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酷而光辉的历程——读李泽厚《说历史悲剧》笔记 一个严肃的世界观必然包含对这个世界深切地关怀和悲悯，李泽厚的哲学就是如此。“历史在悲剧中前行，人们很少理睬这一点。‘这一点’倒是我一、二十年来非常关注和反复申说的。因为我觉得‘这一点’，对了解目前中国社会的转型期很有意义”（李泽厚《说历史悲剧》 以下引文除有说明外均引自该文）。这悲剧就是人类在历史主义与伦理主义这一自身无法摆脱的矛盾中一路踯躅前行，写下自己既残酷又光辉的历史。 一· 历史与伦理 李泽厚是从庄子《天地》篇中的一个故事展开这个话题的。“子贡曰，有械于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见功多……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闻之吾师，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 “连最简单的机械（当时的 ‘现代化’）也排斥 ……那么只能回到最原始的古代社会去。”“ 历史上好些批判近代文明的浪漫派思想家都喜欢美化和夸张自然，认为回到自然才是恢复和解放人性。”“庄子应当算是最早也最彻底的一位。因为他要求否定和舍弃一切文明和文化，回到原始状态……但历史并不随这种理论而转移。从整体来说，历史并不回到过去，物质文明不是消灭而是愈来愈发达，技术对生活的干预和在生活中的地位也如此。数千年来，科技（生产力的核心）作为人们物质生活的基础，的确带来了各种‘机事’和‘机心’。这也就是各种社会组织和思想智慧，从而也带来了各种罪恶和肮脏。……揭露、谴责这种历史‘进步’带来的各种祸害和罪恶，如环境污染、人心异化、核能杀人等等早已满牍盈筐。但一切高玄论理和道德义愤似乎无济于事，历史和科技依旧前行，今日克隆牛羊，明日‘制造人类’。”“于是，庄子发出了强烈的抗议。他抗议‘人为物役’，要求‘不物于物’，要求恢复和回到人的‘本性’。这很可能是世界思想史上最早的反异化的呼声，它产生在文明的发轫期。但历史本来就是在这种文明与道德、进步与剥削、物质与精神、欢乐与苦难的二律背反和严重冲突中进行”“因之，庄子的意义并不在于这种回到自然去的非现实的空喊……而在于揭露了阶级社会的黑暗、描述了现实的苦难……‘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之类的警句，不是异常深刻尖锐，至今也保持其批判的生命力而发人深省么？” “总之，人类靠庄子所痛斥的‘机事’‘机心’来维持生存、改善生活，这就是历史。这历史使人类物质生活日趋富裕，……而其代价则是种种在动物界少见的大规模的同类相残和各种形态的穷凶极恶。但是，另一方面，更为复杂也更有意思的是，与动物界不同，这种种‘穷凶极恶’却又激发出与这一切……相抗争的道德理想、正义要求和革命行动。例如，资本主义的兴起就与新教教徒勤俭、禁欲的崇高伦理原则有关。即使战争这个以集体利益为目标的残酷丑恶的血腥事业中，说要求的恰好是以个体牺牲为榜样的伟大的伦理精神。革命更是将人类特有的道德意志、伦理精神发扬到极致。从而这个所谓历史主义与伦理主义的二律背反，也就构造出一幅幅既丑恶又美丽、既残酷又光辉的图画。不是连主张改良、反对革命的大哲学家康德，对革命也仍然赞叹不已么：‘革命激起的真实的热情是专门指向理想、特别是指向道德的（如正义概念），不能与私利同行。金钱报酬就不能激起那种热情和心灵的伟大。’‘即使人民革命和立宪改革失败了，但我们上述哲学判定没有失去其力量。’ 为什么？因为伦理精神、伦理主义本身有其崇高的价值。这价值何在？在于构建人心，即构建人之所以为人的伦理本体的存在。”辛亥革命、十月革命也都过去了，或取得暂时的成功或几乎一无所获，但当时那些志士仁人们悲歌慷慨一往无前的战斗精神和英雄事迹，孙中山、黄兴、列宁、托洛斯基以及那圣徒式的当代英雄切·格瓦拉等巨人形象，又岂能毫无意义？同样，二十年前忠实履行‘斗私批修’‘上山下乡’以及在武斗中高呼‘毛主席万岁’跳楼自杀绝不投降的那些纯洁、无私、勇敢、禁欲主义的献身革命的红卫兵们，尽管文革留下了惨痛伤痕和平均化了的普遍贫困，但这些年轻生命的意义难道就以‘愚昧无知、上当受骗’而因此一笔勾销？ 