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4月23日星期四 04时31分。我终于放弃了睡着的种种努力。实在睡不着就不睡了。 昨晚看了电影《南京！南京！》在广州的首映。138分钟的电影看下来，心情比自己预想的要平静一些。我想：我的失眠并不完全与这部电影有关。 我望望窗外的街道，一切都是那么的宁静。在这样一个美好的凌晨里，睡不着的我总该找些事干干吧。 看着我那个占据了整整一面墙的书柜，超过上千部的电影静静地躺在那儿。有那么一套电视系列片，它们不会在静静地哭泣吧？记载历史的碟片总不至于象我一样矫情的。关注中国历史的人一定比我想象的多吧，现在我想向大家推荐这套系列片：台北华视历经十年制作的《一寸山河一寸血》。以下转贴系列片总编陈君天的访谈录： 1995年，《一寸山河一寸血》在台湾华视首播。此后两次修改，分别更名为《卢沟烽火60年》和《山河岁月》重播。定于 2005年 8月完工的第4个版本，新名字是《一寸山河一寸血》，其中包括新增的一集《战时延安》。 很长时间，蒋纬国都能听到蒋介石在浴室中的长啸。那声音把蒋纬国吓了一跳，因为实在不像是正常人的声音。1995年，蒋纬国接受台湾著名电视制片人陈君天的访问。他坐在椅子上模仿蒋介石长啸的声音。那时候蒋纬国刚刚从美国陆军航空兵战术学校受训归回，服役于陆军第一师步兵第三团，他去看望父亲，蒋介石的叫声把他吓了一跳。 2005年6月25日，正在做《一寸山河一寸血》第四次改版的陈君天向记者模仿蒋纬国当时发出的声音，“他喊的比我跟你喊的恐怖多了。”陈君天说。对此，陈君天的解读是：“一个人在那样高的位置，是很寂寞的。虽然老蒋跟宋美龄相知很深，夫妻间固然会互相帮助，但他还是有不能纾解的压力。这个人脾气非常倔。那是在重庆，时间大概在1941年珍珠港事变以后。老蒋在浴室洗澡，夫人不在的时候，他就大声狂叫，声音凄厉。有时叫妈，有时叫爹，这样的情景让人实在没有办法想象。他的压力实在太大，正是抗战的危急时刻，身边可信的人又少。他也没有办法相信别人。” 这个细节后来出现在陈君天制作的电视纪录片《一寸山河一寸血》中。这套节目的第4版将在8月完成，增加了战时延安红色根据地的生活，加进了毛泽东领导的抗日游击战牵制了日军的事实。陈君天确立的新版原则是，以中国人的立场，全景纪录中国军队的抗战历史，把历史还给历史，使真相归于真相。 800位见证人 陈君天为《一寸山河一寸血》工作了10年，采访的见证人由最初的400人增加到后来的800人。纪录片由最初的30集扩展到后来的42集。即便如此，采用的内容也是素材的“九牛一毛”。 陈君天接受蒋纬国邀请担任《一寸山河一寸血》总编的时候有约在先。“我说我不是歌功颂德的歌德派。我说你必须同意这一点，是事实就照事实讲。包括蒋介石，他做了什么事情，也要照实讲。你一定不能规定我怎么做怎么做，我不能失去创作的自主性。蒋纬国同意，但是要求播出的时候看一下。他说只看有没有错误，并不是整个想法的错误，而是时间、数据的错误。”蒋纬国放手让陈君天照自己的想法做：“谁做得不好，你都可以批评，包括我家老头子(蒋介石)。” 蒋纬国担任《一寸山河一寸血》的监制人。他还联络了一些高级将领组成委员会。蒋纬国给了陈君天很大的帮助。除了在工作上的支持，还为陈君天介绍了很多重要人物。陈君天去访问一些老将军时可以直接打蒋纬国的招牌。那些将军，有的超过100岁，要是不愿意接受访问，谁也没办法，但有了蒋纬国的人情，采访就很顺利。 陈君天在台南宜兰的乡下访问淞沪会战时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薛岳。抗战时，薛岳是九战区司令，也是长沙三次大捷的指挥者。薛岳个子很小，但脾气很倔。当时，按照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战略部署，就是守着阵地打，守不住就走，避免决战，保存实力。