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 不期而降 我曾经是一个红红的肉团，我妈忘了我出生的那天究竟是5号，还是23号。后来我姥姥说应该是25号。我不知道谁说的对。以至于我现在的每一个生日都过的心不甘情不愿。 凡是79年出生的家里中的老二或者老三，老四一类的不能充当老大的都应该有过这样的经历。正赶上如火如荼的计划生育浪潮惊涛骇浪扑面而来。多数孕妇脸色不大好看。我有一个哥哥早我两年出生，至今为止的无数事实都证明那两年是多么关键的两年。因为他的出生我多多少少就显得有那么一点多余。我妈用降一级工资的代价换来了我。之前姥姥的承诺是：喜爱女孩子。如果是女孩子一定要尽全力由她把我带大。而不用我妈多费心。我爸的举动是在我没有出生之前就起好了我的名字：尚力。百无禁忌。我和我哥哥的名字连起来和一个后来在全国风靡一时的洗衣机品牌一样。每逢电视里面播放那个洗衣机广告我爸都假装风魔的说是在抄袭他的专利。我就是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下降临于世的。 事实上我出生不久，哥哥就得了肝炎。姥姥带着他远赴省会看病疗养。我成了全家人的心头大患。我妈没完没了的三班倒；我爸常年跑车在外。姥爷尽职尽责的让我长到可以下地乱跑的年龄。记忆中我从那以后被送到过几个地方寄养。唯一相同的是地方都遥远如天边。至亲的人久不能相见。 我姥姥后来给我描述过一个场景。一个襁褓中的婴儿被扔在铁轨旁边，想想多么招人怜爱的女孩，于是她又一路走一路找的把女婴抱了回来。由于细节部分没有过于详细的描述，因此我宁愿忽略。常常带有挫败感问自己：我是谁？我只是个曾被人遗弃在铁轨旁边的小姑娘。 我爸对我的记忆在6岁时候是一个永远戴着一顶油帽子的火车司机。背一个竖着的长方形包。和大多数蒸汽火车司机一样，总是最晚一个到幼儿园接我的人。我爸还常常带我去叫班室看他的出车排班。那样的房子和现在的小卖店有点相似，几个人在柜台里面，很多人在外面。我那会个头不到大人的腰际。于是常常拽一个男人的衣襟，人家低下头看正对我抬头也看。我发现那不是我要找的面孔，而是一个陌生人的脸。往往那个人都会冲我做鬼脸，或者笑笑或者吓唬我。 1984 瓜子 1984 瓜子 被送到乡下的日子感觉自己长的很快。在一群孩子堆里充老大，当混世魔王。 记忆里有一条大狗。初中回去乡下的时候老姑姑说，你走好几年之后，你都忘了它了它都没忘记你。现在看门的狗是以前大狗老黄的崽。我看到的是一条花狗，于是我对它是不是真的是老黄的孩子一直不能肯定。它不象它妈妈。 我爸说我老姑姑一直很宠我，常常给我一毛两毛钱让我挥霍。我去村里的供销社买瓜子。每次都买很多。卖东西的人把瓜子装在用费书页卷起来的纸筒里，包装有点象现在的爆米花。通常还会剩余很多，我就统统装在口袋里带回家讨老姑姑欢心。 从供销社出来的时候最是风光，后面7788的跟着小伙伴。眼巴巴的看着我手里的瓜子。 其实最让我陶醉和难忘的是供销社里特有的那种气味。现在城市光耀人眼，货架充盈的超市或者商场没有那种气味，也没有那时候买瓜子的感觉。前年我骑车去灵山的时候途径一个村庄的供销社，路边的老房子进去，是老式柜台，卖柴米油盐和可口可乐，大的酱油醋缸……唤醒了我记忆中的味蕾，也唤醒了我泡沫一般童年时候的记忆。 