百年中国为进入历史的现代阶段，真是千辛万苦曲折艰难。回首当年，洒尽志士仁人们的头颅鲜血，竟不过是为今日浸透肮脏的资本在中国生根发展开辟道路。今日白发苍苍行走不便的老干部，当白天面对豪华酒店里的荒淫挥霍，夜晚想起当年陕北窑洞、太行土屋中的艰苦情景，会不会感慨历史而竟如此？真理何在？公道何在？更重要的是，如何走未来的路呢？回到纯洁的四、五、六十年代去？‘前进’到贫富更为悬殊的社会？中国现代化道路中的历史主义与伦理主义的二律背反，正以惊心怵目的形态展现在今日人们的面前。 从而，这也折射在今天的意识形态和思想学术领域中。这也就是我所谓的‘自由派’与‘民粹派’的对垒。” 二 自由派与民粹派 人类发展至今形成了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如果没有宏观和理性的眼光，有时我们会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感到困惑。此外，我同意让事情回到基本的事实和常识：人首先要生存然后才能谈论其他一切。变革时期的中国存在着各种思想认识，从思想流派上可以分出左派、新左派，自由派、新自由派，儒家、新儒家等等。且看李泽厚的分析： “我所谓的‘自由派’（或自由主义），指的是以现代个人权益为基石，以社会契约为原则，要求保护私有财产，维护个体自由，强调自发的市场经济和自由竞争，要求政府不加干预。”他们依据经验理性（合理性），论证效率优先，拥抱全球一体化。“强调政治民主（多党、议会、普选）是当前首要课题；认为自由主义原则具有普遍性从而肯定同质化。”但在具体概念上欧美自由派大有分歧，中国自由派也莫衷一是。 “我所谓的‘民粹派’（或民粹主义）指的是，与‘自由派’相反，他们以群体（大多数民众）利益亦即社会正义为基石，揭示资本社会的分配不公、贫富悬殊，强调国际资本和全球一体化带来的严重灾难……他们重道德、重传统，反对市场经济带来的消费文化对大众的精神污染；认为历史远未终结，民族、宗教和文化之间的冲突，在全球范围内正明显加剧。”“民粹派重特殊性，指出理性有限定的适用范围，社会正义是他们的首要主题。”“托尔斯泰、甘地等人都……具有民粹派特征，我以为这是传统农民国家……走向现代化过程中一定会出现的情况。”“本世纪初（本文指上世纪初），章太炎对资本的痛恨，对进化论的抨击对承继传统的关注……便具有典型的民粹派特征。章太炎自己也明确指出，与严复‘重共相’即人类的普遍规律不同，他更‘重殊相’即重中国道路的特殊性。民粹派人物虽然各具特色……但总的来说，是倾向于用‘社会主义’理想来替代资本主义道路。特别是毛泽东找出了农民革命和‘不断革命’的具体途经来实现这个理想之后。” “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似乎对民粹派并不钟情，无情的历史主义得出的事实结论是：这条反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并不成功。中国社会的真正现代化动荡，毋宁是在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下（在这几十年中）而初具规模的。今天，工业化、城市化正在迅速进展，大城市开始与国际接轨，中小城市飞猛变化，农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整个社会的生活方式、习惯风俗、观念意识在大规模的转换。食品改善，衣着翻新，住房增大，但人际关系也在日益疏远。个体似乎日益独立、自由和平等，但亲情、乡情和友情也在日益淡漠和稀薄。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文化日益清晰的展示其既妩媚又狰狞的双重面目，从肉体到灵魂吞噬着人们……。因此，从本世纪（本文指上世纪）初开始的以康有为、严复、胡适、陈独秀为代表，强调历史进化的自由派思想路线，与以章太炎、梁漱溟、李大钊、毛泽东为代表，强调伦理价值的民粹派路线，今天又以新衣装再次呈现为上述自由派与民粹派的分歧与对峙，这就并不奇怪了。