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驿站剪报（41） ――

无疆界

――  驿站剪报（41） ――

     
绿野驿站，是大家爬山归来小憩的场所，可谈天说地，可谈古论今。

华发渐生、性情日拙，再难找回激扬文字、妙笔生花的文学青春，干脆就给绿野朋友们做一份剪报吧。

保证不违法，均来自公开出版出售的信息产品；保证有出处，并非个人编造撰写；不保证正确与全面，多为一家之谈、一时之见；不保证全部具有阅读价值，仅仅是个人觉得还有点点新意、点点含义、点点预见的零碎信息。

爬山归来，执茶临风，闲话桑麻，见仁见智，一份轻松的小小剪报为大家助兴；茶未凉，兴已尽，且让它随风而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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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内开发区今后要靠什么持续发展？

随着浦东所享受的国家优惠政策即将全面到期，浦东依靠优惠政策和投资拉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正渐趋弱化，浦东开发面临新的挑战。据《中国经营报》透露，浦东新区政府正寄望于已经申报上去的国家综合改革试验区能被批准，使他们获得再一次腾飞的机会。据了解，全国目前还没有国家综合改革试验区，浦东和深圳都在争取成为这一试验区，试验区的具体内容也尚在细化之中。上海社科院厉无畏表示，浦东的确面临转型，并早已开始为转型谋划。浦东希望发展成为电子化商务中心（ECBD），争取作产业基地；同时浦东外高桥保税区也在申请建成自由贸易区。但这些目前都还在等待国家批准。浦东甚至还提出了要搞创意产业的思路。浦东新区新闻处工作人员也表示，目前的宣传思路不再是政策招商和资源招商，“我们现在是讲整体优势招商，靠区位优势、靠人才、靠环境来吸引企业。”不过，分析人士认为，从浦东和深圳选择的都是争取“国家综合改革试验区”的角度来说，这还是一种特区思维，要的是优惠政策。但这种思路并不能解决所有开发区的问题。因此，更有意义的，还是对外开放、普遍的政府改革，以及建立规范的市场制度。



2、曹妃甸建设加大了环渤海港口的竞争压力

在确定首钢搬迁之后，曹妃甸的建设已成为河北省的“一号工程”。按照河北方面的规划，整个曹妃甸将建设一个面积为310平方公里的现代化工业新城。其中，曹妃甸港口建设是其中的重点。然而，过去也有人担心，在环渤海地区，会不会出现港口重复建设的严重问题？据了解，在环渤海地区，由北向南依次分布着大连、旅顺、营口、锦州、秦皇岛、京唐、天津、黄骅等港口，其中，集中了全国8个亿吨港口的4个――天津港、秦皇岛港、大连港、青岛港。自2000年以来，这些港口同时进行了大规模投资扩建，投资都在上亿乃至数十亿元间，并且这些港口都“吃不饱”。据称，环渤海某港务局规划建设处一位官员曾明确表示，“在目前各港口都吃不饱的情况下，再在曹妃甸投资建港就更不应该了。”不过，反对者称，尽管环渤海港口很多，但在各自功能定位上并不相同：秦皇岛港是专业化能源大港，以运煤为主；天津港、青岛港以杂货码头为主；大连港则在粮食、国际集装箱、进口石油、矿石方面具有一定优势。而且，这几大港口的腹地也各不相同。但尽管如此，曹妃甸港的建设，还是加大了环渤海港口竞争的压力。如果哪一个大港稍微“不理智”，相互之间的恶性竞争就难以避免。



3、奥运投资平均拉动北京经济增长2.07个百分点

    在2008年奥运会开幕的前五年内，北京市经济增长明显受到“奥运”效应的拉动。国家信息中心昨天（23日）发布预测报告说，利用区域间投入产出模型测算，1417.31亿元奥运直接投资在2002―2007年间将拉动北京市经济每年平均多增长87.83亿元，或者2.07个百分点。报告说，根据测算，在这六年中，奥运直接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在2005年、2006年最大，分别为3.01和2.86个百分点。从奥运直接投资对北京市国民经济各行业的拉动来看，建筑业、电子、电器设备制造业、其他服务业和机械工业受到的拉动作用较大，特别是建筑业，占全部拉动作用的近1/3。报告说，2002-2007年，奥运直接投资分别拉动北京市建筑业每年多增长3.67亿元、13.61亿元、29.42亿元、44.39亿元、47.31亿元和45.24亿元，是奥运经济的主要表现之一。同时，奥运直接投资对服务业也起到了较大的促进作用，在这六年中，北京市服务业将每年多增长2.54亿元、9.40亿元、20.31亿元、27.67亿元、29.49亿元和28.20亿元。



4、江苏长三角区域规划正式启动

作为我国“十一五”规划的一个新内容，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发展规划最近有了新的进展。据《新华日报》报道透露，围绕解决长三角区域发展这一系列重大问题而编制的江苏长三角区域规划工作近日正式启动。该规划是国家编制的“十一五”长三角地区区域规划的一部分，其重点是研究提出江苏省在长三角区域发展中的目标、定位以及需要跨省区协调解决的重大问题和政策建议，协助国家做好调查研究工作，提供基础统计数据和已有的规划成果及专题研究成果。从一个省的角度来编制区域规划，以突破传统的行政区经济，这在江苏还是第一次。国家发改委地区经济司副司长陈宣庆在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第5次会议上表示，长三角区域经济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区域内统一规划、协调布局的问题已成为一个现实问题。在编制长三角区域规划时，将主要考虑的问题包括：从国家总体战略出发，明确长三角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方向和目标；重点解决区域内各省市普遍关注而单一省市不能很好解决的主要问题；解决好区域内产业布局的问题；建立促进区域发展的完整有效的政策措施。在长三角地区建成全球具有重要竞争力的著名城市群和经济圈的“棋局”中，江苏如何“出子”，怎样打破地区限制，统筹协调解决好区域各大城市所面临的产业结构、资源保障、生态环境等共性问题，无疑是至关重要。

区域规划迎来长三角“黄金合作期”
国家率先在长三角地区启动编制区域发展规划，并在我国“十一五”规划中将浙江、江苏、上海三省市已经形成的经济合作体现为带有国家战略的区域经济发展规划。这一契机，使三省市的第二轮区域经济迎来一个“黄金合作期”。三省市明确提出，将区域的大交通体系建设、生态环境治理、信息资源共享、旅游合作、人力资源合作、规划合作、信用体系建设等7个专题作为今后一年的工作重点，科学规划，协同并进，把沪苏浙经济合作与发展推向新阶段。依据三省市去年底出台的《长三角都市圈高速网规划方案》，至2020年，将有14个市纳入核心城市上海的“3小时都市圈”内，中心城市沪、宁、杭、甬之间实现3小时互通，长三角都市圈内城市间可以1日往返。长三角都市圈的骨架路网将形成“十横七纵”布局。至2007年底，长三角高速公路基本成网，四大中心城市间的主通道初步形成。 以规划为抓手，引导和协调沪苏浙三省市的经济发展，优化配置区域内各种资源，合理布局重大基础设施项目，提升区域整体竞争力――长三角经济一体化在新一轮合作期中，将产生更多实质性的进展。

区域规划成为中国正在加紧编制中的“十一五”规划体系中的一个新亮点。国家在长三角启动首个区域规划编制工作具有大意义，将为编制全国区域经济规划提供试验和示范。据悉，长三角区域规划的编制，将不会是各城市规划之间的“简单拼合”，而是从调动整合整个长三角区域内城镇空间布局和产业空间布局出发，加强重大交通设施和信息能源设施的协调对接，实现大型跨区域的市政公用设施的共建共享，建立统一的市场环境和市场机制。从这个意义上看，江苏省率先编制首份省级区域规划，作为国家编制的“十一五”长三角地区区域规划的一部分，重点研究提出江苏省在长三角区域发展中的目标、定位以及需要跨省区协调解决的重大问题和政策建议，不仅对长三角地区，乃至对全国各个省市，都有借鉴意义。当前，区域发展正进入规划时代，增进区域经济一体化与协调发展，必须依靠区域规划做保障，只有区域经济发展实现统一规划、协调共进，才能解决一区域内单一省市不能解决的问题。因此，无论是东北、西部，还是呼声很高的中部崛起，不妨从向中央要政策转到制定战略规划上来，真正从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思维上有所突破，可能才是真正扭转局面的关节点。

　　

5、十五市发改委第三次聚首：长三角区域规划再探
　　
　　沪苏浙15城市进“长三角区域规划”
　　按照《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工作方案》，长江三角洲地区主要包括：上海市、江苏8市(南京、苏州、无锡、常州、扬州、镇江、南通、泰州)、浙江6市(杭州、宁波、湖州、嘉兴、绍兴、舟山)，共15个城市，规划国土面积1101万平方公里，2003年末人口7856万。
　　　　
　　3月24日，苏浙沪十五个城市的发改委(计委)负责人齐集宁波，召开长三角区域规划研讨会。从去年11月10日至今，他们已经是第三次“大团聚”。
　　在国家发改委地区司的召集下，十五市发改委的频繁聚首“既是部署工作，也是协调思想”。宁波市计委规划和区域发展处副处长金戈说，“当然，‘协调思想’有多重含义。”
　　需要在区域规划中“协调思想”的问题很多：综合交通、土地利用、产业布局、环境保护等等。国家发改委要求，“围绕长江三角洲各地共同关注、单一省市又难以自行解决的重大问题”提出统筹协调发展的思路和布局方案。

　　三次聚首
　　作为国家“十一五”规划中的重点内容，长三角区域规划的开局低调而谨慎。
　　2004年11月10日，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的座谈会(以下简称京西座谈会)标志着规划的启动，而当天会议的内容并没有大规模公开。
　　据一位与会者介绍，京西座谈会确立的长三角区域规划的基本规划期为2006―2010年，展望到2015年，对重大问题展望20年或更长远；着重开展综合交通、能源、水资源综合治理、土地利用、生态环境保护、城镇体系规划、产业布局和人力资源开发8个专题研究。
　　规划领导小组的组长由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江担纲，地区司司长郭培章任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引人注目的是，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姚中民同时被任命为该小组的副组长，“国开行将全程参与长三角与京津冀的区域规划工作，主要是提供相关的融资渠道。”一位参会者告诉记者。
　　从2004年11月到2005年8月为前期研究阶段，今年9月正式启动规划编制工作，2006年4月完成并报批。“区域规划的大体内容会在国家‘十一五’规划中有所体现。”
　　京西座谈会之后的去年12月1日，国家发改委又召集中科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长江流域研究院、浙江省经济建设规划院的有关专家进行研讨，并从中遴选区域规划专家组成员。
　　至此，长三角区域规划编制按照专家组和地方组两条线同时推进。国家发改委层面牵头成立综合研究组，并定期召开研讨会通报工作进展和协调困难。
　　记者从江苏省发改委方面获悉，2005年2月1日，国家发改委在南京组织召开长三角区域规划综合研究组工作座谈会。十五市发改委负责人在南京“二次团聚”。会上进一步明确了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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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土地利用规划修编将引发中央与地方博弈

去年宏观调控的两道“闸门”之一是土地调控，这是比紧缩信贷更能震动市场和政府的政策。相关的整顿工作还在持续。据国土资源部官员透露，今年4月，全国土地规划修编将正式启动，目前部分省市已在开展相应的工作。目前，中国土地利用规划修编分为五级体系：全国、省、市、县、乡镇。修编工作从上级到下级：先是全国土地规划修编，然后再按照全国土地利用规划的要求进行省级修编，以此类推。全面完成本轮土地利用规划修编大约需要2-3年时间。不过，由于土地是近年来地方发展经济的最大资源，土地利用的政府规划和市场需求之间一直存在较大的矛盾。国土资源部部长孙文盛就深表忧虑地强调，严防利用土地总体规划修编之机，滥占耕地好地，要继续把好土地这道“闸门”。据了解，本轮土地利用规划修编采用何种数据备受争议，统计部门、农业部门都有一套关于土地的数据。而本轮土地利用修编将以1996年全国土地详查的数据为基础，以历年土地更新调查的数据为依据来进行。但从近年的发展来看，这一数据肯定是不准确的。据知情人士称，新一轮全国土地普查将在今年5月形成一个初步方案，预计本轮普查工作基本完成需要3年时间，全部完成需要5年时间。但是，有些省市为发展经济，已经大量透支土地，“寅吃卯粮”了。有知情人士透露，广东省就虚报耕地20%左右，山东省也多报了几百万亩耕地，这都需要在土地利用规划修编和调查中明确。而去年12月，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曾透露：“北京市2003年末的建设用地总面积已超出2010年规划期末的最高上限。”由于土地对于地方经济的支撑作用，安邦分析师判断，围绕新的土地利用规划修编，各级地方政府将努力来维护他们手中的资源，从某种意义上看，这也是与中央的一场博弈。



