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午餐的计划去了趟天津。一天，火车往返，从火车站沿解放北路步行到五大道转了一圈。 手里拿的就是午餐的功略 　　虽然是十一，火车站人不少，五大道却很幽静。街道上少见游客，车辆也不多。天色灰暗，空气中浮尘很多，稍微远一点的建筑看着都有点模糊。道路很干净，在这个落叶的季节，路面上看不到一片树叶子。 　　回北京再上绿1,看到tt说：“早就曾经说过天津才是真正的古城，看到那些带着殖民血腥的旧豪舍，很想找个皮筋做弹弓子打它们家玻璃。” 　　天津让我很惊异，它确实是座保存的比较完好的古城。作为距离北京仅一小时车程的直辖市，为什么文革破四旧没有扫荡掉这一切呢？ 　　据说，天津的洋楼分办公区，住宅区和商业区。办公区指解放路上的建筑。解放路曾是租界的中心，由北向南贯串着四国租界(法、英、美、德)。这里的洋楼多为早期租界各国在天津开设的行政，金融、贸易、新闻通讯等机构，也有一些旅店和娱乐设施。建筑师也是洋人，公共性质的建筑风格庄重严谨，体积也大，全保持着舶来样式的原汁原味。我们路经的解放北路上的银行很多，很明显的具有上述的这些气质。 邮局旧楼，这里已经人去楼空，据说不久之后要改装成邮电博物馆。 守楼的大爷很友好，我们上楼每个房间都参观了一番。这是楼梯走廊的窗户。 　　五大道自然是属于住宅区了。这里的豪宅主更多是中国人（洋人的住宅在解放路附近）。清之后，天津，上海，广州，得益“对外开放”甚多，天津因为离大清和北洋政府的首都近，又是开放海港城池，在20世纪前期是北方的经济中心。一方面社会与朝政更迭变幻，租界成了政治的避风港；另一方面天津得地理，交通与海关之利，充满了商机。不少政坛失意的名公巨卿从北京来到近在咫尺的天津租界寓居；清庭的遗老遗少，北洋政府下野后的总统、总理、总长、督军、省长、市长等不少入住五大道的。这么多曾经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聚集于此，在中国的近代史上可能是绝无仅有吧. 　　据说由于房主是中国人，对外来的建筑样式根据自己的喜好进行添加删减，觉得科林森式的柱子好看就在房上加几根；喜欢哥特式的拱顶，便在自家门厅里造一个。反正是私人住宅，各由其便。比起解放路，五大道的洋楼要随意得多了。据说有些西式山墙上的通气孔竟然被改成一枚老钱图案，还有中西合璧的庭院和回廊等。由于去之前没有作功课，我们走马观花，并没有注意到这些细节。 　　大约是当时祸福难卜的时局背景和房主身份显赫的原因，五大道院墙基本全是实墙，如果大门没开，则只能在院墙外拍点院子外观。在这里逛了一天，没有遇到可以进入参观房间的住宅，让人遗憾。此外，只有靠街边的洋楼外观才得到修缮，稍往里一点的胡同进去，同样挂着历史建筑保护住宅牌子的楼房，却十分破败。同样，虽然现在已有政策法规规定，这些建筑的维护要修旧如旧，可这些修缮也非常粗糙，临街的建筑都简单的刷上层涂料，砖缝用白色钩出，“可远观不可亵玩”，细节都有点叫人扫兴。 　　商业区指小白楼和劝业场那块。在回车站的途中匆匆跑去劝业场转了一圈，霓虹招牌闪烁的步行街和王府井有点象。一点也没有看出哪座高楼是二三十年代的建筑。 　　这趟天津激发了我对北京周边的城市的兴趣。或许该抽出时间，去跑跑这些1,2，3小时就能到达的城市。而且天津也值得一去再去。或者跟午餐的队再去一次，听听建筑师讲建筑？ ------------------------------------------------------------------------- 以下是今天补的课： 　　天津呢，“津”者，渡口也，天子渡河的地方，据说是明代燕王朱棣靖难之变，起兵南下渡河来的典故。这个“卫”字呢，明代“卫所”，驻军的地方，就象英文里面“fort"，跟“威海卫”“金山卫”的卫字，来历相同。 　　驻军的地方么，军人居多，“九河下梢”地居要冲，但本不是什么大城。大家听过天津方言的，都知道那跟北京话，河北话的腔调，相去甚远。天津话，倒是跟安徽话在很多发言吐字方面很象。