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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网友大黄蜂介绍，这是刊登在山野95年期刊上的一篇文章。感谢未曾谋面的大黄蜂无偿提供的资料。如果帖在这儿有任何版权问题，请立即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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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玛卿追思
<br>记者：谢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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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1994年8月24日，北京。
<br>中国登山协会的传真机“滋滋”作响，随着送纸机的旋转，一行行黑字无情地映入人们的眼帘：
<br>8月16日由你协会介绍的北京理工大学学生为主的，由天际（极）公司经理汪晓征组织的登山队未经我县公安登协部门准许，擅自进入阿尼玛卿山登山。由于缺乏必要的技术装备和登山经验，且不了解阿峰瞬息万变的恶劣气候，其中3人冒险登山到达3号营地后不顾风雪，强行攀登II号雪峰，造成汪晓征重伤致死，王金镖（军标）下山求救途中失踪，宋（孙）平被困8昼夜的惨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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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青海玛卿县人们政府
<br>一九九八年八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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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山难，对于从事登山事业几十年的人们来说，早已不陌生了。3年前，梅里雪山17条生命的骤然永诀，至今人们还隐隐作痛，尽管登山者都知道，既然选择了登山，就要有勇气面对死亡。我清楚地记得那个追悼会，没有失声痛苦，没有泪雨滂沱，有的只是人们一次又一次紧握未亡人的手，相互传递着理解和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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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然而生命终究是绚丽而美好的，登山毕竟不是为了死亡。更何况这是我国业余登山活动的第一例山难。面对这份情况并不很准确的传真，回忆起数十天前还活蹦乱跳的几个青年，人们的心抽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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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天极商社里。正因汪晓征未按时返回而担心的沙莎??晓征青梅竹马的女友，不安地拨通了西宁一个朋友的电话。长途线特有的交流声后，是朋友吞吞吐吐的叙述。都说了些什么沙莎记不得了，只知道自己反复地念叨：“我不信，我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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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9月3日，玛卿峰II峰海拔4600米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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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由青海省登协派出的救援小组连同沙莎等共7人，于8月31日抵达4250米的大本营开始搜索救援工作，至今已是第4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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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几天来的搜索和观察表明，因近日降雪和雪崩较多，导致山体路线变化很大，在行进途中，发现了许多新的冰裂缝，宽者达5、6米，窄的也有1米左右。两侧皆为刃状山脊，从左右迂回几乎没有可能。仅1日两小时内，前方路线上就发生两次雪崩，雪雾弥散，冰块如滚石般一泻而下。昨夜23时左右，营救人员在大本营听见山上发出雷鸣声，今晨起观察到大范围雪崩的痕迹。（出山后才知道，距这儿不远的塘河地区发生了里氏5.3级的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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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鉴于上述情况，经讨论大家一致同意中止营救工作。队长高成学曾独自一人攀至5200米处，试图寻找出前进路线。这些有过多年登山经验的人，都明白这个季节登此峰的危险性，但他们更多想到的是死难者家属的心情，哪怕是有百分之一的希望，他们也会尽百分之百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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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要撤营了，大家心里都沉沉的。营救队员带着沙莎来到了4600米营地，让这个坚强的女孩同晓征告个别。望远镜里，那只是一个小黑点，然而沙莎深信，那是她熟悉的身影，是那个同生人说话会脸红，笑起来憨憨的晓征。数十天来不敢当着晓征母亲的面流的泪，此时奔涌而出：“晓征，你怎么会？究竟发生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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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一、
