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神话谎言一：中国是一个有五千年文明史的文明古国 　　　　　　 　　　　　　 愤青们（不光是此类人群，可谓影响深远）经常乐于炫耀自己伟大祖国的悠久历史。按照愤青们的说法，中国人的祖先在长江边吟诗作对的时候，美国人还在树上呢！言下之意，不要说在文明的层次上做比较，即使是在进化论的层次上比较中国人也高人一等。中国人较西方人的优越性不是一个文化现象，而是一个临床现象。 　　　　　　 　　　　　　 真的是这样么？几千年前美洲印第安人的生活形态咱不知道，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中国的所谓“五千年文明史”完全是御用历史学家们的捏造出的官定历史，是为了使中国跟其他三个文明古国平起平坐的时候不至于太寒碜而人为拉长到5000年的牛皮历史，性质上完全类似于阿贵哥那句“我家祖上比你家阔多了”的胡话。 　　　　　　 　　　　　　 实际上，中国有出土文物做证据的文明史充其量3700年，有据可查的历史（即所谓信史）只有区区2900年。而古印度、古巴比伦、古埃及的文明史全部都有过硬的证据证明其存在于5600-5800年前――所谓过硬的证据，是指考古挖出来的文字和青铜器，埋在地下的古城堡，以及至今还戳在沙漠里的金字塔。懂历史的都知道，文明的出现是以成熟的文字、青铜器、城堡的出现作为标志，在这一切出现之前只能叫做文化，不能叫文明。所以，愤青们要想反驳我当然可以，麻烦诸位千万别再提什么二里头文化，丢人。 　　　　　　 　　　　　　 中学时学过中国历史的都知道中国的朝代从夏朝开始，可这个夏朝的存在到现在也没找到任何证据。我们历史课本上的所谓“夏朝”，其存在唯一的根据是《史记》中的《夏本记》记载。御用历史学家们可笑地认为，既然《殷本记》的记载得到了甲骨文的证实，那么《夏本记》也应该是可信的。这种只能糊弄三岁小孩子的把戏，居然就能说服国家教委把“夏朝”写进历史课本，中国人对于历史的不严肃由此可见一斑。只是不知道，御用历史学家们这么看重《史记》，那么《史记》里记载的商代大王他妈吃个鸟蛋就怀孕的记载，是不是也是历史？ 　　　　　　 　　　　　　 比夏朝更早的“三皇五帝”就更邪门了。也许御用历史学家们也感到“天皇”、“地皇”、“人皇”的神话人物写进历史课本太不严肃，于是中国的历史年代从“五帝”开始算起。不过，让人喷饭的是五帝时代从公元前26世纪到公元前21世纪，整整五百年，平均一个“帝”执政100年，远古时代茹毛饮血的原始人居然比医学研究到了纳米水平的现代人都长寿，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的御用历史学和爱国主义共同创造的奇迹。其实，“天子长寿”的破绽早在清朝末年就被学者王国维发现了，至今谁也找不到合理的解释。御用历史学家们不知道是出于“上级指示要求”，还是“四大文明古国”的虚荣心，面对这么明显的破绽却置之不理，在今天的历史课本上仍然把“五帝”写进历史年代表，这种把神话故事当历史的荒唐做法，咱中国人怕是蝎子拉屎独一份（毒一粪）吧？ 　　　　　　 　　　　　　 其实，任何一个国家的历史都是从神话传说开始的，中国自然也不例外。前面所说的“天子长寿”的破绽，在《圣经》里也存在，亚当的子孙也是“身体倍棒，吃嘛嘛香”，活的长了去了。可人家犹太人承认那是宗教，不是历史，更没有借此标榜自己是什么“文明古国”。 　　　　　　 　　　　　　 说到这里，不能不提一句那个丢尽中国人脸面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为了奉上级指示证明“夏朝”的存在，“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御用考古学家们不惜采用弄虚作假的手法欺世盗名，在学术研究里建造豆腐渣工程，从而遭到国际学术界的猛烈批驳。幸亏戳穿“断代工程”骗局的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蒋祖棣本人也是个华人，否则的话这天大的学术笑话让13亿中国人的脸面往哪去搁？ 　　　　　　 　　　　　　 所以，稍微有点学术良心的中国人，千万别在老外面前吹“五千年文明古国”的牛皮了，碰到一个爱较真的老外您就得出洋相。传说中的“有巢氏”教导人们不要住在地上，要在树上安家。