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言了：中国思想界的百年倒退

流爷

中国思想界的百年倒退。
http://zhiyanle.blog.hexun.com/95869938_d.html

直言了，2014-09-29 / 2014-10-3 9:36:12。
http://zhiyanle.blog.hexun.com/95869938_d.html 。
https://sites.google.com/site/zhiyanpage/lvli/zy20140929_kongz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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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前文说到，如今，中国的思想理论及其宣传倒退到了晚清时期。有网友读者要求我提供证据。其实，这阵子宣传部门借纪念孔子诞辰而搞捧孔尊儒的炒作热潮，就是个很好证据。

譬如，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新华社等官媒接连发表评论，主张“回归孔儒价值观”，说是“每当一个朝代进入到稳定盛世时期，国家一定会重新强调起以儒治国，那些少数民族王朝如元朝清朝最后也不得不回归到儒家治国。”他们说：因为尊儒，所以，全世界只有中国是没有宗教战争的国家，是唯一没有文明断代的国家。他们还说：1988年有75位诺贝尔奖得主呼吁全世界：“人类如果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就必须回首2500年前，去孔子那里汲取智慧”云云。


一：简单回顾一下历史和看看事实。

多年来大搞尊儒的背景是：文革中，四人帮利用“批孔”而恶毒攻击周恩来；文革结束前后，搞尊孔的主要目标是维护周恩来、还不是如何继承发扬传统文化。当时那样做是必要的；但把尊儒搞成现代化建设的国策，那就大错。譬如，那样做是把周恩来弄成儒家总理了，而周恩来是在“打到孔家店”的五四运动中而成为*人和参与建党建军的，即周恩来不是儒家总理、而是马列总理。又譬如，把儒家说成中国历史文化的“核心”，那不符合历史事实，且很容易导致阶层冲突、性别歧视和民族歧视；再说了，儒家许多观念和做法与现代化社会是格格不入的，其不少内容就是腐败逍遥和官民对立的思想温床。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儒家治国意味着国家强盛还是国家衰落？有个图示，可一目了然：

中国思想界的百年倒退。

说明：尊儒是西汉汉武帝开始的。从西汉到清朝的两千多年时间里，王朝兴起富强之际，几乎没一个是搞儒家治国的。譬如，西汉崛起是实行黄老之术；唐朝崛起是实行佛道之术；宋朝崛起实行道家道教；明朝崛起是实行佛道之术；元朝和清朝兴起实行本民族宗教之术。国民党辛亥革命成功的思想武器是西方民主法治和中国墨杨之术的结合、简称“三民主义”。

而儒家盛行之际，就是该王朝过了盛期而开始停滞不前或走向衰落灭亡之时。譬如，西汉独尊儒家后，开始停滞不前而靠战争维持、不久就是王莽篡政和西汉消亡。唐朝中期儒家渐盛，开始走向灭亡。宋朝中期和南宋实行儒家而接连失败和终于亡国。明朝实行“罢宝船弊政”而推崇儒家，使中国开始了长达500年的民族国家衰落。清朝中期后实行儒家治国，后来被西方打个稀里哗啦而成为殖民地。蒋介石获得国民党领导地位，试图实行孔孟之道和法治社会结合，结果是“文官爱钱、武将怕死”、20来年就失去天下。

可见，所谓“盛世以儒治国”是篡改历史的瞎说八道，事实是儒家败国。那缘故很简单：俗话说：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而儒家学说不是为民心民意服务的，是为卿士大夫人群如何当官发财的行为规范、且往往是在社会风气极端败坏之际由统治者拿出来使用的政治手段；因其有许多虚伪成分，故而越搞尊儒、社会风气就越糟糕而加剧失去民心或激发民愤，当然，大搞尊儒的结果就是国民精神萎靡和社会风气败坏、终归导致王朝衰落或灭亡。



