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民·新国家·新世界——2013凤凰读书盛典暨新民说年度文化沙龙 　　主办：凤凰网·读书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新民说 　　时间：2014年1月5日 　　地点：清华紫光国际交流中心 　　第二场：“国家”中的“国民性”——以胡适和鲁迅为中心 　　钱理群（著名学者、北京大学资深教授）：我准备了一个稿子。我先讲鲁迅，胡适待会儿其他几位先生再讲。 　　1、鲁迅为什么终生关注国民性？ 　　鲁迅在1902年就和许寿裳先生讨论过什么是理性的人性，中国国民性的弱点是什么，为什么有这么多病根，病根何在？这是1902年。到1936年，鲁迅去世前，仍念念不忘提出来要把史密斯的《中国人的气质》翻译成中文。他说了一个理由，就是希望大家看了史密斯的分析之后，能够自省，然后自己分析和讨论究竟怎样才算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因此我们可以说，从他的人生的开始鲁迅就在探讨理想的人性是什么，而在他去世之前又提出“怎样做真正的中国人”，也就是说，这个问题是贯穿了鲁迅一生的思考的，鲁迅终生都在考虑中国人和中国国民性问题。 　　为什么鲁迅这么重视中国人和中国国民性的问题呢？因为这跟他对中国问题的一个基本认识有关。1905年他就提出，中国要立国，关键是要“立人”。他所讲的“立人”主要指向个体的、精神自由的人。他是这样提出问题的，就是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怎样的近代文明（相当于我们今天说的现代文明）。他说，仅仅只有物质丰富，仅仅只有科技发达，甚至仅仅只有议会民主，那还不叫现代文明，关键是要“立人”，要有人的个体的精神自由。也就是说，在鲁迅看来，即使物质丰富了，科技发达了，有了议会民主，如果中国人没有个体的精神自由的话，那么中国还不能说是一个现代文明国家，所以他把“立人”，把个体精神自由作为他的一个基本的追求目标。可以说，对人的关注，特别是对人精神现象的关注就成了鲁迅思想的核心。学术界有朋友认为，鲁迅思想是以改变人类精神为宗旨的精神哲学和精神诗学，我觉得这样的分析是有道理的。 　　但是另一方面，鲁迅作为一名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实践性的思想家，他并没有抽象地讨论人的精神问题，而是更具体地关注中国人的生命存在的困境，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精神问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改造国民性的问题被鲁迅提出来了。这是我要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鲁迅为什么终生关注国民性。 　　2、鲁迅对中国国民性的批判 　　下面我介绍一下鲁迅对中国国民性的批判。鲁迅这方面的论述太多，我只讲其中的三点。 　　第一，中国国民性当中的奴性问题。鲁迅对中国的历史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就是他说的所谓中国的历史是一个“一治一乱”的历史。所谓“一治”就是做稳了奴隶的时代，所谓“一乱”就是想做奴隶也做不得的时代。因此，他说中国的历史就是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的一个循环。 　　第二，鲁迅对中国历史以及中国近代史的一个判断。他说：“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我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这是鲁迅对中国历史和中国近代史的一个判断。在我看来，他的这个判断并没有过时。 　　一个跟鲁迅比较接近的日本友人增田涉回忆说，鲁迅的生活、著作中用得最频繁的词就是奴隶，也就是说奴隶是直接触动他内心的一个现实，是缠绕他的一切思考的，而且鲁迅发现了中国人有三重奴隶状态：首先，中国人是中国传统统治者和传统文化的奴隶。其次，中国人是西方帝国主义侵略和西方文明的奴隶。他对这两种传统的和西方的文明失望以后，曾经寄希望于第三种文化。他认为第三种文化是一个什么样的文化呢？