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第三部，记录作者在国共内战时期奔波六千七百公里的坎坷。作者身在国民党军，历经辽沈、平津两大战役；1949年 ，他在天津被解放军俘虏，经历俘虏营训练，穿着解放军服，徒步胶济铁路全线至青岛到上海，最终远走台湾……一路上，对照、危机、冲突各自延长，互相纠缠，滚动前进，惊心动魄。作者将这四年的愤怒、伤心、悔恨蒸馏、升华为一部超越政治、阶级、个人得失恩怨的独特回忆：“国共好比两座山，我好比一条小河，关山夺路，曲曲折折走出来，这就是精彩的人生。” 作为历史学者，我对文学家写的回忆录素来比较警觉甚至排拒，而《关山夺路》却让我感到意外的惊喜。文学的求美、史学的求真、哲学的求解，王鼎钧先生以回忆录的形式恰如其分地呈现出来。不见煽情，不见呐喊，平心静气，却触及灵魂。 ——王奇生 《关山夺路》试读：我所看到的日俘日侨 抗战胜利，日本军人缴械投降，叫做日俘，住在中国的日本平民仍然叫日侨，中国政府设立了一个机构管理他们，这个机构的名称，今人说法分歧，我记得我看见的招牌是“日侨俘管理处”。侨俘两个字破例密接，印象深刻。 那时“中国本部”（不包括东北和台湾）有日俘一百二十八万三千多人，日侨约八十万人，中国政府要把他们送回日本，当时称为“遣俘”和“遣侨”。那时“中国本部”使用广州、上海、秦皇岛、青岛等十三个港口进行遣送工作，上海最受重用，资料显示，上海港口送出日俘七十六万人，日侨约六十万人。我们逗留京沪时，遣送工作还没有结束。 国际通例，战胜国有权使用战俘的劳力。我们到南京时，看见日俘正在挥汗修路，江湾新建的机场尚未修好，仍由日俘继续施工。多年后，美国好莱坞拍了一部有名的电影：《桂河大桥》，演出英军战俘修桥的故事。虽然做了俘虏，为敌人修桥，那个英军上校还是很兴奋，他说，身为军人，一生做的都是破坏工作，难得有机会建设，他一定要督率部下，提高工程水平。日军攻打中国，一枪一个洞，一弹一个坑，留下无数断桥残壁，征用他们出力建设，也是一种教育。 有一天，我去看他们修路，皇军一变而为苦力，也是千载难逢的景观。那时机械器材缺乏，修路还是靠锹和镐，他们挖过许多战壕掩体，操作十分熟练。动作比较慢，似乎不甘心？但是一锹一镐下去很确实，不敷衍了事，也没看见有人擅自休息走动或抽烟喝水。军官带队督工，工地狭长，他不停地走动察看。盟军规定，日俘遇见战胜国的军人，不论对方阶级高低，都要敬礼，而对方不必还礼（这是长官唯一叮嘱过的注意事项）。乖乖，他向我敬礼的时候，我还真觉得如在梦中。下次再去，我到马路对面远远地看，躲着他。连上有个班长，他每天故意走过工地，每天享受一个敬礼，大日本皇军的军官，动作敏捷，姿势正确，从未违背盟军的规定。我听见有人笑那班长无聊，那班长说，“抗战八年，除了这个，咱们还能捞到什么？”他每天计算一共得到多少敬礼，到沈阳后，我听他数到第七十次。 我也曾到江湾看日俘修机场，那里参加劳动的人数多，一片黄尘中黄蚂蚁成群蠕动，乍见之下，产生错觉，还以为他们构筑工事，包围上海。我看见他们整队归营，尽管鞋袜破旧，军服肮脏，他们的队形仍然成列成行，目不斜视，无人交头接耳。官长的军服上业已卸除那些显示阶级尊严的佩件，外形和他们一样狼狈，同时也失去了关乎他们生死荣辱的权力，可是他们对长官的尊敬服从丝毫未减。那时怎么也没料到，两年零十一个月后，我狼狈奔往江湾，由江湾逃出大陆。 