一：再看看国民党的教训。

蒋介石也搞过尊孔活动。譬如，1942年，中国抗战转入胜利阶段，之后建设什么样的中国的问题提出。于是，当时的中国总统蒋介石发表了长文《中国之命运》（见附件），其中有章节说道：
[1] 必须承认，从辛亥革命开始到转向抗战胜利之际，国民党的“破”（推翻清王朝）成功了，但“立”（建设新朝代）却失败了。破易而立难。抗战胜利后的主要事情是争取“立”的成功。（注：蒋介石讲的是“破立分家、立在破后”；而毛泽东讲的是“破字当头、立在其中”。）。
[2] 严厉地批评了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做法，强调全国思想理论界要“实事求是”和认真反思“知行”关系（他没说，但很明显，蒋介石看到或知道了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及其重大历史意义，试图如同毛泽东那样、也为他领导的国民党而提出系统的哲学理论）；
[3] 严厉批评国民党内部的腐败风气，特别提倡回归孔孟价值观和法治建设的结合，特别提倡通过实际上是以当时的德国科学主义思想为主导的所谓“实业计划”来振兴国家经济和重塑民族精神。

参照史料阅读，不难看到，清朝末期开始的“新文化运动”被日本侵略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所中断；蒋介石的文章其实是试图总结该运动的经验教训、为抗战胜利后的中国建设拿出个国民党当局的蓝图，使“新文化运动”纳入他所理解的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轨道。如前说，其结果不但没达到振兴国民经济和国民精神的目的，反而造成了“文官爱钱、武将怕死”的局面，大约七年后就就失去了天下。

针锋相对，毛泽东发表了《论新民主主义》，特别强调工农民众参与国家管理的权利，强调“新文化运动”的积极意义远大于消极意义，特别强调现代民主法治和全面正确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不搞独尊儒家）；为此，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还发表评论，提出了国家体制实行“三三制”、反对国民党一家当政的国家体制的主张。大约七年，中共取得天下。

对照历史看看，如今的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等喉舌之论，还没达到70年前的国民党当局的思想理论水平。所以，我曾说过，这20来年里，中共宣传喉舌们的思想理论水平是退到了晚清时期的水平。



一：晚清时期盛行科学主义。

与尊孔尊儒并行，晚清时期特别盛行的哲学思想还有西方的科学主义。可说太多了。只说几点：

本人收集到1930年代的一些国学书籍，流派不同，但有不少共同点。譬如，说到晚清时期的思想理论，都提到西方科学主义盛行，其代表性著作是：赫胥黎的《天演论》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其它西方思想还有：孟德斯鸠和黑格尔等法德学说，美国的实用主义和德国的马克思主义 ，等等。（见附件）。

晚清时候，西方的德国迅速崛起而成为世界强国，其思想理论特点就是奉行科学主义、特别是社会达尔文主义；东方的日本也迅速崛起而成为亚太地区的头号强国，其思想理论特点也是奉行科学主义、特别是科技主导的“实业救国”和“实业国防”。德国和日本都是由贫困落后的国家而迅速崛起和成为现代化强国的，因而，它们几乎就成了晚清志士仁人们试图振兴中国而走向现代化强国的榜样。自然而然，德国日本奉行的科学主义也成了他们试图振兴中国的思想武器，也使得他们把中医作为否定中国历史文化的攻击靶子，譬如把中医称为“玄学”甚至“非科学”而要予以取缔。

在延安，回答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毛泽东说到，那些科学主义的书籍对他青年时期的思想启蒙和成长都曾发挥过重要作用；然而，经过艰苦探索，毛泽东看到，那些思想理论都不能根治中国的贫困落后、不能根本振兴中国及其国家精神，中国必须找到适合它自己的现代化发展的道路及其思想理论。

历史事实证明了毛泽东的见解是正确的。德国采用科学主义、特别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在富强的道路上走上了种族歧视（以及民族歧视）和发动世界大战的道路，结果，作为民族国家，德国还存在，但它在可见未来而再次成为世界强霸的德国梦之国家理想、则是历史性地或彻底地破灭了。

