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的第二部，记录的是1942年夏天至1945年抗战胜利，一个中学流亡学生辗转安徽阜阳、陕西汉阴等地的经历、见闻与思考。在这一场艰难困苦、颠沛流离之中，作者如散落的一颗小小的棋子，深味流亡学生的生存境况，见证了一个个普通中国人的遭际命运，也从细部揭示出兵痞、学潮、乡村自治、青年军形成的因果及社会的众生百态。 “中国人生了气，有时候像滚水，有时候像火山。抗战军兴，中国人蓄怒待发，出气的对象有变化，先对外国，后对本国。……出入于两种怒气（对外国和对本国）之间的我，以一个少年人的受想行识，构成《怒目少年》这本书的内容。” 人活着，好比打开一架摄影机，少年时底片感光，不曾显影，一直 储存着，随年齿增长，一张一张洗出来。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第二部《怒目少年》，正是王鼎钧流亡学生时代的显影。1942 年夏天至1945 年抗战胜利，一个中学流亡学生辗转安徽阜阳、陕西汉阴等地，在这一场艰难困苦、颠沛流离之中，他如散落的一颗小小棋子，深味流亡学生的生存境况，见证了一个个普通中国人的遭际命运，也从细部揭示出兵痞、学潮、乡村自治、青年军形成的因果及社会的众生百态。 “对日抗战时期，我曾经在日本军队的占领区生活，也在抗战的大后方生活。内战时期，我参加国军，看见国民党的巅峰状态，也看见*的全面胜利，我做过俘虏，进过解放区。抗战时期，我受国民党的战时教育，受专制思想的洗礼，后来到台湾，在时代潮流冲刷之下，我又在民主自由的思想里解构，经过大寒大热、大破大立……我的经历很完整，我想上天把我留到现在，就是叫我做个见证。” ——王鼎钧 抗战、流亡、内战、白色恐怖……当时天下已乱，但这四部回忆录脉络清晰，藉个人离乱的遭遇显现火焰山似的动荡年代，读来仿佛章回小说，精彩故事一个连接一个——这，其实是耄耋之年的作者用自己的青春与血泪换来的！ 难得的是作者并未将回忆录写成自己血泪控诉的文章，而是借一己之受想行识，以文学的求美、史学的求真、哲学的求解将血泪化成明珠，以呈现一代众生的存在，试图唤起今人对那个时代中国人最重要的集体经验的关注和了解。不见煽情，不见呐喊，平心静气，却有史诗般的壮阔和触及灵魂的力量。 《关山夺路》获联合报读书人2005最佳书奖，“回忆录四部曲”获《中国时报》2009开卷十大好书，《文学江湖》获第三届2010台北国际书展大奖。 《怒目少年》试读：战争是一架机器，制造秘密 一天下午，外面有人找我，出去一看，那人戎装整齐，戴少校领章，不认识。 彼此一交谈，我想起来了，我在《昨天的云》里写过，我家接待过一位云游四方的传教士，他劝我到阜阳来读书，正是眼前这位少校，那时他穿的是长衫，怎么一下子变了另外一个人？ 他说他在九十二军工作，直到今天才有时间来看我，他什么也没问，他是尽知内情的人，一切不必问，俗套概免。他说：“我请你吃晚饭。” 我们进城去，拣一家小馆子。他叫了一大盘炒鸡蛋，这是我离家后第一次吃蛋，三十年后我见到一块田黄石的时候曾经想起那盘蛋。 主食是阜阳的名产“婆婆馍”。这种特制馒头重十斤以上，用风快的大刀切片出售，意气甚豪。制作时把和好的面放在大木杠底下压紧，放在大锅里文火慢烤，锅底抹油，可能要烤一夜，燃料是麦糠。