听说上海的慈善机构想捐一批鞋袜给这些日俘，人家不要。如果说日俘决心给京沪人士留下“去思”，他们办到了，报纸杂志不断有人称道他们。据说他们在投降前一天照常出操上课，纪律严整。据说投降后照常整理内务，被服装具一丝不苟。据说缴枪之前把枪擦得干干净净。据说他们登船回国，秩序井然，无人抢占好位子，而且让妇孺优先。他们的财物都得留下，只准带很少的钱、很少的随身用品，例如五百日元的现款，一只手表，一只自来水笔。宪兵检查严格，据说他们无人违反规定。 不久，我们走海路赴东北，葫芦岛登岸，正是夕阳西下，我看见许多日本侨民在码头上排成队伍，接受检查，老人弯着腰，排在最前面，然后是妇女，牵着小孩子，最后才是青壮男子。队伍很长，没有声音，图画中才有那样的沉默，只听见海浪拍打堤防，连小孩子都不走、不跳、不哭、不叫。海水中一艘轮船等着送他们回国，记得是一艘年久失修的老船，外壳油漆斑驳，我当时有一个念头闪过：如果海上起了大风大浪，这样一艘船能把他们平安送到日本吗？ “可怕的日本人”！京沪的论客如此判断，他们借小报一角，谈日本军人在硫磺岛上的壮烈，谈日本侨民在塞班岛上的壮烈，谈“自杀飞机”在空中的壮烈。我今天重读关于“神风特攻队”的记述，两千五百一十九个日本青年，志愿献身，他们驾着特制的小飞机，带着重磅炸弹，全速冲向美国军舰，粉身碎骨。他们炸沉了普林斯顿航空母舰、怀特普来恩斯航空母舰，以及其他军舰。美国的生产力雄厚庞大，马上可以补充损失，日本的自杀飞机却用光了。无论神风队如何英勇，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仍然节节败退，亡国的命运注定，神风战术不能挽回。最后，执行此一战术的日本第五海军航空司令宇垣，亲自登上自杀飞机出动攻击；发明此一战术的海军参谋长大西切腹自杀，他留下遗书，对英勇牺牲的神风队员道谢，对那些队员的家属道歉。 日本政府欺骗了日本青年，执行骗术的将领过于“入戏”，“入乎其中”而无法“出乎其外”，跟着假戏真做了。但是我至今不能认定这是中肯的论断，无论如何，日本军人的品质是优秀的，日本政府浪费了他们。无论如何，政略错误不能由军人用投降叛变来纠正。战地军官，军权至高，当地司令官以通敌和作战不力之类的罪名杀了多少人！结果高级将领以千万士兵做投降的资本，换一个新官位，他的部下经过改编整训，枪口换个方向，不是死在这个战场上，就是死在那个战场上，无论如何我不能承认这样的军人“优于”那样的军人。 然而那样的军人的确可怕。抗战时期，我们都熟知兵学家蒋百里的名言，他说日本盛产清酒、樱花和鲤鱼，这三样东西可以代表日本人：清酒没有后劲，象征日本的国力难以为继；樱花突然满树盛开，也一夜败落干净，象征日本的国运无常；厨师烹鱼前，鲤鱼躺在砧板上不动，象征日本人的武士道精神。可怕的是清酒喝光了，酒厂再造；樱花谢尽了，明年重开；鲤鱼死了，来世轮回。京沪论客高分贝呼喝，教人莫唱《何日君再来》。 投降，日本军人一万个不甘心，闲言闲语很多。中国政府派陆军总司令何应钦飞南京“受降”，日军总参谋长小林浅三郎呈递降书，两人留下历史性镜头。我乍见那张照片时，觉得什么地方不对劲，看了几十年，终于看出眉目来，那位降将双手送出“那张纸”时，纸离桌面太近，太低，“那张纸”也没过桌面的中线，何大将得伸长胳臂俯着上身接过来，“降将”有机心，何上将恐怕是有些慌张。单就那授受片刻而论，日本没输。 