2、地方变相发债正在与法规修改“抢时间”

发行地方债已进入中央视线，但种种迹象表明，地方的变相发债正在与可能的法律修改限制“抢时间”。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日前表示，“针对一些特定的项目来发行市政收益债券，我们认为是可行的。”他认为，问题切入点不是应不应该修改《预算法》中关于禁止地方政府发债的条款，而是要“尽快对既不是地方公债又不是企业债券的市政收益债券进行立法，提供可操作的法律规范。”实际上，地方变相发债所引发的或有债务问题，可能是财政部致力寻找的改革突破口。目前，地方上对这种变相发债已寄予了很大的期望。比如面对世博会上千亿元的融资规模，上海正在考虑通过设立隶属于政府的企业作为融资平台发行债券，政府对相关债券的兑付提供隐性担保。但政策制定者要考虑的是，在国内现实条件下，市政收益债券的首先功能可能会发生扭曲。比如由于区域之间的“发展竞争”，地方政府利用这个工具为竞争性领域的一些项目来融资，造成对市场的挤出，市政收益债券就会变为政府随意干预市场的工具。更深层次的是，当地方拥有更大的融资能力时候，中央的财政和税收两大政策都会受到影响，行政性的宏观调控也将大打折扣，这直接冲击的是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



3、官方智囊给粤港间不健康竞争敲响“警钟”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鲁志强近日透露，区域合作将肯定会写入国家的“十一五”规划。区域合作经济圈会包括泛珠三角（含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中部地区等。而对于广东省的珠三角近年已渐被上海、江苏及浙江组成的长三角超前的问题，鲁志强指出，“可以说单单广东省不仅比不上长三角，也比不上长三角中的上海。”因此广东有必要放下小利益与香港加强整合，谋求更大的利益，因为“广东的发展不能没有了香港”。但鲁志强也鲜明地指出，广东与香港在港口及机场基建发展上仍存在重复建设。“香港已有一个国际辐射能力很强的机场，但广东仍建设了多个机场，有的更计划进一步扩张，且都搞国际航线，这不单是重复建设，而且对香港构成不健康的竞争”。另外，广州南沙港二期工程、深圳西部大铲岛深水港口等也会对香港的货柜码头构成威胁。对此，鲁志强认为，中央政府对于一些没有实际需要的基建项目，应不批准其“上马”或限制其扩展规模，以避免重复建设及其所带来的恶性竞争。他表示说，“中央插手协调区域建设项目，以往是有成功例子的，例如北京及天津早年都在竞争搞钢铁工业，但随后中央政府不再批准北京的钢铁项目，令北京专心搞商贸及文化产业，天津搞工业，两个邻近的城市因此能协调发展。”不过，他也补充说，区域间的竞争其实并不尽是坏处的，因为这可激发区域提升自身质素，对国家整体发展有利。



4、环保政绩考核将率先在四川内蒙古浙江三省区试点

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日前透露：我国今年将积极推动领导干部的环保政绩考核，从组织机制上强化环境保护工作。
中新社消息称，国家环保总局已经向中组部建议，把执行环保法律法规、污染排放强度、环境质量变化、公众满意程度等4项环境保护的指标，列入各级地方政府干部的考核体系。从根本上改变地方行政长官片面追求GDP增长，不注重环境指标的现象，把环境质量的恶化问题与官员的“帽子”和“权力”挂钩。环保纳入政绩考核体系试点，将首先在四川、内蒙古和浙江三个省、自治区进行。与此同时，中央纪委、监察部今年还将对地方违法排污、严重损害人民群众利益、地方政府、部门和领导干部中存在的玩忽职守、充当违法企业保护伞、损害群众环境权益等行为，作为纠正不正之风的重点，进行严肃查处。
从去年年底国家环保总局公开查处违法开工建设的30个大型项目掀起“环保风暴”，到最近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在北京、天津、河北、辽宁、浙江、安徽、广东、海南、重庆和四川等10省市，启动以环境核算和污染经济损失调查为内容的绿色GDP试点，再到本次全国两会代表委员呼吁将环境保护纳入干部政绩考核体系，种种迹象表明，2005年将成为中国环境保护事业发展的重要转折年。尽管先行试点省区仅有三个，但事实上，无形中的考核已经全面展开。据悉，目前除试点地区外，其他一些省市也在积极探索这方面的考核制度，山西已于今年率先启动绿色GDP的考核指标，黑龙江省委最近出台的市地级党政领导班子主要责任指标考核暂行办法，也已首次将环境保护的指标列入其中；重庆市把环保指标的考核对象从各区县党政一把手扩大到市政府有关部门的一把手；河北、广东、天津、四川、浙江、吉林等也在全省（市）范围内将环保指标列入了党政领导干部的政绩考核范围。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在2005年全国环境保护工作会议上就明确表示，2007年，环保指标将被正式列入全国党政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内容。对于各地来说，这是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实现地方经济转型的一个新的契机。



5、从河北定位之惑看省区边缘化 这是一个新问题

随着“中部崛起”成为关注的焦点和热点，正如当年武汉市市长李宪生“武汉在哪儿？”的困惑一样，河北，这一兼具环渤海、环京津区位优势的省份，面对国家率先开放东部、继而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中部崛起之后流露出复杂的心情。河北究竟算是东部还是西部，如果都不是，河北为何没有被列入中部省份？难道河北真的要面对被国家政策边缘化的趋势？走不出“东部没沾上，西部没延上、中部被落下”的发展困局？河北省委书记白克明此间在央视坦言：河北的地理环境应该说是在祖国的东部。但是从经济的发展状况来说，我们宁愿将自己归为中部地区。
全国人大代表、河北省常务副省长郭庚茂认为，河北虽然东临渤海，但无论在自然条件，还是在发展速度上都与东部有较大的差别。从经济实力、产业结构、生活水平等方面综合分析，河北的中部特征更为明显：第一，它是典型的农业大省；第二，从居民的收入情况看，河北仍然处于中部地区水平；第三是财力拮据，去年人均全部财政收入排全国第17位；第四，河北还有一个很独特的现象，城市化水平比较低，河北的城市化率现在是34.5%，低于中部六省35.5%的平均水平，所以，河北应该享受中部地区政策。按照常例，“中部崛起”的具体思路很有可能就是中央关于中部地区发展和产业布局上出台一些倾斜性政策，河北之所以着急就在于不想再错失发展良机，想搭乘“中部崛起”的列车。
然而就在此前不久，河北率先启动环渤海经济圈体系着力构筑沿海开放经济隆起带，以期在环渤海经济圈中迅速崛起。河北省省长季允石当时曾表示：河北省内环渤海各市县面临着良好的发展机遇，有条件、有责任担当全省经济发展的排头兵，实现率先隆起。而钢铁巨无霸――首钢搬迁至河北省唐山市曹妃甸无疑让河北对推动“京三角”发展战略怦然心动。而从京津冀这三个省市来说，它构成了华北地区的一个核心部分，也是环渤海的一个核心部分。但一个难以回避的现实是，以京津冀为核心地区的环渤海经济区域的发展比“长三角”、“珠三角”相对滞后。
分析人士认为，河北如果仅立足于为京津服务，跟着京津跑，并不利于河北的快速发展；河北的当务之急是确定好自己的位置和方向，实现发展过程中的自我突破和主动融合，告别此前服从暂缓发展的阵痛期，让河北的声音响起来、河北的形象靓起来；同时，“中部崛起”的提出也让河北面临和面对如何不被中部省份落下的发展紧迫感，而河北居于这样一个特殊的区位和发展水平，它的现今和未来――开放、开发、振兴、崛起这些关键词一个都不能少。
河北究竟在哪里？这是一个问题。事实上，这个问题在2002年末中国上海发展研究中心和加拿大柯瑞澳公司的20多位专家完成的一份《河北省发展战略前沿报告》中就已经被提出。该报告认为，地处东部、坐拥京畿大省之利的河北，却并未按惯例成为发达省份而是相反。该报告不客气称：河北省的经济是一种“缺乏钙质的经济、缺少智慧的经济、长期陷入不良循环的经济”，并将其概括为“东部的区位、中部的经济、西部的观念”。河北不知在哪里与中部省份一度所谓“不东不西――不是东西”的说法一样，其实质是部分省区边缘化问题。其实，无论是中部不知是东是西，还是河北的不知在哪里，折射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一些省区的边缘化。省区的行政区划是明确的，位置是固定的，但之所以出现“不东不西”、“东部的区位、中部的经济、西部的观念”的尴尬，就是因为在发展中迷失了方向。这里面，固然有政策和客观上的原因，但更主要是主观上的原因。以河北省而论，区位优势并不比山东差，可经济发展状况却只能与河南比肩都惟恐不如。为什么？关键原因恐怕还在于自身发展思路、发展模式的落后。不仅河北，内陆很多省份都面临着一种在竞争中被边缘化的危机，当务之急就是从区域发展的角度进一步调整发展战略，积极有为，有为才能有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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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央行依据哪些机构的调查来调整房贷？

央行日前出台了调整房贷的政策。有人问：为什么国务院选择在“两会”后马上出招？国内有学者认为，这主要是一些城市的房地产泡沫太大，已到了不得不挤的地步。十多年前，国内房地产泡沫破裂对金融体系和地方经济的伤害记忆犹新，如海南省的经济至今仍未复原，而海南发展银行也是因为房地产信贷造成的巨额不良资产而最终被关闭。值得注意的是，央行调整政策依据了哪些机构提供的信息？从诸多信息判断，来自央行上海分行的调查肯定是重要依据之一。此外，可能还有一些研究机构的调查。据透露，在央行调整房贷政策之前，有关部门曾到上海进行房地产的调研。调研结果认为，上海的房地产存在泡沫。调研结果显示，上海的商品房投资的比例超过了30%（而上海自己的调查是16%），远超出了国际20%的警戒线，反映炒风炽热。中国社科院的专家在浦东调研时还发现，浦东地区一些商品房的空置率超过50%。由此，有金融界人士认为，上海的房地产贷款质量正在下降，不良贷款比例不断上升。从中可以看到，国务院和央行是依据了多条渠道的信息，然后才出招。



2、国内对部分经济学家的抨击力度明显增强

综观国内近期的媒体和舆论，可以发现一个特点，就是舆论对经济学家们是越来越不客气了。比如，近日有人撰文指出，从根本上说，开放搞活的政策依赖于一个基本信念，就是“竞争促进繁荣”。然而再进一步，就是这些年来在学界和业界逐渐成为第一准则的“充分竞争”观念。这个观念正在变成教条，甚至成为一种迷信。只要市场存在问题，某些愚蠢的专家们闭着眼睛就给出一个判断：竞争不充分啊！其实，所谓的充分竞争可以达到市场资源的优化配置，这根本就是一种书斋里假想出来的理想状态。市场的真实图景，最终就是优胜劣汰。用经济学经典教科书的话，自由竞争的结果只有一个，就是“垄断”。其实，在这里“垄断”并不是一个贬义词，它只是对市场竞争达到一定均衡状态时的描述。“垄断”只对于被淘汰者具有负面的意味，而对于竞争的胜利者，就意味着“应该得到的市场份额和利润”。有些人要起来反对微软的霸权，因为比尔・盖茨能成为世界首富完全是基于其占领的市场垄断地位。同样，世界500强公司哪个不是在垄断中获利的呢？因此，对于国内经济生态圈来说，所谓引入竞争只是一种手段，目标还是要激发本土企业的自身活力，进而通过一定程度的竞争，培育本国的优秀超级大企业。



