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驿站剪报（74） ――

无疆界

――  驿站剪报（74） ――

      
绿野驿站，是大家爬山归来小憩的场所，可谈天说地，可谈古论今。

华发渐生、性情日拙，再难找回激扬文字、妙笔生花的文学青春，干脆就给绿野朋友们做一份剪报吧。

保证不违法，均来自公开出版出售的信息产品；保证有出处，并非个人编造撰写；不保证正确与全面，多为一家之谈、一时之见；不保证全部具有阅读价值，仅仅是个人觉得还有点点新意、点点含义、点点预见的零碎信息。

爬山归来，执茶临风，闲话桑麻，见仁见智，一份轻松的小小剪报为大家助兴；茶未凉，兴已尽，且让它随风而逝。

来自旧版论坛的签名

第一驴志――我心无疆界http://www.lvye.org/WUJIANGJIE/

第二驴志――绿野仙踪.一种轨迹http://www.lvye.org/GUIJI/

无疆界

1、城市贫困人口正在发生危险的“代际转移”

日前在一个以城市贫困为主题的研讨会上，数十名经济学家提交的在不同区域做的调查报告，都给出一个相同而清晰的描述：近年来，城市贫困问题并没有因为我国经济高速增长而有所减轻，相反表现出明显地加重。新出现的城市贫困群体中，大部分人有工作能力并且愿意工作，但没有工作机会。这样一个庞大群体可能来自：国有企业改革和调整导致失业的群体；资源枯竭型城市里大量具有正常劳动能力的城市居民；退休较早、仅依赖退休金生活的老年人；流入城市、成为城市新贫困阶层的大量农村人口。同时，社会保险、教育培训、医疗保障等制度上的缺位与失效，也在随时随地制造和产生着新的城市贫困。他们的子女由于没有一技之长，只能盲目地在北京、深圳、武汉等大城市频繁转移，一年到头挣得的工资，只够温饱。经济学家们说，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贫困一代的子女的待业预示着，城市贫困将部分地发生“代际转移”。国家计生委政策法规司司长于学军也认为，今后我国有两类人群容易陷入贫困：一类是进城的农民工，他们的贫困呈代际传播态势，可是第一代人对贫困还无所谓，第二代或第三代贫困者就难以忍受了；第二个容易贫困的社会群体，是老年人口，他们的贫困发生率大大高于其他人群。



2、中国很快会面临来自更不发达国家的非法移民潮

日前据媒体报道，2004年到广东旅游探亲、投资设厂、经商贸易的外国人超过1200万人次，其中极少数外国人有违法甚至犯罪活动，外国人犯罪成为影响广东治安的一个因素。2004年，警方查获外国人非法入境、非法居留、非法就业的“三非”人员近8000人，比上年同期增加了600人，被警方遣送出境的外国人有338人。广东警方查获的违法外国人，以东南亚、南亚和非洲国家国籍居多，估计省内非法居留外国人约有10000人，他们明知签证已过期仍非法居留，目的是在省内非法就业。报道说，广东省内有犯罪行为的外国人，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如广州、深圳、东莞等城市。其实不仅仅是广东，在北京、上海等地也存在上述情况，安邦分析师认为，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很快会面临来自更不发达国家的非法移民潮。非法移民在许多发达国家一直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会给当地的社会治安、人权、教育、医疗、城市管理等带来一系列冲击，会极大的增加当地政府的管理成本，有时更会带来政治问题。此次广东的非法移民已经在提醒我们要高度重视来自更不发达国家的非法移民潮。



3、中国的人口政策要转向“调整结构为主，控制数量为辅”

知名国情研究专家、清华大学教授胡鞍钢近日表示，中国今后人口政策的目标，应逐步转变为以调整人口结构为主、控制人口数量为辅。他认为，在人类发展指标（HDI）水平极低的情况下，人多必然是坏事；而当HDI达到高水平时，人多必然是好事。从中国长远发展趋势看，当HDI逐渐进入高水平，人多就可以从坏事向好事转化、从人口包袱向人力资源财富转化。他说，中国过去的人口政策特别是计划生育政策完全是迫于人口数量压力，目前人口数量压力减轻了，但例如人口老化、男女比例失衡等问题开始浮现，人口政策面临条件已发生变化。同时，中国的人口问题是一个历史长期积累的问题，不可能用短期政策就能调整过来。从人口自身发展的特点和政策调整作用所形成的逻辑可能是：先严格控制一代人，后主动调整一代人；先控制人口数量，后调整人口结构。因此，中国今后的人口政策应逐步转变为以调整人口结构为主、控制人口数量为辅，逐步调整人口年龄结构和人口城乡结构。从生育政策看，胡认为有专家提出的“二孩晚育软着陆”政策调整设想是适宜的，其方案也切实可行，但这一调整需花至少一代人时间，并需要精心设计，以免引起国内外强烈震动。同时，在制定人口政策的时候，对“人口红利”的问题要给予足够重视，研究表明，按现在的政策，到2015年中国的“人口红利”就要结束。



4、国内的贫富差距源自“权力掠夺”

日前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在谈到中国改革困局与转轨路径时指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多年来一直是市场经济，东欧国家现在也基本是市场经济，但他们中的大多数国家却没有中国这么严重的收入差距问题。所以，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不是造成收入差距失控的根本原因，否则世界多数国家都会因为私有制和市场经济而动荡不安了。原因肯定在于其他制度架构上。中国在没有可靠的权力制约机制的情况下，又偏偏什么都控制在行政权力手中，还通过国有银行等让资源由政府来配置，问题就出在这里。从根本上说，国有制、极强的政府管制以及不受制约的行政权力，是导致贫富差距恶化的根本原因。一是权力不受民主监督制约，二是通过国有制与行政管制让政府控制的资源权力太多，这两者加在一起形成了最有利于腐败的温床。同样的道理，当老百姓的金融储蓄和资源都掌控在国有银行与政府部门手里的时候，谁有权力，谁有关系，当然谁就能发财，权力关系也决定了谁能找到高收入的工作。由于行政权力掌握了所有的资源和审批权，这也逼着每个想发财的人只能走官商勾结的道路。这就是说，当政府掌握所有资源的同时行政权力又不受制约的时候，政府在代替市场分配资源时，资源的配置就会既不符合效率原则，又不符合公平原则，而只会符合权力原则，这样的经济是权力经济。一旦认清收入差距恶化的原因之后，我们发现应该做的恰恰不是放慢市场化改革，而是要加快

来自旧版论坛的签名

第一驴志――我心无疆界http://www.lvye.org/WUJIANGJIE/

第二驴志――绿野仙踪.一种轨迹http://www.lvye.org/GUIJI/

无疆界

1、香港停征遗产税增强引资吸引力   

香港实施了近一个世纪的遗产税，自2月11日起，彻底与市民告别。按照法案的规定，在2月11日零时之后去世的人，其遗产将不再需要缴纳遗产税。虽然取消遗产税，将使港府每年减少约15亿港元的税收，但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马时亨指出，取消遗产税能够促进香港成为一个更重要的资产管理中心。他认为，亚洲地区的储蓄率高、经济前景乐观、银行、基金及保险公司持有的退休金资产庞大，加上内地逐步扩阔投资渠道的政策方向等因素，都有利香港资产管理业进一步发展。同时，取消遗产税能够促进香港成为更具竞争力的国际金融中心。因为亚太地区内，印度、马来西亚、新西兰及澳大利亚等国已先后取消了遗产税，并且欧洲地区的意大利、瑞典等国也取消了该税项。倘若香港不采取措施，香港面临的竞争压力将会加大，金融市场的占有率可能出现萎缩。所以，取消遗产税为进一步开拓资产管理业务消除了一个主要障碍。香港学者也认为，除股票市场外，香港在取消遗产税后，还将有助于进一步吸引那些已因免征资本利得税政策而涌入香港的海外资本。