整个馒头洁白如玉，带着金黄色的底座，吃起来又香又甜，又脆又酥，又松软又有韧性。据说当年宋军在此抗金，一位姓王的婆婆昼夜制馍劳军，尽瘁而死，这才得了“婆婆馍”之名。 他说很对不起，他这个传教士是假扮冒充的。九十二军准备入鲁，派了许多人到鲁南察看山川形势阴阳虚实，这些人穿着长衫，从事医卜星相各业，别称“大褂子客”，他实在是一个大褂子客。 我绝未想到“对不起”。我觉得他这个“大褂子客”处境危险，令我捏汗。 我有问题，迫不及待。 大军为何不能保密？他说，有些事情你该知道，你不知道是枉来阜阳。他说阜阳是桂系的地盘，桂系和中共有交情，桂系的人常说：“国民党是蓝的，*是红的，我们广西是紫的。”李仙洲的行动瞒不住安徽省政府，省府一旦知道，天下人都会知道。 “入鲁”并不是军事反攻，而是到铁扇公主的肚子里做孙悟空，为何不打游击战，打起阵地战来？ 他说这个一言难尽，九十二军是劲旅，但是不能打游击战，因为国军的训练和装备都不是为了游击战。步骑炮工辎，一板一眼，行军宿营，师部离团部多远，团部离连部多远，有萝卜有坑，老虎不能爬树，大象不能跳高，打游击反而累赘。 保密做不到，游击不能打，“入鲁”岂不是一场没有希望的战争？他说你别急：“我是为入鲁来的，入鲁失败，我要到重庆去另谋发展，我要找门路上万言书，请中央训练新军，轻装备，轻武器，能聚能散，能打能跑，以创造发明的精神求战求胜，打破一切陈套成规。只有这样的部队，这样的打法，才可以跟中共争长争短。” 这就是为什么我必须隐瞒他的姓名、籍贯和以后的行止出处。我听说他在抗战胜利后偃武修文，一九四九年后在中国大陆某地隐居，“圣朝无隐者”，相信那一波一波的政治运动他都躬逢其盛吧？那一次一次的检讨坦白他一定呕肝交心了吧？可是，他是否还保留了一点什么、隐瞒了一点什么，居然始终未被发觉呢…… 他曾经是传教士，他读过《圣经》。他很健谈，不像一般牧师“以贫乏的教条，对丰盛的生命”。恰好我对宗教信仰也有一些问题。 那时有个名词叫“唯物侵略”。在这里，“唯物”和中共无关，它指那些船坚炮利财大气粗的国家，言必称飞机多少架、军舰多少吨、石油多少、电力多少，极其重视物质力量，强调必须物质力量优胜，战争才会胜利。中国当时在这方面处处不如日本，民心所受的压力很大，汪精卫的汉奸理论即在“唯物”的基础上强调“中国只可与日本为友，不可与日本为敌”。所谓唯物侵略，即是指这种思潮。中国的理论家当然有防堵还击，他们各方面都照顾到了，偏偏忘了宗教。 “唯物侵略者”坚持无神，我问这位客串传教士，他读《圣经》，住教会，与信徒交往，他心里到底认为有神没有。他正襟危坐，吓我一跳。他说宗教不是有神无神的问题，而是有用无用的问题。人需要住宅、学校、剧场、医院、饭店、旅社、博物馆、办公室等等，这些都有了还不够，再加上别墅游艇仍然不够，他还需要教堂。医院能解决的问题博物馆不能解决，教堂能解决的问题办公室不能解决。人纵然六亲俱全，万物皆备，还是有某些缺憾，有了宗教信仰，这唯一的缺憾就消失了。当然有人可以说，他不需要神，没有神他更快乐。试想，如有人说他不需要哥哥弟弟，没有哥哥弟弟他更快乐，如果有人说他不需要朋友，没有朋友他的生命更充实，我们听了会怎样估量这个人？我们怎能承认他是个健全的有境界的万物之灵？我们岂不怀疑他的心灵有某种残疾？ 他笑着说，他是冒牌的传教士。