满清统治集团，窝窝囊囊地委曲求全了二百七十年，什么都耽搁了，整个民族被耽搁了。 这个报应，就是对民族知识阶层的凶残和无良的报应。 我们难以忘记整个古代历史中汉族政权的最后一个皇帝是在怎样的凄惨中仓皇地死去……没有文臣为他殉死，没有卫士对他示忠，没有人告诉他其实故宫里还有七百万的藏银……只有个王姓太监陪着他孤苦地从景山远眺紫禁城的硝烟，农民无产者朱元璋的系列统治者，残杀儒生，虐待大臣，特务制度风行，整个文官体制用无效率和背叛、无能给予了这个汉族管理集团最恰当的回报。 满清统治者是那么地清醒，他们看到了问题所在，要想在中国有一个坚定而凝固的统治中坚，对知识阶层的处置和对亿万农业从业者的安置是统治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 先写这么多，稍后待续，之所以说说明清话题，是因为最近读过几本书，或明或暗地夸赞、同情、怜惜满清的人越发多了，我觉得这是危险的事情，满清这个朝代，是中国历史上最该诅咒的一个暗黑王朝，对它，该多多地揭露批判，而不是相反。 （二） 满族政权先后设立了四块禁区，严禁一切汉民迁移耕作，其中包括关东三省，台湾，新疆和绥远、察哈尔。 为什么这么做？因为这个骨子里落后愚蛮的统治集团，从本质上讲，直到20世纪之前，在本质上，其实都还是一个部族政权。关东三省从秦以来，就是大中华的一部（秦长城的东端直到大同江），一个崛起于长白的小部落，心底里总还是摆脱不了“外来政权”的阴影，所以始终把一大片的中华领土留做自己的退路和“后院”；至于台湾，那是因为明的残余在郑氏退出政治舞台后依然时有复燃，管理难度过大；新疆，那是因为那里水土丰美，物产富饶，满洲人立意要将那里留做未来满洲后人的拓展之地，所以不许汉族前往；而绥远和察哈尔的禁区的设立，则是为了在蒙古和汉人之间，划分出一条隔离地带，因为汉蒙无论是融合还是摩擦，都对满族统治不利。 以上的做法，其实验证了上面说到的事实：满清政权是历史上私心最重气度最窄，同时也是本质最落后的部族政权。 这样做法造成的事实是，中国人不再将一些地带看作是中国了，当时中国人的看法是，所谓中国只是本部十八省，以至于当阿古柏的浩罕国在沙俄帮助下侵夺新疆时，连李鸿章这样见识的大员都认为“地非枢干，割亦何妨”，好在左宗棠力主武力解决，收回新疆，抚平甘肃回部叛乱之后，禁区的大门才算微微开启，汉人可以向玉门以西迁移了。 无论台湾还是西域之新疆，或者白山黑水，那都是自秦以降，历朝汉族政权势力所及，但是从满清开始，这些地域的发展停顿了，甚至可以用荒凉来界定；汉唐自不必说，即便是明朝，自成祖始，放弃哈密以西，但是汉族文明和西域的交流从未中断，贡奉关系作为一种特殊的国家关系，始终确保着文明间的沟通和交往，保护着各自的发展步伐，滑稽的是，在满清表面的大一统下，这种发展反而停滞不前了，何其荒诞，满清的愚顽和促狭可见一斑。 历史当然不是由某些个别人物来推动的，但是历史人物往往会作为历史的偶然因素深刻地影响大趋势的走向。 老外评价满清政权说：满洲人出乎意料地顺利接手中国统治权，他们发现了汉族文明令人震惊的先进程度，因而他们没有任何求变的思想，他们把原有的中国文明“放在了透明的玻璃瓶中”“任其发酵直到腐烂。” 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恰恰体现了某些特殊个体可能对一个庞大文明所能起到的特殊作用。 总结起来，他们从三方面最大限度地拓展他们的私心和部族空间。 首先，如前所说，拉拢蒙藏，结伙挟制汉族为主的原华夏文明。 其次，对最可能对他们的统治构成威胁的士族即读书人的阶层，以骇人听闻的方式予以拉拢打压和残杀。 文字狱就是由这几位被近来的人们捧为“大帝”的家伙们推向颠峰的，中国文人的骨气自此被打击得销声匿迹，中国的脊梁软瘫了。 回想起在永乐面前“诛我十族又怎样”的硬脖子方孝孺；正德皇帝棒杀苦谏不断的大臣和万历年间不依不饶地和皇帝搞“大礼议”的众多文臣，中国坚守儒道风范的硬骨文人，到了满清基本算是绝种了……为文字狱举例是多此一举的，只要看看这道满清政权造成的让人不寒而栗的创举对时至今日的影响就可以感受到他们罪孽的深重……我们的民族的脊梁，正是在这个朝代里，彻底地垮下去了。 