是一种使几万万群众自己做了支配自己命运的人的文化，但他很快就在中国的社会实践中发现了新的奴隶，发现了革命工头，发现了奴隶总管。他发现，虽然目标好像是消灭一切人压迫人的现象，而实际的后果却是产生了新的奴隶关系，这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反差和盲点。 　　因此在鲁迅看来，人类社会的发展实际上不断地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奴隶关系，是一个奴隶关系不断再生产的关系。中国传统社会如此，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如此，以后的社会也依然如此，始终有一个奴隶制度、奴隶关系的不断再生产。当然这个结论的得出是非常沉重的，而且鲁迅还发现中国知识分子也有不断被奴化的危险。对此，他提出有三大陷阱：第一，中国知识分子很可能成为官的“帮忙”和“帮闲”；第二，中国知识分子很可能成为商人、商业的“帮忙”和“帮闲”；第三，中国知识分子很可能成为大众的“帮忙”和“帮闲”。而在我看来，我们至今没有走出这三大陷阱来。 　　这样的一种不断再生产的奴隶关系就造成了中国人的奴化，中国人的奴性。关于中国人的奴性他说了很多，而且鲁迅要揭露的是中国特有的奴性，所以我也只能概括地说一说。首先中国特有的奴性是什么呢？他说中国的奴性实际上不是单独的奴性，它是跟主人性结合在一起的，叫“主奴互换”。什么意思呢？他说中国人生活在一个等级制度结构当中，对上是奴才，对下就是主人，所以他说，“中国人有权的时候无所不为，失势的时候却奴性十足”。这就是主奴互换。还有几个特色，我不展开了，就简单念一念：第一，不悟自己之为奴，就是明明自己是奴隶，但是不感觉；第二，容易变成奴隶，但是变成奴隶以后还万分欢喜；第三，纵然是奴隶，还处之泰然；第四，当奴隶还要面子；第五，精神胜利法；……这都是中国特有的奴性。 　　第三，鲁迅对中国社会有两个非常严峻的判断：第一个判断，他认为中华民族是一个“食人”的民族，就是吃人的民族，中国到处摆着吃人的宴席。这里讲吃人（食人）有三个含义：一个是真的吃人，真的杀人，譬如说在大饥荒的年代都出现过人吃人的现象，而且中国的吃人也有自己的特色，就是它有非常美好的名目，比如说在传统中为忠孝吃人，为了忠孝把自己的肉体都献出来。还有一种是为革命而杀人，为革命而吃人。鲁迅有很一个形象的概括，他说，“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当作革命的而被杀于反革命的，或当作反革命的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并不当作什么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反革命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这就是中国的历史，这就是中国的现代史。其实这种杀杀杀，其实都是杀异己者。在我看来，杀异己者之心人皆有之，不仅统治者有杀异己之心，我看很多知识分子也有杀异己之心，不同意的就吃了你。另外一种就是精神的吃人，实际上就是鲁迅说的剥夺人的个体的精神自由。他说了一句非常沉重的话，说中国人实在太多了，因此就不把生命当回事了。我认为，这种对人的生命的漠视，恐怕是中国国民性的一个最基本的弱点。 　　鲁迅对中国还有一个很严酷的判断，说中国是一个“文字的游戏国”，中国人“大都是会做戏的虚无党”，在中国，“民众总是戏剧的看客”。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提出中国是一个“文字的游戏国”。我觉得汉语恐怕是世界上最灵活、最具有弹性的一种语言，所以所想、所说和所做的可以完全分离开来。鲁迅有这样一段话，他说：“但我们日日所见的文章，却不能这么简单。有明说要做，其实不做的；有明说不做，其实要做的；有明说做这样，其实做那样的；有其实自己要这么做，倒说别人要这么做的；有一声不响，而其实倒做了的。然而也有说这样，竟这样的。难就在这地方。”我觉得这话非常深刻，在这样一个语境下面，如果你真的相信别人说的话，那就是笨。如果你真的还要把别人说的话当成做的话，那你就是不合时宜。问题是谁都知道在说谎，谁都知道是假的，但是所有人都愿意相信，愿意做出相信说谎的样子。我们每天都在说谎，时时刻刻在欺骗，我也知道你骗我，但是我说对对对，相信你。这就是游戏规则。