3、郎咸平高调挑起“港商维权”舆论

继2004年有关国资流失大讨论后，沉寂了一段时间的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日前在香港掀起“港商维权”舆论备受各界关注。近日，郎咸平在两家香港媒体上抛出万言书《呼吁港区人大提案保障港商权益――关于成立港人投资权益保障基金的建议》，并接受电视媒体采访，畅谈“港商维权”理念。事情的导火索来自位于北京朝阳区亮马河商圈、昆仑饭店门口的“嘉利来世贸中心地盘”。该中心因为港商嘉利来60%股权之争阻碍了工程进度。10年来，2.4万平方米的嘉利来世贸中心成为一个“大坑”。郎咸平的另外两个港商权益受损案例是赫赫有名的霍英东投资南沙和香港运洋公司权益受损案。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南沙事件，2004年8月，霍英东基金会顾问何铭思披露了全国政协副主席霍英东10年来在开发南沙过程中受到地方官员梁柏楠刁难的长篇文章（事后梁柏楠因受贿被拘），由此，港商这一传统商业优势群体的权益受侵害的话题才被公众所了解。郎此次把港商维权的重点放在地方对于港商行使的不公正的行政权力和司法权力，及地方黑势力的直接侵害上。郎咸平认为，霍英东、嘉利来和香港运洋这三个港商权益被侵害案例，都说明法制化环境有待完善。因为中央政府建设法制社会非常有决心，但地方政府官员在执行上扭曲了，有法不依，执法不严。部分地方官员和地方恶势力勾结，甚至行政与司法结合一起侵害港商权益。分析员认为，港商权益受损事件并不是现在才有，但一直被当成个案处理，这次由于郎咸平高调的介入，并将其上升为普遍性问题来研究，估计将在国内掀起一轮“外资维权”热潮，其积极意义自不待说，最直接的，是提升地方政府执政能力的一个有力的外在推动。



4、高层决心从体制入手为改革渡过深水区保驾护航

据最新一期《学习时报》日前载文指出，在看到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好形势的同时，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正处于关键阶段，还存在不少矛盾和问题。文章认为，国民经济发展中还存在四大突出的问题，其发展趋势非常令人不安。一是政府、市场、企业关系僵化，政府与市场关系过于密切；二是内需物化。投资率一路走高，消费的动力越来越弱化，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与固定资产总额的比例关系自2002年发生逆转以来，二者的差距迅速扩大；三是利用外需模式老化。目前无论是外贸还是外资，都没有摆脱“以量充质”的老路子；四是国民经济负债经营风险显性化。从微观看，企业债务黑洞越来越大，仅揭露出来的部分上市公司的亏欠动辄几十亿元甚至几百亿元。个人教育、医疗的隐性债务压力极其沉重。从宏观看，一方面，金融债务惊人，另一方面，财政债务沉疴难返。文章指出，解决中国经济中四大异化问题，必须注重从体制机制上着手：第一，要摆正政府与市场的位置，进一步突出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第二，加快相关领域体制改革，并注重配套协调；第三，“外”字经济工作更应避免贪大求洋，要找准对外开放的立足点；第四，准确定位中央和地方的事权、财权，认真研究、及早进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第五，对某些投资扩张过度行业的调控要兼顾当前和长远。分析员认为，面对中国经济遭遇的深层次矛盾，由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提出应从体制上着手解决，其涵义不但包含经济体制，而且将引出中国社会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浓厚兴趣。综上所述，中央高层已决心从体制入手为改革渡过深水区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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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商务部将建特许经营行业预警机制

　　针对特许经营行业频繁出现的商业欺诈事件，商务部昨天表示将通过建立预警机制等多种措施来加强管理特许经营行业。这是自今年2月《商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实施以来，商务部再次加强管理手段。
　　商务部商业改革司表示，将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等特许经营主管部门加强对各地特许经营的管理。据介绍，商务部要求各地主管部门建立预警机制，对有违规行为的企业实施动态管理，对涉嫌商业欺诈，借特许经营之名从事传销和变相传销等行为的特许经营企业，要及时通报工商、税务、公安等部门。此外，商务部还要求加强对涉及特许经营的对外经济技术展览会的管理。  



2、电子签名法即将实施　专家倡导诚信商务
   
　　据悉，《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将于4月1日正式实施。这标志着中国网络经济正向法制化、规范化迈进，预示着中国政府在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上迈出的重要一步。
　　网络经济、电子商务作为市场经济中的一种新兴模式，目前已经由泡沫经济、烧钱模式向规范化、理智化、长期发展方向上转变，并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科技的进步表现出强有力的发展态势。
　　专家认为，一种经济力量崛起的过程，也是优胜劣汰的过程，目前在网络经济、电子商务发展中还存在良莠不齐的现象，网络购物中仍然存在着泄露客户资料、假冒伪劣以次充好等情况；电子交易中的商业欺诈、不正当竞争等种种不诚信的经营行为仍时有发生，干扰了网络经济、电子商务的良性发展，侵害了广大消费者和守法企业的合法权益。
　　论坛上，中国质量万里行促进会今天向全社会倡议，全体从事电子商务、互联网的行业企业，联合起来，共同抵制不诚信的经营行为，为自己、为大家、为社会创造一个公平、规范、诚信的发展环境，为广大消费者提供一个放心、安全的网上消费环境。
　　――坚决抵制、打击利用互联网从事制假、售假的违法犯罪行为；
      ――制定行之有效的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规章制度，并全面实施；
　　――企业在经营、发展中与竞争对手间保持良性竞争，不恶意攻击他人，共同在竞争中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
　　――全面提升公司的软件和硬件，促进服务水平的提高，尤其在产品、客户方面的服务水平，积极为创造互联网服务国家标准而努力。  



3、药品定价中心存在的意义在于其报价不可怀疑的“唯一性”

国务院有关部门已批准成立一个专门的药品定价中心，负责对药价进行综合评估。而且，该“中心”近期就有可能对外正式宣布成立和挂牌。据了解，正在筹备中的“中心”由国家发改委具体负责筹建，主要组成人员包括药学专家、经济学家、临床专家等，主要职能是对我国药品价格进行充分核定，针对药品的具体价格给出一个以合理成本为基础的建议，并上报政府主管部门批准。
此前有专家据此乐观推测，此举符合现行的医疗体制，对药品合理定价将是一个极大促进。然而，根据以往多次发生的一项改革在付诸实施后往往出现“变形”乃至“流产”的经验教训，分析人士认为，对“中心”成立后的顺利运行以及实效仍不无担忧。主要是由于它仅仅被定位于了一个“建议机构”。众所周知，药价虚高的根子是政府有关部门虚高定价，这已是无法掩饰的秘密。这就等于说，药价虚高之“病”主要是病在了政府有关部门身上。过去政府有关部门发布的定价之所以不准确、不客观，甚至惊人地离谱，绝对不会是技术上、能力上的原因。分析人士认为，既然专门成立这么一个“中心”，求的就是由“中心”核算出的药价完全是准确、客观的。假如今后“中心”的报价相对于政府有关部门来说仅仅是一种建议，也就意味着其存在的意义仅仅是弥补政府有关部门技术、能力上的不足。而事实上，在政府主管部门价值取向、处事立场、利益关联、运行机制并未改变，抑或说“病”并未得以医治的情况下，合理的定价建议完全有可能不被采纳甚至不屑一顾。看来它很难成为一剂对症的良药。因而，药品定价“中心”所“产出”的不应该仅仅是“建议”，而是权威的结论。或者说，只有确立了对“中心”报价不可怀疑的“唯一性”和技术上的确定性、权威性，成立这样的中心才有实际意义。而体现“中心”存在的意义以及权威性的标志，是独立行使社会责任、直接面对大众，是有关法律赋予其特定的资格和权力。



4、机构新设　央行“侦测”金融混业盲点
　　一位接近中国人民银行人士表示：“先设立监测部门，把‘金融控股与市场交叉风险处’的人员配备到齐，组织架构搭好，随后再制定一系列的监测制度。”
　　2005年2月，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稳定局在拥有银行风险处、证券风险处之后，设置了“金融控股与市场交叉风险处”。
　　按照中国人民银行网站上关于金融稳定局的职责介绍，不难发现，稳定局的功能已把“金融控股公司和交叉性金融工具的监测”纳入其中。
　　据两位接近中国人民银行的知情人士介绍，目前，该处仍处于新建阶段。
　　尽管如此，业界依旧认为这是管理层在金融混业风险的监测上迈出关键性的一步，毕竟，金融控股形式下的混业经营，早已不是“要”与“不要”的问题，而是如何规范监管的问题。
　　令人稍感遗憾的事件是，目前，国内唯一一家可以公开地、自豪地被称为“金融控股公司”是中信控股有限公司。
　　一直有意于金融控股的首创集团资本运营部人士表示，设立金融控股是当然的目标，只是目前阶段，我们只能“曲线”行动。
　　“我们碰到的问题是工商部门不允许我们注册为金融控股公司，我们不知道去找谁审批资格，以什么资质条件申报，都是未知数，”他说，“这不是一两家的问题，几乎所有准备建立金融控股公司的企业都会遇到这样的困惑。”
　　但这并不影响这批类金融控股集团的创业激情。至今，国内未被正式承认的类金融控股公司到底有多少，还缺乏准确的统计。
　　一面是风起云涌的势头，另一面是尚未把金融控股纳入监管范围之列而引起市场、信用、利率等风险，和由其组织架构性可能带来的特殊风险。
　　“中国的企业往何处去，中国企业千万不要做成金融控股公司，这必须立法禁止”的话语，在去年10月举行的“先进管理高峰论坛”上，从素有“郎监管”之称的郎咸平口中突兀地冒出。
　　他的理由，一是中国没有金融控股公司监管的法律与配套的制度；二是中国企业做不好多元化经营。
　　首都机场资本运营部有关人士表示：“我们也多次向高层反映过此事，但在目前监管与制度缺失情况下，我们只能在集团内成立金融事业部，以事业部名义加强旗下各子公司的协调、考核与事后监管机制，在实践中摸索。”
　　在大多数资深人士目光中，中国人民银行把金融控股公司纳入监测范围之列的做法，实际上就是打破了郎咸平的咒语。
　　一位接近中国人民银行人士表示：“先设立监测部门，把‘金融控股与市场交叉风险处’的人员配备到齐，组织架构搭好，随后再制定一系列的监测制度。”
于是，金融控股与市场交叉风险处将与原有的银行风险处、证券风险处、正在筹备阶段的保险风险处，一并成为中国人民银行的四大风险监测系统。



5、开征房地产税确是还原市场真实需求的有效措施

中国财政部副部长肖捷20日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时明确表示，中国目前在房地产保有和交易环节税费偏轻，问题严重，今后一段时期将重点推进房地产税改革。结合近来国家针对房地产业的调控措施来看，“开征房地产税已成定局”。据透露，目前房地产税试点城市正在筛选之中，“明租、正税、清费”将是房地产税改革的基本方向。
参照国外房地产业的发展的经验来看，国内开征房地产税已是势在必行的事情。特别是在目前国内部分城市房价疯涨、房地产投机现象严重的形势下，征收房地产税是保证房地产市场持续稳定地发展的重要财税手段之一。尽管有人估计开征房地产税对房价的影响只有在5%。房价的下降幅度不可能如此明显，但是因为要多次交税，炒房的成本加大。这样可以适当给房地产市场降温。据国家税务总局有关人士透露，新的房产税，可能涉及征收不动产闲置税，以及实行累进税制等等。根据模拟运行的新房产税初步方案，一套房子即使没有利润，也可能要收9%的税费，而有利润的房子，税则可能占到利润的50%。国家财政部有关人士透露，初始阶段可能不涉及个人住宅，但最终将覆盖城乡所有房地产，包括经营性和非经营性不动产。有人认为，开征房地产税是将原来由开发商承担的税费转嫁给了消费者，增加消费者的住房成本。我们认为，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供求关系是决定市场走向的决定性因素，征收房地产税将有效挤压出市场的泡沫，还原市场的真实需求，从而降低消费者的购房成本。相反，在目前市场疯狂的背景下，开发商可以“肆无忌惮”地转嫁成本。同时，我们也承认，单靠推行一项税种根本无法解决房地产行业现存的问题，政府只有改变职能，从多方面、多层次的加强调控，才能保证房地产业的长期稳定。



