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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廷顿、贝格曼、哈士纶，分别来自美国、瑞典、丹麦。与斯文·赫定、斯坦因等相比。算是20世纪前期的中国西部探险考察家之中不大知名的人物。重新提起他们，是因为在我们的新课题《新疆绿洲文明调查》中，他们是不能略过不提的章节，缺失了这些内容，我们对巾国西部的认识难免会出现盲点，我们的研究过程就失去了特色。
1901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在“如同月球表面一样荒凉的”罗布荒原，唤醒了沉睡千年的楼兰古城，此前不久，英籍探险家斯坦因闯入了楼兰王国的重镇——精绝绿洲。从此，几个新创制的英语词汇出现了，其中应用率最高的是SILK ROAD(丝绸之路)与SERIDIA(西域)。而历史地名LOU-LAN(楼兰)与LOP-NOR(罗布泊)，竞重新设置了时尚的阅读热点。
至今，世人对新疆以及中国西部的关注度仍然居高不下。20世纪初，塔里木发现为流沙淹没的高度发达的古代文明的消息不胫而走，使世界主要国家都争先恐后地派出了自己的探险队，追随斯文·赫定们进入寂寞的西部。其中，美国地理学家埃尔斯沃思·亨廷顿教授，是因为楼兰古城浮出瀚海，才选定了探险考察的地点。而瑞典考古学家贝格曼、丹麦蒙古学家哈士纶，本身就是斯文·赫定探险团队中的一员。
亨廷顿：深入塔里木考察“亚洲的脉搏”
美国地理学家亨廷顿在新疆的科学考察从1903年延续到1906年，目标始终如一：解读自然环境和气候的变化，以及对人类文明的影响。为此，他选择了以发现了一系列沙埋古城而引起了举世关注的新疆塔里木，作为工作的主现场。
亨廷顿初次进入中亚，是1903年夏天。1905年～1906年，由美国国家地理学会资助，亨廷顿再次深入南疆。1905年3月18日，亨廷顿历时一年多的中亚考察从克什米尔开始。进入中国新疆后，尽管旅途艰险，发现者特有的兴奋感始终与他相伴。在和田河上游河谷，他第一次见到了“世界屋脊”背面f北面)的大地，见到了中国的游牧民。站在海拔16700英尺的桑株山口，塔里木开阔的视野、壮观的景色，使见惯山川风貌的地理学家感到震惊。
此后，亨廷顿在塔里木的南、东两侧工作了9个月，基本上是沿昆仑山麓的古绿洲带一路前行。陆续探访了乌宗塔提、达摩沟、丹丹乌里克、安迪尔、精绝、瓦石峡、楼兰古城……他从不遗漏考察历史遗存的机会，但着眼点从来不在寻找文物上。古城、古迹，在他看来是气候与人类文明关系的例证，塔里木古老的绿洲总是沿内陆河分布，新的绿洲往往在古遗址上重生。这就是塔里木文明的年轮。
亨廷顿对塔里木这个地理单元特别重视，这显然受到斯文·赫定、斯坦因的影响。斯文·赫定和斯坦因不约而同地将塔里木叫做“亚洲腹地”，然而亨廷顿却认为“亚洲心脏”这个代称更形象。1906年2月23日，亨廷顿进入了吐鲁番低地，3月中旬，抵达新疆省会乌鲁木齐，4月7日，从塔城出境，经西伯利亚到达莫斯科。
在塔里木实地考察的9个月，为推究绿洲与荒漠置换的过程，他经过了塔里木古老的内陆河：策勒河、克里雅河、尼雅河、牙通古孜河、安迪尔河、喀拉米兰河、车尔臣河、米兰河，最后是塔里木河与孔雀河，一路前行，从不同侧面充实了气候对绿洲文明施加影响的例证。塔里木绿洲“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不断改变面貌，开始使他困惑不解，最终却启发他将这此生彼息的发展变化，作为规律来总结。他的研究成果远非定论，然而却丰富了人们对塔里木、对中国西部、对丝绸之路的认识。