2、海南变相发展博彩业进入学者讨论层次

据海南当地媒体报道，三亚将借鉴中国澳门、美国拉斯维加斯、韩国济州岛和摩纳哥公国等典型的“国际旅游特区”的成功经验。三亚市旅游局一位人士表示，“按此思路，对此类低端旅游者和消费者将会有一些门槛限制。”不过，三亚此举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事实上，上月初，“2005博彩产业与公益事业”国际学术研讨会暨高层论坛就在三亚举行。论坛吸引了香港马会、澳门博彩业经营人士参与。而在不久前举行的东亚经济合作论坛上，澳门大学一位著名教授就提出，建立包括海南在内的“环北部湾经济带”，应该适当开放博彩业，否则“几个穷兄弟挤在一起，互相取暖还可以，发展经济则缺乏动力”。海南省旅游研究所一位知情人士私下表示，海南方面早就有推动上面同意在海南开放博彩业试点的意愿，但却因为“时机还不成熟，一直没能正式提出来”。海南省旅游局副局长陈耀在认为“博彩不符合中国国情”的同时，也表示，不排除某些含有一部分博彩因素的娱乐项目。



3、从重庆的呼声看中央向地方分权的必要性

在日前召开的2006年重庆市工业经济工作会上，重庆市常务副市长黄奇帆提议应该成立三峡银行以缓解三峡库区融资难的问题。一位重庆银行业人士引述黄奇帆的观点透露，由于各大商业银行大举撤销区县商业网点和上收信贷权限，三峡库区的金融环境较差，导致企业融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应当成立专门的三峡银行。报道称，重庆市人大常委会三峡库区产业发展检查组去年9月在完成了对7个库区产业化项目实施情况的检查后已提出了“创办库区产业发展银行”的构想，并计划于今年将此议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
在去年，重庆还提出过另一个要求――在三峡库区成立经济特区。由于建设三峡大坝，重庆有九个市县的大片良田被淹没，农民失去了土地；许多工厂也被迫关闭，造成大批工人失业。尤其是过去多年来，库区出现了产业空心化，使得库区经济必须靠中央“输血”解决。由于库区经济长期停滞不前，造成大批失业，失业人群成为影响社会安定的严重隐患，重庆市政府急需为库区找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重庆市负责库区工作的副市长余远牧不久前表态，对于有专家提出在三峡库区建设经济特区的建议，市政府应该努力争取。刚刚上任不久的重庆市委书记汪洋，到任后视察的第一个地方就是库区。他明确提出，要把三峡库区发展作为重庆市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工作，是统筹城乡之重，富民之要。
重庆市的呼声实际上提出了一个问题：中央与地方如何平衡责任与权利？说得更白一些就是，中央如何向地方分权？这在问题在中国很现实，也很急迫。
在中国目前的体制下，政治上的权力高度集中在中央。在财政权力上，自实行分税制之后，中央的财权也日益加重。但随着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和推进，过于集中的权力已经不能适应现实的需要，一个突出的表现是地方政府的“事权”与“财权”的不对称。
根据公共财政的基本原理，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职责不同，提供的公共物品受益范围也不相同。现行财税体制对各级政府的事权划分并不合理。基层政府特别是县乡两级，承担着许多全国性的公共服务责任，包括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公共医疗卫生，一些特定的地区，比如重庆三峡库区，担负着沉重的支出责任，却没有相应的收入来源。沉重的责任与不充分的转移支付的结合造成了公共服务水平的巨大差异。而在不同地区之间，差距也在拉大，各省级单位之间，最高人均预算支出和最低人均预算支出的比率已经从1960年的6.1上升到1999年的19.1。成立三峡银行的呼声从表面上看是解决当地融资问题，实际上深层次表达了地方要求在发政府债、税收、金融等一系列由中央管理领域里分一杯“羹”的呼声。
据海外媒体报道，有高层领导前不久在地方考察工作时表示，地方政府不要把矛盾都上交中央。这是中央在敦促地方尽好职，办好地方的事，这无可厚非。但同时也应该反思的是，为什么地方“乐于”把矛盾上交？什么体制与机制才使得地方愿意做好自己的“事”？行政要求显然不是有效的方式。在集权的机制之下，必然会出现矛盾集中上交的问题。
只有适当加大分权，才会让地方承担更多与之匹配的责任，才会使地方官员不再完全“唯上”，才会使地方政府更多地关注当地的要求，才会减少上交中央的矛盾。



4、美国经济为何比统计的要强很多？

近日据美国《商业周刊》报道，传统的统计方式未能真正反映美国的经济状况，事实上，美国经济较数字展现的状况为佳。报道指出，目前的统计方式未能配合经济形态的转变，许多隐性经济因素并未被列入计算。新兴的知识经济在软件和以未来为考量的投资，如职训及创新和研发的投资，甚至高于传统的投资。美国政府的经济分析局最近几年也开始将企业在软件方面的投资列入计算，因为目前企业界在软件方面的投资一年已超过1500亿美元，远超过在硬件方面一年约1000亿美元的投资。根据《商业周刊》的估计，美国前10名的大企业在研发方面的投资2000年起已增加了42%，至近110亿美元。创新设计及研发方面的投资在经济上扮演的角色愈来愈重要。若以传统方式统计，美国的投资在2000年初期占全国开支的18.3%；如把创新研发方面的投资列入，投资总额应占全国开支的25.1%。这些知识经济发展下的现象解释了外资持续在美国投资的原因。这些未被列入的因素也影响到国际经贸的正确估算。例如许多已有完整专业训练的劳工透过移民或其他方式进入美国就业市场，美国不用花费任何人员训练的成本，就唾手可得专业人力资源。人力资源的转移对经济的影响并不下於硬件外销的意义。因此，在全球化趋势下，评析经济状况时，应将知识外销的概念列入考虑。

来自旧版论坛的签名

第一驴志――我心无疆界http://www.lvye.org/WUJIANGJIE/

第二驴志――绿野仙踪.一种轨迹http://www.lvye.org/GUIJI/

无疆界

1、城管标准过高加大权力寻租空间

最新一期《掺望新闻周刊》对中国城市管理中的“高门槛”怪圈现象进行了剖析：许多东南沿海发达城市政府部门在打造“现代城市”等理由下，把一些行业管理标准抬得非常高，不切实际的高标准使每个城市都有几十万跨不过门槛的“非法经营者”。城市行业管理由此陷入一个恶性循环：某一行业市场混乱――政府抬高准入门槛――许多人转入地下――整体市场更加混乱。这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统计数据的真实性，加大了政府决策难度。早前，经济普查数据高出常规统计数据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由于大量的城市服务业未进入常规统计口径所致。值得注意的是，现在这种“高标准”催生出城市大量地下经济，城市管理成本抬高，利益冲突激化，寻租空间增加。以“高标准”绕过法律对权力的约束，占领本属于法律的辖地，把许多人逼成“非法经营者”，从而实施控制。这实际上是行政权力对法制的一种僭越。



2、国际商业领袖重视什么样的城市资产？

英国《金融时报》近日撰文指出，新近的一份报告称，外国投资的地点选择，正越来越受到一个城市的建筑、人文景观和气候等“软”因素的影响。尽管商业人士主要注重税收优惠政策、劳动力成本和市场准入等“硬”因素，但他们发现，仅凭这些因素，他们越来越难以区分城市间的差异。上述报告警告称，纽约、伦敦、巴黎和香港等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接受地，正面临来自圣保罗、多伦多、开普敦和多哈等后起之秀的挑战。各公司认为，市场进入的难度日益降低，员工成本更趋一致，同时许多国家正放宽监管环境，并提供税收优惠政策。调查发现，除了强劲的经济以外，商业领袖们还将宜人的气候、浓厚的文化传统、出色的建筑风格以及娱乐设施等列为一座城市的主要资产。该报告同时还抨击了“知识经济”是城市吸引投资的最佳框架这一观念。报告表示，“知识经济”国家这一大受吹捧的理念，是对“低成本”挑战的一种回应，但从总体上讲，这种理念的广泛采纳，并没有引起投资者的关注，也没有产生人们期待的不同之处。