担忧德国在致富道路上走向国家整体衰落的悲剧在曾盛行科学主义的中国重演，1971年前后，借推荐读书的机会，毛泽东向全党全民提出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科学主义的主要内容之一）在文革后可能泛滥的警告。事实再次证明了毛泽东的见解和预见：近30年来，科学主义（包括达尔文主义）在中国泛滥成灾，其突出表现：宣传部门、科学院和科协等（包括那些机构的党员院士）反复多次地公开鼓吹科学主义，公开和大力鼓吹科学万能论、鼓吹国家决策是“科学家说了算”而把民众排斥在国家生活之外；以反中医为主要内容的“反伪科学”活动成了为既得利益服务而搞无端指控和政治搅局的武器；否定天然有机农业和小农经济，鼓吹化工农业、使转基因食品作物泛滥且国家管理严重失控；再就是以当官发财和权钱交易为主要内容的尊儒方针所带来的腐败风气，正在超过蒋介石当权时期或正在与晚清时期取平。

很清楚，当今大搞尊儒和鼓吹科学主义，说明中国的思想界已经退到了百年前的晚清时期，也证明了毛泽东40年前的预见之英明。



一：所谓“魏晋玄学”。

从“纯学术”角度说，晚清时期的思想理论还有个特点，那就是照搬欧美（包括前苏联）的思想史方法来对中国思想史搞分期定性。所谓“魏晋玄学”说法就是个典型例子。

就中国历史来说，魏晋思想其实是：
[1] 崇尚道家思想，并在农业、工艺、医学和天文数学等科技方面取得空前发展；
[2] 道教建立完成，是对前期即汉代独尊儒术的反叛或反动；
[3] 以道家和道教来消化佛教、为后来隋唐崛起和中国大统一而提供了精神武器；
[4] 以骈体文方式而在“诗经乐府”和“唐诗宋词”之间搭起了文学艺术的桥梁，
[5] 奠定了流传至今的书法、绘画和雕塑及其美学思想，
等等，都是很实在的文化发展的思想。就此，可以说，魏晋思想的作用是：为过去的“夏商周秦汉”的历史文化发展划上了句号、为将来的“唐宋元明清”的历史文化发展而打开了大门和铺平了道路；魏晋时期的思想发展是春秋战国以后再一次的中国历史文化时代的重大转变。（值得探讨的是，那两次特别重大的历史文化时代的转变，都是在中国处于对外统一而内部分裂的状态下而得以实现的。）。

因而，直到晚清前，中国自己的思想史方面从没把魏晋思想概括为“玄学”，或说，顶多是把“玄学”作为其中一小部分、且仅限于何王两家学说（甚至不包括道家学术成就大得多的郭象和葛洪等人的学说），毫无“虚无缥缈”或“虚而不实”之意、更没有对抗科技学术之意。

自马可波罗到晚清之前，西方学界也没有把魏晋思想称为“玄学”。晚清时候，尤其是鸦片战争和甲午海战之后，西方列强在中国取得殖民统治特权，欧美思想及其作品象洪水发泄一样涌进中国。当时，中国社会已经出现了“崇洋媚外”，于是，清朝文官治学一方面尊孔、一方面照搬欧美，其中包括照搬欧美学界的思想史之分期分类法。在盛行的科学主义面前，魏晋思想显得“玄妙飘渺”和“虚而不实”、甚至颇有欧美的“巫术”色彩而与欧美科技学术格格不入。结果，照搬欧美，他们给魏晋思想贴上了“玄学”的标签，整个忽略了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文化时代重大转变的事实和意义。

国民党当局文化教育部门继承了晚清做法，把魏晋思想称为“玄学”。然而，学界有强烈的反抗意见，其中包括梁漱溟、费孝通和郭沫若等学者的质疑。而如今，中共宣传部门和思想理论界照搬晚清做法，也把魏晋思想称为“玄学”，且又把本与西方近现代科学无关的“玄学”作为与西方近现代科学彼此严重对立的思想，那不是倒退到百年前的晚清、又是什么呢？