想必，只有在特定环境下才会特殊感觉。 瓜子吃完，我也长到了。长到瓜子可以供养的那个年龄。结束，然后开始。 1986 托儿所和一夜成名 回城之后的几年我表现一般。我所在的幼儿园（我们那时候叫托儿所）的阿姨打消了我在乡下的嚣张气焰。 最开始把我送到我妈单位的纺织厂托儿所。我分析那时候我严重的恋母情节引发了我回城后的第一次狂潮。中午大家都在午睡。看着我们的阿姨不管该不该睡，总之是睡了。我没有睡。一个人踏上了漫漫寻母路。其实，我妈就在幼儿园隔壁的厂里上班（那个厂我现在估计也得有700左右的女工）。我一个人出去后就忘记了当时的情形。总之走了漫长漫长的路程后我终于迷失方向。 后来记得在一个穿解放军衣服的叔叔家吃了一根大油条。睡了一觉。通讯工具不发达的时候大家只能骑着自行车满世界找我。路边大喇叭里防着寻人启示。最后是我大舅把我骑车带回了家。我爸第二天通过单位给解放军送去旌旗，还有一支钢笔和一个笔记本。解放军则画了一幅金鱼的水墨画送给我爸。我爸说画早已经丢了，不过解放军的样貌他一直没忘。 此事之后一个阶段，幼儿园任何一个阿姨见到我都会问，这就是那个跑道临钢（临汾钢铁厂）的孩子？言语疑问间多是的不可揣测的口气。于是我一夜成名，没有任何一个阿姨敢不重视我。午睡时候眼睛都不眨一下的盯着我。 迫于压力。我转到了我爸所在单位的铁路托儿所。 在铁路幼儿园的日子通常是我爸送我去，我姥爷接我回。我爸每次送我进去之前会在隔壁小卖铺（说白了就是一个小窗口）买一袋山楂豆或者橡皮那么大一块巧克力，也没准是一小袋五颜六色的糖豆。总之是不会超过两毛钱的甜食。我没有象其他小孩子进托儿所前那么凶狠的哭过。习惯性的平静。可以看出来其实我挺喜欢那地方。 例外在有一次我妈送我去托儿所。她大发慈悲的给我买了一把5毛钱的手枪。结果上午吃午饭前，托儿所里最牛的刘三来找我，借走了手枪。我和好朋友古金娜无言的失去了心爱之物。但是谁也没敢透漏此消息。晚上回家我妈问了一句，我说古金娜拿回家玩了。自此没了下文。 1988 小街旁的烟花 按时间来算我应该是9岁。9岁的时候我有一件蓝色及膝连着帽子的半大衣。大衣帽子的周围有一圈棕色的人造毛。磨的很秃。那是我的小棉猴。 冬天时候我穿着它，无比满足。 我15岁前每年正月十五的广场都放烟花。有一年我爸带我去广场看烟花。广场人山人海。等了很久烟花都没有放。夜空寂静的让人想回家。于是爸爸背着我往家走。戴着我棉猴上的小帽子，我趴在爸爸背上就睡着了。在快要走到家的那条小街旁边，爸爸摇醒我，扶我站在平日路边卖肉的那个小窗口的平台上，指着东南方向被烟花染成彩色的天空给我看。我瞬间就清醒起来，被五颜六色的虚幻吸引。烟花终归是烟花，幻灭了的美是因为饱经过无比的绚烂。在小街的平台上扶着爸爸的肩膀我看完了烟花，然后在爸爸的背上继续一路睡一路口水的回家。 夏天的时候我还和爸爸去看过一次电影。好象是几个片子一起放。看完一个影片很多人都集中到休息室去吸烟吃东西，大声喧哗。爸爸给了一块钱去买汽水。后来搞清楚是汽水五角，汽水瓶押金五角。我喝完汽水默默的把瓶子放回了原地，没有问老板要回那瓶子的押金。等我爸再去问他要押金的时候他以不知道为理由不承认刚才有这事发生过。因此我恨谢顶戴眼镜的大脸中年男人也不是没有理由，事情就是源于一个汽水瓶子和五角押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