<br>汪晓征，年方23岁，初次见面，你很难相信他是个商人。然而正是这个看上去纯朴憨厚的小伙子，在读大学二年级时就已承包一家濒临倒闭的蜡烛厂，开始了他的商海之旅。颇有经营头脑的他，很快有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1994年初，他便着手于一个酝酿已久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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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晓征爱山，这是真的，兴许和他随父母在青海生活了十几年有关吧。他曾对沙莎说：“我就是为登山而生的，山是我追求的最高目标。”话里难免有一点少年的狂妄，然而你又如何能不认为这其中包含了许多执着的可爱呢？这一年里，晓征做了两件大事：其一是创办了以经营登山及野外活动装备为特色的天极商社。事实上，不久这儿就成了同道者的小沙龙，年轻的心加上共同的爱好，很容易地就贴近了。这次阿尼玛卿登山活动的参加者几乎无一例外都是通过天极商社结识了汪晓征，而后走到一起的。其二便是组织了这次登山活动，殊不料却导致了一个用心血编织的梦的破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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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我曾仔细阅读过汪的行动日程，训练计划，装备项目表，感觉到这是一个很细心肯动脑筋的小伙子。但是他毕竟太年轻了，少年得意使他不免有些自负，他忽视了登山的两个最为关键的要素：山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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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7月31日，包括3名大学生和3位公司职员在内6名队员，踏上了开往西宁的火车。至此，连同已奉命先行前往西宁打前站的孙平，他们中无一人亲眼见过雪山，有关冰雪作业方面的知识仅限于20日在怀柔基地，王勇峰的20分钟理论课。而唯一能称得上是有过登山经历的汪晓征，此时正忙于国贸大厦的一个野外活动装备展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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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回想起来，生者无不后怕，作为当初非凡勇气的注释，大约是他们相信阿尼玛卿是一座没多大危险的山。从危险性和难度来看，在登山界阿尼玛卿的确排不上号。但老登山们都说：“世上没有绝对安全的山。”1984年，登协副主席曾曙生和老队员陈建军就险些被雪崩留在了阿尼玛卿。何况又是一队毫无登山经验的人，山对于轻视他的人是残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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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按计划他们应该于8月5日到达大本营，15日结束登山活动撤离。这一时间基本符合该峰的登山季节。然而，汪晓征事前计划好的一切却一一泡了汤。起先是一位曾带晓征登过山的前辈因故临时不能前往；然后是因果洛州州庆，买不到长途汽车票，在西宁干耗了数日；祸不单行的是，原定西宁电视台的一名记者，将开一辆吉普车，带上必要装备来大武同他们会合，结果是他们又等了数日；本该塔吉普车来的西宁体育教师江训涛，风尘仆仆地只身赶到，带来的唯一消息是5天后阿峰地区将出现大范围的降水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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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二、
<br>登山活动8月14日才正式开始。见到雪山的欣喜多少冲淡了一些因等待带来的烦躁，穿戴上陌生的行头，大伙儿都沉浸在新奇的愉悦之中。出发前的合影，连马工的脸上似乎都写上了喜悦。不曾想，这样的合影再也没有第二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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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6名队员分为两个结组上山。第一组是汪晓征，王军标（中国地质大学研究生），孙平（北京理工大学学生）。另一组是两位公司职员和一名上海交大学生。在他们修路建营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留守大本营的情况：没有一个具备登山知识的人，没有随队医生，没有同外界联络的工具。这便意味着一旦山上发生意外，山下将束手无策。没有后援，是登山之大忌，这些，他们都忽略了。也许，他们寄希望于这是一座安全的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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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16日11时，第一结组的3人离开C2冲顶，同时第2结组从C1向C2运输物资。下午16时，大本营的江训涛通过步话机向山上队员报告了根据中、短期天气预报，明天凌晨降水即将开始的消息，劝说他们放弃登顶。但顶峰对小伙子们的诱惑太大了，三人都表示顶峰已经很近了，他们一定能登顶。因为没有海拔高度计，他们无法确定当时的确切高度。18时，已经极度疲劳的3个人扔掉了除报话机以外的所有他们觉得累赘的东西，手牵手准备最后一搏。山下一直用望远镜观察的队员报话说有乌云飘过来了，但没人肯放弃。这是他们同山下的最后一次通话。顶峰距他们最高的营地高差逾千米，不携带任何御寒装备在晚上冲顶，这又是违背登山常规的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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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晚上11时，大雪准时光临了。C2的3个人熬过了漫长的一夜，并于17日晨7：30分开始下撤。按道理他们应该等一等上面的人，万一出事也有个照应。但据他们说他们三人只有一副可以使用的冰爪，怕雪再下大了下不去。下山途中，一人曾三次落入冰裂缝，幸好缝不太宽。3人跌跌撞撞，傍晚才回到大本营。事后他们说，这也算是拣了一条命。当晚大本营的人员开了个会，白天负责观察的江训涛称他看见3个黑点快速下撤，估计到达C2不成问题。因假期所限，除江训涛外其余队员决定明日撤营。