然而一般军人也的确可怜，无论精神上、物质上他们都贫无立锥，战争耗尽了日本的一切资源，“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他们回去连食物也没有。如果他们中间有人强奸过中国妇女，此人的妻女正在卖淫；如果此人放火烧掉中国人的房子，此人的祖居已被烧夷弹或原子弹化为灰烬；如果此人用他的东洋皮靴踢过中国人的孩子，中国学童正把日本孩子推入水中。即使此人从未抢过中国人的东西，他的家已遭中国游民侵入，喜欢什么拿什么，“你们从中国人家里抢来的、我们收回。”即使此人一向尊敬中国读书人，中国学生打日本教师也形成一时风气。 东北人性情刚烈，属于“北方之强”，那时他们远在“化外”，没听见“以德报怨”的广播，“恩仇不报非君子”，动手杀死许多日俘。多少日俘日侨被飞机炸死，被老百姓杀死，衣服被人扒光冻死，多少人生了病，得不到治疗，也是一死，还有不少人自杀而死。死神一次一次筛选，最后大难不死，再回到日本去受罪。现在读台北“中央研究院”出版的《日治时期在满洲的台湾人》，书中有许多见证，跟我当初听到的传闻八九不离十。 天皇下诏投降，教他们“不能忍者忍之，不能受者受之”，可怜天皇哪里知道个中隐痛辛酸。“忍”能维持自尊，也许这是日本人的特点，但是也只有在中国人手中办得到，或许可以说，这才是中国给他们的特惠。“南京大屠杀”一笔账，算来算去算到日军将领谷寿夫头上，他是第六师团长，一九四五年进占南京。中国法庭审判他，他十分庄重地说，他不知道有大屠杀，他从未下过那样的命令，但是他说，如果他的部下真的那样做了，他有责任，他愿意负起责任。声调沉稳，要言不烦。中国法庭杀了他，“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大体上说，盟国法庭杀战犯，仅仅杀了他们的肉体，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幽魂早在日本复活。任何国家都得有国魂，日本打造国魂，“二战”战犯的幽魂也做了材料，十四名甲级战犯的灵位移到靖国神社、日本的忠烈祠。二○○一年盂兰盆假期，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他说，那些战犯在艰难岁月中怀着对祖国未来的信念，血洒疆场，英灵不泯。 我们到了沈阳，听到苏联军队干的坏事。奸淫掳掠的事容后再谈，单说对待俘虏，斯大林把二十八万日俘运往西伯利亚做苦工，饥寒交迫，劳动量很大，估计他们以青壮之年憔悴而死，斯大林杀了他们的身体，也杀了他们的灵魂。一九五○年，苏联把“在中国犯罪”的日本战犯交给中共，其中包括在山东执行“三光”政策的日军第五十九师团中将师团长藤田茂，关东军制造细菌武器的七三一部队支队长神厚秀夫。日军投降时，中共力主严惩战犯，一朝战犯在手，个个从轻发落。中共只是杀了他们的灵魂。 日本关东军大约有十万人不愿投降，抛弃妻子儿女，遁入长白山中，再也没有出来。长白山区冬季有四十天下雪，气温经常在摄氏零下四十度左右，他们没有生存的条件。奇怪的是没有人逃回来，估计最后的结局是集体自杀，而且是少数人控制多数人强迫自杀。他们的妻女担当另一种角色。那时国民政府船只有限，东北的遣送工作排在最后，我到沈阳时，马路两侧日侨摆了许多地摊，出售他们带不走的东西，维持目前的生活，大件如钢琴沙发，小件如玩偶花瓶，虽说家产充公，当局并未禁止。