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让他们成为不明真相的群众 11月24日东方早报专栏 22日上午7点，北京丰台区宛平城地区居民发起万人签名活动，呼吁地铁14号线南迁，在宛平城“袋口”位置的雕塑园或西道口设站，缓解该地区的出行压力。据11月23日《京华时报》报道，截至记者发稿，签名者已达4000多人。此次活动的发起者冯先生介绍，他们已通过网络联络各个小区的活跃业主，成立了活动小组，签名活动将持续两天，并择日把条幅送往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希望政府考虑市民的实际需要。 宛平城居民举行万人签名，成立活动小组，以志愿者身份向路人进行宣传，并表示将把条幅送往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均以不影响公共秩序的形式出现，因此是对自身表达权的合法与理性的利用。而作为一起处于演进中的公共事务的后续结果，政府相关部门如何回应居民的这种要求，在公共设施的规划设置与市民的实际要求两者间获得一种均衡，达成一种共识，就显得至关重要，也更值是关注。我并不去断言，假如市民的这种要求被粗暴拒绝，必定会发生什么情况，但毫无疑问的是，宛平城这起民意事件，需要政府部门以极大的坦诚与智慧来面对。 对这起民意事件的关注，是基于对一些群体性事件的整体观察。所有的群体性事件都不是孤立、突然出现的，而只能是一个动态发展的结果。就在11月12日晚，温州市街头上演一场执法者与流动摊贩间的冲突。摊贩聚众掀翻执法车，阻挡机动车道。而据《青年时报》报道，冲突当日上午，三名自称流动摊贩代表的男子曾找当地执法局要求“谈判”，提出希望能继续摆摊，摊贩可以成立公司自律，但遭到了执法局一口回绝，暴力事件随之发生。而从新近以来各地发生出租车罢运事件，我们也不难发现，在罢运之前，出租车司机也曾以各种方式表达诉求。只是当他们发现这毫无作用之时，罢运才开始发生。怎样面对民意诉求，如何处理民意事件，一再成为一些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决定性前提。 对一些群体性公共事件，许多论者都认为应建立必要的沟通表达渠道。然而不论是宛平万人签名，还是温州摊贩要求“谈判”，罢运司机以各种方式表达诉求，都表明并不缺乏一种沟通的可能，而是相关部门缺乏一种愿意与他们进行平等对话、友好协商的诚意。重庆罢运事件发生后，市政府明确表示市交委“长期疏于管理，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即为明证。难道相关部门真的可以对民意诉求置若罔闻，或是相信手中的权力可以解决一切吗？温州事件中，执法局一口回绝摊贩的“谈判”要求之后，执法局领导当时就意识到摊贩要有动作了，当晚让巡逻队增派人手。但是，暴力事件还是意料之中地发生了。这并不奇怪：当公权力者倾向于以权力而不是以对话解决矛盾之时，被强制者也就更倾向于用暴力或不合作来表达诉求。如果说温州事件呈现为暴力，那么各地罢运事件无疑呈现为不合作。 在一些群体性事件发生后，官方大多解释为“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煽动利用不明真相的群体所致”。但如果我们能够对所有这些事件有一个整体的观察，将能够发现，许多参与者原本可以不被“别有用心者”所蛊惑，许多人原本可以不必成为“不明真相的群众”。以“11・17”甘肃陇南事件为例，打砸抢烧暴力事件亦非骤然而起。从17日9时30分，数十名拆迁户到陇南市委上访，到当晚20时前后事态升级，至少有整整一个工作日的时间可以避免事态恶化，但结果却没能避免，1000名闹事者也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不明真相的群众”。这也意味着，如要尽可能不去制造“不明真相的群众”，那么政府部门的工作就必须富有诚意，能够让群众真正接受。也只有这样，他们才不会被“别有用心者”所利用。 宛平城居民最终会不会成为“不明真相的群众”？答案其实在于政府部门的回应与行动中。至少从宛平城居民以理性的方式进行万人签名活动来看，群众并不总是那么毫无理智，也并不总是那么轻易被煽动利用的。相关部门应当呵护这种富于理性的良好氛围，以最大的坦诚，最有效的沟通，最积极的互动，来回应居民的诉求，并真正解决居民的实际问题。这一切并无创新可言，却无疑是许多公共事件所凝结的最大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