这回轮到我认真，我站起来敬了礼，称许他是真正的布道家，他的说辞实在比专业的牧师证道容易接受。他高兴极了，听到这样的评语，他的内疚大大地减轻了。他说：这个传道士是假的，可是他传布的福音是真的。 当时，多少事我们不明白。 依我们简单的想法，李仙洲既然进不去，于学忠应该留在里面，中央应该给他更多的补给、更多的责任，为什么要把他调出来？他为什么不等李仙洲接防就先撤出据点？于学忠住在诸城、日照的部队，行军横贯山东全省，由鲁东经过鲁西再到阜阳，为什么能够成功？ 他说，“现在不能告诉你”。过了两年，抗战胜利、日本投降的时候，我又和他见了面，他才提出答案。他说，于学忠的部队是东北军，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发生，东北军和中共结下生死交情，于部在山东和八路军容易相处，撤退时沿途都有八路军护送。他说蒋先生不相信于学忠，从山东敌后来的报告都说于学忠不稳，中央命令他撤到阜阳，有忠贞测验的意思。于学忠也知道自己受怀疑，他不能等第二道金牌。 年轻时发现秘密，年长后破解秘密。战争制造秘密，和平暴露秘密。现在我读李恩涵教授的著作，和临沂地区地方史志办公室编的百年大事记，知道于学忠部在山东一再出事。说来难以想象，师长常恩多和旅长万毅扣押副军长林炳珊。旅长徐焕彩逮捕旅长万毅。师长常恩多投共。第二纵队司令厉文礼和他下面的一个旅长荣子恒先后投降日本。把这样一支军队留在敌后，也确实难以放心。 山东的战局是中日对抗加国共对抗，如果这是一个三角形，国军完全撤出山东以后，紧靠国府的这条边骤然缩短，由国民政府成立的游击武力，陷入恶劣的境遇。国共双方都有专书叙述山东抗日的历史，到后期，书中所记几乎就是国共战史，差别不过是说明战争责任在彼面不在己。 抗战胜利，山东境内亲国府的势力几乎全被消灭，通往东北的路堵塞，国军只好从北越的港口河内乘美国军舰前往接收。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国军出山海关，解放军已从山东、河北、热河进入东北，将山海关、锦州、沈阳、四平、长春各地占领，并控制松花江以北的地区。国民政府接收东北的工作十分艰难，最后完全失败。 一九四七年一月以后，国军似乎有意把山东夺回来，三番两次集结大军，想和山东共军的主力决战，每一次都损兵折将，创巨痛深，连带把我们的老校长李仙洲也赔进去。 这些年思来想去，我认为一九四三年李仙洲入鲁失败的时候，国民政府蒋先生就应该知道，他的军队无法打败共军。可惜他不知道，或者他知道，但无法自拔。 《怒目少年》试读：贫穷的母亲养育了太多的孩子 阜阳阜阳，应该有阜。字典上说，“阜”是高大的丘陵。来到阜阳，举目只见河水麦田。 我问“阜”在哪里。国文老师李仲廉先生说，“阜”在百里之外，阜之阳确曾有过城市，那里的人民舍弃了高地，迁来低洼的水边，把家家户户的地基垫高。既来水边，难免淹水，所以阜阳人说这块地方“大雨大灾，小雨小灾”，可是“无雨旱灾”。阜阳人爱谈泥鳅上街、青蛙入户的经验，用麻布作成网兜，在自家门口捞虾的乐趣，还有，钟鼓楼多次被水冲坏， 还有，著名的安徽第四临时中学四周筑堤，堤外大水汪洋，堤内弦歌不辍。 城市的形成，往往是商人一马当先。水运可以促进贸易，杀头的生意有人做，怕什么淹水。