一：尊儒就少不了弄虚作假。

先让我们复习一下老前辈学者们的教诲：“不知‘道’（道家），不懂中国大半。”。所谓中国古代社会的百科全书的《红楼梦》里，贯穿全书和主宰所有人物的灵魂世界的，是一僧一道、没有儒家。简单说，儒家只是中国历史文化中的表象之一，它不是中国历史文化的核心部分、更不是中国文明的灵魂；儒家只能代表少数卿士大夫阶层的利益和行为规范，它不能代表整个中国历史文化及其精髓。

儒家学说是卿士大夫阶层的人群的行为规范，十分贫瘠、枯燥和虚伪，因而，要尊孔尊儒，就少不了弄虚作假地搞美化包装和全能夸张。大约两千年来，对儒家的大包装发生过数次，它们分别是：
第一次大包装，是西汉，手段是用道家的阴阳五行包装儒家。
第二次大包装，是唐朝，手段是用佛教的禁欲入世包装儒家。
第三次大包装，是宋朝，手段是用道教的天道理性包装儒家。
第四次大包装，是清朝，手段是四库索引和文字考证包装儒家。
第五次大包装，是国民党当局，手段是用三民主义包装儒家。
第六次大包装，是当前中共宣传部门，手段是用马克思主义包装儒家。
经过两千年的那些大包装，孔儒成了全能圣人，赛过任何好莱坞包装的明星。这里不做全面卸妆，就最近特别流行热炒的几点，来揭去伪装和看看历史事实真面目。


[1] 孔子的首开六艺和教育的头衔是伪造的。

光明日报和人民日报说儒家是从“民学”到“官学”的、孔儒首开六艺和教育等等，就是伪装的假话。《周礼》明白说明，当时就有国家规定的从事教育的官员称为“儒”，从“官学”到“民学”是当时的潮流之一，并非孔子首创；再说了，孔子有单氏家族和宋国贵族的支持，说不上是地道的“民学”、至少是名不副实的“民学”。还有，六艺是《周礼》规定的一个教育内容，并非孔子首开。


[2] 所谓儒家继承保存了中国古代文化，也是伪装的假话。

孔儒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破坏是惊人的。譬如，当时，单氏家族可左右王室；在其支持下，孔子搞《诗经》等古籍，删毁了许多珍贵的艺术作品和文史记录，其破坏毫不亚于秦始皇的“焚书”、还给后人留下和至今还有影响的“灭族毁籍”的极坏文化习惯。又譬如，孔儒把《周易》篡改得面目全非，然后把别人的东西说成是自己的“经典”；当时没有版权法，不然，孔儒当是个头号剽窃者。

还有个例子，孔子说“唯小人与女子难养也”。周朝晚期的史学作品《国语》有清楚记载，周朝之际，“小人”是对“君子”而言，表达是对平民和奴隶之类的人群的蔑视；“女子”针对“男性”而言，孔子主张女人不能代表家庭、只有男人才能代表家庭。如此，孔子那意思很明白，就是讲究社会等级和男尊女卑、是阶级歧视和性别歧视。可是，为美化孔儒，当今文人把“小人”解释为“孩子”，说孔儒多么宠爱女人和孩子云云。那整个满拧、是篡改历史真相的伪造。


[3] 所谓中国从没发生过“宗教战争”也是伪造的假话。

宗教在中国的和在西方的地位不同、故而“宗教战争”的表现形式不一样。譬如，在西方，宗教战争的典型案例是“十字军”远征，其背景是对外的资源争夺，跟王朝变更或民族迁移几乎无关。而在中国，宗教战争的背景往往是王朝更替和民族迁移，元代和清朝的建立就是典型例子。严格说，中国的一些农民起义之战争，也是带有强烈的宗教色彩的，譬如，五斗米道、白莲教和太平天国就是典型案例；那些案例说明，儒家非但不能阻止宗教战争，且往往是加剧冲突、且用来应对战争往往是一败涂地。

