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镇本身是很沉闷的；镇子里没有多少东西。。。小镇是寂寞的、忧郁的，像是一处非常偏僻、与世隔绝的地方。――《伤心咖啡馆之歌》 小镇，没有因为在这里发生了什么而发生改变，那样的外部巨大力量的影响受到了小镇顽强的抵制，而小镇不可避免的被裹挟着向前走着，平静下面孕育着巨变的暗流。小镇，脑海里想到这个词语出现的是遥远、舒缓的意象；小镇，舌尖在嘴唇里触碰出的声音绵长的像是小路伸向故乡。麦卡勒斯的南方小镇和侯孝贤镜头里的海边小镇，就像在旅途中见到的一个个小镇，掌心里握着一条通向远方的路，无数人和车来往，却甚少有人驻足，且热闹且寂寞。由小镇里派生的主角并非英雄、侠士，不过是为生计奔波劳累的男人女人；由小镇里诞生的故事远非轰轰烈烈、惊心动魄，不过是为生活日复一日的琐碎操作；由小镇里延展的情绪不是浪漫、恬淡，有些压在心口的隐隐作痛像撕裂开伤口般的渗出殷殷血滴。 《儿子的大玩偶》 坤树不必每天扮作小丑在街头作电影院广告，身着便衣的他逗着阿龙，阿龙却哭了，眼前的眉目清楚的人不是红鼻子的大玩偶，妈妈抱着他“这是爸爸耶！不认识爸爸了？”坤树怅惘的坐在门槛上，忽而脸上露出笑容拿出化妆品开始画成小丑的白脸说“我、我就。。。是儿子的大玩偶啦！”定格，他裂开嘴笑着。。。他本来要用小丑来逗每一个人开心，可是从中得到快乐的只有他不懂世事的儿子。他化妆成小丑、换了小丑服装在街头摇着拨浪鼓，看似开心的形象，可是他仿佛是世界上最不开心的人，让人看着如此愁苦；换了工作，他张开双臂奔跑着回家，仿佛未来的生活会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不必每天化妆、不必为上厕所脱去服装、不必受顽皮的孩子的捉弄、不必听伯父的辱骂、不必看老板的脸色，他不再是愁苦的小丑，可是儿子却不认识他了，生活像一个早熟的苹果一口咬下去有些酸涩。 《小琪的帽子》 离开坤树居住的小镇，我们跟随林再发和王武雄一起去海边的另一个小镇。这不是我的小镇，可是我分明就曾经生活在这里，林达发们分明就是我的亲戚、我的邻居，60年代的台湾社会非常类似于80―90年代的大陆。林再发们有了些年纪、妻子面临生产、失业，可想而知的压力逼着他离开家去小镇推销快锅（压力锅），有些死板和略显笨拙的他期望能够用各种方法卖出，却在演示时爆炸受伤，正在此时他的妻子因早产的恐惧需要他的陪伴。同时失落的是他的搭档王武雄，他的强烈好奇心促使他摘下了小琪一直戴在头上的帽子，恬静的小琪头上触目的伤疤惊呆了他，小琪跑了，和她一起离开王武雄的是他们在慢慢接触中建立的友谊。本来就对社会、工作不信任的他看到病房中的王武雄痛哭着撕下了他们贴出的广告。日光之下并无新事，海浪还在静静的拍打着堤岸，天空仍然澄明湛蓝，现实的苦难在一天天的走远，唤起这样的场景需要回忆与电影，我不禁扭回头去寻找。 《苹果的滋味》 让我们和阿发离开小镇，到城市去。为了生活的机会和孩子们受教育，阿发不顾妻子反对举家迁往台北。这是离开小镇的一家，在台北最局促的房子里局促的生活。美国上校的刹车撞伤了阿发的双腿，随即改变了他家人的命运。作为家中唯一的经济来源，他的受伤本来是这个家庭的灭顶之灾，因为撞伤他的上校的“道义”上的责任而扶助他的全家生活并送他的哑巴女儿去美国上学变成了一件让人羡慕的大大的好事。妻子由哀号变成笑逐颜开，孩子们在漂亮的医院里愉快的玩耍，工友们嬉笑他是不是成心找辆美国车撞的，阿发也只会对美国上校一个劲的说谢谢。生活有时候就是一个玩笑，白的就是黑的，坏的就是好的；生活有时候就是一个赌博，输了也是赢了，赢了也是输了。所有的人都在笑，我却笑不出来，我也在品尝着苹果的滋味。大家都能够想象到这样的故事出现在报纸上的措辞，而谁能想象得到故事后面所有人的悲欢？有些时候，我们所面对的事情是真实的，可并非全面的，我们有没有资格以自己的经验去评论评论别人？我们是不是真的确认我们的生活就是正确的、可以向别人推荐供别人拷贝的？当所有的人潮涌向城市，城市化、西方化、全球化之势不可挡之时，有没有时间去回眸小镇、去寻找桃花源？ 写实的三段式的电影，由侯孝贤、曾壮祥、万仁分别导演，是台湾新电影的早期力作，告诉我们一个真的台湾和真的社会。这也是侯孝贤转型作品，由此他由商业喜剧走向了人文关怀，那时还没有他显著的长镜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