6、争议“房地产税”

　　“虽然准备工作一直在进行，可是要真正开征，恐怕短期内很难实现。”　　　　　　
　　谢伏瞻向记者透露，今年年中，财政部将选择一个地级市为试点，全面摸清登记该市的公、私不动产，构建数字化城市模型，试点结果最终将报送国务院作为决策参考。
　　　　
　　“房地产税”的多重误读
　　3月20日，财政部副部长肖捷在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时明确表示，中国目前在房地产交易环节税费过多，但在保有环节税费则偏轻，这将不利于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同时他提出，推进房地产税费改革将成为近期财政部工作的一大重点，而开征“物业税”则是确定的改革方向。
　　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谢伏瞻近期也在公开场合指出，“明租、正税、清费”是房地产税改革的基本方向，建立健全“房地产税”有利于遏制房地产投机行为。
　　上述“物业税”和“房地产税”，概念上似乎有些混乱。但实际上，这不过是同一税种的不同称谓。容易引起误读的是，叫“物业税”，容易和“物业费”混淆，也容易与香港已经开征的“物业税”(也叫“差饷税”)混淆；而现在说的“房地产税”，又不易厘清和当前开征的“城市房地产税”的区别。
　　“它应该是一种‘不动产税’，兼有流转税和财产税的性质。”中央财经大学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刘桓说。按照国际上的一般说法，“不动产税”是对土地、房屋所有或占有者征收的税，计税依据为不动产评估价值。
　　“不动产税”大热之际，正处于房地产价格的“非常时期”，不免造成另一种误读：财政部拟开征“房地产税”，用意在于抑制房地产价格上升过快和遏制房地产业的投机行为的关系。
　　果真如此吗？
　　“房地产价格上涨是市场造成的，开征这个大家现在都还搞不懂的税就能抑制房地产价格了？”华远集团董事长任志强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质疑说。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也认为，开征“房地产税”，对于当前遏制房地产业的投机行为“作用有限”。在他看来，中国的房地产业还处在发育期，有大量的需求，所以房地产商才能炒起来；现在房地产价格的居高不下，根本是房地产市场的供求状况造成的。
　　“房地产投机行为的产生有很复杂的因素，税收仅仅是其中一个因素而已，房地产价格不是由税收决定的。”刘尚希教授说。
　　
　　“明租、正税、清费”
　　“中国房地产行业的税费负担已经很重了，难道还要再多征税？”任志强向记者表达了自己的不满。按他的说法，房地产业的整个行业链中到底涉及了多少税费，不是一个普通人可以说清的，就是一个房地产开发业的专业人士也很难说清楚。
　　在我国，国家以房地产为对象的收入主要有三块：税收、各类收费、土地出让金。不仅名目繁多，且极不规范。有专家举例说，山东某地滨海城市的收费项目达1400多项，而江苏某地有红头文件依据的收费项目更多达4000多项，这些收费很多都和土地管理及房地产有关。
　　　　
　　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刘维新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国房地产企业在开发和销售商品房过程中所要交的税累计起来应该占房价的27％。而据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系主任丁芸测算，目前开发商要交的税费加起来要占到房价的40％，其中约有15％是税，25％是费。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则表明，中国房地产税比重偏低，仅占全部税收收入的2.36％，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也仅为8.12％；而西方国家的房地产税或财产税却是税收的重要组成，占基层政府的财政收入比重甚至达71％。此外，中国房地产税费主要集中在开发投资环节，多而重；占有和交易环节相对偏轻，对个人占用几乎不征税，刺激了房地产投机行为。
　　由此，在谢伏瞻副主任看来，建立在“明租、正税、清费”基础上的“房地产税”，对于改变房地产业当前税费收取的混乱局面，减轻房地产开发商税费负担，从而间接降低房价，便有了特殊意义。
　　谢对本报记者解释说，开征“房地产税”，正是要将一些繁杂的税费进行统一规范，而并非是由此而增加税费负担。在他看来，开征房地产税一方面可以大幅度减少现行土地税费中存在的不规范与腐败现象；另一方面也可以使政府分享土地增值带来的收益，获得长期稳定的收入来源。更重要的是有助于遏制房地产投机行为，提高土地资源的利用率。
　　而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许善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曾指出，1994年中国税改时，流转税、所得税等都做了较大改革，但与土地、房产有关的税制基本上没改，这方面的税最少滞后了10年左右，与市场化要求相距甚远。
　　许善达指出，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是无偿用地，国家持有政府分配，现在部分用地招拍化，但真正掌控的仍是地方政府，因为集体用地或农民持有的土地不能直接入市，需政府先征用再招拍，这其中的差价巨大，这种非税收非规范渠道的预算外收入数额巨大，某些部门甚至被称为“第二财政局”。

　　“房地产税”重塑中央地方分税体制
　　在关注开征“房地产税”对于房地产业、房价的影响的时候，人们却忽视了这一税制改革另外一个，也许更为深远的意义。
　　“‘房地产税’最主要的功能在于，将为中国地方税收体系的完善创造条件，从而逐步形成地方财政稳定的税源，同时也将引导政府行为，从而在房地产业发展城市环境建设方面，形成良性循环的机制。”谢伏瞻说。
　　中国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在中央、地方间的分税制体系已经基本建立，但距离真正意义上的分税制，还有很大差距。因为按照真正意义上的分税制，地方各级政府都应该有自己大宗、稳定的税源。
　　“这个税种是最适合基层地方政府掌握的税种，可形成非常稳定的税源，因为‘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嘛！”贾康教授说。
　　他指出，只要地方政府一心一意优化投资环境，自己地界上的不动产就会不断升值，每隔几年重新评估一次税基。地方政府的财源就会随着投资环境的改善不断扩大，形成稳定的、大宗的财政收入来源。地方政府职能的重点和它财源的培养，便非常吻合了，正好适应政府职能和财政职能调整的导向。
　　按照谢伏瞻的说法，这叫作“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地方环境建设得越好，地方政府所可能得到的税收就会越多，从而可以有更多的钱去改善公共环境，这无疑能够纠正目前地方政府在经营城市上往往寅吃卯粮、竭泽而渔地开发土地资源的不良现象。”
　　贾康认为，国家从不动产取得的收入，不管是采用统一的混合形式还是租、税、费分流的形式，关键还要明确中央、省、市、县、乡5级征收关系，他建议以低层级的地方政府为主，即不动产税归入地税关系，成为地方财政的支柱，并且5－8年重评一次税基，从经营性不动产向非经营性不动产延伸，最终全面覆盖。同时，要求考虑地段因素，拉开税基等级。
　　
　　年中将择地试点
　　事实上，“房地产税”开征前的准备工作，一直在紧锣密鼓地低调进行中。
　　谢伏瞻向记者透露，今年年中，财政部将选择一个地级市为试点，全面摸清登记该市的公、私不动产，构建数字化城市模型，试点结果最终将报送国务院作为决策参考。
　　而实际上，财税部门早已开始了在地方的试点工作，比如北京、宁夏，试点工作已经陆续展开，不过采取的是所谓“空转模拟试点”的方式。所谓“空转模拟试点”，也就是根据一定的税率、税基每月计算，但不实际征收，而且整个过程非常低调，所以一直不曾被外界知晓。
　　“我们得到批示，只做不说。国税总局也明文规定不得对外宣传。”当记者致电宁夏自治区地税局一位相关人士询问有关物业税空转模拟试点的消息时，对方这样回答。
　　“虽然准备工作一直在进行，可是要真正开征，恐怕短期内很难实现。”谢伏瞻说。
　　开征“房地产税”的一个必要前提就是有关全国住房交易、所有权等基础信息的系统的建立和完善。而现实的情况时，管理机构甚至都拿不准每家每户究竟有几套房子。
　　“比如有的家庭，可能用爸爸的名字买一套房，用妈妈的名字买一套房，再用其他亲属的名字买房，这样的现象并不鲜见，可是没有准确、可靠的基础数据，这个税怎么征？”谢伏瞻分析说。
　　另一方面，一套完整的评估体系、评估方法的建立，评估人员的培训，都需要花费巨大的精力，也是决非能一蹴而就的事。
　　实行物业税需要一套完整的评估体系。但目前，国内物业价值评估体系尚未完善，如何合理评估不断变化的房屋价值从而征收物业税也将是有关方面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体系未建立、配套不完善、市场不规范，在此情况下，开征物业税有可能引发社会问题。
　　“要按‘不动产’评估值来征税，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一个难题了。”中国税务学会理事、中山大学税收与理财研究中心主任杨卫华教授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在他看来，当前，我国评估法律还不够健全，执行起来难度也很大，评估机构还比较少，还不存在竞争，评估机构管理上不规范，人员的素质还不高。“更重要是，评估机构有限，队伍还不够壮大，你要全部都评估，再来开征的话，我想那就不是一两年的问题，就还要三四年才开征得了，如果假定全部都按照评估值来做的话，难！”
刘尚希教授也指出，目前需要研究的东西非常多，这项改革肯定要逐步推进，开始时面窄些，然后逐步拓宽。“国家肯定要充分考虑到老百姓的负担问题，政策不能太猛。”

[sign]我心无疆界[/sign]

无疆界

1、中央国资与地方国资如何重组是个难题

关于鞍钢、本钢的合并事宜，一直是“干打雷，不下雨”。虽然两家企业的负责人相继表示，乐于推动两家企业的重组，但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鞍山钢铁是中央国资委管辖的国有企业，本溪钢铁是辽宁省国资委管辖的国有企业，两家企业的合并不仅牵扯到众多外围企业、社会机构及其人员的安置，更与中央、地方之间的利益、责任分配密切相关。去年9月，辽宁省委曾开会研究讨鞍本合并事宜，提出鞍本合并实行股份制。“但会开到最后，省委发现辽宁省事实上是牵不了这个头的。会议最终决定，请求国家来牵这个头，由国资委、发改委、国务院东北办和辽宁省四方共同成立一个工作组，拿出具体实施方案，上报国务院待批。”在目前鞍钢和本钢的大集体中，共有20万左右员工。据测算，安置资金需要每年7个亿，而按每人每年1万元的安置费或身份置换金则需要每年支付20个亿，相当于本钢2004年全年的利税，相当于本溪市财政收入的70%。这笔费用如何分摊，企业、各级政府部门并没有共识出台。企业合并所涉及到的收入、税收变化直接影响有关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分配，而中央国资委对鞍本合并态度并不积极。据知情人士透露，此前国资委领导来鞍本考察，态度并不积极，说等政策环境成熟了再动。鞍本合并与否实质上是一种政府行为，而各级政府部门间的利益博弈也增加了两家企业整合的难度。



2、淡马锡模式能复制吗？

国资委今年起展开了与新加坡淡马锡的高层合作，淡马锡式的国资管理模式也或多或少地在国内国企改革中有所体现。实际上，淡马锡这种政府深度介入经济的模式在亚洲国家和地区已得到认同。台湾近期计划将约310亿美元公共资金注入一个按淡马锡模式建立起来的投资公司。印度尼西亚也在考虑一个类似计划，打算对印尼国家石油公司这样的国有企业进行重组。马来西亚最近经过重组的国家投资机构哈扎纳控股公司看起来很像是早期的淡马锡公司。但要获得像淡马锡公司曾经获得的成功并不容易。巴克莱资金公司经济学家多米尼克・德沃・弗雷科认为，“淡马锡公司的模式并不能放之四海而皆准。”新加坡是一个城市国家，能很轻松地将国有资产集中起来管理，但一个大国要这样做就非常困难。印尼和马来西亚的人口要多得多，也难管得多。弗雷科说：“在这种情况下，它们必须想清楚，建立一个类似淡马锡公司这样的机构意味着什么，要想清楚它们究竟想重点扶持哪些领域，以及怎样才能实现这些目标。我认为目前的淡马锡模式不可能百分之百地照搬到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实际上，国资管理在国内会更复杂，国资委要真正转变为它所称的“大股东”角色会很艰难。