……作为‘只能干不能说’的官方‘新权威主义’，则因为两派的理论力量和社会影响均未足以侵损它的现实利益，便乐于作不闻不问的壁上观。” “总之，一派强调个人权益，一派强调社会正义；一派呼呼经济自由、外资进入；一派控诉社会苦难、外资掠夺；一派主张当局应与美国联盟，彻底与左派决裂，尽快走向民主政治；一派认为当局已与美国结盟，共同压榨老百姓，应予揭露；一派欣赏物质享受的欢娱，一派哀叹精神生活的堕落……如此等等。这大概就是目前的大体状况。” 本文对两派的意见——两派各有优长，各有缺失；它们的分歧对峙，恰好相互补充，如能真正造成良性互动，未必不是好事。 自由派的主要谬误。“一是它的根本理论有问题，它那‘自由意志’的个体存在及社会契约，以及‘自由选择’、‘自我决定’、‘原子个人’等，从洛克、卢梭（‘人生而平等’）到康德（‘人是目的’），到罗尔斯（‘无知之幕’的‘原始状态’），都是非历史的社会观和历史观。它们或是近代才有的纯理论的假设和理想，或是历史特定时期所产生的口号和话语。”“哈耶克等人过分强调‘自发秩序’、‘看不见的手’……反对政府干预，包括实际上也反对干预社会不公，等等。如在中国实践，却很可能带来社会秩序的大混乱大崩溃和遍地灾难。所以自由派第二个毛病，在于完全不顾中国实际，忽视市场经济和全球一体化行程中的种种祸患，对如此众多人口和如此急骤地走入现代化的今日中国来说，是非常关键的严重问题。自由派主张完全仿效西方的现代化之路，与我一直说中国应‘走自己的路’是相当对立的。”“自由派的长处在于它积极肯定科技，肯定历史向前发展的合理性和进步性，重视社会物质生活的根本价值，强调自由、人权、民主。”他们认真介绍西方自由主义理论并作出成绩“我非常赞成。而且，尽管这些根本理论有问题，但在今天中国仍然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例如，‘人（个体）是目的，不是手段’，在过去革命（特别是战争）时期从来既不可能，也不必要，甚至有害，但在今天却是非常重要的启蒙话语。个体的‘自我决定’、‘自由选择’、‘独立自主’等等，同此。市场经济、自由竞争和从身份制（中世纪）到契约制（现代）的转换，在今天中国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因此可以说，自由派是站在历史一方……用冰冷的理性宣告‘普遍规律’，炫耀地表演某种历史主义的‘当代英雄角色’” “自由派的缺陷，却是民粹派的优长。如前所说，民粹派充分估计和揭示资本主义带来的种种祸患，抨击当前种种黑暗和不公，重视平等甚于效率，反映了多数群众的心声，抵制那‘无可避免’的市场经济及全球化的历史趋势，从而客观上在发挥重要解毒和制衡的作用。民粹派的根本问题在于：与自由派一样，没有客观的深入今天中国的实际，只是大量搬用当前西方流行的各种反资本主义的学院话语，生硬移植于中国，从而过分夸大了资本主义以及国际资本在中国现状中的情况和比重，批判多于建设，除表达道德义愤的伦理主义精神外，不能提供任何积极可行的理论模式或正面主张，而且容易滑向重提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全面专政的革命老路。在欧美，为反对自由主义弊端，八十年代出现了社群主义理论。它强调有优先于个体的人群共同体的利益，反对启蒙时代以来的以理性为唯一标尺的现代个人主义。……这对于有着强大的传统伦理（人在‘五伦’关系中）和革命伦理（‘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的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民粹派来说，无疑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它在中国很可能有较广泛的被接受性。但是，社群主义对启蒙理性、对个人主义等等命题的彻底否定，在理论上是值得怀疑的。特别是它是否会以新的形式，重复从卢梭的‘公共意志’到毛泽东的群众专政等以众欺寡，即以大小社群单位来主宰、控制个人，以及引起各种不同社群之间的纠纷冲突，甚至是否会与前现代的‘中体西用’论合流，如此等等，我以为是值得人们特别是民粹派高度警惕的。” 