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 我 挺 住――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有感―― 历史的危机 80年前的中国，巴黎和会的屈辱刚刚激起一场知识者的五四运动，古老的大地在危机中躁动不安；80年前的上海，一群胸怀异志的知识青年呼朋引类，结为同志。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80年的斗转星移，足够一个政党几番嬗变、几番化蝶了： 在短暂的国共合作中，中国共产党曾经充当过在野党的角色。在野党，是国家政治平衡的一种需要，但这种平衡却可以有不同的模式：可以是众星伴月式，也可以是二月交辉式；而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却只可能有前者。当某一颗小星不甘久居人下时，就必然打破这种平衡，发展为夺政党； 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前的绝大部分时期中，是一种夺政党的角色；甚至在建国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中国共产党仍保留着夺政党的思维惯性。这就是，充分揭示矛盾、利用矛盾、志在必得、你死我活； 经过建国后漫长的转型期----甚至比当年夺政的历史都长----时间与血泪的磨合，中国共产党终于开始放下了夺政党的斗志，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到“稳定压倒一切”，渐渐地作起执政党来了。而且作着作着，也就作成了一个老党、大党、独政党： 所谓老党，不仅仅有漫长而曲折的历史，而且极其珍惜自己的历史财富，时刻不忘提醒人民感恩戴德； 所谓大党，不仅仅有世界最多的党员，而且管着世界最多的事情与人民，控制着世界最多的资源与财富； 所谓独政党，不仅仅身处群星环拱的政治中央，而且从制度上、法律上、政治上、文化上消除了从外部被动摇、被挑战的可能性。 二十世纪是民族觉醒的世纪，大量涌现的东方新兴国家不是军人治国，就是这种老党、大党、独政党统治。党政不分，党国不分，这种党已经与西方国家的政党貌合神离、名同实异了，这种党已经不仅是社会治理体系的一部分，而几乎成为了一个国家社会治理体系的全部，更成为民族统一的核心，国家团结的象征。 然而到了世纪更替之际蓦然回首，日本自民党、印度国大党、台湾国民党、苏联共产党、一个个分裂了、下野了、变质了、削弱了，虽然百足之虫、死犹不僵，但留下的却只是政治的混乱----中国共产党，你孤独吗？ 现实的矛盾 漫漫五千年，多少王霸业。哪一朝代不都是明君开国、昏君丧国，哪一朝代不都是从轻徭薄税、太平盛世，到苛捐杂税、民不聊生？国民党创业之初，不也众望所归，连共产党都甘居其右；眨眼间众怨沸腾、偏居海隅。共产党呢，五千年的历史划了十几个圆圈的轮回，如今同样的矛盾又摆在了自己眼前。 腐败问题的重要性，是说到什么程度都不过分的。早在50年代，刘少奇同志就曾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中最基本的矛盾不再是阶级斗争，而是人民内部矛盾；而人民内部矛盾的主要形式也并不是人民与人民之间的矛盾，人民内部矛盾的主要形式其实就是广大人民群众与统治集团中官僚、腐败的矛盾。 我们的理论家们还在辩论中国是不是结构性腐败吗？那么让我告诉你：中国不是结构性腐败，因为腐败并不仅仅属于中国这个特定社会治理结构，腐败问题属于全人类、属于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那么，这个问题是淡化了呢，还是更严重了？ 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乃至对立阶级间的矛盾作为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因素；但是对于一个国家的演进、一个民族的兴衰、一国人民的命运、却有着比阶级矛盾更为本质、更为直接的问题----即广大人民群众与统治集团（执政党或政府）中的官僚、腐败的矛盾，也即社会治理问题。 有人群的时候、有人群的地方就必然存在社会治理问题。在出现阶级与阶级矛盾之前，便存在社会治理的问题；在阶级与阶级矛盾消亡之后，也即共产主义社会同样存在着社会治理的矛盾；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阶级矛盾与治理矛盾并存但仍以治理矛盾为主，因为从结构上看公有制经济仍占控制地位，从发展上来看很大比例的私有资本均是官僚资本的代理或转移（请看俄罗斯新贵阶层的发迹史）。 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将政党、政府仅仅归属于某一个阶级、某一个社会集团的代理；但应该看到，任何政党或政府组织均是存在自身的独立利益的，任何政党或政府均不仅仅属于某一个阶级、某一个社会集团而是首先属于一个民族国家。政府或执政党，不仅为某一个阶级、某一个社会集团服务，更为国家的全体社会成员服务，不仅是阶级矛盾的一方，在更多的时间与场合更是充当着调和阶级矛盾的角色。 阶级矛盾在阶级社会的每一个王朝或政府的循环更替中均存在，但由于对于社会治理矛盾处理的不同而结果不同：如果统治者清明廉洁、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阶级矛盾常能得以极大缓解；如果统治者横征暴敛、对官僚腐败姑息养奸、治理不力，阶级矛盾必然恶化、激化、扩大化。决定王朝或政府更替的更本质矛盾是社会治理矛盾。另外，生产力发展不断带来社会财富增量的变化，但社会治理问题的变化直接改变了每一时刻社会财富存量的配置。生产力发展决定了阶级矛盾的演化，但在生产力发展还没有出现明显变化的时候，社会治理矛盾的变化就可以造成国家、民族的巨大改变。 因此在极大程度上，维护社会运行秩序，保障民族国家的安全与利益，调和阶级、阶层、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等各种矛盾，而不是揭示、利用、强化阶级矛盾，这才是现代社会政府或执政党的基本任务。 