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五伯叶笃庄在兄弟中对这个家族琢磨最多。他曾提出一个问题： “我们这样家庭的孩子，为什么都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这个家庭的孩子里，大（叶笃仁 / 刚侯）、十二（叶笃慎）与“革命”无关，四（叶笃信）同情革命，但未直接参与。五伯指的，就是“南开五兄弟”。按照今天“官二代”“富二代”的说法，叶家的这些子弟，算是“官五代”“富五代”了，他们为什么会“革命”？ 　　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在今天有些说不清、道不明，我在这里姑且将“革命”放在引号里，而不去下定义。我五伯理解的参加革命，并不是后来加入了中共的老六笃廉和老九笃成才算数的，他就自认为当年是革命的。无独有偶，若干年前，我亲耳听到七伯笃正也说自己是走上“革命道路”的，这让我有些惊讶，但这是科学家叶笃正的自我定位。而我三伯笃义，则在他的《虽九死其犹未悔》一书中，将自己称为“社会的革新者”。“革新”与“革命”虽有区别，也有重叠。也许，我们对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可以有超越党派、更加宽泛包容的理解。叶家五兄弟在其中有各自的位置，这也应是他们日后在理念上互相认同的另一重要基石。 　　五伯曾说，众兄弟走上“革命”的道路，与母亲在家中的地位有直接关系。周书对这一重要看法似未加特别注意。五兄弟的母亲都是姨太太，在家中的地位处于“主”“仆”之间。虽然接二连三地生儿育女，但在“老太太”和“太太”面前，仍不免处处小心，忍气吞声。三伯笃义晚年说到母亲临终前为死后装殓事哀求太太时的情形，仍不禁老泪纵横。兄弟们说起天津叶家，都不约而同地用到“封建”一词，这表明的是一个批判的立场。五兄弟对家庭的感情是复杂的。 　　多年前，我曾听过七伯笃正和我父亲回忆他们儿时经历过的一件事：一天，六七岁的兄弟俩在家里的大门口外玩耍，迎面走来一对乞讨的祖父和孙女。看到两个小少爷，祖父低声下气地就要磕头，这时小女孩说：“甭磕头，磕响头他们也不给。”晚年兄弟俩分别回忆起当年的情景，居然能一字不差地学女孩的话，对她的骨气赞叹不已。当时小兄弟们身上没有钱，看着老人和女孩空手而去。若干年前，已年届九十的七伯在一次访谈中，说这是他一生中感到歉疚的事情之一，并说如果那个女孩今天还活着，他愿向她当面道歉。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虽然出身富家，但叶家兄弟对当年社会的不公是有认识的。无论是作为“革命者”，还是“社会的革新者”在五兄弟的追求中，包括对社会公平正义的诉求。在今天这个对贫富差距熟视无睹的冷漠社会，指出这一点是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