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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长时间不“博”，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恐怕都要长草了，就着南宁的那个案子闲聊两句。欢迎各位达人理性的探讨，鄙夷上纲上线的人身攻击。
看完判决，最令我瞠目结舌的是开头的一段话：“本院认为：目前，我国尚未建立起户外探险活动相关的制度和法律规定，如发生人身损害事故，没有一个责任认定机制。而事后责任追究的缺失，就会造成户外探险活动事前的轻率化、盲目化。”从这一段论述来看，法官似乎是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美好愿望，“行霹雳手段，秉菩萨心肠”，立意近似于家长怕小孩玩火烫着，看见他拿了根点着的蜡烛就辟头盖脸地狠盖了几巴掌。后来再看了论坛上对于这个案子的讨论和《三联周刊》对韦松君的访谈，很多人以愤懑的语态（包括韦松君）指责领队和同行者如何丧尽天良，逃避责任，指责对判决有疑问的人“自私自利”，这时候，我越发觉得这份判决有把法律问题道德化了的嫌疑。
首先，我们来探讨一个问题：道德等同于法律吗？
无可否认，法律和道德存在着很多的交集，但这绝不等于说，道德就是法律，这两者是有高下之分的。按照我的理解，法律是道德的底线，是有普适性的公众道德。在制定以道德为基准的法律的时候，遵从的原则应该和“驴行”差不多：就低不就高。列位看官可能要问：“为什么咱们不向高的看齐？”那是因为第一，道德是有地域性的，而法律应该是放之于全中国皆准的东西。摩梭人的“走婚”制度换到某些地方就等同于“搞破鞋”，但这两个地方的道德差异不能演变成双重标准的法律。第二，道德也不一定代表进步。理学家要求寡妇守节，认为这是一种美好、高尚的道德，甚至衍生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种极端的标准。但现在呢？我们只送它两个字：吃人。道德凌驾于法律之上，最臭名昭著的例子就是欧洲中世纪的“宗教法庭”。和很多人的概念相反，宗教法庭并不杀人，在完成了“异教徒”的鉴定工作之后，它只是把犯人交到人间法庭的手里，让犯人听从法官的裁决。而人间法庭的法官往往为了表明自己在道德上的清白无辜（同情异教徒可是个很大的罪名，有敌我不分之嫌），往往对教廷的“高标准，严要求”心领神会，非常配合地消灭他们的肉体。所以，作为一个普通公民，韦松君可以“用金钱来拷问责任”，但作为一名法官，万万不能被“道德”挟持了“法律”。
其次，我想要问问：驴圈有异于普罗大众吗？
有时候我在想，如果这个案子换成这样：几个村民结伴上山挖药材，夜宿河道，半夜开始下雨，山洪暴发，致使某人死亡。这种情形，法官是不是还这么判？还要写上“防止挖药材活动的轻率化、盲目化”来充分表达一下自己促进社会主义道德风气的美好愿望？如果大家觉得在这种情形下，法官这么做是可笑的，怎么就偏要给户外活动开小灶？在法律上，一个驴和一个挖药材的有什么区别？不都是中华人们共和国公民吗？
但是，好像很多人，包括那个法官在内，仿佛都认为“驴子”们都是有异于常人的特殊品种，他们应该都是“高尚的人，纯粹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需要区别对待。论坛上令很多人拍案而起的，是那12个人对SS的父母态度冷漠，百般为自己开脱，不肯承担“责任”。但我认为，他们的反应最正常不过，因为他们只不过是有血有肉的普通人，会害怕，会千方百计地保护自己。所以，不能因为他们道义有亏就认定他们触犯了法律。既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那就别给他们贴上或“精英”或“败类”的标签。把他们交给法理来公断吧，作为一群普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他们不应该因为自己的无耻态度受到惩罚，只应该为自己错误的行为付出代价。
第三，我想问的是：作为一个具备完全行为能力的公民，我是否具有为冒险付出生命代价的权利？
其实，很多人对判决心存疑虑，不厌其烦地讨论死者所应该承担的责任，目的只有一个：在户外运动中，参与者能否“责任自负，风险自担”？但是从这份6.5:2.5:1.5的责任比率中，我认为至少法官并不持积极的态度。这一点，才是众驴们鼓噪的根源。
从推动立法的角度来讲，中国户外要感谢韦松君。要是没有这一场沸沸扬扬的官司，可能南宁案就和许许多多的户外安全事故一样，靠“道义”私下了解了。户外圈依然会靠形形色色的“潜规则”约束，有“大侠”，有“小丑”，是一个可以“替天行道”、“快意恩仇”的江湖，正是因为韦松君，我们第一次有了把这些“潜规则”晾在太阳下探讨的因由。但是，如果户外运动的立法重蹈登山运动立法的覆辙，不敢、不愿以“责任自负，风险自担”为原则来划分AA制活动的出游风险和责任，那么这样的法律往往会以“公益”侵害了“私权”。
在理想状态下，“户外”是一个人自由意志的选择，出了事故只是多了一个不幸的事件，家人很悲痛，旁人吸取教训。但目前在中国，家属和舆论不会说：“这是他自己的选择。”逝者已去，按照“死者为大”的习俗，他的是非功过都被一?黄土淹没得干干净净。但是，人命关天，总要有人给个说法吧？于是，就会有人被要求对死者“负责”，而且这个责任是多方面的，有行政的，有经济的，也有道义的。那么谁来负这个责呢？如果不忍心责备逝者，那么就只剩下了队友、政府两个选择。
在做“巴塘事件”专访的时候，中登协的被访者曾经提到，将登山组织者限定为“具有法人资质的单位”是由于缺乏“责任自负，风险自担”的社会舆论与法律环境，没有办法的办法。在97年版的《登山管理办法》中，对自由攀登者组队没有什么限制的，非常宽松。但玉珠山难之后，很多人认为是不合格的领队造成这起严重的事故（眼熟吧？？），需要有依据来帮助遇难者的家属追究领队的责任（眼熟吧？？）。于是，2004版的《登山管理办法》只好将自由攀登一棍子打死，一来希望通过规避不合格的领队来减少事故的发生（持证高山向导总比张三李四要靠谱），二来有了法人主体，赔偿的费用也就落到实处（单位比个人好执行）。
此法一出，驴圈大哗，认为这部法规严重地侵害了公民的自由权利。但我们再回到南宁案件，“规避不合格的领队”、“落实赔偿”、“理清责任”，一桩桩一件件，哪一点不与2004版《登山管理办法》的出台舆论相同？？如果户外运动的立法仍然迫于舆论，不肯给“风险自负，责任自担”一个明确的说法，不承认每个人都有权力为自己的选择承担后果，那么，这不但是户外运动的倒退，而且是法制建设的倒退。它意味着家长可以打着“善意”的旗号，剥夺儿女做出选择的自由！
现在南宁案已进入二审的程序，整个驴圈正拭目以待法律的再一次裁决。无论二审的结论怎样，我都要对这起案件的所有当事人表达敬意，没有他们的执着（尽管有人认为被告的执着是无耻，但不肯顺“情”而偏要问“理”未尝不是一种执着），就没有这场对“AA制”法理的深刻思考。但愿南宁案结束后，“结伴出游”仍然是我们享有的自由权益。
但实际上“自由”是一把双刃剑，只有当你意识到享用它可能付出“生命”作为代价，仍然对它甘之如饴，那么，你才真正拥有了享用它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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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12-11 15:4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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