通过实地考察，亨廷顿提出：塔里木的绿洲，一般为人居住耕种大约200年，之后就会因人口增加改变了资源分布状态，沦为荒漠，最终被放弃。而荒漠要经过300年左右，才能依靠自我调节的机能，重现绿意。亨廷顿提出：新疆乃至整个中国西部，并非处在漫长的逐渐干旱的过程中，而是经历着一个个的干旱期与湿润期的交替。最近的湿润期，将在20世纪与21世纪交接时出现。亨廷顿提出：在塔里木，河流变短只是表象，河水变成才是症结。这一过程，与人类的活动密切相关。在没有出海口的塔里木盆地，环境问题不在于水量的多少——这个变化是客观规律，不在于沙漠的分布，不在于植被的生死置换，而在于内陆河流经的区域盐碱化过程不能逆转，致使水质累积恶化。河流名字依旧，走向没有变，却不再是最初的那条清澈的河了!这些一百年前的见解，无异于“醒世恒言”。
亨廷顿在塔里木的工作，以对恰哈与米兰的考察，最具有经典意义。事实上，他是第一个到达并报道了恰哈的探险家，是第一个将米兰与西部的历史命运结合到一起的人。在这两点，他都走在了斯坦因的前面。
恰哈，是塔里木南缘内陆河——策勒河上游的著名遗址。
1905年夏天，亨廷顿来到策勒。民间流传的古抄本《四个伊玛目传》，使他知道了恰哈的历史：公元11世纪，西域古国于田为敌军攻破。国王逃离首都，遁入昆仑山，并且在策勒河谷中段的恰哈地方的河流两侧，建立了两个互相呼应的要塞。敌军死死围困了要塞，但久攻不破。最终敌人发现了要塞的生死脉门：要塞建在河岸高岗上，饮用水从何而来呢?原来，要塞各有一条铜质地下引水管道，入水口在策勒河床当中。获悉了这个秘密，敌人把成筐苹果从上游丢到河里，苹果漂流到有引水口的地方，就被吸进去堵住了铜管，从而切断了水源。要塞中鼓乐照常响彻山谷，仿佛守军即将出战，可始终不见人影，几个年轻人爬上悬崖，才看到要塞早已空无一人，是一峰被拴住的跛骆驼的尾巴扫来扫去，敲击一面军鼓，鼓声震响。于田国王已经沿山谷翻越了昆仑山分水岭，逃到西藏去了。要塞陷落后，恰哈就成为农耕之区。
对恰哈，亨廷顿始终是将焦距调整在昆仑山水资源与人口分布怎样处在平衡状态这个临界点上。“苹果截断水管”的故事固然吸引人，但亨廷顿称之为“神奇传说”，通过实地考察，他的结论是：要塞并非依据策勒河为命脉，要塞海拔比策勒河的水平面高出很多，引水管道不可能为要塞以及比要塞更高的农耕区域提升河水。实际上，在历史上的农耕鼎盛时期，古代居民们另修建了一条(废弃已久的)运河——恰哈河，从海拔高得多的策勒河上游引水，改变了当地地表水的分布。这个结论连接着另一个推论：在要塞使用时期，昆仑山的气候一定比20世纪初期他到来时更湿润，降水量更多。不然，运河——恰哈河就会因水量微不足道而成了一个摆设。
1905年圣诞节前，亨廷顿来到米兰。米兰位于今天若羌县的西边，古遗址密集。在《史记》《汉书》上，米兰叫“伊循城”，号称“良田千顷，沃野无边”。它也是塔里木最早的垦区。亨廷顿注意到，汉代的米兰，比他到来的20世纪初养育着更多的人口，绿洲面积要大得多。20世纪初，米兰是罗布人夏季“游耕”的地方，一年所获，仅够15～20户食用。他依据自己的观
察，作出了这样的论断：米兰遗址除了是古迹，“更重要的是验证了一个关于不同历史时期气候发生演变的假设”。而不争的事实是：人类在这一区域不断变换聚居地的位置，凡挪一个地方，就留下一片荒滩。