据说，还是据说，那是因为近代，李鸿章手下大批淮军驻扎天津，所以天津话受安徽话影响不小。 　　马歇尔将军在20年代还是美军第5步兵团的中校副团长的时候，驻在天津，因为在直奉战争的混乱中保护了天津租界区的秩序，禁止溃军入境，并大开粥厂，后来天津老百姓还给立了一座保境安民的牌坊。这座牌坊，后来整体拆迁到美国去了，国内很少有人提到此事，因为我们自己军阀混战，还要帝国主义驻军来“保境安民”，实在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即便在天津，知道的人也少。 　　金朝所设的直沽寨,是天津城市的起点。其后,元、明、清王朝定都北京,天津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京师的门户,河海漕运的枢纽和盐业产销中心,推动了天津商业和金融的发展,形成了天津城市经济的特有格局,使天津从一个单纯的军事要塞演变成繁华的商业中心和贸易港口。至1840年时, 天津已成为拥有44万人口的大商埠。1860年,天津被迫开埠,成为典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城市,九国列强设立了租界。随着港口贸易的发达和外国资本的输入,天津开设了全国最早的邮政、电报、铁路,建立了具有相当规模的近代工业体系。帝国主义长时期的侵驻,给天津以较深的西方影响；而遗老遗少和官僚政客们的云集,又给天津笼罩了一层神秘的政治氛围。 　　这些小洋楼几乎都有着数十年至一百年历史，建楼的主人们，多半已不复在，可是，有的小洋楼却以主人们的名气和轶事引起当代人浓厚的兴趣和遐想。自由道上一幢浅灰色小楼，便是中国近代学者梁启超每天伏案创作的“饮冰室”。而马场道与河北路交界的“疙瘩楼”，是京剧名角马连良的故居。此外还有溥仪住过的张园，清代太监小德张的公馆，以及孙傅芳、汤玉麟等一大批北洋军阀的寓所，每一间都有每一间的传说故事，也正由于主人的故事而更浓重的散发出它们的古旧魅力。 　　天津小洋楼的第三部分是商业区。这商业区有两个，一个是小白楼，一个是劝业场。小白楼地处原美租界(1902年后并入英租界)，由于这一地区住着一些早期开辟租界的洋人，便有各种各样洋人的店铺出现，并渐渐营造出一个商业区来。如今小白楼的一些店铺的外墙上，往往还能依稀见到历时久远，斑驳殆尽的英文店名或广告。小白楼商业区出现在前，劝业场商业区出现在后。它位于原法租界西端，自二三十年代以来，一批新型的商业大厦拔地而起。如劝业场(1929年)、惠中饭店(1930年)、交通饭店(1931年)、渤海大楼(1934年)等等。不仅百货云集，而且都是集商店、旅店、饭店、娱乐业为一体的多功能的巨型大楼。这种二三十年代西方刚刚流行起来的商业设施和商业形式，居然在同一时间就大规模地进入天津，不仅将天津一下子推到近代中国的最先进的前沿，而且焕然一新地影响了本地人的生活观念与方式，就像改革开放后舶来的超级市场。而首先接受这种方式的是五大道的居民。劝业场商业区不单是购物中心，还是五大道居民各种社交活动的场所，于是五大道住宅区与解放路的办公区和小白楼，劝业场的商业区密切地融为一体，天津就是这样“洋”起来的。近代的大天津形象便由此而立。 　　燕王朱棣带兵南下跟他远在南京的侄子拼命的时候，天津还不算是座城市。也许是为了表示自己南征的决心，这位未来的皇帝给这个小渡口取名“天津”。 　　仗打赢了，朱棣却不想再在“虎踞龙盘”的金陵呆着了(想更好地统治北方领土也好，怕再闻见同门相残的血腥味也罢，反正具体原因他没告诉我)。朱棣把家搬到了大都，顺手又给这儿改了名字，叫北京。 　　为了在北京城睡觉的时候能安生点儿，朱棣和他的儿子们在天津屯了兵，设了卫；为了能让自己吃上饭(当时北方农业生产的元气还没有恢复)，朱棣又开始踅摸囤粮的地方了。 　　天津离北京够近，既有四通八达的河道又有临海的港口，足以运粮囤积转运京城。得，就是这儿了。 　　不知道朱棣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有没有感谢过前人为他做过的铺垫。