那些专售“小件”物品的地摊最有看头，日本文化琳琅满目，地摊后面几乎清一色的“跪”着一个女子，绝对没有男孩子出现，只有他的母亲或姐姐，她们给“男子”留面子。她低着头，双目下垂，并不真正照顾她的货物，任凭顾客自动取货，自动照标价付款，如果有人白白拿走，她也没有任何表示。偶然有男人（多半是关内来的中国大兵）伸手去摸她的脸蛋儿，强迫她抬起脸来，她的反应是“三不”：不合作，不挣扎，不出声。 那时还有日本女子沿街叫卖自己制作的食物，据说她们都是日本官员的女儿。日本女子也在街头搭建临时的小木屋卖酒，拉起白布条做成的广告，中年妇女炒菜，少女担任招待，二十岁模样的少女，穿着和服，站在柜台里面，端出咸豆花生米，把酒杯斟满。顾客多半是东北的工人或马车夫，这些粗鲁的男人乘其不备出手突袭，摸她们的胸脯，或者揪住头发吻她们的脸，她们都能说汉语，可是没有抗议争吵，也不流泪，默默地承受一切。 资料显示，东北地区有日侨一百三十万人。沈阳一地大约有二十万人，其中妇女占百分之七十，包括由日本来的营妓舞女。东北遣送日俘日侨进度较慢，李修业在《遣送东北日侨俘的回忆》中说，这年十一月才遣送完毕。所以我们还有机会见到许多、听到许多。 日本占领东北后，向东北大量移民，移民是他经营东北的重要手段之一，日本人是特权分子，一声投降，全成了搁在沙滩上的鱼。那时她们非常恐惧，她们熟知日军在中国造了什么样的孽，伸长了脖子等待中国军人的屠刀。她们为丈夫乞命，为子女乞命，为自己乞命，既而发现中国男人所要的不过如此。她们也弄不清楚眼前这个中国人谁有多大权限、谁能发挥多少影响力，她们完全顺从“中介人”的摆布。所谓中介人，主要的是日侨管理所的中国干部，各方“权势”向他们要女人，他们晚间把年轻女子送到指定的地方。沈阳外围某市的市长，每夜换一个日本女子侍寝，他向人夸耀，他打算一年睡三百六十五个日本女子，自称民族英雄。管理日侨俘的处长和他所属的许多所长，都由当地党政要员兼任，他们从来不把这项兼职写在履历表上，他们的传记和墓志铭夸尽当年勇，从未提起管理日俘这一段。 “淫媒”之类的人物也应运而生。我有一位本族的长辈，他在关内工作，因业务需要，经常往来沈阳，为起居方便，他在沈阳市买了一幢日式房屋，他若不来沈阳，房子就由他军中的密友们自由使用。管理房屋的副官告诉我，许多上校、少将级的人物轮流在那幢房子里宿夜，年老的日本妇女晚上送年轻的日本女子来，那些军官喝酒的节目也省了，有时一个人睡人家两个，有时两个人睡人家一个。关于这幢房子和它的主人，以后还有故事可讲。 美色也是阶级，漂亮女子总是归官位高的人，门当户对。聪明的美女也总是赶快找一个“英雄”献身，受他的保护，免得再去伺候一个一个“人下人”。那年代，女囚收监以后，倘若无背景而有姿色，很可能由典狱长之类的人物召去陪睡，若是不从，她就会落进那些看守员的手里，他们轮流纵欲，使她悔不当初。日本女子毫不迟疑接受了她们的命运，而且竭力减少了损害。 据说在床上，日本女子委屈迎合，那一份从里到外彻底奉献，才真是“无条件投降”。而且她们穿着华美的和服来，脱掉和服，里面并没有内衣，男人的这份骄傲和享受，也许只有皇帝召幸后宫嫔妃才可以得到。日本男人太刚，幸亏日本女人来补救，战胜国的男人尝过日本女子的委婉承接之后，对这个战败国有宽恕心。 后来我到台湾，结识了一位剧作家，他当年在军中做政工，他的部队第一批出关，进占沈阳。他的官阶虽然低，却也有一段醇酒妇人的日子，他说，他们当时的口头禅是“以个人幸福庆祝抗战胜利”。他胸中有许多日侨女子的故事，但是没来得及写出来。 