清代比以往朝代更决绝的做法是用法规堵住读书人的嘴：在各府学县学都设立明伦堂，堂前依法必定要立一块卧碑，镌刻三道禁令： 一、生员不得言事。 二、不得立盟结社。 三、不得刊刻文字。 在世界的另一边呢？和雍正、乾隆同时代的西方，知识分子正在向争取结社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方向努力进发，活版印刷日益改进，羊皮书已经变成古董，知识、思想的共享和碰撞，正在成为工业文明爆发的前奏。 在满清之前的明朝呢？生员也可以直接上书皇帝（即便是严词批判皇帝也往往拿他没法，因为怕他们“沽直取名”），御史谏官可以让权相张居正也要跑到他家里“握手泣告”，虽然那一样是一个特务横行的黑暗时代，但是那一点点的火光，到了满清几位“明君”手里，也就彻彻底底地湮没了，又岂止是湮没？简直就是大踏步地后退，直退向我们这个民族不愿见到的彻底的黑暗中去。 打压之外是拉拢，满清统治者满怀惊喜地重新发现了科举的魅力，也正是在清代，中国的知识阶层彻底沦为皓首穷经的无用废物，社会的推动转而交由暴力阶层来完成，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和影响到什么时候，我们都明白。 每当看到阎先生滔滔不绝地在百家论坛上讲述清朝十二帝的功过得失，心里总有莫名的悲哀：直到今天，我们依然不能从骨子里抹掉“皇帝历史学”，我们的民族在经历满清统治之后，270年的亡国史我们已经彻底淡忘，我们的民族曾经死去了270年，我们却都遗忘了。 上一篇写完后，有网友评论说我是“北大计算机系一打杂的”，姓林，还承蒙他给我了个“流氓”的称号，呵呵，真是搞笑，我什么时候攻击过“人大代表”啦？还有人说我是在破坏民族团结……帽子好多啊，我倒是想说，这样的毛病我们肯定不陌生，最早的根源可能是在朱元璋，但最大的病因肯定是在那个最该诅咒的朝代：满清。 我们对待历史的态度，总是太和气了，一团和气，满篇和气，但是，至少对于这个落后愚顽，给我们的民族留下太多弊症的差劲朝代，我还是坚定地认为：它是欠骂的。 但是，我会学习李敖，用证据去骂，骂得那些遗老遗少理屈词穷。 （三） 金圣叹临被砍头的时候，留下句千古名言，他要人告诉自己的子侄自己的惊世发现： “花生米与豆干同嚼，有火腿味。” 这个文坛狂人就是死于违反顺治5年的卧碑禁令，他用一句亘古未有的荒唐遗言为那个荒悖野蛮的荒唐朝代作了最好的注脚。 满清最该自豪的，就是他们成功地堵住了我们这个民族的嘴。以至于他们的统治早已消亡许久之后，我们依然需要我们的精英带头呐喊，我们忙不迭地用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来填充，来招摇，我们曾经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集体失语。 满清以一种最为怪异的方式替代了朱明汉政权，（吴三桂在冲进北京城时还自信满满地宣称：京城犹是朱家天下~可为历史一笑；而满清也是历史各朝异族政权中对汉奸用得最好，用得最狠的一个，南明最后一位朱姓天子就是平西王从缅甸抓回来处死的，甚至武穆后人岳钟琪居然也是八旗大将军）在满清终于建立正朔后，所有的汉奸都已经不再是汉奸，这样的招法如此恶毒，就如同一把匕首，削去了汉民族作为失败者仅存的一点点尊严与伦理，随着时间推移，我们忘却了我们如何背弃了民族的道义，如何改装了我们的衣衫，如何变换了我们的发式，如何抛掉了我们的良知。 近三百年后，倭寇血刃而至的时候，我们的民族居然有那样多的分歧关于是否该拔刀相向，居然有那么多的子民跑去“共荣”，我们这个“犯强汉者 虽远必诛”的血性民族，那份刚勇骨气和自信，已经在三百年前，被满清的铁蹄，践踏成了一地碎屑。 钱穆先生把制度之外的统治手段和政治技巧称为“法术”，满清恰恰是个抄袭制度却又擅长法术的统治行家，（从范文程到曾国藩，汉文人确也居功至伟）除了怀柔伙同蒙藏，打压残虐士人，满清的第三大招数是抚民。 