商人站稳了，自有谋生的人来依附，爱拼不会穷，水里火里，再接再厉。有了钱，盖楼，囤粮，备舟，没有钱的人学游泳，水来了有命，水退了求财。 阜阳迁到水边来，恐怕也有军事上的考虑罢？《阜阳市志》记载，阜阳附近有十五条河，比较著名的是颍河、泉河、涡河、茨河、洪河……在阜阳西北，一条河是一道防线，一道天然工事。在阜阳东南，河渠纵横形成了江南风味的沼泽地带，易守难攻。抗战发生，日军沿陇海路西进，沿津浦路南下，对陇海以南津浦以西的这块肘腋之地却只能虎视眈眈。阜阳也就像“楔子”一样插进，成了前方的后方、后方的前方。阜阳以它的赫赫巨掌，把军队、情报员、行政官吏源源送入日本人占领的沦陷区，把难民、物资、青年学生接回来。 大地是上帝的棋盘。有什么样的地形，就有什么样的棋局，有什么样的棋局，棋子就有什么样的命运。国立第二十二中学是李仙洲在这方棋盘上的一个布局，于是，天地君亲师在上，我在阜阳天天声光化电，的呢阿吗，刀来米伐，厄比西迪，开始了我自己的人生。 阜阳八县，水灾、旱灾、蝗灾接连不断，号称“安徽的西伯利亚”。一九四三年秋季的水灾，一九四四年夏天的旱灾，秋天的水灾，我们亲眼看见。我在《山里山外》透过一个号兵的视点，描写灾民的苦况，就是以阜阳灾情为底本。《阜阳史话》说，西关打蛋厂招募女工，收入虽然菲薄，战时也断绝了，工厂关门，厂房做了二分校的教室。 抗战时期，阜阳地区的负担很重，据文史资料，单单是山东省，就在那里设立中学两所，师范两所，职业学校一所，小学一所，政治学院一所。后来山东省政府也撤到阜阳，除了一班文官，还带着保安部队。当然，还有国立第二十二中学。 江苏省政府也搬来了。 更大的负担是供应军队。依阜阳县志和阜阳文史资料记载，长期驻扎的部队有九十二军，五十一军，八十五军，十二军，暂编第九军，骑兵第二军，十一路军的五十六师。临时过境的部队，有刘汝明、何柱国、莫德惠…… 地方对军队要供应眷属住宅，营房，柴草，马料，差夫，慰劳伤患，修防御工事…… 军粮多半是就地征购，政府发钱在当地买粮。“购”字上面既然有一个“征”字，有半强迫的性质，民间必须接受交易，粮价往往比市价低很多。 除了征购，还有“征借”，把你明年该缴的粮食先拿出来，寅吃卯粮。借了明年的再借后年的，据说已预借到五年以后了。 我在这里敬谨记下阜阳父老的厚惠。 阜阳为抗战使尽力气，过年贴门神，连门神都穿着军服，背着步枪，效钟馗并伸两指，指着踩在黑皮靴底下的黄衣小儿。还记得一首顺口溜。战时征兵，所以说“生了儿子是老蒋的”，安徽是桂系地盘，李品仙做主席，广西干部纷纷和当地女子通婚，所以说“生了女儿是老广的”，征粮购粮都由保长承办，保长的权很大，所以说“打了粮食是保长的”。 中共在淮河北岸也发展得很好，皖北人“生了儿子”也可能是“老毛的”，他们的粮食也得找保长帮忙。唱的是“没有吃，没有穿，自有敌人送上前”，其实是老百姓送上前。他们长于结合群众，住在很远很远、我们看不到的地方。 我们住在阜阳，并不知道对阜阳感激。那时国军的教育忽略了军民关系，大字标语说“良民是良兵的基础，良兵是良民的模范”，很有优越感。许多年后，我才发觉对阜阳父老亏欠太多。 只有对国家的责任，没有对老百姓的责任，朦胧中还以为国家和百姓不能同时两利，有益于国难免有害于民。后来到陕西，到东北，到台湾，越是忠贞之士、这种秘密的想法越牢固，直到七十年代才觉悟。 