需要说明的是：在西方，因神论或有神论，帝王等统治者只是将某个国家统治思想付诸实施、并不是统治思想的代表；而在中国，因无神论，帝王等统治者往往要充当国家思想建立者和代表的角色。其结果就大不相同了：譬如，在西方，国家统治思想变更可能给统治者内部带来血腥味道、但多数是得宠和失宠的遭遇而没有血腥味道；英国亨利八世与罗马教皇的冲突、就是个典型的国家统治思想变更但统治者彼此“生族留籍”的典型案例。而在中国，国家统治思想变更往往给统治者内部带来浓厚的血腥味道，甚至是“灭族毁籍”的血腥味道；譬如，汉代儒家取代道家、唐代儒家取代佛家、宋元明清的儒家登台，等等，都是伴随着统治者内部的“成则诸侯败则贼”的浓烈血腥味道的。

简言之，不管对内对外，儒家都不是和平使者、而是思想垄断的打手。

至于中国是不是世界上唯一的文明无断代的国家呢？事实：从文字看，中国今人没几个能看懂甲骨文和钟文；在欧洲，数千年前的线条符号拼音和当今字母拼音是一脉相承。谁断代、谁没断代？从历法看，中国当今专搞国学和中国古代史的都没几个能搞懂律历；而在欧美，各民族对自己的传统历法是了如指掌。谁断代、谁没断代?

吹捧孔儒就需要对别的民族国家搞诅咒，这也可证明儒家不是个“和平兼容”的和平使者、而是个“非我而不容”和很小气的文化嫉妒者。


[4] 关于所谓“和为贵”和“和而不同”。

了解孔子所言真实意义，必须用周朝当时的文字去阅读理解，用汉代以后甚至当今的文字理解、那就满拧，或说是伪造包装了。“和为贵”、君子是“和而不同”的，就是典型例子。

按照周朝文字来看：

--- “和”是手拿排箫乐器演奏的象形，
--- “同”是按照次序端盘伺候的动作象形。（见附件。来源：文字源流）。

按照《周礼》规定，演奏乐器是六艺之一、有机会与王公贵族见面；而端盘次序之类是伺候人的、没有机会与王公贵族见面。由此不难理解：孔子认为演奏乐器要“高级”一些，因此，君子应该去做演奏乐器、而不是去做端盘子。很清楚，那表达的是职业等级和社会等级的思想。用汉代或今日文字搞望文生义，就成了孔子主张“和谐”或“和平兼容”了，整个满拧、是篡改历史真相的伪造。若孔子真是“和平兼容”，他为什么杀了少正卯？他为什么以“淫荡”为名而删除不同思想的诗歌并予以“灭族毁籍”的处理呢？实际上，孔儒一点也不讲“和平兼容”，相反，讲的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梁漱溟老先生被称为“中国的最后一位孔夫子”，是国内外相关学界所公认的“现代儒学”的“开山”之人。关于所谓儒家的“小康”和“大同”，他说过：“《礼运大同》一篇话看着刺眼，觉得不大对。他说什么大同小康，分别这个不如那个好，言之津津有味，实在太鄙！”（见：梁漱溟：《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

咋回事呢？为什么“现代儒学”的创始人居然那么讨厌所谓孔子的“大同小康”呢？原来，经过他的同事们的考证发现，“大同小康”来自黄老之术，孔子的弟子们为了吹捧孔儒、把黄老之术塞到了孔子嘴里。其实，“大同”本意并非是为世界做美妙打算，而是说男娶女、象是按照次序端盘伺候一样来抚养子女的家庭秩序。----看来，用伪造手段来包装孔儒并非今日“创新”，而是儒家建立之时就开始了；那也是尊儒的一个特征吧。

类似例子还有“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周朝文字，“朋”是一个人携带两串贝壳的象形（贝壳是当时的货币，多用来作为结党结盟的信用物），“乐”是丝竹乐器的象形、比喻礼仪（见附件）。由此，孔子那意思很明白：远方有人带着钱来结党结盟，不是应该给予礼仪待遇的吗？表达的是金钱利益当头的处世哲学和当官发财的思想。可是，按照汉代以来的文字搞望文生义，那就成了“有远方的朋友来了，不是很高兴的吗”。整个满拧、是篡改历史真相的伪造。