3、简单用恩格尔系数来判断富裕与否委实不妥  
  
北京社会心理研究所日前公布了一项调查结果。调查显示，在北京市民2005年各项消费支出中，食品支出的比例达35.2%，即恩格尔系数为35.2%。而按照国际标准，恩格尔系数30%～39%为富裕，低于30%为最富裕。北京社会心理研究所的专家因此认为，北京市民已经达到了国际上认可的富裕水平。
这次调查显示，排在食品支出之后的消费支出项为教育、住房、医疗保健，这三项支出，哪一项不是普通市民家庭的沉重负担？刚刚解决了吃穿的基本问题，又背上了如此沉重的负担，这能说是“国际富裕水平”吗？事实上，一个国家或地区是否达到了“国际富裕水平”，不仅要看恩格尔系数，还要看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水平。中国的社会福利水平并不高，尤其是社会保障救济制度更是薄弱。不久前发生的父亲为救患病的女儿给几位富豪写信求助的事，充分说明我们的社会保障水平还很低。可以说，如果没有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和社会保障救济制度，一个国家的富裕水平就很难体现。从这一点来说，我们离富裕其实还很远，可能还需要很多年的努力，才能真正达到“国际富裕水平”。更重要的是，我们并不怀疑北京市民的富裕，但是，北京的富裕仅仅是北京的富裕，并不意味着北京周边地区也富裕了，更不意味着全国都富裕了。我们知道，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地区差距很大，特别是西部农村以及其他老少边穷地区，很多人的生活还很艰难，有的连孩子的学费都交不起。而和谐社会的目标，就是要最大限度地消除这种差距，实现均衡发展。因此，我们现在需要特别关注的，并不是像北京这样的地方富裕到了什么程度，我们更该关注北京这个资源富集地带和贫穷落后地区的差距有多大，从而激发我们建设和谐社会的内在动力。如果一个地方的富裕不能带动更多地方的富裕，如果一个地方的富裕和更多地方的贫穷长期共存，那这样的富裕必须经受某种伦理的追问。



4、历经数次“减肥”我国公务员数量依然大大超标   

尽管公务员队伍数次“瘦身”，然而老百姓对“瘦身”后的效果却并不满意。零点研究咨询集团在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亚洲部的指导下最新完成的《中国居民评价政府及政府公共服务报告》显示，近七成的民众认为目前政府公务员的总量应该减少。据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副主任王健介绍，按照公务员与GDP的比例指标来看，我国公务员数量大大超出发达国家。该项调查使用多阶段随机抽样方式对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8个城市、7个小城镇及其周边地区的4128名调查居民进行调查后显示：67%的居民认为政府公务人员的总量应该减少，认为应该增多和保持现有规模不变的只有10%和5.9%。其中，城市和小城镇居民认为公务员数量应该减少的感觉较农村更强烈，比例分别达到87.1%和88%。本次调查显示，从一年内接触过政府部门的居民来看，居民对政府部门反映不满意的原因当中，“办事拖拉”排在第一位（36.6%）。对于如何减少公务员的数量，近一半（43.3%）的居民认为政府各部门的公务员数量都应减少。另外，也有近两成（19.4%）的居民认为只有一些部门应该减少，而另一些部门应该增加或者不变。那么，“官民比”是否真的高了？专家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务员规模是否适度不仅需要考虑“官民比”，而且要考虑公务员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公务员的行政效率。据王健介绍，判定公务员适度规模的经济指标应该是――公务员人数与本国GDP的比例。公务员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了多大的作用，需要以单位GDP的公务员人数来衡量。虽然我国财政供养人员占总人口的“官民比例”只有1比26，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是从经济视角考察，财政供养人员与GDP之比看，我国为39人/百万美元，大大高于发达国家，目前美国为2.31人/百万美元，日本为1.38人/百万美元。这就意味着，从这个标准看，我国公务员“超标”近20倍。

来自旧版论坛的签名

第一驴志――我心无疆界http://www.lvye.org/WUJIANGJIE/

第二驴志――绿野仙踪.一种轨迹http://www.lvye.org/GUIJI/

无疆界

1、行政手段是转轨阶段的有效调控手段

对于近两年的宏观调控，有不少人批评政府行政手段运用得太多，市场手段太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所长夏斌认为，对行政手段不应一概否定，应该对中国处于转轨阶段的经济特点和社会形态有充分的了解。夏斌举例说，货币政策是总量政策。全国开发区7000多个，大家都觉得开发区太热了，是个问题。按照教科书的理论，应该用货币政策进行总量调控来控制。可是，你北京收紧银根，政策效应能传递到一个地区、一个县的开发区贷款吗？根本不可能！为什么？当地的行长、市长和开发商完全可勾结到一块，宁可对企业正常的贷款不放，也要保证开发区土地开发的贷款。这种情况怎么办？靠市场手段没有用。中国政府的做法就是行政调控，国务院发一个文件，只有一张纸的成本，宣布谁再搞撤谁的职！有的当官的就是怕丢乌纱帽，这一下子就抓住他的要害，不就管住了嘛！开发区砍掉了60%。这就是中国特色，转轨经济的特色，因为我们还没有转轨到完全成熟的市场经济。所以只要把土地管住，把开发区砍掉，贷款就得到控制。这不是用货币手段把贷款给调下来，而是行政手段。



2、发改委扩大审查政府定价难解公信力不足困境

日前，国家发改委对外公布了《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新办法》的一个明显特征是扩大了价格监审范围。发改委价格司官员表示，《新办法》相比《旧办法》，一个突破是对成本监审目录的制定作了进一步明确和规范，“根据市场的一些具体情况，如果价格波动厉害，即使是非政府定价范围的商品，也将进行成本监审。”上述新内容，意味着一些非政府定价的重要商品和服务等内容，可以根据需要，进入成本监审范围。例如，2005年发改委新增了不少成本调查内容。如农民增收、“天价月饼”成本、煤炭流通费用、重要工业品成本、化肥成本等。不过，《新办法》尽管强化了政府价格成本监审的力度，但仍需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以提高政府价格成本监审的权威性和对垄断价格的监控。由于在核算原则、办法、口径等诸多问题上，全国尚无统一尺度，从而导致政府价格监审结果公信力不足。广东省价格成本调查队李群智也指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总感到成本监审没个准，有的核算结果是既说服不了自己，也说服不了他人，更说服不了听证代表。”



3、审批权部分下放并不意味着外商投资商业企业标准会改变

尽管按照商务部外资司去年年底下发的《商务部关于委托地方部门审核外商投资商业企业的通知》，自今年3月1日起，部分外商投资商业企业的审核权限将下放到地方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和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办理，但是业内目前对此反应并不十分热烈。“我们预计，在3到6个月内，外商投资商业企业的审批标准不会有明显松动。”一家曾为多家外资企业的在华投资进行注册审批工作提供服务的咨询公司老总如此表示。按照一位业内专家的看法，“现在外资进入商业领域的范围持续扩大，步伐也加快了，如果审批权限仍然集中在商务部，工作效率自然会受影响，所以商务部将一部分工作委托给地方部门来做。”但事实上，商务部的通知里明确指出，只是委托地方部门办理有关事务，并不是真正的权限下放，所以虽然手续、程序有所简化，但实质的审批标准并没有改变。按照现行《外商投资商业领域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商务部在收到企业的全部申请文件后，应当在三个月内做出决定。而据预计，如果在地方商业部门审批，审批时间有望缩短到一个月左右。但是审批时间的缩短并不意味着审批标准的改变，商务部在通知中有严厉的监管措施规定，违者将受到警告甚至被收回审批权。流传于业内的一个说法是，自2005年12月起，商务部对于外商投资商业企业的审核较以前有更加严厉的迹象，是为了给地方商务部门做出表率，警告他们不得擅自放宽标准。对于“此次调整对小型超市和便利店等较小店铺放宽、而对大店仍然严加控制”的说法，有专家也表示，政府在形式上的“抓大放小”，并无政策鼓励或限制之意，商务部此番放权并不会改变政府一贯以来的思路。