讨好老百姓是最有利统治稳定的，如“抚民”与“愚民”同吃，又何尝没有火腿美味？！在依托武力（关于满清依托军事暴力的问题后文再说）终于使得“留发不留头”的风波渐渐平息的时候，康熙老皇帝已经执政50年了，在这一年里，中国的全国人口经统计是2462万口，于是老头大笔一挥，下了御诏从此永远不加丁赋，此后许多康乾的崇拜者为这几位“爷”的所谓仁政大加奉扬，但是这真的是统治者的仁心体现吗？ 唐代两税法就已经把人口税摊进了地租，但是后来政局所迫，又没信用地逼着农民照常服差役，王安石之后提出可以缴钱免役，直到张居正在万历年间推行“一条鞭法”，于是在累加数次后又一次把差役并入了地租。满清承继明朝旧制，惟独在地租之外假装糊涂地又加上了差役：历朝统治者是怎样折腾百姓农民的，从税法上可以看出大概了吧？ 然后到了康熙50年，居然就堂而皇之地把这样大的一个人情卖给国人：皇上宅心仁厚，丁赋不再追加（请注意，是不再追加）……真是占了便宜还卖乖！当然百姓也没那么傻，到了乾隆晚期，白莲教匪已经是如火如荼了。 所谓“康乾盛世”间，中国的人口实现了爆炸性增长，原因一在于“灰色人口”的落实，原因二在于战乱结束，百废待兴，原因三在于番薯、马铃薯等高产农作物的日益普及，在一个纯粹的农业大国中，没有战乱，耕地相对充足，新的农业作物品种的普及，就足以造成人口的高度增长，但是如西方学者所说，“工业革命之前的人口爆炸，无异自我毁灭。”这样的增长很快就导致了恶性后果：资源紧张、土地兼并严重，阶级矛盾锐化，腐败盛行，个中滋味，我们的乾隆大帝自称“十全”，他没有体会，跟在“盛世”之后的嘉庆、道光们，陷足于无休止的社会纷乱，痛苦不堪。 没有任何制度创新的所谓“盛世”有着怎样的后来，我们从此有了一个最好的范例。乾隆末年随着英国使团来华单腿跪地拜见老皇帝的12岁少年，带着乾隆的钦赐香囊回去了，下次来的时候，他带给这位老皇帝的后人的，是打响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炮舰。 我对清朝的恶感是自小就有的，那时对我影响最深的是范文澜的近代史，直到现在我也很欣赏早期香港武打片里对清廷的否定（反面角色都被指责为“你这个清廷的鹰犬~！”）从《雍正王朝》开始，好象港产恐怖片里一跳一跳的僵尸，越来越多满清的东西开始复活了，只不过有时候并没有顶带花翎和马蹄袖……就有了说一说的冲动，有感而发，心之所至，随手拈来，比不得正规的学术论文，只是一个我自己有着较强意愿的兴趣话题，感谢各位善意网友的评论和点评（尤其平林漠漠网友）我也开了个辩论，希望能见到更多朋友指摘斧正。 其实满清该被诅咒的，最主要的就在于它对于皇权的畸形改造和对于我们民族性格的致命变形，后面的篇幅里还会再多说些。 （四） 有一天，画圣遇到了剑圣，这是在盛唐开元年间。 将军裴?居丧，诣吴道子，请于东都天宫寺画神鬼数壁，以资冥助。道子答曰：‘吾画笔久废，若将军有意，为吾缠结，舞剑一曲，庶因猛厉，以通幽冥！’ ?于是脱去寇服，若常时装束，走马如飞，左旋右转，掷剑入云，高数十丈，若电光下射。?引手执鞘承之，剑透室而入。观者数千人，无不惊栗。道子于是援毫图壁，飒然风起，为天下之壮观。道子平生绘事，得意无出于此。郭若虚《图画见闻志》 在场的还有一位――草圣张旭，为剑画所激，立书一壁狂草，时人谓之：一日见三绝！ 盛唐风采何等倜傥！我们的中华文化，在历史长河中就是激荡着这样的“天下壮观”的豪气，我们曾是胸襟万里气象万千的自信地引领着东方文明发展趋向的伟大民族，无论北魏拓拔还是西夏李氏，无论松赞干布还是楼兰于阗，民族可以不同，出身可有尊卑，但是从敦煌到宋词，从龙门石窟到苏杭锦绣，从唐诗元曲到本草纲目……历朝历代的大中华的每块土地每个民族都在为我们的中华文明增光添彩。 惟独在满清，忽然之间，我们的文明停顿了，我们民族的天空阴霾密布，曾经照耀寰宇的光彩一下子黯淡下来。 在那个满清最完美的“十全老人”寿诞上，当马葛尔尼的英国使团为乾隆大帝呈上精心准备的一整套的天文仪器，可以真实发射的大炮模型（火烧圆明园的时候被英军发现仍然原封不动地摆在那里）以及装有列炮的战舰模型时，一时之间，“正大光明殿好象是一个欧洲高科技展览馆”，但在承德享受的老皇帝乾隆对这些并不感兴趣，说：“这些东西只配给儿童玩。”