[5] 所谓外来民族都被儒家为核心的中华文化所同化，是伪造或篡改历史。

那些媒体吹捧儒家，编造了一个历史故事说：在中华民族遭到异族征服的时候，也能同化外部敌人，比如元朝清朝都是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最终被中华文明的中央集权制所同化而成为中国疆域的一部分。

按照那些媒体编造的历史故事来说，蒙古族和满族都是“异族”而不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了？如此大汉族主义和民族歧视论，也正是尊儒方针的一个典型表现、甚至是历来如此的。

事实上，官方史料和地图说明，元朝时候，中国是蒙古大帝国的属国之一；元朝建立后多年，在中国属国实行的是回回教、甚至历法都是回回历，服装也在很大程度上是胡服，等等，整个中国是被蒙古族文化给同化了。元朝后期，开始实行中国本土文化、包括实行儒家治吏，结果，不长时间、元朝灭亡。至今，尽管疆域大大缩小了，但蒙古还是独立国家，并没有成为中国领土疆域一部分。

清朝类似。清朝建立后多年，实行“八旗子弟”统治，几乎全民的服装也是满族的、甚至连个人发型都是满族的长辫子；多年后、汉人才有机会担任较高官职。清朝前期实行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用西方历法改造的农历，还试图实行混有天主教成分的佛教和喇嘛教的混合宗教，等等。简单说，清朝前期和前半中期，中国被满族文化和部分西方文化所同化了。康熙时期及之后，清王朝试图实行自己的历法（背后其实是黄旗权贵们的利益争夺）和宗教，借用武器是儒家和佛教，结果，清朝开始走下坡路、直到被西方打败而成为殖民地、最后是灭亡于辛亥革命。

简单说，有文字记载的中国历史至少有五千多年了，而尊儒以后的历史为两千年，其中还有许多时候并非尊孔（前述元朝清朝的一半时间就不是尊儒的、而是被外来文化所同化的）。因此，把儒家说成是中国历史文化或传统文化的“核心”，纯属胡言乱语。


一：世界不需要儒家。

至于西方是否需要儒家，喉舌们则是“自我中心”或“诺奖迷信”了。诺奖主要是世界科学发展动向的风向标、不是世界历史审判官。诺贝尔奖得主有几个懂得中国历史文化？别说中国历史，他们多数能懂得他们自己的西方历史、就不错了。

自马可波罗开始，西方就进口包括儒家在内的中国文化了。若西方真的那么需要儒家，为啥过了千年还没啥汲取儒家的实质进展呢？本人收集到一本英文版的儒家经典《四书》，清朝末期即1893年香港发行、至今120年了（见附件）。若西方真的那么需要中国儒家，百年前就有资料学习和可以就采纳了、何必等到现在呢？再说了，为啥在美国的那些耸立着孔子塑像的“唐人街”的华人们，以走出“唐人街”而作为自己发展的更好前途呢？连华人自己都不那么崇敬的思想，还想要西方洋人尊崇？

儒家讲究“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明确地提倡“愚民政策”，明确地提倡把人民大众排斥在国家生活和教育生活之外，明确地主张剥夺民众的知情权、发言权和参与权。而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文化发展的主流内容之一，就是保障民众的知情权、发言权和参与权，保障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参与国家生活和参与教育生活的权益。 儒家讲究“男尊女卑”和“唯小人与女子难养也”，而包括中国在内的现代社会发展是讲究男女平等和尊重父母、不是歧视女性、更不是吃奶骂娘。孔子的主张跟中国现代化都是格格不入的，还想要全世界接纳和崇拜么？