我从他那里知道，日本的*和少女，装束有别，他们找来的都是*，上了床才发现是少女。他们纳闷：向来只见*冒充少女，何曾听说“反串”？后来明白了，日本少女认为贞操神圣，妇人就没那么严重，她以*装扮保留自尊心，同时她也表示大割大舍，没有什么“过渡”。那时中国男人嫖妓，也指明要日本女子，老鸨常以中国女子冒充。有经验的嫖客说，识别真伪很容易，你把手伸进女孩子的衣服里，抚摸她的胸部，如果她的肌肉温暖柔软，她是日本人；如果她的肌肉冰冷僵硬，她是中国人。面对横逆，日本女子有她的哲学，她完全撤除了心理的防线。日本女子挂在十字架上，替日本男人担当罪孽。 动荡之世，“每一个维持尊严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牺牲尊严的女人。”日本男人亏欠中国人，中国男人亏欠日本女人。并不是每一个女人都有美色，正如并不是每一个男人都有权势，双方都有自知之明，不得已而求其次，连我们的几个班长都没留空白，他们总是白天外出，匆匆赶回来参加晚点名，一脸酒色财气，连长训话，要求大家“节制”。后来知道，美军占领日本以后，日本女子为美军官兵布置温柔乡，赚外汇，也争取美国对日本的同情。美国记者发出报道：“东京的妇女大半是*。”中国记者水平高：“日本的女子大半是西施。”西施牺牲肉身，图利本国。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台湾企业家许文龙旧话重提，他称赞日本女人牺牲色相，挽救日本危亡。 《关山夺路》试读：东北一寸一寸向下沉沦 国军的军纪变坏，宪兵队冷衙变热，民众纷纷前来投诉，要求制止军人欺压。宪兵巡查沿途取缔违纪事项，每天带回整页记录，有时加上需要“带队处理”的军人。郭伟班长专门负责处理这些案子，我是他的助手，往往忙到三更半夜才得休息。 军纪是怎么变坏的呢？第一个原因是伤兵增加。 军队作战，官兵当然有伤亡。伤者先由野战医院紧急治疗，转到后方医院继续治疗，他们或因留下后遗症，不能再上战场，或因心灰意冷，不愿再上战场，千方百计保留伤员的身份长期留院，于是后方医院兼有收容所的性质。好莱坞出品的电影里有一场戏，炸掉一条腿的大兵和炸瞎一只眼的大兵额手相庆：“对我们来说，战争已经过去，我们可以回家了！”国军的伤兵无家可归，你两条腿离家，怎么能一条腿回去？而且战争对他们并未过去，他们的家乡在解放区，缺一条腿或瞎一只眼，正是他残害人民的罪证，不能掩饰，无法原谅。这些人逗留戏院，游荡街头，心理不平衡，见谁跟谁生气。 那时社会歧视“残废”的人，多少民间故事以嘲笑他们为题材，连儿童都以捉弄聋哑为乐。那时，基督教认为残废是上帝的惩罚，佛教认为残废是前世的业报。中国人把残废改成残障，再改成肢体障碍，花了四十年的时间。四十年前，给残障的人让路、开门、预留座位，根本是不可想象的事。政府对伤兵没有康乐服务，没有职业训练，没有教育补习，没有宗教陶冶，甚至连医药卫生也照顾不周。九十年代，我读到美国心理学会一份调查报告，人若生活在困难的环境里，长期受疏忽蔑视，容易产生暴力倾向，这时人经常愤怒，爱打架，任意破坏物品虐待动物，喜欢携带武器。我觉得这番话几乎是为四十年代沈阳的伤兵而设。 伤兵还想活，还想活得有自尊心，只有结队聚众提高自己的地位，他们发现，一个伤兵是弱势，一群伤兵就是强势。他们并不游行请愿、奔走陈情，那时不兴这个，他们结伙横行，强力开辟生存空间，用他们自己的办法向社会讨公道、求补偿，例如成群结队吃馆子，上澡堂子，坐车，看戏，都不付钱，而且动不动把馆子戏院砸了。