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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十一郎
今年5月15日，英国人大卫・夏普从珠峰登顶下撤后因氧气用尽、体力衰竭而在珠峰第二台阶附近遇难。据报道，夏普“因缺氧最终导致死亡。其间至少有40人经过他身边，却无一人伸出援手。”
就在夏普遇难后的10天，在同一个高度，因类似的原因，澳大利亚人林肯・霍尔在被放弃16小时后，因得到国际救援而“死里逃生”。
一生、一死，两个人的命运是如此的截然不同，给了大众媒体上佳的新闻题材，于是纷纷做起“发掘”或“揭示”某些人性真理的文章和讨论。舆论导向，倾向于谴责经过夏普身边的登山者的“不道德”。
期间，我接过一位记者朋友的电话，对方问我：“你怎么看？”我想了想，只能回答：“如果要认真讨论这个问题，您不妨先戴上五层口罩、跑个马拉松，然后咱们再来说该怎么看待？”
这么说，倒不是我刻意回避这个话题，而是因为：用所谓的“公众道德”去评判登山者在8000米高度的行为，必定是个虚假命题。
所谓“道德”，是指某个人群在某个时间段、某种环境下约定俗成的行为规范。而在8000米以上的环境，要说“道德”问题，首先必须弄明白是一群什么人、在什么环境下形成的行为规范。
人类对8000米以上山峰的攀登，发轫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一直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在那个高度攀登的人，无论是出于“探索未知”、“为国争光”还是“自我实现”，都有一个总的特点，那就是：注重攀登的自理，具备良好的个人能力。
而自九十年代初开始，随着“付费+服务”的商业登山方式在珠峰、卓奥友峰的兴起和蓬勃发展，在8000米空气稀薄地带踯躅徘徊的，更多的是那些“登山客户们”。这一点，可以从珠峰的登顶人次统计上得到旁证：1953年～1989年，295人次；1990年～2006年春夏季，则超过2200人次。
对于这种变化，首登珠峰的埃德蒙・希拉里，曾这样抨击道：“收取费用以护送那些新手登上峰顶，是对这座山峰的大不敬。”希拉里的话，不仅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攀登者”和“登山客户”在登山理念上的差异，而且也隐含着前者对后者能力的不放心。
关于珠峰的另一个事实是：珠峰现有的16条攀登线路，没有一条由这种“付费+服务”的商业队伍首创；更进一步，也从没有一支“付费+服务”的商业队伍选择过除南北两条传统线路之外的其他14条攀登线路――登山客户的诉求点似乎更集中在登顶这个结果上。
随着商业登山的兴旺发达，攀登珠峰的人群由以下三种人组成：1、职业高山向导和协作（出售登山服务）；2、登山客户（购买登山服务）；3、自主攀登者。前两种人，占据了人群的大部分。
说到8000米救援，让我们来看看这三种人的能力和可能性。
职业高山向导和协作：他们的攀登能力很强，有救援的体能和技能。但由于他们最首要和最根本的职责是照顾客户，所以他们缺乏兼顾其他人的余力――让一名带着新手（客户的主体）的高山向导，在8000米以上的高度，放弃客户的生命安全去营救其他人，基本上是一个“杀一人、救一人”的零和行为。对于向导和协作而言，是否救援是个两难选择。
除非，现场有一位具备充分经验和权威的指挥者，能够解除不相从属的向导、协作们原有的职责，重新整合力量投入到救援当中――在霍尔的故事中，登顶过K2的美国人丹尼尔?马祖起到了这个作用。
登山客户：对于依靠职业向导和协作才能攀登珠峰的人而言，不论是体能、经验、高山适应性、技术技能，都不足以承担救援他人的工作。他们能够做的，只有一件事――“别让自己出事，成为他人救援的对象。”
自主攀登者：首先他们人数很少；其次，很可能不在传统线路上。所以说，即使他们有能力、有意愿，也未必在场。
当攀登珠峰的人群发生了这种变化之后，我们所看到的现实就是：在8000米以上，绝大多数人缺乏救助他人的能力或余力。所以说，不救援夏普和救援霍尔，从来就不是一个普适的道德问题。
在这里，我们回到了登山的初级普及层面――登山者，首先必须做到的、最基本的事情是：“尽量自我照顾。”否则不仅是对自己不负责，也是间接的谋杀他人。
对于“决定独自尝试攀登珠穆朗玛峰东北坡的英国登山者戴维・夏普”（新华社语）而言，只携带两瓶氧气攀登珠峰，不管是出于自信、还是疏忽，这样的准备本身就意味着极大的危险。他的遇难固然令人沉痛，但反过来，却又一次提醒我们：“不能轻视任何一座山！”
面对每年几百名“客户”登顶珠峰的21世纪，如何实现有效的高山救援，才是一个有切实意义的、有价值的命题。
2003年的珠峰攀登，我参与过一次真实的高山救援。5月21日，我们第一突击队登顶下撤、第二突击队到达8300米营地的时候，英国“Adventure Peaks”队的队医在前进营地找到了我――他们有一位队员在8400米腿部受伤、无法行走，需要我们的帮助。
那一年，中国队在珠峰北侧三十几支队伍中，是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队伍之一。作为东道主，我们协调了另外几个外国商业队伍共同参与救援：中国队负责8400米到7900米，新西兰队负责7900米到7400米，瑞士队负责7400米到北坳（7028米），AP队派出协作负责北坳到6400米，6400米到大本营则由临时请的8名牦牛工轮流抬担架。
这一路，从8400米到北坳，每一路段参加救援的人数都不超过三人。一则，在狭窄线路上，救援人数多了，起不到作用；其次，各个队伍还要保证自身客户的安全，不可能把所有的协作都派出来。
经过几个大队伍的协调努力，AP队的英国伤员安全撤了下来。
中国队负责实施救援的，是经验丰富的第一突击队长尼玛次仁。在前进营地，他对我说：“伤员大多情况下，是挂在路绳上自己挪动。遇到过不去的地方，我们才上前帮他通过。在那个高度和线路上，背或者抬，都不可能。”
从这个案例进一步设想，如果有一支强有力的机动力量在山上随时待命，并且由权威的指挥协调各支队伍，那么像夏普这样的遇险者，生还的机会也许会大很多。
在感慨于“夏普之死”与“霍尔之生”的同时，我认为：在粗砺的现实和理想的憧憬之间，登山者和舆论都应少一些浪漫主义的幻想和功利色彩的躁动。要改善8000米以上的安全形势，需要科学、切实的行动。
*备注：
本文刊登于《户外》“Outside”中文版创刊号（2006年10月），文章刊出后略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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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10-13 14:1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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