4、国内环境问题需要政治化和公众化

作为“十一五”规划的开局之年，2006年是体现中国决策层治国方略调整的起步之年。环境保护作为一个有力的“武器”，将在这种调整中发挥重要作用。
回顾2005年，中国的环境保护经过了跌宕。在国内对环保关注日益加重的时候，对中国环保事业有过实质贡献的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因为松花江污染事件而引咎辞职。曾在2005年刮起“环保风暴”的中心人物――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也在去年一度从媒体中消失。中国也因为松花江污染的国际性影响，而再次处于尴尬的局面。
这些代表性的事件，既显示了国内环境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也显示了在中国搞环保的复杂性。追根溯源，既有的经济增长方式和发展观，是导致环境问题恶化的根源；而来自不同的地方政府、企业和其他利益集团的阻碍，是导致环保推进困难的阻力。
然而，正如在能源问题上一样，中国在环境问题上已没有什么退路。各种各样的环境污染、大范围的水系污染、生态破坏与退化、由环境引发的疾病与公共卫生事件……这不仅损害了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还使得人们当前的生存面临环境危机。同时，中国因为环境问题在国际上也时常面临尴尬与挑战。按现在的趋势，可以肯定中国将在《京都议定书》对中国生效后遇到的大麻烦。与过去不同的是，环境保护在中国不再只是一个政府形象和宣传工具，而是一个可能损及政府执政的现实而紧迫的问题。
这种局面使得环境问题在中国的公共政治与社会生活中有了提升的必要――中国需要把环境问题政治化和公众化。所谓政治化意味着，“讲环境”也应该是“讲政治”；公众化意味着，在环境保护中更多体现公众的意志，而不只是政府与利益集团的意志。实际上，真正公众化的环境保护，也正是对中国政治生态的一种发展。政治化对市场经济的很多方面是有害的，但适度的政治化对中国的环境保护却是大大的有利。
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的声音今年重新出现在媒体中，可以看作一个有代表性的信号。这意味着，在中国的环境保护实践中，将允许出现更多批判性的思想，允许更多的公众意志参与，允许更多的对政府的批判，而不是像过去一样，只有个别政府机构和民间团体在默默独行。
潘岳在接受《南方周末》专访时指出，从国际发展经验来看，在环保等公共事务上，市场向来是失灵的，转型期的政府正处于经济发展的关键时刻，对公共事务的管理往往显得力不从心。这就需要依赖公众的力量。公众是环境最大的利益相关人，拥有保护环境的最大动机，只要有合适的渠道，就能释放出巨大能量。世界上很多国家的环保例子说明，公众参与能够在可持续发展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中国公众目前的环保参与程度还很低，原因不是公众环保意识淡漠，而是缺乏参与渠道。
事实上，要解决中国的环境与资源问题，小修小补已经不能解决问题了，一定要从决策和战略入手，然后将其转化为可执行的法规和政策，并辅之以严厉而透明的公众监督。中国正式提出搞环境保护已经三十多年了，但仍然完全重复了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未来要真正扭转中国在环境污染上的被动局面，必须在执政和民生的高度来看待和解决问题。

来自旧版论坛的签名

第一驴志――我心无疆界http://www.lvye.org/WUJIANGJIE/

第二驴志――绿野仙踪.一种轨迹http://www.lvye.org/GUIJI/

无疆界

1、有必要将推动改革与构建和谐社会进行有机结合  

在刚刚过去的2005“改革年”，从暂停国企改革管理层收购到质疑整个国企改革的合法性，从断定医改失败到否定教改、房改，从悲悯弱势群体到谴责“主流经济学家”，有关“不负责任的改革”和“不能不负责任地批评改革”的争论一度空前激烈。日前，《南方周末》援引国内有关学者表示，中国改革经济学家非但无罪反而有功。该报具有明显的官方背景，且以支持改革和贴近社会实际而著称。因此，该报特意在编者按中指出，虽然改革大势不可逆转，但不能不承认，叫缓改革、质疑“主流经济学家”所提出的问题有一定的事实基础和群众基础，应予重视并予解答，才能解开人们的心结。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之前国内诸多网民通过论坛对皇甫平（周瑞金）先生在东方网的访谈《答<东方网>编辑先生问》展开了猛烈的“口诛笔伐”，后者近十几年来以关键时刻支持改革而著称。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国内曾出现一种反对改革的保守思潮，皇甫平及时发表了一篇支持改革的重磅文章，有力地配合了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精神。这一次皇甫平在接受东方网采访时自认有责任“触及时弊、为民请命”。但与90年代初改革阻力来自部分上层的情况有所不同，目前社会中大量特困群体的存在，是矛盾凸现期的一种突出现象，这似乎为质疑改革提供了事实依据。既然皇甫平认为有责任“触及时弊、为民请命”，那么眼下就有一个现成的、涉及一大批“民”的“命”的“时弊”，急需要“触及”和“请”。皇甫平先生说“缩小贫富差距，不应当是人为地压制致富，而应当通过平等的权利保护和提高穷人发财的速度。”但究竟如何做到“通过平等的权利保护和提高穷人发财的速度”呢？目前的制度在客观上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这个差距。相比之下，《南方周末》的编者按就比较切中问题的要害，即对具有一定事实基础和群众基础的叫缓改革的声音给予重视并予解答，以开人们的心结。分析员认为，中国社会之所以在改革开放前期能保持和谐，与民众的支持是密不可分的。而在当前建设和谐社会的大局下，必须通过完善制度使广大民众继续成为改革大业的坚定支持者。自然，这需要对利益集团进行必要的“调控”。



2、中国应该利用欧盟的“歧视”来促进改革

日前欧盟与中国在维也纳的会晤中，中国外长李肇星在欧盟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上，几乎压不住怒火。奥地利媒体称，“通常总是很友好和善的中国外长”在谈到市场经济地位时明显地动了气，认为欧盟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是基于偏见和歧视。他认为欧盟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只能伤害欧盟自己：“我们还是照样做生意。”让中国人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欧盟承认俄罗斯的市场经济地位，却不承认中国的。欧盟外交关系与欧洲邻国政策专员费雷罗－瓦尔德纳尔强调：“我们当然对这个题目的重要性是很清楚的。”他说，中国虽然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努力，但在欧盟关于市场经济的五个要求中，有四个还不完全符合要求。分别是：一、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如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干预；二是在公司治理方面，应当确保透明和非歧视性公司法的存在和实施；三是在法规方面，应保证所有企业在破产程序中的平等；四是在金融领域，应该在银行领域遵守市场的法规。虽然欧盟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有政治原因，但中国不能只会动怒，应该“化害为利”，利用欧盟的歧视来加快改革。客观来看，欧盟所指出的四条问题，在国内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而纠正这些问题与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方向是一致的。说白了，中国的转型不是为了欧盟，而是为了中国自己。



3、不能坚持市场化取向的精英是媚众的“伪精英”

日前，经济学家钟伟在分析改革的方向出现摇摆的原因时表示，其实老百姓并没有反对改革，他们最想解决的是其切身的利益问题。现在的情绪实际上也反映在经济层面，因为其合理的经济诉求没有得到满足，比如他们的土地被征用了，却没有得到合理的补偿，下岗了，却没有得到有效的养老和医疗保障等等，这些都是经济诉求，群体性事件的特点往往是大规模对自身利益的要求。同时，钟伟认为，在个人的私权得到重视的同时，社会出现了一些符号化的人物，这些符号化的人物是很有趣的。比如，第一个符号就是郎咸平。但这个符号的出现既未对中国国企的改革做出贡献，也未提出能够使国企改革有效益的、较之目前更好的市场化方案。只提出了一个问题，这就是国企体制转轨过程中的不公平。另外一个符号是易宪容。他对房地产这儿应该跌50%、那儿跌30%的鲜明呼吁，激发了消费者的情绪，认为房地产开发商都不是好人等，开发商阶层完全被丑化。实际上，在这场争论中，政府得到了一次次的土地出让收入，开发商获得了暴利。钟伟最后表示，基层要的是不能借改革的名义剥夺和侵害他们的经济利益、公民权利；符号们不能对种种令人困惑，存在着诸多弊端的改革只拆不建；所谓精英们如果不能坚持开放，坚持市场化取向，那无论他的话语多么煽动人，都仅仅是媚众的“伪精英”。



4、中国人恨的不是市场化，而是伪市场化

近期美国马里兰大学国际政策态度项目和民意调查机构“环球扫描”在全球20个国家进行了抽样民意调查，结果发现，中国人热爱自由市场经济的程度甚至超过美国人，名列全球之首。对于中国人的这种举世无双的“市场迷恋情结”，美国《华尔街日报》的解读是：“对一个新年人人都说‘恭喜发财’的国度而言，我们应该感到惊叹吗？”然而，令人感到迷惑的是，在当今中国却涌动着一股对市场化改革方向深深怀疑的潜流。可以说，目前是许多中国人对市场化改革方向最为怀疑的时期。2005年中国网络言论争辩经改方向的规模之大，程度之烈，抨击“主流经济学家”的炮火之猛，可谓“不同寻常”，以至于一些老资格的改革家、理论家，如高尚全、刘吉等，都不得不亲自出马，为经改方向辩护。更为不同寻常的是，对经改方向的质疑，如今已经从底层民众、普通网民扩展到中国的知识界。毋庸置疑，某些不当或过于匆忙的改革措施也败坏了市场经济的声誉，但大多数中国人不愿意再回到共同贫穷的昨天。实际上，中国人恨的不是市场化，而是打着市场化之名来非法捞取利益的伪市场化。前述民意调查结果显示，中国至少有超过70%的人，仍想通过公平的市场经济机制来实现他们的致富梦想。