3、国资委谋掌5000亿央企利润  

最新一期《证券市场周刊》载文称，在过去的20多年里，国有企业一直遵循着“税后利润作为国家再投资留在企业内部作为企业发展基金”的行为模式。而正在酝酿的国有资本金预算制度，试图把这些利润收归国资委统一调度。统计显示，2004年中央企业实现利润4785亿元。

　　国资委扩权
　　从2003年4月6日挂牌至今，不到两年的时间，国资委已经成为掌控近10万亿元国有资产的巨人。在经济运行的各个层面，几乎都能感受到国资委的强势。
　　管人――央企负责人频频变动；管事――叫停MBO。如今，国资委出手管钱――探索国有资本金预算制度。
　　2004年年底与2005年年初，两次最重要的工作会议上，国资委主任李荣融与时任副主任的李毅中都给出了一个明确的时间表，称将在2005年“加快建立其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制度，为中央企业的布局结构调整提供手段”。
　　近期，在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举办的一次“经济形势与企业改革分析预测会”上，国资委副主任邵宁表示，温家宝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今年要探索国有资本金预算，要形成一个财务支撑体系。他表示，国资委目前正积极与人大财经委、财政部、社保基金理事会等有关部门协商沟通，争取形成一致意见上报国务院，抓紧研究建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的方案。如果国有资本金预算能够进入实践操作，对中央企业的结构调整会是非常大的促进。
　　事实上，对于国有资本预算制度的建立，一些地方已经先行探索，纷纷建立相应制度和办法。知情人士透露，该制度建立后，179家央企不会同时起步，目前考虑的有按照行业划分来制定利润上缴的方案和按照资产规模划分来制定上缴利润的方案。

　　5000亿利润之争
　　改革意味着利益的重新分配。此前，国资经营预算职能一直由财政部统筹，对于这一制度的建立，财政部与国资委有不同意见。在2004年10月的那次研讨中，财政部的声音是，“这不仅仅是钱的问题，历史成本都已沉淀在国有资本里，而国资委是特设机构，不是政府部门，能否单独编制预算未有定论”。
　　“建立国有资本预算其实技术上很简单，关键是涉及利益协调的问题，比如国资委与财政部、国家和企业之间、中央企业和地方之间或者说国有资本预算是否能建立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制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所副主任张文魁认为。
　　据统计，截至2004年12月底，中央企业在全面清产核资后资产总额达9.19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2.3%；2004年中央企业销售收入5.5万亿元，同比增长25.8%；实现利润4785亿元，同比增长57.6%。
　　“建立国有资本预算制度，这又涉及国有资产分红制度，涉及企业自身利益。在现阶段，能够上缴利润的企业屈指可数”。国资委有关人士表示：“这种博弈主要体现在与庞大、独立的授权经营企业的博弈，比如中石油、中石化等。”
　　2005年3月16日，中石油在香港宣布：中石油2004年获得净利润1029.27亿元人民币，较上年度增长47.9%。上千亿的利润“刀枪入库”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作为国家财政的重要贡献者有讨价还价的本钱。
　　而控制了收益，也就控制了企业的投资行为。对于国资委来说，没有资本经营预算就管不住企业的投资行为。但是企业却并不认可。在今年的两会上，多名企业界委员就将矛头指向了国资委。中国化工进出口总公司总经理刘德树就对“国资委随随便便就划走了我们几个亿”表示不满。有电信运营商甚至表示：“如果赚了，有钱分红还好说，如果赔了呢？国资委会给我们出吗？”
　　对此，国资委研究中心新产业研究部副部长卢奇骏指出，从理论上讲，对大股东而言，这种“赔”的现象是不允许出现的，国资委作为母公司(有政府性质)，理论上要求企业必须是赢利的，而赢利的支配也应该由国资委说了算，比如在分红问题上，是“不分”还是“年年分”，都要以如何能将企业办得更好为前提。“作为中央企业，它是没有权力和国资委来谈国有资本收益收不收的问题，因为这是不对称的。”卢奇骏强调。

　　十字路口的国资委
　　国资委强势扩权，整编庞大的国有垄断大企业，迅速成为中国经济全局中相当显赫的角色，即使去年诸如“郎咸平事件”引发的大争论中，国资委都意外获得了更大的话语权。带领众多国企和地方国资委冲进市场的国资委，已经将自己强大的影响力辐射进中国经济生态环境的每一个层面。但国资委的强势，意味着下属国有企业的“弱势”。直接引发舆论批评的是国资委对属下企业强硬的“管理方式”。
　　对于“国资委越位，做了董事会的事儿”的批评，邵宁的解释是，“现在的国有独资公司，绝大部分是按照企业法注册的全民所有制企业，这些企业实际执行的是总经理负责制，少数按国有独资公司改制的企业董事会都是内部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董事会是很难发挥作用的，实际上是董事长的一把手负责制。没有办法，国资委只能暂时做董事会的事情。”
　　现在看来，并不仅仅是国资委不断扩张自己的权力，引发了各界人士的担心，那些越来越强烈的“重新定位国资委职能”的呼声，实际越来越逼近一个事实：国资委将在中国下一步最艰难的政经改革中，扮演什么角色？
　　对于国资委的定位，邵宁表示，目前国资委是站在一个十字路口。下一步对国资委有两个选择，一是需要进一步加强国资委，提高国资委和企业的谈判能力，提高国资委对于企业内部情况了解的程度；再一个方向就是往制度创新上走。“靠国资委和企业人谈判，国资委永远谈不过企业，所以这个方向必须往制度创新上走。”邵宁说。

　　资 料
　　国有资本金预算：资源配置的非市场方式
　　对于国资委来说，推出国有资本金预算制度是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步骤。邵宁表示，现在很多并没有投资机会的企业非常有钱，好多钱都不知道该怎么用；但是有一些企业正好处于产业爬坡的时候，特别需要集中投入，但却资金不足。作为一个经济体系来说，这种资金配置显然不合理。国资委组建之后已经做了很多中央企业之间的合并和重组，但力度非常有限，只是把现有的资源进行重新的组合集中。要做到中央确定的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战略，应该使中央的国有资产能够流动，比较顺畅地从不重要的领域退出来，比较顺畅地配置到需要加强的领域，这就需要一个重要的财务支撑体系――国有资本金预算。



4、杭钢创出“一厂两制”新模式 国企改革“中间道路”浮出水面

2003年，杭州钢铁集团销售收入突破百亿元大关，在全国最大500家企业集团中名列第94位，2004年销售收入再次突破200亿。在国有企业改革山重水复整体亏损局势一时还难以扭转的情况下，杭州钢铁集团何以能一枝独秀？《21世纪经济报道》3月9日报道援引该集团董事长童云芳的话说，杭钢的特殊性在于，它有一些别的企业所没有的东西。这些东西所产生的正面力量，有效地遏止了国有企业固有的一些弊端。
杭钢的所谓“特殊性”指的是什么？据介绍，作为省属国企的杭钢集团，在推进产权制度改革的过程中，发现了一条适合自己的“杭钢模式”，这就是“一厂两制”。具体说，一个企业实行两种体制。钢铁这一块是国有的，是杭钢集团公司的主业，辅业在所有制上多种经济成分都有。杭钢的这种“一厂两制”被称之为国企改制的“中间道路”。那么，这条“中间道路”是否可行？杭钢的实践表明，杭钢的辅业与应时而起的钢铁主业比翼齐飞，乃至超过了主业。公开资料显示，杭钢集团2003年152亿销售收入中，辅业贡献了85亿；2004年210亿里面，辅业贡献更高达115亿。
目前，杭钢集团公司非钢产业所涉及的行业，包括房地产、贸易、环保、酒店旅游、职业教育、科研设计、黄金开采、储运、新兴建材、机械制造、建筑安装、后勤服务、IT产业等，广泛分布于全国12个省(市、特别行政区)。其中，置业、商贸和旅业已经成为非钢产业的三大支柱，在2004年杭钢集团非钢产业的115亿元销售收入和4亿元利润中，置业、商贸和旅业三者合计均占到了90%以上，堪称杭钢集团公司非钢产业的主体和精华。2004年年末，许多大型国企开始主辅分离，杭钢集团却将上述三大产业整合，分别成立了杭钢置业、杭钢商贸、杭钢旅业三大集团。目前形势来看，这三大辅业均有做大的资本和实力。“杭钢模式”的特点是：在一厂两制的背景之下，主业保持纯国有的身份，辅业在国资控股的前提下，引入员工持股激励手段。杭钢旗下的浙江紫光环保有限公司，尽管杭钢控股，但在股权结构、分配机制、管理方式、激励机制等，向民营企业学习，大胆引入私营经济的运作模式，既有国有资本，也有私人资本。
国企改制的“中间道路”有一个关键问题不可回避。这就是关联交易的风险。杭钢的辅业与主业基本都有关联，比如地产业务需要大量钢材，可能会导致利润转移的问题。但杭钢集团在实际运作中却有意设法规避了这个问题。以实行员工持股为例，董事长在该子公司中并无个人股份，以独立身份监督子公司的运作。集团领导在辅业改制中规避持股，这或许才是杭钢模式良性运转的关键。
在国企改革争议不断的当下，“杭钢模式”是否合理？目前还无明确说法。但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是，这一模式与国资委的思路并不完全重合。

杭钢的成功似乎无可置疑，主业方面，在杭钢本部，没有增加一寸土地，但钢铁产量从原来的30万吨上升到了近300万吨，利润从原来的几百万上升到了10多亿元；辅业方面，虽已改制但仍属国有控股，国资同样增值。这个结果应是国资委正在追求的目标。但“杭钢模式”却与现有的国资管理思路并不完全重合。按照国资委的思路，其一，中央企业的主业一般不超过三个，非主业的业务则要严格控制投资，主辅分离也在同时进行；其二，去年“郎顾之争”过后，国资委明确提出地方大型国企也不宜MBO。“杭钢模式”从某种意义上说，可看作国资委两条思路中的“中间道路”：辅业不完全切掉，主业也不搞MBO。“杭钢模式”在浙江并不孤立，据悉，浙江国资质量之所以较高，与此不无关系。但尽管如此，“杭钢模式”及其“中间道路”，能否被肯定并推广，目前还很难说。“杭钢模式”及其“中间道路”，是在国有企业改革实践中“逼”出来的，已触涉及到国企改革的实质，这就是在国资委给出的两条道路之间，是否有“中间道路”？检验国企改革成败的标准又是什么？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在实现祖国统一问题上最了不起的贡献，就是提出了“一国两制”方针。杭钢作为一个大型国有企业，在改制过程中摸索出的“一厂两制”，也具有两种性质不相兼容的制度合二为一、共生共存的性质。那么，“杭钢模式”探索出的“中间道路”，能否为中国国企改革开辟一条新的通道？值得我们密切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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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疆界

