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是和格洛曼初试多洛米蒂同时,德国人赫尔曼•冯•巴斯(Herman Von Barth)也在北蒂罗尔开辟了许多长距离路线,比如其单人完攀的“巴斯烟囱”:一条位于贝西特斯加登地区翁特山(Untersberg)上表面光滑的5.5路线。他的狂言——“和我搭档的人必须准备去死”——有效地吓退了一些意欲重复者,但也不得不承认确实反映了在那个年代面对如此巨大的攀登目标时所必须付出的专注。
1880年,著名法国向导亚历山大•伯格勒(Alexandre Burgener)和本尼迪克特•维内茨(Benedikt Venetz),偕同刚刚完成“Grands Charmoz”西南壁的英国登山家阿尔伯特•马默里,决定一道尝试巨人峰(Aiguille du Geant)——当时西阿尔卑斯尚未被登顶的几座主要山峰之一。在抵达一处近乎平坦的岩面区后,攀登陷入僵局,三人留下写着“使用公平的方式绝对无法攀登”的便条后下山离去。两年过后,向导丹尼尔•巴蒂斯塔(Daniele Battista)和让-约瑟芬•马奎纳斯(Jean-Joseph Maquinax)来此实现了征服,他们不仅往裂缝里敲入大批金属钉作为垂直向上的借助,同时还用铁锤在岩壁上修整出合适的支点。
在一次简短的从地面起攀尝试后——皮亚纳在试图用钩子钻眼时坠落五十英尺——队伍决定带着强力钻头从顶峰绳降开线。长达三十天的工作,他们收获了“True at First Light”,一条21段绳距长、5.13b、被皮亚纳评为“你所能想象的最美丽的长距离自由攀登路线”。
2002年12月,斯洛文尼亚组合马蒂亚兹•杰兰(Matjaz Jeran)与罗克•希瑟尼克(Rok Sisernik)完成“True at First Light”路线的第二次完攀,并将难度降级至5.12d,随后和卢卡•方达(Luka Fonda)、斯坦柯•格鲁登(Stanko Gruden)、葛兰•科伦(Goran Koren)一道建立“Story About Dancing Dogs”路线(Ⅵ 5.13a,600米),他们在顶峰固定好绳索后下降,凿出支点,同时毁坏了自然面貌。小约翰对斯洛文尼亚人此次攀登的评价是,它“只是再现了早前美国人干过的勾当。我猜想肯尼亚灌丛中的岩场现在已经顺利成章地沦为‘绳降-打钉’的地盘,再也没有谁会关注那里原本洋溢着冒险色彩的传统。二十五天的‘准备’——他们竟然还以此为荣!这群膨胀钉上瘾者开开心心地抹去先行者们保留下的最后一点探险环境——我看是为这项运动的发展蒙上了一层黯淡的阴影。”
但这还远远不是最极端的大岩壁攀登行为。2001年,李奥•霍丁试图在酋长岩右侧开辟一条新路线。此处的石质与具备能设置良好保护的裂缝系统的“Salathé Wall”相距甚远,传统上属于极限器械攀的地盘。霍丁围绕着几个A4的牛线死磕,如“出身差”(Born under a Bad Sign)、“坏种”(Bad Seed)、“整形手术”(Plastic Surgery)等,虽然四次尝试只到达一半高度,但他还是制造了一些迄今为止这面高墙上最大胆的攀登。从地面起步,不架设路绳(作者注:他每次都要从头开始,以自由攀登方式重爬一遍上次已经完成的绳距),不打钉,做到 “on-sight”多处难度5.12、5.13,甚至更高的路段。最后是一段5.13的长绳距终结了他的努力,在一个双零号微型岩塞上脱落。和5.14b比较,上述等级只能算是平平,但要记住它们几乎全部都是可以被归入极端级或限制级的攀登。能够为此作证的是霍丁的搭档杰森•皮克尔斯(Jason Pickles),他更早时候同样在此攀登,当用“Copperhead”保护爬其中一段时坠落35英尺,受伤休战数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