所以，我们的文明史倒是可以这么表述：当印度人建立自己的王国，使用文字书写历史的时候，当美索不达米亚苏美尔人已经学会使用铜器的时候，当古埃及人已经计算出精准的太阳历的时候，中国人正在有巢氏的教导下，居住在树上。 　　　　　　 　　 　　谎言二：中国的“四大发明”为人类文明作出了巨大贡献 　　　　　　 　　　　　　 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谎言，我已经多次予以揭穿。所谓“四大发明”的提法，最开始是三大发明，没有造纸术，是培根和马克思等人研究人类文明史的时候提出来的，但是很遗憾，人家培根和老马都清清楚楚地指明，三大发明是西方的。后来还是科学史家李约瑟给中国人长脸，告诫西方人不要太狂，三大发明不但西方有，东方也有，他举的具体例子就是中国。李约瑟这么说，完全是劝勉西方人要明白天外有天，要戒骄戒躁，却反过来被中国人当作自己牛逼的资本，世界上还有比这更可笑的事情么？ 　　　　　　 　　　　　　 至今，三大发明也好，四大发明也罢，没有证据表明是从中国传到西方去的，也没有证据表明这些发明真的对人类文明的进程起了那么关键的作用。培根等人显然是夸大其词了。 　　　　　　 　　　　　　 造纸术，古代埃及人就发明出来了，比蔡伦那个太监早多了。英文里的纸(paper)，不是来自中文，而是来自拉丁文Papyrus，这还不能说明问题么？拉丁文里有“纸”这个单词，说明至少在古罗马时期西方就有纸了，甚至很可能更早，因为拉丁文里一半以上的单词都来自于古希腊语。至今没有任何国际上的权威机构或学者承认纸是中国人发明的。 　　　　　　 　　　　　　 活字印刷术，中学历史课本上都说是北宋人毕升发明的，可惜这伟大发明随着毕升本人一起被扔进了棺材，历史上活字印刷术在中国几乎没有采用过。从宋朝一直到明清，大量采用的还是雕版印刷，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泥活字从技术上根本就不过关，否则的话，难以解释为什么连中国人自己都不愿意采用。对印刷业产生革命性推动作用的，不是毕升的泥活字，而是德国人谷登堡发明的金属活字。并且，根本没有证据表明德国人古登堡是采用了毕升提出的技术方案才解决了制作金属活字的难题。实际上，是古登堡发明的金属活字促进了信息在西方的广泛传播。 　　　　　　 　　　　　　 指南针，中国古人发明的不过是个漂在水上的磁针，指南效果很差，远洋航海根本指望不上。真正有实际效用的指南针是意大利人FlavioGioia在公元1302年发明的旱罗盘，并于明朝年间传入中国。并且，阿拉伯人并没有像历史课本里说的那样从中国人手里学会制作罗盘，他们是从西方人那里学会的。指南针对于航海业的推动作用也没有历史课本上吹嘘的那么大。否则的话，我们无法解释没有指南针的腓尼基人如何能在公元前7世纪就远航非洲，也无法解释公元前二世纪古希腊人如何横渡地中海来到埃及。 　　　　　　 　　　　　　 火药的神话则更是让人哭笑不得。火药是中国人最早于公元7世纪配置出来，这个不假，但是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中国的火药制作技术曾经传到了西方。实际上，西方人采用的最早的火药是英国人RogerBacon于公元1265年在他的著作OpusMajus中提出的。另外，火药对于近代武器工业的推动作用，显然被马克思、培根等人夸大了。实际上，西方人很早就有了火药武器，类似中国人的火铳，西方人管它叫handgonne。但是，这种handgonne射程太近，且不稳定，操作不便，一直没有什么实用价值。真正对西方武器工业做出革命性拖动作用的是黄火药的采用（也就是苦味酸），以及触发系统、导向系统等等部件的不断改进。 　　　　　　 　　　　　　 总之，这四大发明的神化自从进入历史教课书成了经典教义以后，就每每作为民族的镇痛剂、安慰剂、十全大补丸来使用，每当近代中国割地赔款的屈辱历史刺伤了国人的民族自尊心的时候，总是四大发明挺身而出为国人治瘟镇痛，驱邪灭瘴，提振精神，恢复元气。实际上，这四大发明的神话不过是中国人自娱自乐的精神意淫而已，从来没得到过国际上的普遍承认。尽管中国人绝对相信自己祖上的这段无上光荣的历史，但可惜的是咱们这四大发明只是在时间上略早了一些而已，西方人是独立作出自己的这些发明的，并且和我们老祖宗的四大发明之间没有任何传承关系。