来自旧版论坛的签名

第一驴志――我心无疆界http://www.lvye.org/WUJIANGJIE/

第二驴志――绿野仙踪.一种轨迹http://www.lvye.org/GUIJI/

无疆界

1、新农村运动农民要自掏腰包3万亿？

着力于缓解发展不平衡和启动内需，“十一五”规划把“新农村建设”放在重要的位置。去年中国农民人均现金收入2450元。根据国家发改委产业研究所所长马晓河在江西赣州、四川泸州等地25个村庄的调查，当前开展新农村建设，按照一定标准要满足农村道路、安全饮水、沼气、用电、通讯、广播电视等建设，扣除已经建设完成的投资项目，全国平均每位农民需要投资约为1700元到4900元，其中贫困山区、丘陵和一般地区投资需求较大，而城市近郊投资需求相对会低一些。农村问题专家预测，“十一五”期间中央财政用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至少为3万亿元，可以为相关企业带来5、6万亿的投资空间。农村搞建设，钱从何来？分析师在中央提出“新农村运动”及大规模建设农村公路时都反复地讨论过这个问题，认为资金是这些问题的一个巨大而现实的瓶颈。中央财政能全部掏吗？按每位农民掏4000元算，8亿农民就要掏3.2万亿元。要农民掏钱搞新农村运动，这面临不小的困难。



2、中国农业发展继续照搬西方模式“肯定会一地鸡毛”   

近日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表示，我国农业照搬欧美公司化模式已经导致非常大的损失，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如果继续照搬西方模式，“肯定会一地鸡毛”。世界农业经营模式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以美国、欧盟等西方发达国家为代表的公司化农业体系，其特征是大农场、规模化经营；另一类是以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为代表的小农国家的综合农协体系。“中国农业之所以出问题，主要是因为错划了类。”温铁军指出，欧美模式有它特别的背景，这些国家每个劳动力对应的土地规模是我国的800多倍。而中国小农经济几千年亘古没变，且土地严重短缺，农村劳动力严重过剩。“以小农经济的基础去照搬欧美模式，其结果是灾难性的。我国过去照搬欧美模式，已经导致2.4亿农户利益受损。”温铁军说，国外以新农村建设为名的农村重建计划，主要发生在东亚以小农经济为主的国家和地区，这种模式走的是综合农协模式之路。我国的新农村建设，应该借鉴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综合农协模式，但必须找到规避这种模式的高成本问题的途径。



3、最新现代化报告为继续推进改革大业摇旗助威   

中国科学院最新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称，在未来50年里，中国社会现代化需要完成两次社会转型，一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型；二是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从城市社会向城乡动态平衡社会转型。这份《中国现代化报告2006》是中科院现代化研究中心于7日发布的。该报告以社会现代化研究为主题，预测这两次转型将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人五千年形成的传统习惯和生活方式，导致社会利益和社会角色的重新洗牌。报告提出了到2050年时要完成的如下基本任务：城市化率提高至80%左右；信息化率达80%左右；出国旅游率达50%左右；汽车普及率达50%左右；预期受教育年数超过17年；农业劳动力、生产性职业比重分别年下降5%和2%左右，知识性职业比重年上升3%左右；人均预期寿命逾八十岁，养老、医疗和失业保险覆盖率达百分之百，人们可以自由合理流动，按2002年价格最低月薪超过1300美元，绝对贫困和童工率下降到零。众所周知，中科院是最权威的官方研究机构，报告的提出显然有着深刻的战略背景。纵观刚刚过去的2005改革年，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失衡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严峻程度，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建设成为中国高层最为关注的战略性话题。与此同时，中国社会出现了对过去改革历程的“反思”。值得警惕的是，这种“反思”可能激起普通阶层对改革的逆反心理。在这种情况下，由官方权威研究机构发布中长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预测报告还是非常必要的，发布时机选在2006春节刚过也是很有考究的。我们注意到，报告中包含了大量的社会发展指标，其中很多指标大大超过改革前期的预测，这当然是考虑了全球经济迅猛发展的现实后提出的，若能实现之将是非常伟大的成就。而美中不足的是，报告中关于“以2002年价格最低月薪超过1300美元”的预测。收入是公众非常敏感的话题，由于改革开放以来普通阶层的收入增长速度与生活条件改善幅度反差较大(住房、医疗、教育、养老条件全面恶化)，很容易让公众对这类“指标”产生不信任情绪，这一点从大量网上论坛的内容即可看出。下一步，有关机构应该就2050中国经济与社会的中长期发展目标提出切实可行的实现路径，以增强全社会对建设和谐社会的信心。



4、中央九部委为今年发展定下主基调

经济建设无疑是中国目前的主旋律。在这种情况下，与经济建设有关的各强力部门的动态更值得我们关注。在这里，通过对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央行、发改委、财政部、商务部、国资委、统计局九部委2006年动态的解读，以期大家能够更好地把握今年经济发展的脉搏……

证监会：改革创新迎转折
改革和创新无疑是今年中国证监会定下的6项重点工作中的重中之重。股改是2006年深化资本市场改革的首要任务。按照部署，股改要于年内基本完成。为推进和加快股改，证监会将以融资政策倾斜和制度创新优先，来造就一个上市公司早改革早受益的局面。证监会主席尚福林曾表示，证监会将积极研究可全流通环境下的交易机制、融资条件、衍生产品等等制度创新，支持完成股改公司做优做强，改善增量资金投资股改后公司的投资环境。
在创新方面，证监会一直对并购市场创新寄望较多。今年有望开展换股收购、吸收合并试点，定向回购与剥离不良资产结合的资产重组试点。交易创新方面，要建立流通股的大宗协议转让制度，研究T+0回转交易和融资融券制度。
点评：考查证监会重点工作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可将这6项工作比喻成金字塔：股改是塔尖，市场制度、产品创新和贯彻落实两法是塔身，规范发展三类主体是塔基――可见改革和创新任务之重。

银监会：混业与开放进行到底
银监会主席刘明康表示，今年是“十一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WTO过渡期最后一年，必须坚持“稳定政策、巩固成果，突出重点、创新方式，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分类指导、梯次推进”。
首先，银行业机构改革将迎来收官之战。
其次，混业经营、存款保险两大关乎银行业命运的决策将初具雏形。存款保险制度进入实质性建设阶段。目前存款保险条例框架已定，可谓只欠东风。
最后，银行业实施全面开放。今年是WTO过渡期最后一年，如何建立中外银行平等竞争、共赢发展的环境，是银监会今年必须解决的工作重点。
点评：2005年中国银监会无疑交出了满意答卷：主要商业银行税前利润达到1850亿元，较三年前增长15倍；不良贷款率首次下降到一位数8.6%。而今年银监会等在综合经营、存款保险、对外开放等领域的重大决策，则将带来整个银行业的嬗变。

保监会：发展速度第一位
“要着力解决好速度、效益、诚信和规范经营问题，切实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积极防范化解风险。”这是中国保监会主席吴定富在2006年全国保险工作会议上对保险业提出的总要求。
具体说就是，进一步提高财产险公司的经营效益，推进手续费纳税标准制度改革，规范车险经营，治理和整顿大型商业保险项目的非理性价格竞争。深入推进农业保险发展，大力发展责任保险，大力发展风险保障型产品和长期储蓄型产品，大力发展养老保险和健康保险，推动个人年金保险产品开发。
在保险资金运用管理方面，吴定富要求，强化保险资产的集中化和专业化管理，逐步开展保险资产管理产品创新试点和保险资产第三方委托试点。研究保险资金投资股权、物权、产权和资产证券化产品的政策。推进保险机构设立基金公司等专业资产管理机构。
点评：去年保险行业在发展速度上有所下滑，因此，今年中国保监会明确将发展速度放在了发展质量的前面，要求保险行发展又快又好，加快提升保险在金融业中的地位。