离开米兰，亨廷顿进一步北上，考察了塔里木河下游英库勒、蒲昌城、喀喇库木、铁干里克等地。这些历史悠久的农耕区域，目前都是难以为继的老龄化绿洲。针对汉唐时期开垦者的成功与失败，他的议论发人深省。
显然，在现有灌溉条件下，在塔里木河和孔雀河下游地区，甚至远离上游的喀喇库木，长期养活一定的农业人口是有可能的。在距下游200余英里的楼兰古城，由于蒸发严重，河水的盐分越积越多，情况一定更糟。垦荒努力的失败，并不是因为治理无方，或发生了战乱，也不是因为缺乏追求土地的移民，而完全是河水的极度盐碱化造成的。
20世纪前期，国外出版过许多中国西部探险书籍，而且成为世界性的阅读热点。中亚探险考察家们，都遵循斯文·赫定首创的写作模式：每次考察结束，总要写两本不同题材的书，一本是科学考察报告，另一本是通俗探险记。亨廷顿的科学报告是《气候与文明》，通俗探险记则是《亚洲的脉搏》。与从历史人文角度记述西部的书籍相比，《亚洲的脉搏》则好比是在同一个舞台上转换了一个视角，沙埋古城、绿洲兴衰、古道风情……成为地理学家为深化研究课题——气候与人类文明发展变化的关系——特设的布景。
了解到亨廷顿的探险考察过程，就如同追随探险者亲历了绿洲与沙漠的切换，从死界突出重围回归红尘。感受到即将苏醒的中亚大地的深沉悠长的呼吸。而奔流不息的内陆河，就是塔里木沉稳自律的脉搏。
贝格曼：在罗布泊荒原发现小河墓地
对中国西部来说，瑞典考古学家贝格曼不应该被遗忘。1927年至1935年，贝格曼三次往返于中国的内蒙古、新疆、甘肃，行程数万里，三分之二的旅途靠骑骆驼或步行，所到之处大部分地区当时无人定居。在此期间，他考察了310处古迹、遗址。仅就发现“居延汉简”和“小河古墓”，就该名垂史册。可瑞典的人名辞典等有关文献中，却几乎见不到贝格曼的名字。这位资深的外交官也感到奇怪，他当即查阅了最新的资料，难以置信地说：果然如此。我笑着说：当然，早在十年前我就委托朋友们查过了。
1927年1月，贝格曼刚从大学考古专业毕业，毕业论文是研究十二三世纪北欧海盗铭文。一个电话，竞改变了他的命运。瑞典国家文物局负责人柯曼博士询问他，愿不愿意到中国西部作至少一年半的考古探险。那时，斯文·赫定正与中国同行筹建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考查团设置了一中一外两个考古学家的位置，贝格曼没有放过这难得的机会，和中国学者黄文弼一同成了考查团的成员，度过了青春岁月。那不是一年半，而是8年，从24岁到32岁。实际上，贝格曼是在斯文·赫定探险的全盛期，追随他进入了自己的位置，最终与他一同退出了中国西部的考察实践。1946年，贝格曼因病去世。他留下了两本书，一本是学术专著《新疆考古记》，一本是通俗探险读物《考古探险手记》。获悉如上情况，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瑞典读书界竟然不大记得这个敬业的学者了。那是因为，他不长的一生实际只做了一件事：在中国西北从事考古探险，在中国西部走了前人不曾走过的漫长路途。
1930年，贝格曼在内蒙古额济纳旗——汉代居延边塞发现了万枚以上的汉简，使学术界为之震惊。当时有人将这一成就与打开敦煌藏经洞并列为中国20世纪两大考古发现。关于居延汉简，有这样一个细节：贝格曼在蒙古牧民陪同下，考察烽燧。在破城子遗址，他注意到地面有许多老鼠洞。他们带的一只狗穷极无聊，开始追逐老鼠，老鼠钻进洞，狗一不留神也跟着进去，进去容易，出来就难了。为解救这只狗，挖开了老鼠洞穴，顿时大家全惊呆了：延续使用了千年之久的老鼠洞就像迷宫，其中布满了完整与残缺的汉简，那是一代又一代勤快的老鼠拖到家中储存的粮食与磨牙的用具。贝格曼在笔记中管这里的老鼠洞叫“汉简陈列馆”。此后通过不懈努力，竟出土了成吨的木简与其他文物。其中包括可能是中华文明史上最初的纸，以及一支汉代毛笔的实物。日本人即将占领北平之前，“华夏第一笔”与北京猿人的头骨，一起神秘失踪，但汉简完好保存下来。