回想起来，我们的学校的确像座军营，一个封闭的系统，和地方很少交流。 举例来说，我们目睹蝗灾，水灾，触目皆是灾民，师生并没有集体出动帮助灾民的行动。 一九四三年阜阳发生瘟疫，有些医生怕传染，关闭了诊所。二十二中每一分校都有医官有护士，可惜没能全面出动义诊。 我们曾经参加阜阳各校的联合球赛，参加各校合办的联合晚会，收场都不愉快。 我们曾经有一次助割。也不知是谁的主意，忽然听说校方“希望”我们替农家割麦，没有正式宣告，没有发起人，没有编组，也没有和地方保甲联络。 好像没有多少人去做这件事。刘宗元同学告诉我，他走进麦田，说明来意，那正在割麦的汉子直起腰来，把镰刀往地上一丢，斜眼看他：“你会割麦？”接着，一位农妇尖锐地声明：“我们可不管午饭哟！” 宗元是揣着粗面馒头出门的，他觉得无趣，一腔热忱化为乌有。他在田野间游荡了很久，后来发现一位太太正和一小块麦田奋战，他才找到用武之地。 那时，我们的形象一定很骄傲，我们只想到自己：我是爱国青年，应该得到敬重；我是流亡的孩子，应该得到同情；我是兵，应该得到供应；还有，我是总司令的学生，…… 那靠异乡支持的学校，从来没有人告诉学生怎样和异乡人相处，例如，在路上碰见了他们老年人要微笑，遇见了少女*要低头；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即使你认为那是陋习；称赞他 们的食物，即使你觉得难以下咽。 人是骄傲的动物，人人都必须骄傲才活得成，理想的人际关系是共同骄傲。我们和阜阳人没找到这个交会点。 一九四九年以后，“外省人”逃到台湾，用同样的心态和当地人相处，受到教训，才有一系列的反省、修改。 还好，在阜阳，我们知道自己是学生，应该有教养。阜阳离家乡近，也还能得到一些接济，容易守规矩。真正的大兵没有家庭，没有亲友，没有故乡，他每月领到的薪饷只够买卫生纸。他可以不买卫生纸，用报纸代替，但有时得买信封信纸。他可以不刷牙，但总得买肥皂。冬天，他可以洗冷水澡，出外办事总得喝杯热茶。他一天两餐吃得饱，但有时还想水果鸡蛋。怎么办，自己动手，见了就拿，或者利用公务之便，乘机需索，对民家的骚扰很严重。如果他抽烟，就更麻烦了，我常见大兵在阜阳城内的大街上拣烟头，那只是老实守分的大兵。 那时我们都还懵懂，不能把麦粒看成农夫的汗珠泪痕，听说过“最后一根草压断了骆驼的脊梁”，骑在骆驼背上，庆幸自己不是那根草。后来（一九四四年）淮上发生战事，日军迫近阜阳东郊，二分校师生夤夜撤出打蛋厂，向南方丘陵隐蔽，当地村民以为来了乱兵，连夜弃家逃走，我们并不懂得歉疚，心里想的是“我们居然也有那么大的威风！”年轻人都残忍，他的七情尚未成熟。 必须注明，九十二军的纪律算是最好的。 大兵扰民，我在《昨天的云》里面写了不少，本书后面还要再写。我十分痛恨这种行为，常常设想怎样制止、怎样惩罚。后来我也枉费了不少心机。终于一天想通了，大兵的待遇那么低，政府只养了他一半，他靠老百姓养他另一半，他因此养成了各种坏习惯，战后待遇提高了，老毛病仍然改不掉。我会记下他们后来吞食的恶果，能惩罚世人的，只有因果律。 《怒目少年》试读：那天，战争几乎吞噬我 一九四四年算是个丰年。这一年，苏联把列宁格勒的德军击溃了。克里米亚和罗马尼亚也相继解放。这年盟军在诺曼底登陆成功，罗马、巴黎光复，在南斯拉夫、爱沙尼亚、希腊各地大胜。