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选自<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作者:谢泳 我还读到过郑敏先生的一篇文章《忆冯友兰先生》，她是1939年入西南联大哲学系读书的，半个多世纪后，郑敏先生这样回忆：“一位留有长髯的长者，穿着灰蓝色的长袍，走在昆明西南联大校舍的土径上，两侧都是一排排铁皮顶，有窗无玻璃的平房，时间约在1942年。……正在这时，从垂直的另一条小径走来一位身材高高的，戴着一副墨镜，将风衣搭在肩上，穿着西裤衬衫的学者。只听那位学者问道：‘芝生到什么境界了？’于是两位教授大笑，擦身而过，各自去上课了。”这是郑敏先生笔下的冯友兰和金岳霖。郑敏先生说，当时“每位教授走在那狭小的昆明石板小径上，都像是沉浸在自己的学术思考中”。这就是西南联大，这就是当时教授的精神状态。从这里走出了杨振宁、李政道两个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走出了一批大师，还有思想家。殷海光，这位1938年入西南联大，后又进入清华研究院的学者，当年曾受到过金岳霖先生的常识。去台以后，成为自由主义的一代学人。他回顾自己的一生，除了受“五四”的影响外，就是西南联大的薰育。他在给林毓生的信中说：“在这样的氛围里，我忽然碰见业师金岳霖先生。真像浓雾里看见太阳！这对我一辈子在思想上的影响太具决定作用了。他不仅是一位教逻辑和英国经验论的教授而已，并且是一位道德感极强烈的知识分子。昆明七年的教诲，严峻的论断，以及道德意识的呼吸，现在回想起来实在铸造了我的性格和思想生命。……论他本人，他是那么质实、谨严、和易，幽默、格调高，从来不拿恭维话送人情，在是非真妄之际一点也不含糊。”殷海光是金岳霖的弟子，余英时是钱穆的弟子，而钱穆当年也曾在西南联大呆过一段。殷海光、余英时后来都成为港台乃至国际有影响的知名学者，从他们身上不难看出西南联大风格的影响。可惜我们内地的学人没多少得真传的，想来真是痛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