比如隋炀帝开京杭大运河时留下的底子，以及已被他们家赶回漠北的蒙古铁骑下过的功夫。但他一定很清楚在离京城最近的地方，他需要一个粮仓，一个盐罐和一个钱包。 　　于是天津卫开始忙了，这一忙就是几百年…… 　　门泊东吴船 　　水到津门始言商 　　天津的商业与水有着不解之缘。天津的商业也起于水上运输。 　　东汉末年，曹操出于军事运输的需要，从东汉建安十一年(公元206年)开始，先后开凿了平虏渠、泉州渠和新河渠三条运渠，这是天津历史上最早的人工河流。华北平原上大大小小300余条河流汇入海河，四通八达的水网河道在当时就已初具规模。大业四年(公元608年)，隋炀帝为东征高丽，命令开凿永济渠，“自洛口开渠，达于涿州郡，以通漕运”，贯通南北的大运河从此形成。大运河把黄河、淮河、长江和华北平原诸河水系连成一片，使得地处运河北端、兼有河海航运之便的天津地区的地位更趋重要。 　　到了元朝，天津地区因既临海又有运河便利，迅速成为了集海上运输和运河运输于一身的转运港口。凭借有利的地理位置，大直沽和三岔河口很快就发展了起来。 　　公元1282年元朝开通海运，南方的漕粮从刘家港启程，经海上进入海河，在大直沽转运粮食，再通过北运河运入大都。开通海运不到十年，元政府便在大直沽设置了接运厅和临清万户府，为此元朝将原先的“直沽寨”重新扩建和改造，建立了海津镇。这也为天津成为数百年来北方商业重镇前的腾飞垫上了最后一块砖。 　　到了明朝，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天津所要承担的“南粮北运”任务也更加繁重。据《明史》记载，从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天津地方官负责总督海运，在大直沽兴建能容纳百万石粮食的大型仓储基地。最开始，明朝走的也是元朝“河海并重”的路子，但由于海运货物损失较大，明朝从公元1411年开始积极疏通大运河，用了四年时间终于使杭州到天津、通州的南北水路全线畅通。经过几十年的经营，到15世纪末，每年经天津转输的漕粮已达400万石左右。 　　天津地区自古就有得天独厚的盐业生产条件，到了明中叶以后，渤海湾西岸盐场逐渐采用晒盐技术，天津地区的盐产量大大增加，且质优价廉。到了清代更是成了芦盐的产销中心，数百年来芦盐一直由天津源源不断地运往中原地区。天津得河漕、海运和芦盐之利，很快就吸引了大量商贾的注意力。 　　据《天津卫志》上记载，明朝中叶的天津自城西北沿河一带遍布大大小小的粮店，南方来的大粮商在此卸货，然后把粮食转卖到北京，其交易规模动辄上百万石。在这些商人中也诞生了天津最早的一批“百万富翁”，天津著名的“八大家”中就有半数是靠贩运粮食起家的。 　　当时的明朝政府很鼓励商人做买卖，规定每艘漕运船可以夹带二成货物，这一政策大大提升了商人们的利润空间，也极大地带动了整个天津商业的发展，天津最早的商业区也由此应运而生。 　　天津最早的集市和商业区出现于明宣德年间(公元1426年-1435年)，到弘治年间(公元1488年-1505年)，又增设了十集一市，其中最兴旺的五个集市都集中在城东、北门外河沿一带。集市大大活跃了天津市场，这时的天津已成为中国北方的商品集散地。此时的天津，虽然只是一个卫所，但已经具有大都会的雏形了。 　　天津商业沿河发展的局面一直持续到了清代。商业行会集中的锅店街、估衣街、针市街、北大关、缸店街、茶店口、肉市口、粮店街、鱼市、驴市口，都集中在沿河西岸。到了清康熙年间，执行多年的海禁被取消，天津的“运河经济”重新回到了“河海并重”的局面，江南产粮区的漕粮、沿海的芦盐、江南的丝织品沿河海两线源源不断地运往天津周转集散，天津商业也迎来了一个空前繁荣的时代。随着商业的发展，从事汇兑业务的钱庄在天津应运而生，天津的票号钱庄声名远播大江南北，商业与由它衍生而来的金融业使天津进一步发展成为中国北方的商贸中心。 　　万户买卖声 　　两河富贵两岸商 　　正如前文所提到的那样，天津最早的商业区都集中在运河沿岸。