“他不知自己回赠的几件礼品才真是“小儿科”：玉雕、绣花荷包和景泰蓝瓶子”，这位明君和大帝更喜欢的是礼物中的八音盒以及豪华马车。 这位老大爷还是中国古代一项全国记录的保持者：一生写诗达50，000首之多――没有一首得以流传。 他格外自信地破例允许英国使团可以顺由中国腹地的大运河南下，他的头脑里记忆的仍然是他数下江南时两岸的富庶与繁华，却全然不知那是畸形的官僚机制下各地官员为他精心排演的戏剧，正常的英国人看到的是饥民成群，百业凋零，南京这个前朝陪都世界名城已经破败得不成样子，拉纤的船夫在兵士的看管下只是靠没有菜肴的稀粥充腹，英国人甚至为了体恤他们而主动要求下船步行……“这个帝国的强盛，仅仅见于都城和满人贵族的聚会。” 对于这个朝代，我们的民族的最大收获是若干个品牌皇帝，他们甚至享誉世界，直到今天仍然是我们中的一些人自豪的资本：“法国有路易十四，俄国有彼得大帝，我们的康熙大帝，乾隆大帝又何逊之有？”乾隆老先生用过的花瓶笔盒印玺裤袜外套今天在英格兰明天在华盛顿不是依然受着西方收藏家的热捧吗？ 在名牌皇帝的光辉下，我们的民族智商消失了，我们的民族灵性干瘪了，我们的民族激情创新没有了，我们的民族凝聚力涣散殆尽了。 上篇有位网友评论说：一个清朝明君的破坏力要胜过一个明朝的昏君――可能费解，却是一语中的。 宰相制度，自秦始，至明，已经形成相对完备的内阁体制，君轻民重是儒家立身原则，辅以让皇帝头痛的言官制度和忠实记录的史官（编纂皇帝实录）机能，文官集团已经形成了堪舆君权抗衡的平衡力量，就是暴虐专权的崇祯也不得不撤杀亲信兵部尚书陈新甲以他为替罪羊以抚慰汹涌的文官舆论，所以有明一代，除了洪武永乐，其他帝王往往惮于这股监督和分权的力量，不得不有所收敛甚至索性避居深宫消极对抗（或动用、利用特务和宦官与文官集团直接对抗），但是在皇帝长时间不临朝的情况下，国家重政虽有小萎顿却依然能够正常运转，甚至新政令与变革举措都更多地依赖文官集团的策划与执行。 到了满清，阁僚体制顿成虚设，军事决策机构完全由满蒙王公把持，行政决策虽也有六部尚书，却是个个都安排个满族领导“辅佐”，事事都要经由皇帝点头，满清的领袖们反弹式地收回了一切可以收回的皇权，形成了以部族为基石皇帝为核心的彻头彻尾的“部族集中制”，到了雍正更是用上了“密折言事”的极端手法，勤勉的满清帝王把集权的事情做到了颠峰。 当这个“勤勉”的家伙自身发生问题的时候，当他的部族基石发生问题的时候，当他们本身就不具备从来也未曾学会洞察和变革的时候，一切的过错，就需要整个国家子民整个民族发展来为他们埋单。 英国使团的赖特在行文中写到：描有龙、虎、猛兽形状的八旗旗号和制服看起来威猛，而实际上这支军队毫无战斗力。北京城里的八旗军平时根本没有任务，天下太平，家居京城的满族士兵们做生意、抽大烟、听大戏、养鹦鹉、生一大群孩子，都听任自便。 满清的衰败是必然的，只是他凭依着出色的军事管制（对内）和残虐最可能构成威胁的读书阶层，终于成功地拽牢了中华民族的衣襟，逼迫着这个伟大的躯体随着他们一道慢慢地滑向无底的深渊。 一路写下来，才觉得这个话题选得过大了，千头万绪，纷乱繁杂，但是有一点我是始终要作为第一重点试图说明的，那就是： 一个落后的部族凭依历史的偶然担起了整个中华文明的发展重担时，他们唯一能作到的，就是麻痹甚至消灭这个整体的活力和灵魂。 再次感谢各位支持我一路写下来的善意网友，很多时候你们的真知灼见都超越了我的见识，也有善意的网友建议我最好辨证地看问题，看到一个事物的两面性，但我想说，我们“辨证”的时间太久了，范围太广了，我仍然坚定地认为，这个朝代的所谓贡献，都是客观的，而所谓阴毒、恶政和无能，却都是主观的，所以，必须痛责，要知道，在历史大舞台上一样遵循着小地痞的理论：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谢谢大家。 来源：澹言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