我对上述现代化问题的正面回答就是：中国儒家的‘中庸之道’，即‘度’的艺术。 三、“度”的艺术 “作为‘中庸之道’的‘中国的辩证法’的基本特征，在于把握‘度’（适当的比例、关系和结构）来处理一切问题。它既不是‘一分为二’的斗争哲学，更不是‘合二而一’的‘全输全赢’（一方吃掉一方）。 “ 我仍然欣赏美国人类学家C.Geerts的看法——人群有诞生日，个体没有；成为人就是成为个体。就是说从历史根源看，没有脱离人群而独立出现的个体，从而自由派的理论基石并不成立。另方面从现实说，历史发展到今天，今天的个体权益，特别是今后如何实现和发展个体所独具的潜能、才智、性格，已成为人之为人的所在。即今日成为人，也就是成为一个‘自己’，而这，却又是民粹派或社群主义的理论所忽视或否认的。这虽只是我个人对C.Geerts此言的解释，但我以为这比较好的纠正了上述两派根本理论上的缺失。即从历史说，从历史渊源和人类根由说，有比个体权益更高的价值。社会正义和道德义愤之所以能如此激奋人心，伦理主义之所以能成为独立本体，具有强大力量，其故在此。但从现实说，即从历史发展到今天说，革命年代已过，个体利益突出，千家万户都在追求物质生活的改善。为此改善，都在要求经济自由、政治民主，特别是企业家资本家们。我之所以赞成吸取自由主义许多具体要求，而不在意它的基本理论的谬误，也就因为它符合今日历史潮流，这也就是历史主义的精神。今天中国人作为人必须从各种传统、他属的束缚下尽可能的解放出来。虽然人及其活动思想、情感等等都始终是他所属的人际环境和历史传统的产物，但今天不能因反对原子个人主义而退回到以‘社群’‘人民’‘国家’‘阶级’或某种‘新集体主义’为基础上去。相反，仍应进一步研究如何发展个体独特性，以此为根本基地，来考虑今后的集体走向和历史发展。” “ 正是在这一理论前提下，我提出了‘告别革命’的‘四顺序说’，即如何处理经济发展、个人自由、社会正义、政治民主这四大问题（或四个方面）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关系。”它们不是截然划开的四个历史阶段，而是相互渗透、紧密联系，却又可以分出轻重缓急、先后顺序（包括时间顺序）的。这个‘顺序论’，特别是我将经济发展列于首位，将‘政治民主’置于最后，遭到了各方面的猛烈攻击。它被批判为‘拥抱专制’（自由派）和‘背叛人民’（民粹派）。” “ 本来，把‘经济发展’列为首位应该与自由派不冲突，但由于根本理论有异——我的出发点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经济特别是生产力<科技、工具>是社会基础）和原典儒学（‘盍反其本矣……五亩之宅，树之以桑’），而不是‘原子个体’、‘天赋人权’、‘社会契约’等西方理论，所以为自由派所不容。‘个人自由’，两派当然都不反对，但我着重论说的是个人自由并非先验原则，它必须是市场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现实或要求才有意义。今天人们能比以前有了更多的婚姻、迁徙、就业等自由，减少了‘定量消费’的不自由，正是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必然’变化。当然，我不认为所有自由都可随经济发展而自发产生，而只是说，现代化的市场经济的发展将为争取各种自由创造必要条件和客观基础。但由可能性变为现实性，却仍然需要人们的主观努力。” “ 第三项社会正义，为民粹派所强调，自由主义基本采取回避态度。社会主义应当是社会正义最突出最明显的代表，在中国，毛泽东把它列为现代化行程的首位，非常具体的化为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原则。如为避免贫富分化、早日‘进入共产主义’，在农村批‘发家致富’，推行高级社、人民公社；为反对‘官僚主义者阶级’，发动文化大革命，大反‘资产阶级法权’，大整‘精神贵族’的知识分子。毛一直希望迅速消灭城乡差别、体脑分工、幻想取缔八级工资制，废除货币和分工（如五七干校、学工、学农、学军)等等。