太平洋方面，美军在马绍尔群岛，在塞班岛，关岛，菲律宾，在摩鹿加群岛，和日军进行惨烈的战斗，占领了这些军事要地，直接威胁日本本土。 这一年，中国军队在缅甸和英军并肩驱逐侵入的日军，攻克孟关，在胡康河谷会师；占领孟拱、密芝那、芒市、八莫，巩固滇缅边境；把侵入滇西的日军逐出，光复龙陵、腾冲，不许他们进窥长江上游。 可是，这年四月，日军企图打通平汉路，用兵河南，许多名城要邑不能固守，报上说，“三十七天内连失三十八城”，（书上说，四十四天内连失四十五城。）虽说战略是以空间换时间，这空间太大，换来的时间未免太短了。 六亲不同运，命运像化学课堂上的试纸那样，遇见弱者就变恶。小小的日本国，原打算由南洋入缅甸，由缅甸入印度，由印度入中东，和德军会师，压迫英国求和；同时由太平洋直取中美洲，封锁巴拿马运河，压迫美国求和。等到东西两面都碰上铁板，这才缩小范围，经营第二个交通圈，他要由日本经朝鲜，越满洲，贯穿北宁、平汉粤汉三大干线，转广西，以越南暹罗为跳板，和新加坡连接，使陆上海洋的派遣军首尾呼应，脉络贯通。他这才沿陇海路西进，平汉路南下，来打河南。这就像山后有人打围，野兽都跑到山前来张牙舞爪。薄处先破，脆处先断，是以君子恶居下流！ 这一战严重威胁阜阳。平汉路有失，将阜阳和大后方的连体切割，阜阳成为“敌后”，而且，日军为了策应河南的战事，从蚌埠出兵、沿淮河北进、企图占领阜阳。两路日军打算在郑州会师，席卷河南全境。警讯频传，我们这些大孩子虽也心跳气促，但绝不是害怕。那年代，哪个地方要是没打过仗，那个地方就好像有几分不如人。而我们这一带已经好几年太平无事了。 颇有游击经验的曹湘源握着拳头、望着前方说：“让李校长带着我们打一仗吧！” 四月底，日军迫近我们居住的阜阳，我们唯恐他拂晓来一个闪电攻击，夜夜躲在阜阳南部的丘陵地里，随时一个急转弯可以进入大别山。这时，弦歌不辍就难了，我们最喜欢把带队的老师围在中间，听他谈打游击的经验。 我记得他说，小日本儿，哪来的这么大的信心呢，哪来的这么大的勇气呢，从古到今，想用武力征服世界的人都失败了，他们三朋四友怎么能成功？他怎么不想想，你有国家观念，别人也有；你有民族精神，人家也有；你敢死，别人也敢死；你会杀人，别人也会杀！ 说到这里，他的语调忽然阴沉。你们知道我杀过多少人？——啊，我们受了惊。——我杀日本鬼子，杀八路，杀汉奸。对付敌人和坏人，只有一个办法，杀！我现在是放下屠刀拿起鞭子（教鞭）！我唯一的遗憾是没杀过俄国人，如果要我写“我的志愿”，我的志愿就是：捉几个俄国大鼻子，一天杀一个！ 虽然是在夜间，我也似乎看得见他的脸上有一团杀气。大部分男同学都鼓了掌，只有在七年血战之中才会有这样的掌声。也许是掌声的鼓励吧，他说，小日本儿的年纪越来越小，枪比人高，裤管比腿长。夜间做梦，想家，偷偷地哭，早晨班长伸手一摸，枕头是湿的，马上好一顿拳打脚踢，怪你给皇军出丑丢人。依照政府规定，捉到了小日本儿要送到大后方，可是山长水远，一路经过日军占领区、八路占领区、土匪占领区，哪里行得通？还不是就地挖个坑儿埋了。那小日本儿哪，他哭，他磕头，他并不是怕死，他哀求你一枪把他毙了。只有中弹而死才是军人之死，灵魂才可以轮回再生。我真佩服日本人的教育，教人至死不悟！ 这一段话，他另是一种语调，很平静，几乎带一点感伤。万籁无声中，某种气氛包围了我，使我不想杀人，也不想为杀人者鼓掌。