1、三大国家干部学院开学  官员大规模培训时代来临

　　3月24日下午，中国浦东干部学院第一期市长班和第一期司局级干部任职班的学员，一起聆听了哈佛大学著名管理学教授芭芭拉・凯勒曼的讲课――“糟糕的领导”。　　　　
　　3月25日早上，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吴道槐副司长比往常早了半个钟头起床，匆匆赶往中国浦东干部学院会议中心报告厅。
　　吴道槐是中国浦东干部学院第一期任职班学员，他这是去参加一个“国际领导力论坛”。但这个论坛有些特别―――所有参加者必须在开始前亲自注册，确认会议资格，领取会议资料，而且全部用英文注册。
　　“它完全按照国际论坛的运作模式，让学员提前置身国际化论坛的环境。”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常务副院长奚洁人解释说。
　　2005年3月18日正式开学的中国浦东干部学院甫一亮相，就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我们学院简称‘中浦院’，学员们在争论，谁是‘中浦一期’。”奚洁人诙谐地说。此前，中浦院还在筹建时，就举办过6个试点班次，培训学员300多人。
　　
　　干部培训新格局渐成
　　跟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同时成立的，还有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中国延安干部学院。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为三所学校的成立发了贺信。
　　根据中浦院方面的介绍，三所干部学院的成立，有深远的背景―――十六大后，中央提出要用二十年的时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此，根据国际国内形势和任务的需要，尤其是党政军高级干部要适应形势和任务的需要，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大规模培训干部，大幅度提高干部素质和能力，中央作出在浦东、井冈山、延安建立三所干部学院的决定。
　　此前，在国家中高级干部培训方面，主要是两所学校―――中央党校和国家行政学院。国家行政学院1994年成立，常务副校长陈福今；中央党校历史则久远些，现任常务副校长是虞云耀，二人均是中共十六届中央委员。
　　两所学校存在一定的交叉和重复，不过，区别还是很明显：据国家行政学院教务部主任吴江介绍，中央党校是党委系列的培训，侧重党性、价值观等政治理论教育；国家行政学院是国务院系列，侧重公共管理教育。
　　现在，由中组部部长贺国强兼任院长的浦东、延安、井冈山三所干部学院相继开学，我国干部培训的新格局逐渐成型。按中组部设想，井冈山、延安两所学院主要依托其革命历史资源，进行党风党性教育、基本国情教育、保持党的先进性教育。而中浦学院，根据上海的特点，其定位为“具有国际性、时代性、开放性特点的新型干部教育基地和开展国际培训交流合作的窗口”。
　　根据介绍，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定位于对党政领导干部、企业经营管理者、专业技术人员和军队干部进行改革开放意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现代化建设知识和能力教育以及开展国际培训交流合作的国家级教育培训基地，目前教职员工有120余人。
　　中浦院常务副院长奚洁人阐述说，按照中央的要求，中浦院和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在功能上各有侧重，互为补充，在教学上实行衔接式、配套式、一体化、系列化配置，形成一条干部培训的流水线。
　　例如在班次设置上，中浦院现主要有三大类班次：一是与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和国防大学等干部培训院校相衔接的班次；二是独立设置的班次，包括“专题研究班”、“任职培训班”、“发展研究班”等；三是面向国内外接收各类委托培训的班次。
　　而“相衔接的班次”，综合国家行政学院和中浦院方面的说法，是指以后我国中高级干部培训，先在国家行政学院等进行理论学习，后面一段课程主要是实习课程，则分别去三家干部学院进行，如在浦东干部学院接收现代化教育，去井冈山、延安则开展传统国情教育。
　　国家行政学院教务部主任吴江介绍，国家行政学院2004年11月29日开学的第17期任职班是最早实践这个模式―――先在国家行政学院学习，然后到浦东接受现代化教育，再到井冈山、延安接受革命传统教育。
　　据记者了解，中央党校和国家行政学院已将“党性分析”和“作风建设”等方面的教学课程放到延安、井冈山两个学院进行；而“世界眼光”、“战略思维”等课程的案例教学和情景模拟，则由浦东学院来完成。
　　
　　中浦院的“短平快”
　　承担全国性的干部培训任务，中浦院的优势在哪里？
　　中浦院显然着力于创新―――浦东拥有国际化开放窗口的优势。2004年5月贺国强视察中浦院时指出，“创新要体现在学校的教学和管理之中，要创新体制，创新管理，创新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方式方法”。
　　贯彻这一指导思想，中浦院的方针是三句话：“忠诚教育、能力培养、行为训练”。
　　“中浦院的教学以经济管理为主，侧重培养领导干部解决实际工作的能力。”奚洁人说。
　　而这跟中央党校及国家行政学院有所不同。王长江告诉本报记者，中央党校的课程概括起来是“三基本五当代”：三“基本”就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三个代表”思想；五“当代”指当代国防，当代科技，当代思潮，当代法律，当代经济教育。学员要研读一些经典原著，以提高理论修养。课程的时间都比较长，进修班一般半年，最短也要三个月，培训班为1年，理论班长达1年或2年。
　　而中浦院打的是“短平快”，主要是短期和专题培训班，一般只有一个月到45天，最长也不超过3个月。“越是责任重的干部，越时间紧，抽不出那么长时间脱产。”
　　跟国家行政学院类似，中浦院大量采用兼职教师。之所以兼职，一方面降低成本，更主要的是，聘请社会上著名教授，党政高级干部临时授课，可以让培训干部接收最新的知识和理念。
　　中浦院一位教师分析，中浦院强调培养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传统的干部培训注重理论教育，这对提高干部素质，特别是思想水平道德水平很有帮助，但是执政过程中遇到新问题该怎么办？加强执政能力建设，他们最需要的能力培养是解决实际工作中遇到的新问题。”上述人士进一步说。
　　在中浦院的一份宣传材料上说，中国浦东干部学院要把价值观的问题和可操作性的方案转化成为一种课程设置，跟各种领导的岗位职责相匹配。
　　与此相呼应，中浦院在校外设置了近30个现场教学点，如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江苏昆山市等。中浦院介绍，上到产权交易的课，就把课堂搬到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去，给学员直观的感受。
　　“行政学院主要是老师讲学生听，这里互动和实践比较多。”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副司长吴道槐说。吴曾在国家行政学院上过专题研修班。
　　而一些全新的问题，中浦院也纳入教学范围，如何应对新闻媒体，突发危机事件如何应对，这些都是传统干部培训中比较少见的。
　　国际化是中浦院着力打造的另一亮点。中浦院对外交流和培训开发部主任宋今介绍，中浦院将把国家中高级干部培训地点拓展到海外。“我们正在跟哈佛、斯坦福谈校外基地的合作，而我们已经跟比利时的安特卫普签订校外基地培训合同。”宋今说。
　　此外，中浦院还邀请国外著名的教授来学院给学员上课。3月24日下午，第一期市长班和第一期司局级干部任职班的学员，就一起聆听了哈佛大学著名管理学教授芭芭拉・凯勒曼的讲课，授课题目让人耳目一新：“糟糕的领导”。
　　开启干部大规模培训时代记者看到，中浦院2005年～2010年规划纲要中，目标是建立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新型领导学院，定位是教育培训、科学研究、咨询服务、领导测评、网络教育为一体的高层次人才资源的开发机构。
　　而国家行政学院现在也在从学校后勤服务等方面改善办学条件，迎接国家干部培训时代的到来。
　　此间人士介绍，除了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浦院三家外，现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一些高等院校也在承办一些司长班等的干部培训任务。
　　早在2003年，中组部发出《关于深入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做好大规模培训干部工作的意见》通知：从2003年起，利用5年时间，将全国县(处)以上党政领导干部普遍培训一遍。
　　通知说，每年有组织、有计划地培训省(部)级干部500人左右、地(厅)级干部8800人左右、县(处)级干部10万人左右。培训的重点是各级党委、人大、政府、政协换届后新进领导班子成员和中青年后备干部。县(处)级以上党政领导干部必须参加5年内累计3个月以上的脱产培训。对企业经营管理者、专业技术人员等其他各类干部也要进行相应的培训。
　　这个培训规模是空前的，仅以地厅级以上计，每年的培训人数也已近万人。
　　而中浦院3月18日开学时就有三个班开班，分别是(地级)市长培训班，(司局级)经济干部任职班和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和交易研究班。
　　此外，还有一个受中组部、中宣部、教育部、团中央等五家单位联合委托的“高校班”已经开课。
　　“我们除中组部下达的计划内培训任务外，开展各地市党政机关委托的计划外培训。”奚洁人说。
干部培训机构的蓬勃出现，开启了我国新一轮干部培训时代。



2、差旅管理在中国兴盛还要待以时日

2004年中国旅游总收入超过6000亿元人民币（约723亿美元），其中商务旅行消费额已超过30亿美元，并将以每年20%的速度增长。经济增长速度与公司全球化的程度，是决定商务旅行市场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中国近年来经济的态势，表明国内商务旅行市场已步入高速成长期。但对多数中国本土企业来说，差旅管理仍然是个较为陌生的概念。与国内不少旅行社相比，差旅管理公司更加注重通过重建公司差旅流程、改进差旅政策，以达到帮助企业优化差旅预算、节约成本的目的。他们往往不直接从机票代理商或宾馆处取得利益，而是直接向自己的企业客户收取固定的服务费。不过，国内企业并不太适应这种额外收取服务费的管理方式。全球第二大商务旅行管理集团嘉信力旅游管理公司（Carlson Wagonlit Travel）虽然进入中国以来连续两年盈利，但公司目前在中国的客户还没有一个本土企业或机构。国旅运通（美国运通在中国的合资企业）的人士也透露，他们的客户基本来自跨国公司。安邦分析师认为，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在于，中国企业目前对这种专业化的服务还缺少需求。一般而言，政府公务人员的差旅不需要管理，而国企人士的差旅缺少成本概念，民营企业的发展还没到需要如此专业服务的地步。因此，差旅管理在中国要发展得有规模，还要待以时日。



3、诉讼大战背后反映的是旅游业新旧经营模式之争

　　在遭遇到黄金假日旅行社不到两年内的4次起诉之后，携程网首次将北京黄金假日旅行社告上了法院。黄金假日旅行社表示，旅行社不会因为接到反诉状而停止对携程网的起诉。“只要有携程网的地方，我们就会对其进行起诉。”分析认为，从2003年底开始，黄金假日旅行社认定携程没有旅行社经营许可证，却在从事订房、订机票等旅游业务，属于“非法经营”，一路举报到国家工商总局、商务部、民航总局、旅行社协会等机构，并先后在上海、北京、天津和杭州4地将携程告上法庭。虽然黄金假日旅行社与携程网并非直接竞争对手，但携程的大部分营业收入来自宾馆预订和机票预订业务，而这也正是黄金假日旅行社经营的主要业务。携程这种“互联网＋传统旅行服务”的新型模式给传统旅行社造成了压力。携程与黄金假日之争，反映了发展迅速的旅行网站和经营模式陈旧的旅行社之间的利益矛盾激化。客观地讲，旅游网站经营资质确实是旅游业内的一个“灰色地界”。



4、深圳市电动车与电动自行车管理办法出台

      电动自行车为非机动车，电动力驱动的轮式车辆（简称电动车）为机动车。深圳市交警局对电动自行车和电动车的技术标准做出明确认定，并按照国家有关法规对这类车辆的违法行为制定了统一处罚标准。
    电动自行车≠电动车
    根据国家标准《电动自行车通用技术条件》的规定，电动自行车是指以蓄电池作为辅助能源、具有两个车轮、能实现人力骑行、电动或电助动功能的特种自行车。其技术标准具体有以下4项：设计最高时速不超过20公里；整车质量不超过40千克；电机额定连续输出功率不大于204W；具有良好的脚踏骑行功能。
    据此，交警局正式明确，同时符合以上4项技术要求的，才可以认定为电动自行车，否则为电动车。电动自行车为非机动车，电动车为机动车。
    电动车上路须先上牌
    电动车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按照机动车违法行为进行查处。
    电动车即通常所说的“仿摩”，同摩托车一样，需要办理牌证方可上路。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对于上路的无牌证电动车，交警部门将扣车并处以100元罚款。
    如果驾驶电动车上路而无相应驾驶证的，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九条规定，交警部门将对其处以500元罚款，屡教不改者还将视情节轻重处15日以下拘留。
    若电动车既无牌证，驾驶员又无驾驶证，将按照上述两条规定同时处罚。
    电动自行车最高时速限15公里
    电动自行车违规行驶，将按照非机动车违法行为进行查处。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非机动车应当在非机动车道行驶，如果没有非机动车道，则应当靠车行道的右侧行驶；驾驶电动自行车的最高时速限15公里；驾驶电动自行车横过机动车道时应下车推行；在有人行横道或者行人过街设施的路段横过机动车道时，应从人行横道或行人过街设施通过。违反以上规定者，均应处以20元罚款。
    电动自行车驾驶人拒绝接受罚款处罚的，交警部门将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八十九条“非机动车驾驶人拒绝接受罚款处罚的，可以扣留其非机动车”的规定，扣留其电动自行车。
    据了解，随着深圳市市民拥有电动车和电动自行车数量的增长，此类车辆的违法行为也日渐增多。长期以来，由于市民对电动自行车和电动车的概念模糊，常有市民对交警处理这类车辆违章行为难以接受。市交警局有关负责人在昨天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上述规定全部是以《道路交通安全法》为依据而形成条文重申的。