不错，培根的确是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们应该观察各种发明、效能和后果。最称著的例子是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这三种东西曾改变了整个世界事物的面貌和状态。……这种变化如此之大，以致没有一个帝国，没有一个教派，没有一个赫赫有名的人物，能比这种机械发明在人类事业中产生更大的力量和影响”，但很明显，人家培根说的是西方人自己的三大发明，夸的是意大利人FlavioGioia、德国人古登堡、英国人RogerBacon的丰功伟业，没咱老祖宗什么事。 　　 　　言三：月球上能看到长城 　　　　　　 　　　　　　 中国人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经常分不清肉麻和有趣之间的区别，这方面的一个经典例子就是那个流产甚广的“宇宙飞行员从月球上看见万里长城”的谣言。我不知道，13亿中国人有多少人具备最起码的科普常识，知道月球距离地球有30万公里之遥，从那里看长城就像是几公里以外看一根头发丝一样绝无可能；我不知道13亿中国人有多少人坐过哪怕一次飞机，坐过飞机的都知道，从万米高空看长城已经是相当困难，不要说从月球上；我也不知道13亿颗中国人的脑袋到底还残存多少理性，在对经典教义一如既往地照单全收之余，是不是还有点起码的怀疑能力。 　　　　　　 　　　　　　 我只知道，这个世界上最低劣的谣言，一次又一次地被载入小学生的课本，一次又一次地作为中学生、大学生智力竞赛的抢答题目，一次又一次地作为全民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素材，而瞒天过海、招摇撞骗了几十年之后，才在航天英雄杨立伟的亲口证言下正式寿终正寝！ 　　　　　　 　　　　　　 我不知道还能有什么比这更能称作耻辱。 　　 　　谎言四：中国古代有成就辉煌的科学成就 　　　　　　 　　　　　　 又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的欺世谎言。中国古代的所谓科学，不是辉煌不辉煌的问题，而是有没有的问题。所谓科学，是指以实证为基础，有系统地研究各种可以被观察、被检测、被证实的事物的人类实践。实证是科学的最本质特点。科学最杰出之处在于它创立了一套严谨有效的方法。这种方法，简而言之，就是在观察的基础上，对客观现象进行信息收集和分析，进而提出科学假说，然后根据该种假说是否能对未知现象进行有效的预言来决定是否将该假说上升为科学定理。科学定理是人类的最高智力成就。 　　　　　　 　　　　　　 科学的其他特点还包括：以学术交流（学术出版物、论文、专业期刊，学术交流会）为载体，以科学组织（雅典学院，罗马林采国家学院）为主要活动主体，由知识分子创立并通过教育进行传播，等等。总之，科学是指一种有序的人类的社会实践，孤立的发现并不能构成科学，不是个别人找到一个圆周率近似值就可以冒充的。 　　　　　　 　　　　　　 凡是还有点学术良心的中国人，都应该老老实实承认，咱老祖宗没有一天拥有过这些个玩意儿。在古代，我们没有哪怕一条成型的科学定理，有的只是“勾三股四玄五”之类的经验主义的简单总结；我们没有以系统的科学研究为目的的研究机构，只有传授个人政治见解的私塾以及传授官定意识形态的书院，社会的全部智力资源都被官方组织起来研究四本书五本经；我们没有以传播科学为目的教育体系，有的只是工匠之间的口口相传；我们没有科学家都会具有的理性和客观，有的只是最狂延的想象。。。 　　　　　　 　　　　　　 甚至连“科学”这个词汇都是日本人用汉字教会我们的。在日本人接触西方之前，我们完全不知道科学为何物。马克思就毫不客气地指出，中国古代根本没有科学和哲学。类似的话俄国文学家契诃夫也说过。在上个世纪前半页，中国古代没有科学在中国国内也是广为接受的结论，毫无争议。1915年任鸿隽在《科学》创刊号上发表了《说中国无科学的原因》，1922年冯友兰在《国际伦理学杂志》上用英文发表了《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对中国哲学的历史及其后果的一种解释》，1944年竺可桢发表了《中国古代为什么没有产生自然科学？》，都是众口一词，意见高度一致。 　　　　　　 　　　　　　 真正开始“中国古代科学成就”研究的，还是上个世纪末“易经”热开始兴起之后。