老百姓众口流传的顺口溜把“四大害”扩充为“十大害”，伤兵入选。沈阳市是东北军政首长集中办公的地方，伤兵还相当收敛，到了偏远县市，他们简直没有顾忌。陕西安康是我和文学结缘的地方，我手头有一部《安康市志》，明文记载安康八二医院伤兵激起公愤，民众冲进医院，杀伤四人，医院连夜迁走。 我和伤兵有很多接触，我纳闷，他们为何不和市民和善相处。有一个伤兵对我说，他也很想发展军民关系，很想和老百姓起码有点头之交，无奈男人看见他就捂鼻子，女人转身就跑。有一次他到公园散步，看见一个很可爱的小男孩，他走过去朝那男孩微笑，做母亲的立刻把孩子紧紧抱在怀里，向他怒目而视。他说我们是伤兵，只能做坏事，不能做好事，我们进饭店白吃白喝，社会能接受，大家认为我们就是这么个料子，我们做别的，社会不接受，认为我们不配干那个。 他说将领以前玩弄他，现在政府舍弃他。二十多年以后，我自己有了孩子，孩子玩塑胶小兵，排列阵势，发现缺腿断手的小兵，挑出来丢掉，我在旁想起沈阳的伤兵，想了很久。 他说小时候信奉基督，后来想上教堂，他告诉我在沈阳进教堂的经验。他只有一只脚，腋下拄着大拐杖，礼拜堂的大门正对着讲坛，牧师正在讲道，他走进去的时候，会众正在唱诗，他熟悉那首诗： 为你，为你，我命曾舍， 你舍何事为我？ 为你，为你，我身曾舍， 你忍何辱为我？ 他说，会众看他走进来，立刻闭起嘴巴。他的拐杖落地，发出沉重的声音，咚、咚、咚，他一步一步往里面走，全堂听众都转过脸看他，好像都在等待什么。他忽然明白了，他闻到的气味，看到的脸色，知道那些人等他退出去，认为他不该进来，他转身往外走，他听见礼拜堂的大门在背后关上。 他向我大声质问：“我的上帝，你为什么离弃我？”那年代教会使我们跌倒。后来我知道，不是上帝离弃我们，是上帝的代理人离弃我们，三十年后，我越过代理人，直接恢复信仰，有时想起那个伤兵，猜想他的灵魂在哪里。 第二个原因是通货膨胀。 抗战胜利，国民政府把东北定为经济特别区，发行九省流通券，希望币值稳定，减低腹地经济波动的冲击，这个目的并没有达到。我们初到沈阳的时候，沈阳市的公共汽车和电车，一张车票三毛钱，另有私营的马车代步，车夫沿街招揽生意，不断喊着“一张票！一张票！”意思是花一块钱就可以上车，你可以坐车到铁西区内的任何地方，越区才加收车资。没过多久，这“一张票”居然变成十块钱了。我把以后的发展提前写在这里，据《沈阳市志》记述，两年以后，一九四八年六月，公车车票一张涨到两万元。再过三个月，币制改革，金圆券出笼，东北流通券三十万才换得新币一元！ 且说我们当时，有一个大兵坐上马车，下车的时候车夫向他收钱，他夺下赶车的鞭子，给车夫一顿狠狠地抽打。 郭班长审问他，问他为什么坐马车不付钱，他说，一个月的饷只能买两条麻袋，拿什么付车钱？既然没有钱，为什么要坐马车？军人坐电车、坐公共汽车都是免费的啊。他说沈阳市这么大，街巷这么复杂，我们外路人哪里摸得清楚？谁知道该坐哪辆车？下了车谁又知道怎么找门牌？ 你不付钱，已经过分，为什么还要打人？问到这里，“被告”的语气忽然激昂：“他根本不应该向军人要钱，我要立下规矩，教他们知道军人坐马车也得免费，规矩立下来，你们也可以不花钱坐马车。” 我在旁边制作笔录，听到这番话怔住了。郭班长勃然大怒，抄起木板，命令他“伸出手来！”狠狠地打了他一顿手心。吩咐我“写下来！把他说的话都写下来！我们要专案报上去。” 