1934年夏天，贝格曼靠罗布人的帮助，在罗布荒原的库姆河支流，发现了一系列楼兰早期的墓地，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神秘的“小河5号墓地”。“小河5号墓地”有数以百计的棺木，有王陵般的气势，其中出土的“楼兰公主”木乃伊，以清纯美丽的容貌使人们忽略了她的年龄。贝格曼随意为那无名河起了一个名字“小河”。如今，“小河”与楼兰古城都是罗布泊荒原古今环境变迁的关键词。当年贝格曼的小河探险队成员、罗布老人塔依尔在20年前曾告诉我一个插曲：见到“楼兰公主”，贝格曼原来下了决心要将她带走。但是在墓地的第一个晚上，大家居然做了相同的梦：“楼兰公主”请求不要让她离开小河，因为下一次月圆之夜，她将在月光下复活。第二天醒来，全队都聚集在“楼兰公主”身边，等贝格曼改变了主意，许诺不带走她之后，她居然露齿一笑。(“我们都看见了，”塔依尔向我保证，“她确实笑了。”)也许正是如此，贝格曼称她为“东方的蒙娜丽莎”吧。
关于居延汉简人们谈论得比较多。关于小河5号墓地，近来也受到广泛关注。贝格曼对甘肃、新疆交界处的明水古城的考察同样具有重大意义，却几乎从未被提起过。
1934年1月，贝格曼再次(最后一次)追随斯文·赫定，踏上从河西走廊前往新疆哈密的路途。这次不同以往，考察队全程乘坐汽车。29日午后，车队到达了地图上标示的明水地方。
沿途是荒无人烟的黑戈壁，他们要在当天晚上到达新疆哈密境内的村落庙儿沟。明水路边一处古城遗址引起了他们的注意。尽管只有贝格曼是考古学家，但是同行者对西部都相当了解，这无名古城只要看上两眼，就可以断定：一，这是个没有经过考察与报道的遗址；二，建筑属于汉代。斯文·赫定一行正在艰难的行程中，没有条件留在明水做比较充分的考察，尽管行色匆匆，贝格曼仍然为气势恢宏的明水古城画了一幅实测图。古城一共有七组建筑遗址，其中五个可以断定是烽火台。也就是说，这是由一组烽火台严密拱卫的城池。从明水遗址整体的状况可以判断出，在以往2000年中，西北风一直比东南风更强劲，向着东南方的古建筑依然直直地挺立着，而朝西北的一边则严重剥蚀，只剩下残垣断壁。
在明水，贝格曼只是路经，而不是专门来做考古调查。但是，他绘制的《明水遗址实测图》，至今为止是这被忽略了的遗址仅有的资料积累。没有这幅实测图，我们就不可能探悉明水第一次露面时是什么模样，我们就不知道应该到哪儿去寻找被岁月删除了的历史细节。
哈士纶：在亚洲腹地寻找蒙古
人的人和神
在中国西部考察的长途中，贝格曼有个忠实的同伴，那就是丹麦探险家亨宁·哈士纶。斯文·赫定是贝格曼与哈士纶的导师与“领位员”。而贝格曼与哈士纶无论在野外还是回到欧洲，始终称斯文·赫定为“头儿”。
关于亨宁·哈士纶生平，我们所知并不多。他是丹麦来华传教士后裔，曾以宣化的基督教教堂为生活基地。精通汉语和蒙古语。1927年筹建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斯文·赫定聘用哈士纶为考察团副队长，主管团队的辅助人员与生活物资。从此，他与蒙古民族结下了不了之缘，并成为世界公认的蒙古学家。他曾是蒙古土尔扈特活佛多布顿的“转世兄弟”，是迄今为止唯一在新疆、甘肃、青海交界处考察过德得(高地)蒙古部落的人，他的《蒙古的人和神》一书，是土尔扈特部落的信史。同时，他也是蒙古音乐文化勤奋的搜集者、优秀的诠释者和忠实的传播者。