总有一些中国人，像太监害怕没有生殖器一样害怕自己的祖先没有科学，甚至不惜往裤裆里扔个面团来滥竽充数。没有毕达哥拉斯定理和牛顿三大定律，就把《周易》、阴阳、五行、八卦、星占、炼丹、风水之类的一堆一堆的破烂拿出来以次充好，至今全国各地还有数不清的易经热、风水热。这些人拉着弘扬民族文化的大旗当作虎皮，挂着科学研究的幌子行招摇撞骗之实，世上还有比这更无耻的事情么？ 　　　　　　 　　　　　　 还有一些中国人，总爱拿李约瑟写的那本《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来说事儿。李约瑟当年在西方混不出个头绪，于是哗众取宠、标新立异地弄出来个“非西方中心论”，告诫西方人要知道天外有天，不要太狂。没想到中国人自己还当真了。其实，西方中心论和非西方中心论根本就用不着再争论了，我们今天吃喝玩乐一切的一切，除了每天说的中国话，基本上都是西方传进来的：带的手表，打的电话，玩的电脑，穿的皮鞋，用的洗发水、化妆品，乃至汽车、自行车、篮球、排球、足球……从发式到服装样式，从内衣到羽绒服，从照相机到摄像机，等等等等。即便是中国人自豪的中餐，也得用西方人发明的煤气灶和不锈钢炊具做出来的，方块字也是用西方人发明的钢笔来书写的。作为东方人，我们究竟还有什么脸面去捡“非西方中心论”的垃圾？ 　　　　　　 　　　　　　 易经被当作是二进制的鼻祖，竹蜻蜓被看作直升飞机的前身，《墨子》被当作是研究几何光学的先驱……等等等等。我实在看不出这一堆堆的破烂究竟比太监裤裆里的面团究竟强在哪里。科学最伟大之处在于它提出了一套科学的方法，是一种伟大的社会实践，而不仅仅在于它有哪些孤立的发现。说中国人发明了二进制，比说鹦鹉螺发现了阿基米德螺线还要无聊。 　　　　　　 　　“生命不可能从谎言中开出灿烂的鲜花”，德国诗人海涅是这样评价谎言的。然而海涅大概永远都不会想到，直到21世纪，中国人内心几乎全部辉煌灿烂的鲜花都是从谎言中诞生的，因为德国人的耿直和严谨理解不了中国人的阿Q式精神胜利。于是，我们看到一幕一幕的荒诞丑剧在神州大地一次一次上演：美国西点军校不知何年何月开始供奉起雷锋像，海湾战争时美军官兵居然人手一册《孙子兵法》，英国牛津大学把博士学位和6万英镑奖金授予一位刚刚读本科2年级的中国女学生，等等。所有这些愚不可及的谣言，不但没能“止于智者”，反而在媒体和名人的煽风点火之下愈演愈烈，到最后全民得意洋洋晕晕乎乎甚至歇斯底里，直到老外亲自出面辟谣才算告一段落。像“西点军校学雷锋”那则谣言，从60年代就开始盛传，非但没能逐渐平息，反而愈演愈烈，越传越邪性，到最后居然盛传西点军校的学生也要学习中文报纸《人民日报》。普通大众信了也就信了，反正能出国的人很少，中央电视台居然还做了一期“雷锋出国”的访谈节目，梁晓声等知名作家无一不是意气风发、唾沫横飞地侃侃而谈。于是，一拨又一拨中国人去西点军校“寻找雷锋精神”，到最后竟然逼得西点军校不得不出面辟谣。 　　　　　　 　　　　　　 我不知道，佛洛伊德当初是否研究过钟爱谎言是人类的哪样一种精神状态。我只知道，一个心理健康的人是不屑于用谎言搭建所谓的民族尊严的。一次次撒谎，一次次谎言被揭穿，却乐此不疲，只能说我们这个民族真的是极度自卑，自卑得完全不可救药了。然而，虚荣和自恋绝不是解决自卑的良药，靠谎言搭建尊严更是饮鸠止渴、割股充饥的蠢行。我们这个民族，从精英到普通大众，已经完全没有哪怕起码的识别是非真假的能力，到今天其实也没能摆脱政治挂帅的阴影，一切的一切都以是否能“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为指针。在这个指针的指引下，我们的“断代工程”在国际学术界公然造假，我们的小学课本里写进“月球看长城”这样的笑话和哭话，一拨又一拨的中国人跑到西点军校去找雷锋像。。。 　　　　　　 　　 　　中国人如果真的想在洋人那里站起来，光是靠玩GDP的数字游戏是不行的。医治顽愚，必须向日本人那样学会自我揭短，老老实实承认我们自己从头到脚都是一无是处，老老实实承认我们对人类的文明进化几无尺寸之功，老老实实承认和西方相比，“我们的传统文化，远谈不上丰富，而是贫乏得太令人汗颜了”（胡适语）。一无所有并不可怕，司马迁被割掉了老二，但历史毕竟记住了他写下的不朽作品。相反，靠谎言来自撑门面，安慰自己“别人有的我也有”，却像是太监在炫耀自己泡在福尔马林溶液里的宝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