这远非经济发展的要求，当然更置个人自由于脑后。这个毛式‘社会主义’的理想曾经极大的鼓舞过中国人民、知识分子以及西方左派。但结果如何，大家清楚。没有现代经济发展和个人自由前提下的社会正义和追求平等，可以将社会弄到何种悲惨地步。可惜殷鉴未远，已被忘却。” “最为两派诟病和批判的是，我把政治民主置于末位。这里所谓‘政治民主’指的是被认为具有普遍价值的多党制、普选制等西方现代民主体制。我一直认为，这远非中国当务之急。没有前面三项作为客观前提，所谓‘政治民主’如不是对广大人民并无意义（如印度），便是极不牢固一夜之间便可踪影全无（如非洲、南美走马灯式的政体更替），或者为黑（社会）金（钱)所操控。从世界史的经验看，俄罗斯、伊朗、以及菲律宾、海地，都因置政治民主于首位，于是或引发革命，或造成无政府状态，使社会动荡、倒退，经济直线下降，人民困穷，国家贫弱，悲惨至今。所以我以为中国的‘政治民主’，如同它的‘经济发展’一样，需要寻求一条自己的改良之路：循序渐进，扩展人权，司法独立。其中，渐进有序的开放舆论，逐步实现言论自由，监督行政权力，便是当前有效地民主之路。而这，也正是‘个人自由’的题中应有之义。总之，自由派和民粹派反对把经济发展列为首位，一个要求立即实行政治民主，一个激烈呼吁社会正义；我则仍然强调经济发展第一，但日益重视在此基础上的个人自由问题。我一直以为只有经济发展是无可争辩的‘硬道理’，其他均属有条件可讲的‘软道理’。” “民粹派夸张当今社会的不公正、非正义，宣扬后现代主义的相对性、特殊性等等，自由派夸张市场经济、政治民主的合理性，宣扬启蒙主义的客观性、普遍性等等，我都以为是失‘度’。如何将这四者在理论上研究、认识，在实践上处置、安排的‘恰到好处’，使其比例合适，结构合宜，而且随时间和问题的不同而随时调整，使四者关系既不失顺序，又处在不断地微调变化中，从而使国家与社会、效率与公平、自由与民主、民族利益与国际合作等等关系得到稳定的动态安排，便是关键所在。凡此种种，只有‘摸着石头过河’，努力总结经验，作各种创造性的具体探究和实验示范。这也就是我所谓的‘西体中用’和‘转换性的创造’。这个‘度’，应由政府与老百姓共同掌握，通由舆论、法律等形式形成彼此协调、良性互动；而理论工作者于此更有责任。总之，我所以强调‘四顺序’和‘度’，是希望今天和今后能使历史与伦理的二律背反的悲剧性虽不可避免，却应尽可能减少到最低限度。中国儒家的‘中庸之道’，本就是追求杂多、矛盾中的比例协调，关系恰当，结构合适，形成‘中’、‘和’，从而使社会相对和谐地平稳发展，以减缓严重的悲剧对抗。” “于是，该回到历史悲剧问题了。就世界史看，如福山所说，自1806年耶拿战役后，历史已经终结，近代民主政制将无可避免的征服全世界。这个被自由派斥为‘浅薄的乐观主义’、被民粹派斥为‘资本主义辩护士’的‘简单’观点，如果置放在马克思主义（即认为现代科技和经济在社会发展中起决定作用）的基础上，我以为仍是可以成立的。在这意义上，今天为中国民粹派所高扬的贫富、宗教、文化的严重冲突，也将像历史河流中有过的壮观涟漪一样，最后仍将消失。……当然，对全世界绝大多数人来说，历史并未终结，那种‘没有血腥的无聊生活’也为期尚远；为争取富裕的物质生活和自由平等的政治体制，仍然指望着人们的英雄气概。但是战争和革命的年代毕竟过去，散文时代失去了英雄，迎来的是后现代的颓废。” “历史本是集体事业，伦理却是个体精神。经济愈全球一体，生活愈同质化，消费文化愈发达，活的愈繁荣、富裕、‘快乐’，人便愈要反抗各种异化。个体愈益成为权力机器（科技机器和社会机器）的附属品，也将愈发现自己的生存是如此之珍贵和无可替代。从而多元的文化、信仰和精神世界，并不会因物质生活同质性的历史终结而同质而终结。也许未来世界在‘为科学而科学’、‘为艺术而艺术’中，在‘以美启真’‘以美储善’中，可以去寻找历史与伦理的某种统一？尼采本世纪初鼓吹肉体生存和超人英雄，至今激动人心。尼采要求超越善恶，反抗平庸，成了抵抗历史的伦理命令。看来人性与人文的一致和冲突中所包含的这个二律背反，还将有一个漫长复杂的展示路程。于是，人随着历史，仍将在悲剧中踉跄前行，别无选择。”（完） 2010·1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