5、国家发改委的扶持将激发清洁能源的新一轮投资热潮

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日前表示，今后中国将大力发展风能、太阳能、地热等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其中2005年到2007年间，将实施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高技术产业化专项，重点包括五大领域：一是风力发电。开展1.5兆瓦变速恒频风力发电机组和1.2兆瓦直接驱动永磁式风电机组的产业化。二是太阳能光伏发电。开展太阳能电池用硅锭、硅片以及高效低成本太阳能电池组件及系统控制部件的产业化。三是太阳能供热和地源热泵供热、制冷。开展新型太阳能热水器和地源热泵系统产业化，包括高可靠性新型真空管集热器、大面积中高温太阳能热水系统、全天候太阳能热水系统、高效地源热泵及其配套系统。四是高温气冷堆示范电站。开展高温气冷堆示范电站的设计研究，对关键设备和材料进行研制产业化。五是氢能。开展氢燃料的制取、存储、专用燃料电池的产业化。包括新一代煤炭制取氢气技术、天然气制取氢气技术、高压氢气储存罐、燃料电池汽车、燃料电池固定电站。分析人士指出，我国石油资源不足，天然气资源也不够丰富，开发新能源，特别是以清洁能源替代传统能源，迅速地降低它们的消耗量，保护环境，改善城市空气质量早已经成为关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课题。国家发改委确定未来能源战略的发展方向，势必会刺激清洁能源领域的新一轮投资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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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疆界

1、广电总局如何重组内地有线电视网络？

    国家广电总局要重组国内有线电视网络，这不是新闻。值得关注的是重组方式。据荷银（ABN AMRO）日前在一份报告中指出，国家广电总局新组建的中国有线电视网络有限公司（CCN）将重组内地有线电视网络。CCN是由国家广电总局下属的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和中国广播电影电视集团，与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公司（CEC）共同设立的合营公司。该公司注册资本40亿元人民币；中国电子集团投资18亿人民币，持有45%股份；广电总局及其附属持股55%。此外，CEC将提供网络以及客户使用的设备，广电总局以及附属提供全国范围内的数据传输。成立该合资公司是广电总局分拆全国有线电视制作和发行渠道的重要举措，目的是建立全国统一的数字电视网络，为今后有线电视业务赴海内外上市打基础。目前，中国的有线电视业务由国家广电总局和各级地方政府控制，但各省以及各大城市都拥有自己的有线电视台。荷银指出，新公司将整合部分地方有线电视台。国家广电总局可借此控制付费电视业务，并保持在该领域的领先地位，固定电话运营商若想涉足交互式网络电视（IPTV）将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



2、电子商务出现快速增长的苗头

上海有关机构一项最新研究显示，中国电子商务再次出现快速增长的苗头，目前网上商店总量已经超过10万家。研究人员表示，数据包括全部拥有独立域名和网上商店系统的网站，以及部分租用第三方平台，具有一定规模的网上商店，但不包括开设在易趣、淘宝、易拍等拍卖网站上的店铺。调查认为，网上商店的所在地也是衡量各地电子商务产业活跃度的重要指标，结果显示最发达的地区是广东、北京、浙江、上海，占大陆 58%。其中又以广东最多，占总数23%，北京以13%，上海以9%居第四。目前，中国网上展示的商品总数约2000万件，种类多为图书、激光视盘、鲜花、电子产品配件等，不过，个性商品和宠物、汽车用品均有快速成长的趋势。



3、全球10大芯片厂商排名 台积电与此无缘

　　咨询机构Gartner日前排出了全球10大芯片制造商，台积电公司与此无缘，这一排名有别于其它咨询机构IC Insights和iSuppli日前发布的全球10芯片厂商排名。
　　据咨询机构Gartner最终统计的数据，尽管去年过高的库存困扰着半导体产业，但是全球半导体依然实现了23.4%的高增长，收入达到了2199亿美元。
　　Gartner的2004年全球10大芯片制造商排名是依据收入确定的，分别为英特尔、三星电子、德州仪器、Renesas、英飞凌、STMicroelectronics、东芝、NEC、飞利浦和Freescale。
　　这一排名有别于2003年，当时10大芯片厂商分别为英特尔、三星电子、Renesas、德州仪器、东芝、STMicroelectronics、英飞凌、NEC、Freescale和飞利浦公司。
　　Gartner公司的这一排名有别于竞争对手IC Insights和iSuppli的排名，这两家咨询机构均把英飞凌列为2004年全球第四大芯片厂商。IC Insights还将台积电公司列为全球第八大芯片供应商。
　　IC Insights的2004年全球10大芯片制造商排名为英特尔、三星电子、德州仪器、英飞凌、Renesas、STMicroelectronics、东芝、台积电、NEC和飞利浦。
　　Isuppli的2004年全球10大芯片制造商排名为英特尔、三星电子、德州仪器、英飞凌、Renesas、STMicroelectronics、东芝、NEC、飞利浦和Freescale。



4、中国芯片代工企业发展速度排名全球第一

　　IC Insights周一表示，中国芯片代工企业2004年提高了在业界的排名，中国企业的市场份额在一年内提高了两倍，
　　上海宏力半导体制造有限公司去年的增长最快，比2003年增长了660%。和舰科技增长了580%，排名增长速度第二。
中芯国际增长了166%，排名增长速度第三。
　　2004年排名第一的芯片代工企业是台积电，拥有46%的市场份额，销售收入达到76.48亿美元，比2003年增长了31%。联华电子排名第二，拥有23%的市场份额，销售收入为39亿美元，增长了42%。新加坡的Chartered排名第三，拥有7%的市场份额，增长了52%。
　　中芯国际排名第四，销售收入为9.75亿美元，有6%的市场份额。2002年还只有1%的市场份额。排名五到九位的分别是Vanguard、DongbuAnam、HHNEC、SSMC、Jazz。排名第十的是上海先进半导体制造有限公司，销售收入为1.95亿美元，增长了56%。拥有1%的市场份额。
　　宏力半导体排名第11，收入为1.9亿美元。和舰科技排名第13，收入为1.7亿美元。无锡华晶上华半导体有限公司排名第18，收入为8000万美元，比2003年增长了90%。
　　芯片代工产业2003年的销售收入增长了36%，达到114.8亿美元，整个集成电路市场只增长了16%。芯片代工产业2004年的销售收入增长了45%，达到167亿美元，整个集成电路市场只增长了28%。
　　IC Insights指出，由于中芯国际的加入，原来由三大芯片代工企业主宰市场的局面已经变成了四大巨头的格局。IC Insights主席比尔-麦克莱恩表示：“中芯国际2004年的销售收入增长了近一倍，收入接近了十亿美元。”中国芯片代工企业2004年的销售收入超过了19亿美元，拥有全球市场12%的份额，2002年的时候，中国芯片代工企业的销售收入只有3.2亿美元，只占全球市场的4%。
　　这削弱了台机电等巨头的地位。尽管台积电2003年的销售收入达到了59亿美元，增长了26%，但是市场份额反而下降了四个百分点。台积电2004年的市场份额再次减少了五个百分点。台积电的2004年收入和利润都比2000年有大幅增长，但是联华电子和Chartered表现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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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疆界

1、中国物流市场将被少数海外巨头霸占

尽管目前外资快递公司仍须在中国成立合资企业开展运营，且最高控股比率只能是75%，但根据加入WTO的承诺，中国最迟必须在今年12月11日开始允许外资设立独资物流企业。由于中国开放物流业大限将至，因此中国物流市场开始出现微妙的变化。全球四大快递巨头――美国联合包裹(UPS)、荷兰的TPG集团旗下的TNT快运、德国邮政旗下的DHL公司和美国联邦快递(FedEx)等，为配合日后并购活动，近来已纷纷增加人手、增加航班，或从中方购回业务掌控权，以此来强化独资经营阵容，跟中国企业展开正面交锋，并抢滩中国市场。上海某大型民营快递企业的一名管理人员表示，由于中国物流业为一个“赢者通吃”的行业，中国物流业一旦放开，国际巨头为抢占市场份额，极有可能将采取先亏本经营，及并购国内企业，扩大市场渗透率。由此在未来三到五年，中国物流业将形成由三至四家寡头主导市场的格局。而国内民营物流企业由于网络覆盖广，对市场了解程度高和运营灵活等特点，将在今后成为外资收购的重点对象。



2、中国期货交易背着“黑锅”成为亚洲第一

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带动下，中国的期货交易市场急速扩大，2004年一年涉及农产品交易的大连商品交易所的成交额首次超过东京工业品交易所，攀升至亚洲地区的榜首位置。不过，“中国因素”更多地成为炒作题材，中国不仅没有成为国际市场上的赢家，反而吃了亏，背了黑锅。中国买家每一次购买，几乎都暴露在国际市场面前，以追涨杀跌、高买低卖、承受巨额损失告终。比如去年5、6月份，中国在高价区订购450万吨南美大豆，船未到岸，损失超过1000元/吨以上，每船损失高达2000－5000万元。而中航油、中储棉的严重亏损更是典型例证。
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首先是体制。目前，中国多种基础性商品仍旧依靠行政手段进行调控，临时扩大采购加剧价格上涨，容易出现逆向调节。对进出口实行配额等审批环节复杂，常常容易贻误最佳买卖时机，难以灵活适应国际市场变化。其二是企业。中国企业对国际贸易惯例和规则缺乏足够的把握，风险意识严重不足，规避风险的手段薄弱，确定买卖时机和制定保值策略的能力不高，在市场操作上陷入被动。加上对企业负责人的个人决策缺乏有效的制约机制，因此出现大量企业拿国家资产在国际市场豪赌的现象。比如，中航油问题其实并不在于它参与了期货套期保值，而是在于场外交易中的投机过度发展。其三是市场因素。中国现货市场贸易量巨大，但期货市场发展严重滞后，国内企业没能有效回避风险的工具，在国际上无法体现中国自己的声音，在国际价格形成中没能发挥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应有作用。即使那些允许参与境外交易的中国企业，也只能通过境外机构代理交易。国内企业的操作完全被其掌控，在信息不充分、操作不方便等因素制约下，套期保值难以达到预期效果。



3、上海展开企业“走出去”总动员

上海市市长韩正22日提出，上海进一步加快“走出去”有条件，也有可能。韩正表示，上海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可自行决定开展海外企业的多元化投资、经营者（自然人）持股，承包经营、期权、期股、薪酬属地化等改革试点。上海企业要积极探索采用收购兼并境外有品牌、有市场、有技术的企业，以及采用到境外上市或在国内发行B股获得外汇等方式到境外办厂、办矿、办各类企业，包括在境外采取股权置换、BOT、TOT等新型投资方式“走出去”，扩大“走出去”的渠道，以及与所在国有影响的著名企业合作，实施本土化经营。上海市已制定了“鼓励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三年（2005年-2007年）行动方案”，明确提出今后三年上海对外投资的主要产业领域是：与能源、资源战略相结合的领域，钢铁业等资源消耗大并有一定污染的产业，汽车业，医药行业，机电行业，旅游服务业。主要目标市场是：巴西以及其他中南美洲国家，所罗门、库克群岛等太平洋岛国，德国等西欧发达国家，俄罗斯、匈牙利、罗马尼亚等中东欧国家，泰国、越南等东南亚国家，日本，韩国，加拿大，美国，中亚，中东油气国家。