可是，你怎样面对亡国的危机呢？你怎样面对水火涂炭中的生灵呢？你怎样面对无定河边骨和深闺梦里人呢？皇天在上，人生在世，战时有战时的选择，平时有平时的选择，我们无法统一。 这时，有人问他，杀人有什么感觉。他睁大了眼睛、亦庄亦谐。感觉很好！像大便畅通！他有一等一的口才，先使我们惊，后使我们怒，末了，我们大笑。也只有七年血战中才有这样的笑声。 战火蔓延，我们停课下乡，准备和日军捉迷藏，饱学的宿儒隐退，通三教九流的教职员当令，这些人很健谈，于是，我们从来没听见过的话听见了，后来不知道的事情知道了。 我们到这一队听听，再到那一队听听，自称“游学”。听到醉心，忘了归队，于是，某一队的人数越来越多，我们的带队老师干脆向他一拱手：老兄，你多偏劳了吧。 这位“老兄”引人入胜之处，是他背后有一张神秘的幕。他说：“我是来防范异党活动的，我是来查察青年思想的。”望着那低垂的幕，我们肃然起敬了。不过那时我有一个疑问，一个负有如此重责大任的人，岂不应该深藏不露、运作于冥冥之中吗，为什么这样招摇呢？ 他实在是一个受欢迎的人物，像一个魔术师一样，伸手到那无形的大幕之后，不时取出一样令人惊喜的东西。他说，汤恩伯的军纪太坏了，河南人“宁愿日军烧杀，不愿汤军驻扎”。 汤是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是鲁苏豫皖边区总司令，指挥五个集团军，声望实力都超过司令长官蒋鼎文。 这位老师认为，日本人想并吞中国，征服世界，信心未免太大了，汤军在郑州只守五天，在许昌只守六天，叶县是他的大本营，日军还没到叶县，他先退到伏牛山里，他的信心又未免太小了。信心太大是狂人，信心太小是病人，河南战役是狂人对病人的战争。 一个惊愕连着一个惊愕。他似乎决心要使我们永远记得他。有些话怎么会从他的嘴里说出来？“以不变应万变？”那是低能。“以空间换时间？”那是败家。他告诉我们，后方正在流行两句话：“前方打仗，后方打牌”；“前方吃紧，后方紧吃”。沦陷区正流行两句话：“抗日、抗早了，当汉奸、当晚了。”他的解释是：七七事变发生后，有些人立即毁家纾难，现在撑不下去，只好变节投敌，眼看着抗战胜利近在眼前，他这个汉奸罪名怎逃得掉？有人先干汉奸，搜刮压榨，浑水摸鱼。经过一番养精蓄锐，等到日军大势已去，他来个改邪归正，照样升官发财。 这个人，我一辈子忘不了，借着战火的余光，他展示了一本禁书，一本书外之书。只是我不明白，他为什么来给我们启这个蒙、开这个窍？他是来防范异党、查察青年思想的啊，他究竟希望他的学生变成什么样的人？他扮演的究竟是什么角色？ 许多年后，我听到一个名词：“鸟媒”，猎人把鸟制的标本放在树林里招引它的同类， 而猎人在旁张网以待。又过了若干年，我听到更生动更恰当的比喻，“引蛇出洞”。这位防范异党活动、查察青年思想的老师，或许是玩着同样的把戏。 年轻多梦，我常常梦见他变瘦变高变黑，长袍束腰，头上缠着白布，对着山洞吹那尖巧灵活的笛音。他的音乐确能引蛇，也能使蛇繁殖得多、生长得快。后来他疲倦了，没有气力了，不吹魔笛，蛇照样成群结队爬出来，他只好赶快起身逃走。天下没有无因之果，也没有无果之因，这一回，他做了因果的主宰，也做了因果的奴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