薛岳接到命令，在长沙死守两个星期，一旦压力太大守不住就往衡山退。薛岳不服气：“什么挺不住？我老薛一定挺得住。”陈诚和白崇禧急了，坐飞机从重庆到长沙来做他的工作：“拜托你不要打了，留着青山在，以后还可以打。”薛岳拒绝接受调停，骂那两个人是懦夫。他说：“我今天在这里打定了！”陈诚和白崇禧没办法，只好回去。他们还没有回到重庆，薛岳就把电话打到了重庆，找蒋介石。蒋介石已经睡觉，宋美龄接的电话。薛岳跟宋美龄说：“让我守半个月就撤离长沙，我不准备这样做，我就要在长沙打，打败了我自杀，以谢国人；打赢了算我抗命，你们枪毙我！”宋美龄说：“不要这样讲。我跟委员长讲。”第二天宋美龄就给薛岳打电话：“伯龄兄啊，委员长讲过了，你要有这个信心你就在这里打，这个时候我们难得有这样的信心，有这个信心我们为什么不要呢？你这不是抗命，现在委员会重新再下个命令，配合你。” 陈君天访问薛岳的时候，薛岳已经101岁了，说话已不是很清楚，但记忆力很好。他在摄像机前讲淞沪会战，讲他的天炉战法，就是让士兵后撤，让敌人进来，士兵往两边退，等敌人进来包围了再打。摄制组要走时，老先生到他的书房，提笔为摄制组写了四个字：精忠报国。“100岁的退役将军，还在念着精忠报国，看了让人动心。”陈君天说。 除了将军，很多下级军官和普通士兵也是陈君天访问的对象。当年参加抗战的年轻军人到台湾，慢慢地年华老去。这些人一生戎马，没有文化学识，没有别的技艺。陈君天说：“在蒋经国时代还很照顾他们，给他们工做，替这些士兵找些修公路之类的事情干，赚一点钱。也有聪明的士兵，可以卖馒头，开牛肉面摊。在台湾有‘荣民之家’，‘荣民’就是那些当年曾经为国家流汗流血的人，现在老了，没有结婚，没有后代，都是光杆一个人，任何能力都没有。这些人就被安顿在‘荣民之家’里。”那些“荣民之家”分散在各个城市的边缘，地方很大，每人一间房子，有游乐的地方，老兵住到这里，供吃供住，还会给零用钱。 陈君天十年前在“荣民之家”见到这些老兵，他们年纪都很大了，小则70多岁，老的都过百岁了。陈君天找到这些老兵，让他们在摄像机的镜头前接受访问。访问工作有个程序，就是对那些老人进行诱导式的追问，首先要问他们当年部队的番号，问他们的排长、连长、营长的名字。由此就可以确定他经历过哪一个战场，参加过什么样的战役。 “那些老兵比较好玩，这些人做过很多事情，他们会讲自己的故事，很单纯，也没必要吹牛，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个小兵。他们对战场的记忆很清楚，你要问他今天早上吃什么东西，他可能不记得了，但是你要问他打仗时候的事可清楚了。他们能活到现在很不容易。因为在战争刚开始的时候，一个连队的人上去，不到两个小时下来就剩下三五个人。那个时候部队里很多当兵的就是同一个村或者同一个乡的，不是叔叔就是伯伯，要是死掉的话就是一个家族的死掉。所以他们对很多事情记得非常清楚，这些残酷的战争对他们来说永生难忘。”陈君天说。 葛先才是当年参加衡阳会战的第十师师长，陈君天找到葛先才的时候，他浑身插满管子躺在医院里不能说话。 葛先才是第十军的师长。他指挥衡阳保卫战，这是抗战末期一场重要战役。战役结束，为避免尸横遍野的情况，葛先才让士兵把阵亡的人的尸骨捡到一起。士兵们捡了3100多具尸骨，已经分不清哪个是中国兵，哪个是日本兵。葛先才命令士兵们把尸骨洗得干干净净地排起来，头归头、脚归脚、肋骨归肋骨，排列整齐，然后埋葬。当年埋葬那些尸骨的地方现在叫张家山。在那里有一个大操场，大操场底下就埋着那些阵亡者的遗骨。 摄制组知道了葛先才的故事就去找他。最后找到了台北“荣民总医院”。陈君天找到了他的床号，看见他的时候，他的身上吊的全是管子，已经不能讲话了。其他将士替葛先才讲述了衡阳保卫战的惨烈：第十师几乎全军覆没，漫山遍野都是阵亡的军人，后续部队赶来，向山顶绝壁的阵地冲锋的时候都不需要搭梯子，因为尸体都已经垒成一座又一座的山。 