无论出自何种理由（据说他们与汪有约在先，时间一到即可先行），这一决定都是错误和草率的，说明他们对登山的严酷性和集体观念的重要性缺乏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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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这时山上山下失去联系已经24小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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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两天后，当他们到达大武看见已经先行赶来求救的江训涛时，不由呆住了。然而登山的错误，付出的代价时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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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三、
<br>8说22日，雪山乡3名退伍军人出身的武装干事，仅凭一根牦牛绳，3把藏刀和斧头，爬到5500米处，冒险救下了孙平。山上发生的一切，孙平是唯一的见证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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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16日下午7时零9分，3个小伙子终于尝到了登顶的滋味。兴奋至极的他们忘记了疲劳，拼命拍照，20分钟内拍完了所有胶卷，而后开始下撤。这时才发现步话机不灵了。因为再判断路线上发生了分歧，直到晚上9点多才统一了意见，这时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考虑到摸黑下撤太危险，他们决定就地挖雪洞过夜。路标是必不可少的安全保障，尤其是在路线不熟悉的地区。据队员回忆，汪晓征事先准备了一些路标，但由于种种原因（大约是没体力向上背），路标都留在了大本营。可以假设，如果他们在途中设立了一定数量的路标，无论是对于下撤时争取到宝贵的时间，或是王军标下山求援乃至孙平重新返回正确路线，都将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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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没有任何挖雪洞的工具，3个人用手连挖带掏地弄出一个半人深的雪坑，筋疲力尽饥寒交迫的他们，就这样挤坐在里面。半夜下起了大雪，王军标全身瑟瑟发抖，汪晓征脱下一件薄毛衣给他。3个人搂在一起捱到了天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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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17日晨7点多，雾气刚散去一些，他们开始继续下撤。正如大本营的人观察到的，下撤速度很快。不想在横切一个大陡坡时，孙平一脚踩空，顿时滚了下去。汪、王二人因保护技术的欠缺，被带着一同滚了下去。待终于停住时，孙平发现自己和王军标只是一些外伤，汪晓征却不能动弹了。汪称自己可能是脊椎受伤，孙、王二人于是不敢妄动。3人决定派曾获北京市定向越野冠军的王军标下山求援，孙平留下守护汪晓征。这在当时似是唯一的选择，但不久留下的两个人都意识到了这一决定的错误：第一，山下的“后援”几乎不存在；第二，王体力已经不支，单独行动十分危险。后来的事实表明，当时汪的情况比想象的要好，如若3个人保护着下撤，生还的希望会更大些。自救和同伴间的互救是登山中摆脱困境的第一步，不到万不得已是不应分散行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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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但，一切都已无法挽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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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到了下午4时，汪晓征感觉缓过劲了，遂和孙平一前一后保护着下撤。6时许，走在前面的汪晓征突然滑下一个冰陡坎，孙平及时保护住，但汪的身体已在陡坎下面。孙平看不见他，只听他喊了数遍解开结组。这里有一个疑问：如若汪是觉得需解开结组才能免于悬在半空，他应从自己腰间解开才合乎逻辑。这样会有利于上面的人用上方保护拽他上来。孙平事后说当时他也觉得奇怪，经多次核实后，他还是解开了结组。无论这是一个误会还是情急之中的错误，汪晓征的确因之而失去了一次生还的机会。之后便是孙在陡坎上绕了一个多小时无法下去，喊汪也没有回应，天黑后，他只好在一个冰缝里坐了一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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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次日，当孙平绕下冰坎发现汪晓征时，他躺在雪地上，冰爪相机等物散放在四周，羽绒服脱下来盖着头部。孙平喊他已无反应，但还有呼吸。孙平呆了许久，意识到他们已偏离了路线，即使是救援队上来，一时也难以发现他们，因此必须找一个较好的安身之地。于是他开始四处寻找，但一无所获。在此间，他发现了汪的脚印。由此可以推断，汪滑下陡坎后仍有活动能力，并试图寻找出路，后被一又宽又长的裂缝所阻，只好返回。后经有关人士分析说，汪晓征极大可能是死于长时间体温过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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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当晚孙平在汪身边刨了个雪窝过夜，早晨醒来发现汪已停止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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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此后，便是孙平一人孤军奋战了。在这里，我们实在不能不向这个貌似文弱的小伙子表示敬意。他在亲眼目睹了同伴的离去，完全迷失了方向，除了一包糖没有任何食品补充的情况下，以非凡的毅力独自又熬过4天3夜。关于他在这些天里生生死死的经历，这里就不详述了，值得一提的是，孙平以前没有过任何登山经验，但他充分利用了书本里获得的知识，比如合理分配有限的食品，夜间注意保暖等。