如果有人破坏游戏规则，说句真话的话，大家会觉得这个人不懂规矩，这个人太不成熟了，太幼稚了，然后大家一起把他灭掉。 　　这样一种心照不宣的说谎就会导致两个结果：一是瞒和骗，不敢正视现实生活的问题，于是无不满、无不平、无思考、无反抗，于是天下太平。另一个就是不认真，一切都游戏态度处之，最后变成哈哈一笑。而鲁迅说，中国恐怕就要亡在这个哈哈一笑上。这就是瞒和骗与不认真，是中国国民性的另外两个大弱点。 　　我们总结起来看，鲁迅在这里揭示了，第一是中国人的奴性；第二是中国人对生命的漠视；第三是中国人的瞒和骗；第四是中国人的不认真。这些都构成中国国民性的基本弱点，而且在我看来至今犹劣。 　　3、首先要启知识分子之蒙 　　但是我们注意到鲁迅在批判国民性时有两个特点：一个特点，他不仅批判国民性，他更严肃地批判知识分子，也就是说，在他看来，如果要启蒙的话，首先要启知识分子之蒙，这一点跟很多以启蒙者自居的知识分子大不一样。我还要补充的是，鲁迅不但批判国民性，不但批判知识分子，他更把自己放进去，更无情地批判自己。大家读过《狂人日记》肯定还记得，他说几千年的吃人社会最后发现我也在其中，我也未尝没有吃过人，所以最后他都归于自己的一种反省，一种对自己的批判。用鲁迅的话说，就是要打掉自己灵魂深处的“鬼气”。我们批判国民性，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就是打鬼，但是在鲁迅看来，这个打鬼首先是打自己灵魂的鬼。在这点上，鲁迅跟胡适可能有点区别。胡适也是打鬼英雄，但他打的是别人的鬼，是国民性的鬼，而鲁迅打得更多的是自己灵魂的鬼。因此，对鲁迅来说，批判国民性——“打鬼”不仅仅是一个学理的讨论，更是灵魂的搏斗。 　　4、中国国民性的内在力量 　　另外，鲁迅不仅批判国民性的弱点，更发觉中国人灵魂中可贵的精神。鲁迅曾经写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他说，中国人不只有自欺力，还有他信力。 问题是，中国人怎么才能有自信力，我们自信力应该建筑在哪里？他说，如果你眼睛里只看见中国那些为帝王将相做家谱的正史，你是看不到中国的希望的。现在也这样，如果你只看到当官的，只看到某些知识分子，你会觉得非常绝望。但是鲁迅说，我们的眼睛要看地底下，往下看，在地底下就有中国的脊梁。他说，“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这一类的人们，就是现在也何尝少了呢？他们有自信、不自欺；他们前仆后继的战斗，不过一面总在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不能为大家所知道罢了”。我以为鲁迅这里说的“埋头苦干、拼命硬干、为民请命、舍身求法、有自信、不自欺”就是中国国民性的内在力量，尤其是我们今天要讨论重新建立国民真精神的一个精神的资源。 　　我还补充一点的是，鲁迅自己不仅继承了中国国民性的精神传统，而且在这个基础上他创造出了新的精神，这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鲁迅精神。而在我看来，鲁迅精神是我们今天重建中国国民性，重新创造中华民族的真精神的非常宝贵的资源。什么是鲁迅精神呢？我曾经概括三点：第一点，硬骨头精神；第二点，韧性精神；第三点，泥土精神。这三大精神我过去都讲过，今天时间来不及，我就讲到这。谢谢大家。 　　贺卫方：非常感谢钱老师。作为鲁迅研究的专家，钱老师对鲁迅整体的把握，非常好地给我们展现了鲁迅的国民性学说的整体风貌。这里面也有许多非常精彩的观点，比如说对于中国语言的游戏性的解读就特别有趣，这点可能在明恩溥的书里也有过一些论述。同时我也有一个疑惑，就是鲁迅作为一个思想家，对国民性有这么深刻的批判，但很讽刺的是，1976年前，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为我们树立的最伟大的文化先锋却是鲁迅这样一个人物，我觉得这点至今还是特别吊诡的事情，是一个谜，一会儿讨论的时候再请教各位老师发表一些看法。 　　在何怀宏老师的《新纲常》里好像不大提到鲁迅，倒是他在“仁、义、礼、智、信”这五常中间分别列了一个典型人物。其中在礼方面列的是胡适，说胡适是守礼方面最伟大的典范。我也不知道何怀宏老师今天要跟大家讲的是以胡适为主还是以鲁迅为主，或者是以《新纲常》为主？不管怎么说，我们欢迎何怀宏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