4、外资进入城市轨道交通的政策限制将放开

据中国国际城市轨道交通展览会组委会透露，在“十五”期间，中国的城市轨道交通建设投资已超过2000亿元人民币，“十一五”（2006至2010年）期间还将投资260亿美元，两者相加总额已逾4000亿元人民币。另据中央有关部门的预测显示，未来十年中国至少要建设1200至1500公里不同类型的城市轨道交通，约需要各种轨道交通车辆5000至6000辆，目前已有近30个城市要求建设城市轨道交通。中国城市轨道建设这块“超级大蛋糕”，让在本土拓展业务空间受限制的欧美公司垂涎不已。更让外国投资者兴奋的是，外资的进入已无政策障碍，日前有市场传言，国务院拟将执行了多年的城市轨道建设严格审批制度“松绑”并将“权力半下放”，即国务院对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的城市轨道交通路网整体规划批准后，今后这四座城市的每条城轨线路无需再报国务院，只需发改委“点头”即可。而且，其他城市也有望逐步适用。目前，德国、法国、日本等国外资企业已以各种形式进入了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常用“政府开路、企业跟进”的模式，即先由外国政府出面向中方提供政府贷款，然后要求中方作为回报引进该国公司的技术或设备。从形势来看，外资加大进入国内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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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疆界

1、蒙古的“政治风险”要进入国内企业视野

蒙古正在成为许多国内企业的采矿源地。这些企业大部分来自河北、山东、黑龙江、内蒙、甘肃等蒙古周边省份。投资主体已由原来的“业内人士”逐步扩大到其他行业，他们在蒙古主要投资于有色金属和铁矿。据《21世纪经济报道》称，已有一些大型项目在建设中。中国有色建设集团公司已在蒙古建了两个大的铅锌项目。山东祥龙公司（房地产公司）也在蒙古东方省投资500多万美元开了一个铅锌矿。内蒙古海拉尔的一家私人企业也投资7000多万元人民币，在乔巴山建了一个日处理量达2000吨的大型铅锌矿。首钢斥资1.6亿美元开发的年产150万吨的铁矿石生产基地，明年将正式投产。包钢也与蒙俄矿业金属有限公司签署了巴日格勒图铁矿开采合同，2007年即可投产。从目前来看，要想在蒙古大规模开采矿产资源还需要一段时间，因为一些公司还不成熟，而蒙古的基础设施又跟不上。目前中国投资者所开矿点大部分集中在距中国边境300公里―700公里范围之内，而蒙古与中国之间只有一条单向铁路，运力严重不足。此外，蒙古的政局稳定情况，值得中国企业注意。据安邦分析师掌握的情况，蒙古反对派人士受到吉尔吉斯反对派成功推翻政府的鼓舞，日前公开进行示威。一千多名蒙古群众日前聚集在政府总部大楼外示威，争取更大民主及肃清贪污。示威者要求把贪官污吏撤职，调查现总统恩赫巴亚尔当总理时将大约2260万港元公款转移到别处的事件。此外，示威者还指责恩氏在去年六月的立法机关选举前任意操控传媒。这些迹象，有可能对在蒙古的投资构成风险。



2、“中吉乌铁路”的政治风险开始显现

目前，吉尔吉斯斯坦国内局势陷入动荡之中，这极有可能影响到“中吉乌铁路”的正常开工。按照中国的“铁路十五规划”，“中吉乌铁路”将与南疆铁路一起，形成亚欧大陆桥的南部新通路。这条铁路的建设可大大缩短从新疆到中东和波斯湾的路程，而且可以延伸到欧洲。甚至有可能最终贯通北京直至巴黎的运输，成为21世纪新的“丝绸之路”。铁道部第一勘测设计院人士表示，中吉乌国际铁路起自中国西部重镇喀什，经吉尔吉斯斯坦的奥什市，至乌兹别克斯坦的安集延，全线近600公里，其中国内部分长约170公里。目前该铁路已经进入引资筹建阶段，而且在政治、经济、安全诸方面意义重大。经济上，将为中国走向潜力巨大的中亚市场开辟一条新信道，成为现代化物流的大动脉，同时加快内陆地区特别是西北地区对外开放的步伐。而目前这些产品只能通过包机和公路进行运输或转运。同时，该铁路还将方便中亚丰富的金属矿产品和农牧业产品进入中国。该铁路在吉尔吉斯斯坦沿线有铁、锑、金和煤等矿产地，投资项目还包括架设一条输变电线路，以便将吉国的电力输送到中国新疆的阿图什。在政治上，该铁路有助维护民族团结和边境安全，对中吉联合打击“东突”也有积极意义。



3、中英联手东海探油显然是一着“妙棋”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日前宣布，将与英国超准能源中国有限公司及超准石油公司签订中国东海25／34区块油气勘探合同。据了解，该区块位于上海市东南方向约390公里的东海海域，水深75米至95米，面积为7006平方公里。根据合同规定，英国超准公司将于勘探期内采集地震数据，并钻探井。在合同规定的勘探期内，英国超准公司将承担100%的勘探费用及风险。中海油将有权无偿参股此合同区内所有商业油气发现最多51%的权益。分析员注意到，早在去年9月，中国东海油气勘探开发出现波折，壳牌、优尼科两大石油公司从西湖合作项目中退出。我们认为，此次中英联手东海探油是一个“非常积极的现象”。目前，中国与日本在东海资源勘探上的矛盾日甚一日。现在，日本政府已经允许民间公司到东海争议海域进行资源勘探。虽然日本外务省担心“中国方面有可能采取妨碍行动”，但日本政府内部正在偷偷地从法律角度研究，是否能以海上警备行动的方式保护在专属经济水域内的日本船只的问题。由于牵扯到日美安保条约，日本政府的做法显然是危险的游戏。现在，日本国内的反华情绪极为严重，一旦操作失误就有导致中日发生冲突的危险。对于中国来说，单方面进行外交抗议的收效是非常有限的，必须努力造成既成事实。邀请有影响的西方国家介入东海能源开发显然是一着“妙棋”。



4、普氏挑头筹建亚洲石油标准价平抑“亚洲溢价”

目前普氏正与亚洲国家的主要石油消费商与生产商探讨以到岸基准价(de-liveredbenchmark)为亚洲石油标准价格的问题。这个价格被认为是解决“亚洲溢价”的有利手段。目前按地域划分，所有在北美生产或销往北美的原油都以西得克萨斯中质原油(WTI)为作价基准；从原苏联、非洲以及中东销往欧洲的原油则以北海布伦特(IPEBrent)原油为作价基准；中东产油国生产或从中东销往亚洲的原油以前多以迪拜与阿曼的原油为作价基准油；远东市场参照的油品主要是马来西亚塔皮斯轻质原油(TAPIS)和印度尼西亚的米纳斯原油(MINAS)。中国原油价格自1998年开始与国际接轨。目前，绝大部分与MINAS联动，少部分与TAPIS联动。而成品油在2000年开始以纽约、鹿特丹、新加坡三地市场的加权平均价作为定价依据。虽然美国的石油进口依赖度已经超过了70%，但是目前美国可以利用拉丁美洲的石油供应来压低中东石油的价格；欧洲则可以从北海和非洲购买原油，而亚洲仍然只能依赖中东的石油供应。这也直接导致了亚洲买家从中东进口石油的价格要比欧美国家要高。



5、中缅石油管线修建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种种迹象表明，在原油进口问题上摆脱对“马六甲”依赖的备选方案中，中缅石油管线修建的可能性已越来越大。这主要是由于地方政府、企业和学界等各界力量都在发力推动此计划。而使其呼声变得比其他几种方案要高。其他方案包括克拉地峡方案、中亚输油管线方案等。近日重庆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黄奇帆在形势政策报告会上透露，市政府和中石化正在向国务院争取，从缅甸铺一条石油管道，经云南进入重庆。与通过马六甲海峡将原油运抵湛江和宁波的“太平洋线路”相比，这条“印度洋线路”要近1200多公里，而且也安全得多。据学者估算，这条管线需20亿美元的投资。不过，中央政策研究室经济局局长李连仲却透露，“孰优孰劣还需要作出比较论证，最终哪种方案胜出，还需要详实的调查材料”。中央政策研究室素有“中央智囊”之称，而李连仲去年就曾表示，开辟中缅石油管线不失为一剂“良方”。



6、中国在石油运输安全上不要自我束缚

目前，中国进口石油约有80%要通过马六甲海峡，因此，“谁控制了马六甲海峡，谁就能威胁中国的石油安全”的说法，在中国很有影响力，甚至已经影响到了决策层。以这种担忧为前提，国内提出了各种解决方案，包括中缅石油管线、克拉地峡方案和中亚输油管线方案等，其中，中缅石油管线的呼声正在升高。据媒体日前报道，重庆市政府和中石化正在向国务院争取，从缅甸铺一条石油管道，经云南进入重庆。据悉，此前云南省政府也已向国务院提交报告，提出修建中缅输油管线的计划。中央政策研究室经济局局长李连仲日前表示，目前突围马六甲的方案很多，孰优孰劣还需要做出比较论证，最终哪种方案胜出，还需要详实的调查材料。对于地方政府正在游说的方案，分析人士认为问题很大。首先，我们对所谓“马六甲困局”的真实性表示怀疑，这个困局甚至可以说是个伪问题！马六甲海峡是国际咽喉，而不只是中国咽喉，它要出问题，那肯定是世界性的大问题！其次，去年以来的一些动荡显示，缅甸的政治局势并不稳定，并且当权阶层有背离中国的倾向。在这样一个国家修建输油管道，这是把风险往自己身上拉。第三，石油安全一定要从国家战略层面来考虑，而不能因为局部利益而出现偏差，导致自我束缚。对于一些地方的鼓噪，中央不能太当真！



7、以中缅石油管道替代马六甲的设想值得推敲

　　中国进口原油在2004年突破1亿吨，估计到2020年，中国每年石油消耗量至少4.5亿吨，届时中国的原油对外依存度将接近60%。因此，开发新油源与掌握原油运输管道，成为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课题。
    马六甲海峡被看作中国石油进口的“咽喉”
　　马六甲海峡是中国海上石油生命线，亦是中国“北连、南通、东扩、西进”能源策略中的“南通”所要面对的难题。中国自1993年成为石油净进口国以来，进口的石油主要来自中东、非洲、东南亚，五分之四经由马六甲海峡运输。据媒体报道，每天通过马六甲海峡的船只，近60%是中国船只，马六甲海峡与中国的经济安全息息相关，直接扼住中国的能源咽喉。但是，在对马六甲海峡的影响力方面，中国是不堪一击的，以中国目前的实力，根本无法控制这条海峡，再加上美国把马六甲海峡列为全球战略必须控制的16条咽喉水道之一。
　　业界筹划多种方案摆脱“马六甲”瓶颈
　　马六甲海峡问题被海内外关注。中国能源研究机构曾提出3个解决方案：一、建立泰国南部沿海的海陆联运陆桥。二、建立泛亚石油大陆桥。三、开凿泰国南部克拉地峡运河。但是，前两个方案只能解决4000万吨的原油运输问题，作用有限。而且，泛亚铁路因资金、路轨规格等问题，至少要费时10年至20年。至于开通克拉地峡运河，中国依然担心无法摆脱美国的控制，因为泰国也有美国的驻军。除此之外，业内还提出了修建中缅输油管道项目。种种迹象表明，在原油进口问题上摆脱对“马六甲”依赖的备选方案中，中缅石油管线修建的可能性已越来越大。这主要是由于地方政府、企业和学界等各界力量都在发力推动此计划。而使其呼声变得比其他几种方案要高。近日重庆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黄奇帆在形势政策报告会上透露，市政府和中石化正在向国务院争取，从缅甸铺一条石油管道，经云南进入重庆。与通过马六甲海峡将原油运抵湛江和宁波的“太平洋线路”相比，这条“印度洋线路”要近1200多公里，而且也安全得多。据学者估算，这条管线需20亿美元的投资。
    针对马六甲海峡问题的探讨又达到新的高潮。有观点认为，马六甲海峡是国际咽喉，而不只是中国咽喉，它要出问题，那肯定是世界性问题。我们认为，该观点对马六甲海峡的问题看得太简单。虽然经过马六甲海峡的国家并非中国一家，还包括日本等国。但需要注意的是，从国际政治形势来看，日本与美国已结成利益联盟，如果美国军事介入马六甲海峡，日本与中国结成利益联盟的可能将大打折扣。因此，在此意义之上，马六甲海峡问题需要依靠中国自身的力量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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