加之他个性顽强，乐观豁达，当他独自在山上绕来绕去时，他反复对自己说：“今天一定能找到下山的路。”在雪山上遇险或迷路，能保持清醒的头脑，不放弃任何一次可能获救的机会，是转危为安的重要条件。对于一个初次登山的人，能做到这点是难能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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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遗憾的是在也没有人见到王军标，多方线索表明他极有可能是落入冰裂缝了。这个学业优异，为人厚道，颇有人缘的小伙儿，就这样永远留在了阿尼玛卿。他是刚从外地实习归来，一听说此次活动，当夜打点行装随好友汪晓征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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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汪晓征，王军标，两个爱山的青年，终于将他们的生命之火熄灭在了一个冰清玉洁的梦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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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四、
<br>阿尼玛卿的雨季今年格外长，也许那是它为两个年轻生命挥洒的泪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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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晓征是我们的朋友。临行前他与我们有过许多美好的约定。如果进山前的准备能更具体更周密一些，如果对这座山和本队人员的情况再多了解一些，如果事前的计划能逐项得到落实，如果……痛定思痛，值得汲取的教训太多了。
<br>业余登山活动在我国刚刚起步，这次山难会给这一新生事务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当我接触到了参加这次活动的队员和明年要去登山的队伍，发现他们心中并无阴影，相反，他们更成熟了。当他们表示要将此事作为教训，在今后的活动中，认真地学习登山技术，更稳妥地做好组织工作时，我由衷地为他们的热情所感动。任何悲观和因噎废食的情绪都是不足取的，因为山自有其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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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这就给社会及有关部门提出了一个课题，如何正确引导业余登山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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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汪晓征出发之前曾来过中国登协，请求开一份要求青海气象局为登山提供天气预报的证明。登协副主席王凤桐听他介绍了有关情况后，说象你们这样的条件要登这座山，我们是不赞成的，至少应该请教练讲讲课，进行一些冰雪岩石技术的训练。诚然，为了他们的安全，登协为他们出具了申请气象保障的介绍信。本文开头玛卿县政府传真所提到的“由你会介绍的”大概就是因此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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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至于“未经……准许……擅自进入”一说，倒是有点扯不清了。因我国尚未有任何有关对国内登山者管理的法令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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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随着国内登山爱好者的日趋增多，业余登山活动将蓬勃兴起。拥有技术、装备、资料的有关部门，应当给予他们必要的指导，尤其是在选择山峰和路线，确定最佳攀登时间等方面给予具体的帮助。有条件的话应组织登山讲座和野外实地操作，使登山爱好者们掌握相应的技能。此外，在健全有关法规的同时，应加强山区的救援设施建设，因为登山的危险是不可能完全避免的。这也许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晓征曾有一个愿望，那就是建立一个“山难救助会”。我们愿意相信，经所有爱山的和关心登山运动的人们的共同努力，这个愿望是可以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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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1994年的登山季节过去了，下一个季节即将到来。登山的人又要出发了，因为山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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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1994年12月8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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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附：幸存者孙平写的《阿尼玛卿八昼夜》，链接来自旗云网站
<br>http://www.emg.com.cn/mountain_ani.as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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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3-5-20 22:1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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