央行：一手调控一手改革
今年外界关注的央行政策重点将集中在金融调控、金融市场建设以及外汇管理三大领域。
在金融调控方面，央行不但要完成M2和M1不同速增长的目标，而且在达到2.5万亿新增贷款同时继续执行宏观调控、优化信贷结构。并在推动金融生态建设的同时，央行还将推出一些利率市场化政策。
金融市场建设也是市场关注焦点之一。继商业银行的金融债和次级债，设立基金公司，资产证券化等一系列制度创新之后，央行还将加大新产品研发力度。同时，在企业短期融资券的带动下，公司债市场将有重要突破。
外汇管理政策肯定是今年的重头戏。不过在继续关注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同时，外界应该更多重视央行及外汇局在完善汇率形成、扩大外汇市场交易主体、推动外汇流出以及外汇储备管理的走向。
点评：今年是金融改革年，也是“十一五”第一年，做好全年金融改革、开放和发展的各项工作，对于实现“十一五”良好开局、增强金融业整体竞争力至关重要。

发改委：价格改革步入深水区
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在日前召开的“全国发展和改革工作会议”上，清晰地描绘出2006年价格改革路线图。
马凯指出，要以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为重点，逐步形成反映资源稀缺程度的价格形成机制，以利推动结构调整、节约能源资源。油气价格方面，实施以完善石油价格形成机制、调节利益分配为中心的综合配套改革。积极推进天然气出厂价格形成机制改革。电价方面，完善煤电联动机制，逐步实施新的输配电价管理办法，实行鼓励可再生能源发展的电价机制。水价方面，加大水资源费征收力度，合理调整城市供水和水利工程供水价格，全面开征污水处理费，提高征收标准。地价方面，完善土地价格形成机制，建立规范的基准地价制度。
同时，马凯表示，将继续推进电力、民航、邮政、铁路、烟草等垄断行业改革；深化医药、卫生、文化、体育等社会事业改革。
点评：从此前有关负责人的多番表态，到年关将至时天然气价格改革方案的出台，一系列信号已经清晰地表明，价格改革在2005年岁末时已拉开了序幕，而2006年，将是其步入深水区的关键一年。

财政部：税制改革提速
财政部部长金人庆不止在一个场合说过，“2006年财政工作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继续实施稳健财政政策；狠抓增收节支，优化支出结构，切实保障重点支出需要；着力深化改革，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
为配合整体的财税工作，2006年将进一步完善税收制度。列入财政部工作计划的税制改革包括：力争出台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将企业新增机器设备所含税款纳入增值税抵扣范围的改革方案；继续推进部分地区实施物业税改革试点，细化物业税的改革方案；深入推进资源税、车船税、耕地占用税等改革；发挥关税和出口退税政策作用，支持转变外贸发展方式；组织煤炭行业矿产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改革试点工作；择机完善消费税制度，对部分资源性产品和高档消费品征收消费税；推动内外资企业所得税“两法”合并。
点评：2006年的宏观经济政策，必须要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继续实施稳健财政政策，这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本政策基础。因此，必须加速城乡税制一体化的进程，必须加大税制改革的步伐。

商务部：行走在贸易平衡木上
尽管2005年我国对外贸易取得了顺差超千亿的骄人业绩，但随之引发的外汇储备激增，贸易摩擦升级却给我国未来的经济前景蒙上了一层阴影。
正是出于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商务部部长薄熙来在日前举行的全国商务部工作会议上表态，将2006年商务部的工作重点定为把内需和外需的文章做好、做足，充分发挥出口和消费这两个最终需求的重要作用。内贸要发展现代流通，促进扩大消费；外贸要转变增长方式，促进贸易基本平衡。
2006年，商务部将继续深入实施“科技兴贸”战略，大力促进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着力加强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支持软件与信息服务出口，加快从“科技兴贸”向“科技强贸”转变，为加快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做出贡献。
点评：屡创新高的贸易顺差令我国贸易摩擦形势日益白热化，解决之道无外于促进贸易平衡。想要达到这一目标，扩大内需，控制出口两者缺一不可。2006年中，如何保持内需、外贸这一跷跷板的两头适度平衡，商务部的表现令人期待。

国资委：国有经济布局见分晓
在前不久召开的全国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工作会议上，李荣融明确提出了2006年国有资产监管工作的总体要求和六项主要任务。总体要求是:准确把握定位、依法履行职责，坚持改革方向、创新体制机制，加快结构调整、优化资源配置，力争在一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实现新的突破，更好地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
六项主要任务是：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加强国有资产监管。今年是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攻坚年，必须取得新的突破；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促进国有企业更快更好发展；规范国有企业改制，推动国有产权有序流转；按照“积极、稳妥、有序”的原则，深入推进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努力维护企业和社会的稳定等。
点评：今年国务院国资委任务很重，不仅要研究全国国有经济布局结构调整的总体思路，采取创新方式解决央企股权分置改革，而且要完成中央企业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工作，最终实现国有企业竞争力的提升和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控制力、影响力和带动力进一步增强。

统计局：拒绝统计水分
第一次经济普查结果普查与常规年份统计数据之间的差距，成了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的一块心病。
在2006年统计工作会议上，李德水大声疾呼：实施统计改革、提高统计数据质量。他指出，要积极探索省级统计局对省以下政府统计机构实行垂直管理的体制；加快推广实施GDP下算一级制度；深化统计制度方法改革，建立和完善能体现自主创新能力的统计指标体系，研究制定不同功能区域的评价指标和划分标准，健全对各地区、各行业节能降耗的统计发布制度等。
值得关注的是，国家统计局今年将提出统计法修改送审稿上报国务院。“修改完善统计法，可以科学确定政府统计调查的分类及其管理制度，切实解决一些长期以来困扰统计工作的突出问题。”李德水表示。
点评：第一次经济普查数据的出炉，令早已有之的对我国常规年份统计数据失真的质疑，最终得到了证实。普查与常规年份统计数据之间的相差悬殊，再次暴露出我国统计制度存在的深层次问题，2006年对统计制度进行改革已是刻不容缓。

来自旧版论坛的签名

第一驴志――我心无疆界http://www.lvye.org/WUJIANGJIE/

第二驴志――绿野仙踪.一种轨迹http://www.lvye.org/GUIJI/

无疆界

1、国企改革应注重做“体系外”文章  

国资委日前正式下发了《关于在中央企业开展不良资产管理效能监察的通知》，明确指出按照国资委2005年“中央企业不良资产责任认定和处理工作经验交流会”的要求，国资委纪委、监察局研究决定，2006年在中央企业开展不良资产管理效能监察。国资委在一份措辞严厉的文件中明确表示：“不论发生在什么时间、不论责任人是否离职都要严肃追究，并予以相应处罚……”其实，从年前召开的全国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工作会议和中央企业纪检监察工作会议上透露出来的政策面信息显示，一直被视为中国经济改革关键环节的国有企业改革正在迈入新一轮的深化阶段。进入2006年的不到两个月时间，国资委已经出台了一系列引人瞩目的新政策以实现推进国企改革的目的。必须承认的是，这几年的风风雨雨让人们对国有企业的深化改革更加关注。事实上，“有效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保证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成为国资委制订政策的重中之重。不久前，国资委宣布将采取五项措施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上月，国资委突然放开“国企改制企业管理层通过增资扩股持股”，看似是为MBO放行，实则是更加有效地规范国有企业改制和产权转让。同时，我们必须注意到，深化改革国有企业的现实障碍已经显露得十分充分。总结以前国企改革的种种失败的举措，原因都出在一点上：都是在国企体系内做文章。我们认为，问题出在体制，破解之道必须是从体制上着手。国企改革的思路还是想用“管好”来代替“改好”。如果不进行国有资本布局调整，不进行多元化改造，国资是管不好的。由此出发，国资管理和国企改革中的诸多深层次悖论方有望解开。