儒家讲究“亲亲相隐”和“刑不上大夫”，明确地表达了少数权势人群和他们的血缘关系成员可以享受驾临于国家法律之上的特权的思想。众所周知，前些年，主持孔子学院的汉办搞搜索网站招标，数额是3520万元；结果呢，是汉办自己的关系人中标，国家资金以国家项目的名义而进入私人腰包。国家对孔子学院的资助已经过十亿，多数资金是“不翼而飞”。可至今，那些涉嫌裙带关系的贪腐人事依然逍遥法外。那就是尊儒，如同俗话所说：满口“仁义道德”、实际上是“男盗女娼”。

文艺复兴以来的世界文化发展主流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讲究民主法制和法治社会、讲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且特别重视防治利益冲突，其中血缘关系带来的利益冲突则是在国家管理要严防、严管和严惩之列。对比看，儒家思想是与世界文化发展主流彼此是背道而驰或格格不入的。其实，中国结束了持续数千年的“血缘社会”而至今的时间还不到百年，当前中国实际上处于“后血缘”时期，其一大特征、就是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不能容忍血缘关系或裙带关系所带来的利益冲突和贪污腐败了。如此，中国人自己都不再能继续容忍的东西，还想要西方或全世界来接受和崇拜么？

需要说明的是，“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并非是当今尊儒所说为孔儒独有而服务全世界的，实际上，各国古代伦理都有那样的教训，基督教就是个例子。问题是，在中国，尊儒往往是言行不一的。譬如，中国农业官员口口声声说转基因食品多么安全和比天然有机食物更安全，编造了许多谎言鼓动全国民众大吃大喝转基因食品；可是，他们自己却有机关食堂规章制度和食品特供合同、保障他们和他们的子女能享受天然有机食品和避免转基因食品。那种为利坑民、公劝私用和公开地营私舞弊的的尊儒治国，在中国已经引起全国极大民愤了，还想要西方和全世界来接纳和崇拜么？

还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儒家是无神论、自汉代以来的中国社会主要是无神论社会；而西方则是神论非常发达的社会。中国比欧美任何国家都更容易接受“批判宗教是批判一切的前提”的无神论之马克思主义，是有文化缘故的。

具体说吧：美国官方推荐的统计说明，信奉神论宗教的人口大约75%或更多，信奉中国道家的人口很少、但却远远超过信奉儒家的人口且至少有国家统计的意义（在美国，信奉儒家人口数量之小、国家统计或推荐统计忽略不计）。美国公共电视台设有且播放多次的介绍中国老子等道家的教育节目，但几乎没有什么介绍儒家的教育节目 ；美国不少中小学的课堂教学有介绍中国传统风俗的节目，里面的孔子角色是迂腐老头。看来，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远比当今许多中国人更知道中国的历史文化或传统文化的真谛所在和糟粕所在。

神论和无神论对国家管理的影响是深远巨大的。譬如，在神论的西方国家，法治法制是相当发达的；而在无神论的中国，法制法治就相当困难。又譬如，在西方，“一神论”之后是“泛神论”的宣泄；而在中国，“一帝论”之后是“泛帝论”的宣泄，----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都不可能出现、而当今校长或县长也搞“阅兵式”的故事，就是个很典型例子；在西方国家，那样的事情别说发生了、连想象都很难。

全世界会接纳崇拜儒家么？看看西方世界著名的战略思想家布热津斯基是怎么说的吧。他说：“世界上的任何人都可以成为美国人，而只有中国人才能成为中国人。”


附件：本人收集到的相关文史资料证据。

上：周朝文字的“和”、“同”、“朋”、“乐”。应该按照当时文字去阅读当时的孔子思想作品；否则，就难免望文生义和伪造包装了。

下左：蒋介石于1942年发表的《中国之命运》，1976年重排版（该年份，是周恩来和毛泽东先后去世之年。如此安排出版，其中有什么奥妙或纯属巧合，不得而知。）。

下中：《国学概论》，1932年版。对照其关于晚清时期的思想看，当今中国宣传部门和思想理论界的水平也就是晚清时期的水平。

下右：《四书》，英汉对照、英文注释；1893年版、香港发行，至今大约120年。

中国思想界的百年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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