未来的挑战 人是社会的人，自从人类出现，社会治理工作就是人类社会健康发展的必须；社会治理工作是一种高智能、高风险的工作；社会治理工作需要专门的、相当数量的人来从事；社会治理阶层必然形成独立的利益。因此满足社会治理阶层的利益，是实现社会治理、保障社会运转发展的必须成本 当然，这种成本的多少，成本的认定与给付都存在巨大的制度空间。在“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漫长历史时代，只有统治者对于被统治者的“牧民之术”，而且这种社会治理行为的实现是那么的随意、神秘、而又毋庸质疑、逆我者亡；而在西方文化的学科体系中，政治学的基础研究内容就是财政税收理论，现代西方国家总统选举最重要的纲领、议会辩论最重要的议题就是政府税收政策。 什么是腐败，腐败即公权失控；什么是官僚，官僚即公权低效。公权是人类社会组织的必然产物，而对于公权的监控，决不仅仅是统治者或者执政党的权利；公权属于全体社会成员，对于公权的监控权利与义务同样属于全体社会成员。对于一个现代社会，其文明进步的程度体现于全社会的“牧君之术”，即全体社会成员对于统治者、政府或执政党的监控管理程度。 既然存在专业的社会治理的必要性，社会治理者存在其独立的利益，那么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矛盾就是不可避免的、包括在社会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而对于这一矛盾的解决，既不能依靠统治者的残酷镇压，也不能等待被统治者的揭竿而起，关键是研究建设一种矛盾双方谈判的机制、一种双方制衡的机制、一种双方均能够接受的方案，通过妥协与改良让不可避免的矛盾的力量找到一个常规的、代价最小的出口，让统治者与被统治者能够在一种双方均认可的游戏规则下处理双方的矛盾。这本身就是对于一个国家民族智慧的挑战，谁能够妥善处理好这个问题，谁就能够在世界民族之林中脱颖而出。 历史总是这样的机缘巧合、耐人寻味，综观整个近代史，中国人民是受战争伤害最大、最热爱和平的人民，但中国仍是除美、苏之外两次世界大战的最大受益者：如果没有一战，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国民党就须另寻成立的机遇，清末民初的乱象还会延续；如果没有二战，新中国的诞生就不会这样便捷，列强就决不会只有亡我之心了。 古代社会的暴乱与战争，周期性政权更替的震荡，极大地破坏生产力、极大地危害人民的生存与生活，但好歹还算一种社会治理矛盾压力的出口；而自从进入近、现代社会以来，这种压力释放途径已经越来越行不通：中国在一百年间居然完成了上述两次统治转换，已经绝对是机缘巧合了；但民国初年城头变换大王旗的痛苦，解放战争上千万中国人的绝地厮杀，乃至29年政权磨合期阶级斗争的惨烈，都是不应忘记的！ 而且在当代全球一体化的世界中，中国这样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资源丰富、市场广阔的国家如果治理矛盾激化、再一次发生暴力形式的政权更迭，不说转换的成本代价无可想象，甚至转换的背景与机遇根本就已经不存在了；于是这社会治理矛盾的重重压力失去了传统的出口，只能在社会内部消化，势必造成各种变形扭曲、出现各种毒瘤怪象 给我挺住 中华民族的历史可以上溯五千年，但中国人的现代国家观念却仅有短短的一百五十年。在漫长的古代历史中，中国人只知有天下、只知有朝野而不知有中国，是鸦片战争的坚船利炮，打开了封闭的国门，更轰醒了中国人沉睡中的国家意识。因此中国人的国家观念是在丧权辱国、亡国灭种的危机中才萌生的，中国人心目中的国家与政党从一开始就肩负着凝聚民心、救亡图存、富民强兵、民族中兴的历史使命，中国人民与其说需要一个“国家”，不如说渴望一个民族的领导力量，一个能够凝聚人心，指明方向的民族领导核心。 经过了三纲五常的千年浸淫，又缺少启蒙运动的冲击洗礼，不可否认中国民众的思维中是缺少一些独立的人格、民主的意识，不自信、不安全、找靠山、随风倒的心态十分普遍；长期落后的生产力水平，农耕社会的土地依赖、精神依附、人身奴役，使中国社会普遍缺乏制度化、量化管理的手段与传统，世界第一的庞大官僚机构反映了社会治理效率的极端低下；乐天安命成王败寇的宿命文化、帝王将相宁有种乎的豪赌情结，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维护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统一的正是这四海归一的王霸意识----不独立的民主基础、低效率的治理基础、大一统的文化基础，这些，正是中国社会老党、大党、独政党实施统治的必然性所在与坚实基础。 历史上，当中华民族一盘散沙、在黑暗中摸索的时候，正是积贫积弱、任人涂炭的时候；而直到中国人有了一个领导核心、一个奋斗目标的时候，才终于一步步走出绝境、走向复兴。现实中，绝大多数的中国百姓之所以没有象有的同胞那样背井离乡、投靠异族，是因为对于这片土地的前途尚有希望；绝大多数中国百姓之所以默默忍受着种种不公与漠视、甘心奉献与积累，是因为对于国家民族的领导力量还寄托着种种期盼。面向未来，我们不希望象有的地方一样，动荡不安、战火纷飞；我们不希望象有的人民一样，贫瘠沉默、无人理睬。一个团结的国家治理核心、一个坚强的领导集团、民族的凝聚核心，无论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是中华民族的一种必须。 总之，80年前的今天，中国共产党诞生于危机、矛盾、挑战中；80年后的今天，中国共产党同样面临历史的危机、现实的矛盾、未来的挑战；而且这种种危机、矛盾与挑战已经并不仅仅属于中国共产党----80年，中国共产党的命运，已经决不仅仅是简单的一个政党的命运，它已与整个国家民族的命运有着太多的牵连与交织。只有不断完善社会治理体系，保持民族凝聚力，只有不断改革、发展、坚持、强化党的领导，这才是中国的希望、中国的必须。 亲爱的党啊，给我挺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