2、国企重组推行“私有化”首当其冲   

随着中石化旗下四公司的停牌，从中石油、中石化、中铝系到中粮集团，大型国企在资本市场的“私有化”路径将下属子公司从“公众公司”的股份制公司变成“私有绝对控股”公司日见明晰。这一私有化的过程，可以视为国企做大做强的重组过程中的重要一步。
从二级市场角度来看，石油大明、扬子石化、中原油气等中国石化系个股在近几个月一直被市场视为“私有化”概念股，即在股权分置改革的大背景下，中国石化极有可能像中国石油对旗下的锦州石化、吉林化工、辽河油田那样，回购旗下的上市公司流通股，让其终止上市。其实，私有化并不新鲜，资本市场所在多有。这些公司之所以被私有化，主要有两个动力：一是控股股东认为旗下上市公司的价值被低估了，同时也不能完成正常的融资等上市行为，反而每年支付庞大的上市费用以及面临着公众监管的压力。所以，控股股东予以收购。二是控股股东为了公司整体战略的考虑。作为中石化这样的大型标志性国企，选择这一路径不仅因为契合资本市场的改革大势，更因为这一路径能够维护企业的利益与今后的发展，即控股股东主要是从公司整体战略的考虑。首先，私有化反映的是一个风险意识，即防止股权稀释；其次，是市场意识，通过私有化可以打通上下游产业链条，可以设想，随着上市子公司私有化的完成，两大石油巨头的垄断地位将更加牢不可破。对中石化而言，坐拥各种资源，在债市、股市、银行间游刃有余，集政策、市场、社会资源之合力，这样的上市公司“私有化”想不成功都难。而此番私有化实践，对资本市场来说意义也不可小觑。首先，为中国证券市场以往存在的剥离集团公司优质资产组成上市公司，而后由上市公司反哺母公司的方式划上了句号；其次，为股改另辟蹊径，最终为大股东支付对价、股权被稀释等痛苦解困。虽然在这轮私有化过程中我们很难听到中小投资者的声音，但从市场整体反映来看，我们仍然对私有化概念充满期待。



3、中国的邮政改革很可能越改越倒退！   

分析员注意到，有消息显示近日上海东方万邦快递、申通快递、天天快递等公司的几位老总，正打算与律师一起进京告状，表达他们对于《邮政法》修改稿的第七稿的强烈不满。而更有预测显示此稿一旦被全国人大通过并正式立法，不仅会使目前国内数十万家民营快递商面临倒闭，而且也将把国内快递行业推向最危险的悬崖……
邮政改革应该是中国物流产业最重要的改革之一，但是可以明确的是，按照目前这样的改法，不仅中国的邮政物流系统看不到希望，整个中国的快递业也不会有什么美好的明天。目前的邮政改革最大的弊端就是作为目前快递市场竞争者和管理者的国家邮政局也是《邮政法(草案)》的起草者。其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具有裁判和运动员双重身份的国家邮政局当然不会让自己在未来任何场竞争上失败，所以就有了像“350克以下的信件邮政专营”这样的规定。尽管中国的邮政系统目前和未来都将担任着向全社会，尤其是僻远地区提供邮政普遍服务的功能，似乎需要一些政策上的倾斜来扶持一下，但是怎么看《邮政法》的修改都不像是只为邮政系统的普遍性服务提供必要的保障，而是想通过立法的形式为邮政系统开辟一块“旱涝保收，而且肯定高产的责任田”。下面一组数据更能说明我们的判断：与国内快递市场每年30%左右的增速相比，邮政EMS的市场份额却逐年下降，EMS的市场份额在2002年时，就已从1997年的97%降到了40%。与此同时，民营快递企业则快速发展。民营快递依靠其灵活的经营模式，行业规模和市场份额日渐增大，1998年以来，每年都以120%至200%的速度递增！而今不但民营快递企业发展迅速，国外快递巨头更是对中国的快递市场虎视眈眈。2005年12月1日中国向外资开发快递市场的大限已到，中国的邮政系统长年依靠政府输血得以存活，面对来自于国内民营和外资企业的强有利竞争，他们不论占有多大的先天资源都难保胜算，这也是国家邮政局利用立法机会强化自己利益的初衷。照这样下去，他们的利益是保住了，可是中国的邮政改革和快递业务的发展却要经历严重的倒退了！



4、国企改制岂能简单一卖了之   

日前，国资委制定并出台了《关于进一步规范国有企业改制工作的实施意见》。此举一度被认为是大型国有企业管理层持股的“开禁信号”。 其实，在大型国企的改制“跑道”上，外资大鳄早已领先起跑。号称“总统俱乐部”的凯雷集团控股“中国第一制造”徐工集团便是一例。
徐工被凯雷收购，不啻于一场行业地震。原本以卡特彼勒和沃尔沃为代表的外资巨头、徐工为首的大型国企以及三一重工等新兴民企“三分天下”的行业格局，从此成为外资的“一股独大”。有评论认为“中国装备制造业的半壁江山沦陷了。”对于徐工集团完全出让控股权的改制模式，西方舆论对此评价是这将成为国际资本“检验中国政府改革大型国企决心的试金石”。徐工在向国家有关部门汇报时称，“徐工改制走了一条‘曲线救国’的道路”。业内人士则将凯雷控股徐工的意义看成“由此或将掀起一场国企改制的‘新洋务运动’。”实际上，徐工的改制从深处反映了我国国企改制过程中的若干问题。首先是国企改制的模式模糊不定。据悉，当初徐工改制的方向设定为MBO、公开上市、引进产业投资者和引进财务投资者等四种方式。但是在管理层无力支付对价、公开上市阻力重重、民营企业难当重任等现实困境下，徐工最终决定采用招投标的方式选择国际投资者。民营企业“靠不住”，国企民营化还要承担经营风险之外的政治风险；交给企业自己回购也不放心，MBO常常摇摆在政策“雷区”；地方大型国企往往包袱沉重，员工安置和历史债务问题积重难返。这样，外资参股和购并俨然成为地方国资改革的救命稻草。历经二十多年的国企改革可谓棋至中盘，可改革模式似乎还在摸索之中。其次，地方政府在政绩的驱动之下，阻碍着企业的发展和重组。曾经辉煌的徐工集团，如今四面楚歌。反思其中缘由，我们认为恰恰是地方政府曾经“拉郎配”式的盲目重组造成了徐工今日的困境。其实，地方政府好心帮倒忙的现象在徐工集团并不是第一次上演。最后，国企改革忽视制度创新。地方政府通过引进外资以增量资金促进国企改制，但在缺乏外部市场有效制约和内部制度创新的前提下，国企改制岂能简单“一卖了之”？国企改制原本就是两个层面的事情，一是产权改革，二是制度创新。从长远来看，制度远比产权更重要。“国退洋进”之后，如何规范管理和制度创新，才是企业改制之后永续经营的出路。

来自旧版论坛的签名

第一驴志――我心无疆界http://www.lvye.org/WUJIANGJIE/

第二驴志――绿野仙踪.一种轨迹http://www.lvye.org/GUIJI/

无疆界

1、省管企业也开始“被迫”做大做强

继国资委一再强调要把央企做大做强，对于不能做大做强的要予以驱逐之后，地方国资委也开始跟进。今后5年内，山东省将培育15户收入过百亿、具有一定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集团。山东省国资委主任曾昭起说：“省管企业如果不能做大做强，将被重组或改制退出。”山东省委、省政府确定，从今年起的5年内，山东省属国企要围绕钢铁、煤炭、交通、工程机械、金融投资、房地产七大领域，培育15户左右主业突出、技术先进、结构合理、机制灵活、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年销售收入超过100亿、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企业集团。其中超过500亿元的达到5户以上。为了更进一步集约化配置资源，山东省国资委主任曾昭起说：“目前摆在现有44户省管企业面前有三条路：发展成为大企业集团；被重组到大企业集团；不能做大做强、又不想被重组的，必须改制退出。”从中央到地方国资委似乎都已认定了做大做强是国有企业的唯一正确出路，未来势必将引发省属企业之间的大规模并购重组，影响将十分巨大。



2、扶持龙头产业的思路不能套用在现代服务业上

目前，国内推动服务业发展的典型做法是效仿制造业的做法，引进和推动某一行业，把某一行业树立为支柱产业。但香港贸发局总裁林天福认为，这种观念，或者思路需要加以改变。他认为，要发展制造业，可以建一个工业园，引进一些企业在里面进行相对封闭的生产。这在经济上很开放，但在文化上却并不开放。因为一双鞋制造出来，并不能使生产者和使用者之间有任何交流。内地的相关部门，可能已经习惯了这样一种招商引资、发展经济的模式，但问题是，服务业的发展所要求的环境是不同的，服务业是一个频繁和外部发生关系的行业，它对外部环境的变化非常敏感，服务业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的直接交流和不同文化的汇流之上的。外部环境的开放或封闭、人际沟通和顺畅或阻滞，法律体系的完备或废驰，才是对服务业生死攸关的大事。国内管理层应把握行业发展的特点，不要陷入经验主义怪圈。



