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鼎钧，原籍山东省临沂县，1925年在家乡出生。抗战末期弃学从军，1949年迁居台湾，曾任中广公司编审、制作组长、专门委员，教师，中国电视公司编审组长，幼狮文化公司期刊部代理总编辑，《中国时报》主笔，《人间》副刊主编。1978年应聘任美国西东大学双语教程中心华文主编，从此定居在纽约。1990年退休，笔耕至今。4部回忆录共写了17年，这位一生经历和文学成就都不同凡响的大作家，人在异国，回忆之笔从大陆一路追索到台湾—《昨天的云》写山东故乡幼年；《怒目少年》着墨抗战时的流亡学生经历；《关山夺路》写内战遭遇；在台湾生活30年，由于头绪纷繁，只好单单截取“文学”，《文学江湖》以个人的卖文生涯为主线，展示台湾社会的人文年轮。 王鼎钧说，他幼时读沈从文的自传就有了“效颦”之心，后来读到胡适“小人物写自传”的主张，受到更大的鼓舞，决心动笔。“明珠是在蚌的身体里头结成的，但是，明珠不是蚌的私人收藏。回忆录是我对今生今世的交代，是我对国家社会的回馈。” 不过，无论古今中外，许多人的自传掺假。王鼎钧说过：“成功的人不肯吐真言。”不说刻意掩盖以欺世盗名的，不说因记忆或者顾忌、禁忌而遗漏、隐瞒、歪曲的，即使是诚实者、畅所欲言者，也会因“太执著于个人的生活经验”而使精彩减分。有鉴于此，王鼎钧宣称：我写回忆录，“不是写自己，我没有那么重要，我是借自己的受想行识反映一代众生的存在，希望读者能了解，能关心那个时代，那是中国人最重要的集体经验。所以我这四本书不叫自传，叫回忆录” 从四部回忆录的写作历程，可见作者的严谨与洞达。第三部《关山夺路》写的是他亲身经历的四年国共内战。由于大环境变化极大，血火人间充满他称为“精彩人生”的三个要素—对照、危机、冲突。围绕这个“每一天都可以写成一本书，每一个小时都可以写成一本书”的大变局，该怎么写？王鼎钧不愿意按任何官方的标准运笔，“我写我自己的生活，我自己的思想，我应该没有政治立场，没有阶级立场，没有得失恩怨的个人立场，入乎其中，出乎其外，居乎其上，一览众山小。” 为了写作回忆录，王鼎钧竭尽所能地收集史料。他14岁离家、离乡，24岁离开大陆，从此没有回去过，“疏离失根的感觉已非一日，那是我今生感情的一部分”。从1990年开始，他先后给大陆亲友通信达数千封之多，单为查请国立二十二中流亡师生的下落，就费尽心机。他说，“写信回国大索天下，向故旧印证传记材料。当时所收到的每一封信都使我非常激动”；“类似死而复活的激动，类似前生再现的激动”。有些不重要的资料，比如1947年由东北书局出版的《东北蒋管区真相》，也要托人复印。书中涉及的人物与事件，每一处都有充足的证据。2012年9月由台湾尔雅出版社出版的王鼎钧《度有涯日记》中，1996年7月31日记载：“仔细思考回忆录第三册怎么写。—我必须能超出本身的利害看自己的遭遇，如果不能，我等候自己进步。为了唤起回忆，核对人名地名时间，查出有关数字，我买了大约五百本书，约一百本与内战有关，另外每周至少一天去‘坐’哥伦比亚大学的东方图书馆。并且向中国大陆搜寻幸存的关系人，与他们通信。找资料像酒瘾烟瘾，总要超过‘必要’才愉快。” 如果仅仅做到“史料翔实”，那只是学究的境界。下一步是沉淀，思考，取舍，升华，千锤百炼。在出版第二部《怒目少年》以后，第三部《关山夺路》耗时10年，《文学江湖》花了4年，他说:“我就像画油画，一面画一面修改，有时找到新资料，要改动，有时换句法，调整浓淡疏密。因为牵发动体，有时为了加一段，要修改全篇。”《文学江湖》由于遭遇最复杂、撞击力最大，因而是最难写的一部。王鼎钧说:“我不能把文学作品弄成我个人的纪念册。”言下又不免苍凉:“写回忆录是为了忘记，仿佛自焚的过程。”对于王鼎钧这样的写作状态（“我已撤除一切障蔽，也不树立新的障蔽，不受前人欺，也不欺后人。”），台湾著名作家、为王鼎钧印行著作30种的尔雅出版社老板隐地先生称之为：“使用等待了一辈子的自由。” 研究王鼎钧的专家杨传珍指出：四部回忆录“不仅是王鼎钧最重要的作品，也是中华民族的一笔精神财富。我这样说，并不是出于对王鼎钧回忆录的偏爱，而是通过与上百部中外文学大家的回忆录进行比较得出的结论。王鼎钧的回忆录，正面表现的是上世纪中段五十年的个人经历，折射的却是传统蜕变、对日抗战、三年内战和台湾岁月的历史。由于命运的安排，那些个人所历所思，连通着‘正史’的中枢神经，‘个别’的切片，蕴涵着民族精神走向的信息。王鼎钧以他超拔的宗教情怀，咀嚼个我亲历，思考家国与人类的未来，记下的是青铜般的史实，面对的是世道人心。王鼎钧在写作回忆录之前，表达能力已入化境，用文字记录头脑中的构思，毫不折损。更重要的，此时的王鼎钧，正值写作盛年，以几十年修炼出的审美理想，穿越历史，在传统与现代、文学与历史、匡时济世与终极关怀的交汇点上，用大手笔表现大时代。这样厚重与美善的作品，五四运动以来，中国为数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