1937年8月的淞沪会战是中国人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一场殊死战役。 “大战的血幕拉开，蒋介石决定全军主力向华东集中。13日晚接到最高指挥部命令：‘火速开赴上海参战！’同时命令沿途一切车辆，通通为我师让路。”时为36师师长的宋希濂回忆淞沪之战。其时宋希濂正驻防西安，接令后立即命部队准备好干粮、饮水等，然后风驰电掣地沿陇海铁路东行。 “我们吃饭都晚上吃，夜晚才能送饭，白天根本送不上来。”36师的方振东回忆。另一位参战的老兵谢世明说：“日本人凶得很。抗战初，他们吃得好穿得好，精神好，武器也比我们好。那时，我们一个连只有轻机关枪三挺，子弹开一发打一发，机关枪打着还会卡弹。” 参加第一轮进攻的88师士兵蒋堂华回忆道：“战争一开始就极为残酷。88师旅长黄梅兴在持志大学指挥作战时中炮阵亡，一天中，仅527团就有7名连长阵亡。我们是8月15日到的，把上海所有被日本人占领的地方，统统拿回来了，就一个大纱厂没拿回来。我们523团攻进去一个营，中断他的电网，一个营整个死在那个大纱厂里头。” “空军、海军是打光，全军覆没。我们只有100架飞机，全打光了。我们打的是他们的轰炸机，轰炸机的战斗力不强，飞起来的时候要有护航机，他们根本瞧不起你中国人，护航机都没有的时候就起飞。那个时候我们是跟苏联买的飞机，苏联也有飞行员来，我们跟他合作。中苏合作的一个机队在武汉打，照理我们是应该赢的，但是人家掉10架不算掉，我们掉两架就没了。那之后就再没有空军了。在这个过程中，有空军中队长、有大队长，阵亡人平均年龄23岁半。” “我们一天要消耗一个师！”参加过淞沪会战的劳声寰说，“我们装备不如他们，我们的空军有250架飞机，对方是3000多架。我们250架飞机对3000多架飞机，怎么打啊？” “头一仗我们的旅长就阵亡了，除了师长以外就剩下旅长，一个旅管两个团，师长都要到前面督战，后来他们都牺牲了。”当年淞沪会战的军官易谨与劳声寰一样，都已是耄耋老人，回忆往事，两位老人泣不成声。 88师师长、后升任72军军长的孙元良回忆，他们一个师1.5万人左右，到最后，只剩下不到三分之一。“我们的部队，每天一个师又一个师投入战场，有的不到三个小时就死了一半。这个战场就像大熔炉一般，填进去就熔化了！”这是曾任第三战区司令官冯玉祥的一段话。 以中国军队中最精锐的第98师为例，在仅仅18天的作战中，伤亡达4960人，几乎占全师兵力的62％，其中仅阵亡的营级以下军官就达约200人。陶峙岳为师长的第8师并非中央嫡系部队，进入淞沪前线时，其装备甚至仍为1920年代的汉阳造步枪为主，全师根本没有重型武器。第8师参战近三星期，全师作战人员从参战时的8000余人减员至700人。在战争最为激烈的蕴藻浜战场，第78师467团迎击渡河日军，1个连在10分钟内就全部阵亡！ 战争中先后有数十位将军阵亡，甚至有中国高级将领因为失去阵地而毅然自杀成仁。战后何应钦在回忆中记载，淞沪会战中，“消耗竟达85师之众，伤亡官兵333500余人”。 在《一寸山河一寸血》中记录了多少场战役？陈君天做了一个统计。上百万人的大会战是22次，像淞沪、衡阳、长沙、武汉、徐州都是百万人的大会战。 十万人以下、一万人以上的战役是1117次。上千人的战斗是9800次。阵亡的中国军人是200多万。在战争中最无辜的是平民。每座城市，只要有日军到过的地方就等于是剃了头，多少人都没了。 当年日本军人实行的是“三光”政策。8年抗战中，中国的死难者超过了3500万人，这个数字是整个二战死难者的40％。但在西方主导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中，中国部分却被忽略简化。 “3500万人，惨绝人寰！台湾现在人口才2500万人。”陈君天很长时间就陷于这些残酷的死亡的讯息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