3、“关起门来交代问题”无法有效遏制国有资产流失   

北京国企在最近的清理核资中发现大量资产损失。7日，北京市国资委在其网站发布通知，要求其监管的国企在2月底前提交详细的资产损失分析报告，把企业资产损失程度和原因予以逐条说明。这是去年底北京国企清产核资后的又一大动作。通知说，只有认真分析损失产生的原因，才能如实客观地认定损失责任，从而有效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出了问题就要调查原因，这是个好现象，毕竟实行问责制，秋后算帐总比不问不闻好，同时我们再次看到了国资委采用的方法仍然是“出问题前自律――出了问题自查――发现问题自纠”这一仿佛永远不能“与时俱进”的调查程序。但是可惜的是，如今这种“关起门来交代问题”的方法已经不能应付现有形势下的国有资产流失局面了，更显示出北京国资委没有足够的“底气”把问题暴露在外界监督之下。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通知要求，“对由于决策程序不规范造成的损失，要具体分为集体决策和个人决策两个层面。对于集体决策应当重点分析是否决策程序不科学以及决策科学但由于市场发生变化、市场信息没有及时把握等原因造成的损失；对于个人决策产生的失误应分析是否建立了内部决策控制制度、建立的内部决策控制制度是否有效执行，个人决策行为是否对损失负有决策责任等。”以上这一段是这个通知的要害，它看上去是那么的“科学、合理”，但要把这些不同种类的问题准确地区分出来，是不容易的，因为到目前为止对于相关人员在国有资产流失问题上的责任界定标准还处于相对模糊阶段；犯罪分子完全可以用“集体决策失误或决策科学但由于市场发生变化、市场信息没有及时把握等原因造成的损失”来掩盖其犯罪行为。我们甚至可以说，国有资产的损失,是腐败分子在经济领域犯罪的集中和艺术地体现！从这个角度看，北京国资委的这纸通知就给人一种“更多是担忧”的印象了！



4、北京国企资产流失最后很可能不了了之

官方新华网日前披露，北京市国企在最近进行的清产核资工作中清理出了大量资产损失。据了解，北京市国资委发布通知，要求相关国企对资产损失原因进行分析。不过北京市国资委拒绝透露这些资产损失的相关细节。北京市国资委的通知要求，北京市国企集团总公司应实事求是分析损失原因，是由于决策程序不规范造成的损失，或者由于管理制度不完善造成的损失，或者是由于控制体系不健全造成的损失。对于由于决策程序不规范造成的损失，要具体分为集体决策和个人决策两个层面。对于集体决策应当重点分析是否决策程序不科学以及决策科学但由于市场发生变化、市场信息没有及时把握等原因造成的损失；对于个人决策产生的失误应分析是否建立了内部决策控制制度、建立的内部决策控制制度是否有效执行，个人决策行为是否对损失负有决策责任等。从通知提示的资产流失原因分析来看，很难查出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国有资产流失。估计除了证据确凿的个人直接侵吞国资的犯罪外，其他导致国资流失的原因，最后很可能不了了之。

来自旧版论坛的签名

第一驴志――我心无疆界http://www.lvye.org/WUJIANGJIE/

第二驴志――绿野仙踪.一种轨迹http://www.lvye.org/GUIJI/

无疆界

1、际互联网巨头加紧并购中国网络公司

近日，Google及Yahoo正争购中国博客网，Google将以1.6亿美元的代价收购中国博客网，其中包括9000万美元现金，其他部分为股票；而Yahoo出价2亿美元，前期支付5000万美元现金，其他通过换股和延后支付方式。中国博客网盈利模式上并没有太多的创新，但是它迎合了互联网的个性化发展趋势。在中国博客网收购“中国黄页”电子商务团队创建中国第一个“职业博客”平台后，推动了企业博客为电子商务的发展带来新的热点，使电子商务将进入2.0时代，成为吸引外资关注的主要原因。此前，雅虎出资10亿美元收购了阿里巴巴40%股权。这些案例表明，国际互联网巨头加快了进入中国市场的步伐，对中国网络公司的并购步伐加快。



2、监管审查和成本控制成为中国互联网业的隐忧

搜狐高调拉开了中国互联网公司业绩期的序幕。搜狐业务组合方面的变化，实现了25%至30%的年度增长。不过，其中有些数据仍有点虚。去年第四季度，该公司实现了一些一次性所得。这个季度，该公司将开始把股票期权形式的薪酬计入费用，同时支付更高的税款，这将影响本季度的业绩。总体而言，预计这些因素将使该公司第一季度业绩下降20%以上。从更根本的角度讲，搜狐与其他同业公司一样，仍在为控制成本而苦苦奋斗。仅在第四季度，该公司营业费用就大幅上升了25%，总体上较上年增长37%。部分原因在于，搜狐最近刚刚获得了奥运会赞助权，随着2008年北京奥运会日益临近，此举旨在提高其广告收入。同时，尽管签下了几个大的广告客户，搜狐仍表示，将无法实现本季度的原定目标。其他公司的收入增长状况也显得摇摆不定。最大的门户网站新浪上月也警告，可能无法实现收入及收益目标。中国互联网行业的前景是光明的，然而，其不足之处并不仅仅限于监管方面的审查和过度的支出。



3、融资政策缺乏连贯性为数字电视产业发展添障碍   

春节前广电总局的一次厅局长会议上传出相关消息，数字付费电视频道的融资政策将进一步紧缩，之前被一致认可的民营资本也将被挡在数字电视频道运营的大门之外。目前这一消息已经被口头传达给了各个地方广电集团的相关负责人。
从广电总局“非公有资本所拥有的股权不能超过49%”到“进一步强调广电部门要保持控股地位和实际控制力”乃至最终的“民营资本严禁进入付费电视运营领域”的政策变化，我们看到的是一路紧缩的融资政策。面对政策变数，新兴的数字电视的融资困窘变得更加明显起来。作为一种刚诞生不久的新媒体，要发展数字电视产业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就是资金问题。尽管民营资本看到了这个行业的巨大商机，但这个行业漫长的培育期和政策风险也是众多投资商必须考虑的一个问题。对于政策的紧缩，也存在另一种观点。即数字电视的政策环境只可能在数字电视行业个别领域遭遇政策紧缩，相对于免费的公共电视，中央给数字付费电视的政策应该是相对宽松的。胆大先行的有可能面临被清洗的风险，但也有可能不被追究，反而抢占到先机，成为市场的领先者。胆小的可以说活得稳稳当当，但可能却因此而失去机会，难以脱贫致富。政策导向不应给民营资本造成“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印象，对于数字电视产业的发展也是不利的。



4、信产部叫停待建WCDMA试验网

到目前为止，虽然3G牌照还没有发放，但运营商已经在“偷偷”建3G网。信产部虽只批了8个WCDMA试验网，但各家运营商搞了80个试验网。这意味着，在几种技术标准中，运营商显然最看好WCDMA。而且信产部对WCDMA试验网的建设是采取默许态度，但是各运营商的大动作正超出信产部忍耐的范围。最近，有消息称信息产业部正式收紧运营商在各地悄然搭建的“违规”WCDMA试验网。虽然信产部并没有对此做出回应，但一位中国移动的消息人士透露，该消息绝非空穴来风：信产部之所以突然下令收紧WCDMA试验网建设，缘于一些试验网已经超出了试验的范畴，甚至可以直接商用。他透露，收紧WCDMA试验网的正式文件还未出台，目前还是口头上的命令。“在尚未颁发3G牌照之前，就建设已可以商用的试验网的确有打乱信产部3G发展步骤的嫌疑。”他同时表示，“与有关报道不太相符的是，信产部并未下令拆除已有的WCDMA网络，而是不允许再建了。”他分析，在WCDMA建设竞赛场上，先走一步的中国移动受此禁令的影响较小，而刚刚开始参与WCDMA试验网建设的运营商的确受到了抑制。

来自旧版论坛的签名

第一驴志――我心无疆界http://www.lvye.org/WUJIANGJIE/

第二驴志――绿野仙踪.一种轨迹http://www.lvye.org/GUIJ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