1927年踏上探险长途后，路经了一个个蒙古族聚居区，途中又总是与蒙古族驼夫朝夕相处，身临其境的现场感，使西北科学考察团的后勤总管哈士纶为蒙古族民歌的特殊魅力折服了。1928年秋天到达了第一阶段的预期目的地——额济纳，哈士纶开始着手记录蒙古族民歌。他还利用钢丝录音机，录下了新疆土尔扈特部落的音乐菁华。这些菁华，由于一个丹麦青年的珍惜与认同，没有淹没在历史发展的低潮中。1929年，哈士纶返回欧洲。在斯德哥尔摩，他应邀为北欧的音乐家播放了蒙古族民歌，获得好评。1936年，哈士纶重返中国西北。这次他专门为了蒙古族音乐而来，行囊中有当时最好的录音器材，仅录音带就有300盘。他曾深入监狱，在高墙下、在荷枪实弹的士兵监视下，用4天记录了民乐，并解救出当局以“流浪”罪名拘禁的民歌手。他追随最后的流浪歌手，行吟到科尔沁草原从无人迹的纵深处。跋涉万里长途，他的收获是167首民歌。同时，他还记录了与蒙古音乐有关的其他资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马头琴的传说》。《马头琴的传说》实质是对一个民族的音乐生活的解读。
在茫茫无际的草原，音乐是蒙古民族凝聚力之源，蒙古人是借助音乐与邻人交谈的，蒙古人通过音乐向其他民族表达了他们的诉求。日星隐显的天庭与地角天涯的情人，对于没有了翅膀的神马已经远不可及，马头琴的倾诉，则是沟通天上人间的通行语言。民间歌手的吟唱，是化解敌意的武器，寻觅知音的告白，是消除距离感的直通快车。哈士纶记录的《马头琴的传说》，解释了为什么蒙古歌曲中最古老、最优美的旋律，总是属于骏马、爱情和遥不可及的星宿。
1939年，由于战争蔓延，哈士纶结束了对蒙古族音乐的搜集，返回丹麦。同时，他克服了种种困难，以最快速度分三集出版了《蒙古民歌》的乐谱与唱片。
哈士纶的工作，在大战期间的欧洲引起了重视，当时欧洲的许多广播电台，纷纷采用了哈士纶发表的蒙古音乐，作为间奏曲。蒙古音乐填补了电台节目的过渡与听众的等待时间。蒙古音乐最优美的旋律，总是属于骏马、爱情和遥不可及的星宿。而骏马、爱情和遥不可及的星宿，是面对战火感到无能为力的人们，最珍惜的感情空间，是急切想渡过苦海的人们的彼岸世界。曾经吟唱在天山腹地草场的《我的风马》《额林哈毕尔噶山》《金色的伊犁河，金色的草原》等等，成了欧洲流行的旋律。
亨廷顿、贝格曼、哈士纶，分别来自美国、瑞典、丹麦，与斯文·赫定、斯坦因等相比，算是20世纪前期的中国西部探险考察家之中不大知名的人物。重新提起他们，是因为在我们的新课题《新疆绿洲文明调查》中，他们是不能略过不提的章节，缺失了这些内容，我们对中国西部的认识难免会出现盲点，我们的研究过程就失去了特色。
网络来源：CSSCI学术论文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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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6-23 05:2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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