旧时江南来的船，必先经南运河再经三岔河口转北运河运达北京。过往客商和行人，多在这里停留歇息，或者买卖交易，逐渐形成了俗称的马头东街。 　　从南方来的纤夫、船工和搬运工多数不习北方寒冷的天气，但这些人生活大都贫苦买不起新衣，只有买些旧衣服穿。买卖的人多了，此地逐渐就出现了许多专门卖旧衣服的店铺和摊点，在这里衣服可议价出售。后来这些店铺卖出了名堂，很多外地客商甚至到这里专门批购旧衣，再运回南方销售。这便是“估衣街”的由来。 　　沿南运河向西便是北大关。清康熙四年，天津钞关移驻于附近的甘露寺一带。当时的钞关主要是负责征收水陆出入货物的税银，每年秋令时节，来往商贾云集，货物堆积如山。由于来往人多为方便商旅通行，公元1716年，北大关建起第一座浮桥，因钞关在此，又称钞关浮桥。除了北大关浮桥外，南运河至三岔河口一段上还有院门口和窑洼浮桥。而当时全天津也仅有6座浮桥。南运河一带的繁华由此可见一斑了。 　　正是因为漕运兴盛，交通便利，北大关至大胡同、估衣街一带才能在几百年时间里一直享誉中国北方，成为中国最早最著名的商业街。 　　除了南运河之外，三岔河口与北运河沿岸也带动了周边地区的商业发展。作于清朝乾隆年间的《潞河督运图》画的就是当时三岔河口一带的风貌，从画中可以看出那时两岸的店铺已经相当多了。 　　三岔河口地区的商业繁荣主要得益于妈祖文化。天津的天后宫建于元泰定三年(公元1326年)，从修建时间和规模上看仅次于福建莆田天后宫(建于宋代)，位居全国第二。 　　妈祖文化给天津提供了巨大的商机。每年到了旧历三月的皇会期间，很多善男信女纷纷来这里烧香还愿，有些甚至是不远数百里而专门赶来的。大量的人流乘船自海河、南北运河而来，使得沿河两岸特别是天后宫周边的宫南、宫北两条街的商家生意兴隆，尤其是餐饮、住宿以及与烧香有关的各个行业，每年的利润都相当惊人。 　　堪比陶朱富 　　庄头闲坐说大家 　　天津靠盐漕两道起家，早年的天津人也靠盐漕致富。天津历史上有“八大家”之称，其中天成号韩家、杨柳青石家、土城刘家与正兴德穆家祖上都是贩粮起家，而长源杨家、振德黄家、益照临张家和益德裕高家则是世代盐商。 　　从明朝初年到清代中叶，随着天津商业的不断发展，以“八大家”为代表的天津粮商和盐商积累了大量财富。而“大家”之间的摆阔和斗富现象数百年来从未断过。 　　据史料记载，“八大家”摆阔的手法颇为“讲究”。聘闺女的时候要讲“过嫁妆”，娶媳妇要讲“亮轿”，女儿的陪嫁和男方的彩礼非价值连城，令众人惊羡不可；死人要讲“出大殡”，生孩子“百岁礼”，流水席开三日，停灵七期、诵经七七四十九天是断不能少了的。日常“一饭万金”的场面更是屡见不鲜。 　　与“大家”们的居所相比，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竞相攀比和斗富奢靡可算得上是“小巫见大巫”。清乾隆年间，大盐商张霖修建了园林住宅问津园(今中山公园一带)，其中曲水回环，堪称津门胜景。其后，另一大盐商查日乾又在南运河南岸修建了水西庄(今芥园附近)。水西庄占地百亩，集各地园林建筑之精华于一身。乾隆皇帝南巡路过天津就曾居住在水西庄，其奢华程度可见一斑。 　　天津其他“大家”虽不像这两家如此张扬，但也广置深宅大院，其房产遍布旧城、鼓楼东西、宫北大街、估衣街、针市街西头等繁华之地。如天成韩家仅在玉皇阁附近的私宅就达百余间，正兴德穆家和振德黄家在针市街西头、长源杨家在宫北大街也拥有四进、五进的庭院住宅。 　　到了清朝末年，“八大家”逐渐开始走上了下坡路。不少“八大家”的子弟后人玩物丧志，沉迷于养花养鸟、斗蟋蟀等。其中振德黄家的五少爷因为斗鹌鹑，转眼间就输掉了祖上传下来的一处大四合院。很多人数年内便耗尽家财，以致家道中落，一生潦倒。 　　不过在“八大家”中也有一些人潜心艺术，倾力办学，为后世留下了不少佳话。天津第一所学校“三取书院”和第二所“问津书院”，就是由长芦盐商支会和盐商查为义捐资设立的。康雍年间的安歧和晚清时期的李善人更是当时有名的藏书家和鉴赏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