情况越来越令人不堪，我要把后来发生的事情提前写在这里。三个军人坐一辆马车，找个空旷无人之处，把车夫的双手倒剪，毛巾堵住嘴，面粉口袋套住头，推倒在地，三人赶着马车扬长而去。他们一定是把马卖了，把车也卖了，军营似海，这个案子谁也无法海底捞针。 我记得，四小名旦有一位毛世来，他到沈阳登台公演，门票一张东北流通券五千元，爱好京戏的人想买票还得找门路。公演这天晚上，宪警在戏院四周每一个路口布下岗哨，文官的汽车，武官的吉普车，富商巨贾的私家马车，一望如水如龙，平时看白戏的人个个坐在家里死了心。 我听见这样的对话： 毛世来一张票凭什么卖五千块？ 大米卖到一万块一石了，毛世来也只是为五斗米折腰。 我要把后来发生的事情提前写在这里。沈阳市有一条街叫太原街，这条街很长，商店很多，街道两旁摆满了卖银元的小摊，军公人员领到薪饷，急忙跑到太原街去买银元，当时叫做“保值”。那时银元市价紊乱，“货比三家不吃亏”，手里攒着钞票的人，一个摊位一个摊位问价钱，怎么越问银元越值钱？还是开头第一家价码合算，急忙回到原处去买，这“第一家”居然比“最后一家”还要贵！“早晚市价不同”，货比三家吃了亏。 于是国军的“五强”作风，渐渐由关内带到关外：强买，强卖，强借，强住，强娶。 强买，商家定价一百元的货物，硬要二十块钱买下来。强卖，拿着东西到商店推销，明明只值二十块钱，硬要一百块卖给你。强借，借用老百姓家的东西，你不借也得借。中国人因为语言不通或腔调不同，互相轻视。有些士兵听不懂东北话，东北人也听不懂他的乡音，借东西沟通失败，自己升堂入室寻找，哪有工夫听老百姓争论，索性举手就打，拿了东西就走。强住，军人不带着房子走路，随地住在民家，眼睛只看屋子不看房主，一句商量也没有。强娶，团长或师长级的带兵官选中了对象要成亲，他的年龄可能比岳父大，说媒求亲纳采下聘样样按规矩来，花轿抬到门口，你还想怎样？强娶的例子关内多，关外少，但是影响面很大。 “五强”本来是个荣誉。大战结束，英美苏并称三强，美国从欧洲拉来法国，从亚洲拉来中国，合称五强。那时“五强”经常挂在要人的嘴边，嵌在报纸的大字标题里，实际上中国的国势很弱，老百姓把军人违纪扰民的行为凑成五项，冠以五强之名，真令人哭笑不得。 第三个原因是成立许多保安团。 几乎人人都说，政府没有收编东北的青年，犯下极大的错误。我到沈阳以后知道，经过苏联红军占领和中共抢先接收两番淘洗，等到国民政府的大员出现，“满洲国”的军队已不存在。国军也曾收容残余，编了两个师，战斗力平常，军纪也差。（据溥杰写的文章说，日本根本不希望“满洲国”有很好的军队。）第一批出关的军队也曾大量吸收东北青年入营，宪兵第六团也曾立刻招考新兵，我还奉命去监考。 然后，出现了一个又一个保安团，我曾看到保安第四十四团的番号。 保安团是就地取材的“民兵”，军事当局先委派某人做团长，他再找营长连长，四处招兵。政府给他们的薪饷补给诸多不足，他们自己就地筹措，怎样筹措呢？除了“五强”，他们不知道别的办法。有个保安团长在铁西区弄到一栋房子，有了房子就得布置家具，他的副官带着几个护兵四处寻猎，冲进一个中年商人的客厅，搬走全套设备。商人到西区宪兵队告状，郭班长派我去看他家空空的客厅。 我奉令去找那个保安团长，冒着大雪找到他的家，他让我进门，却任我立正站在客厅里，不理不睬，他和他的朋友一同喝高粱酒，吃白肉酸菜火锅，我说话他装做没听见。等到酒过三巡，我按捺不住，提高嗓门告诉他，他必须把东西归还原主，究竟哪一天归还，现在必须给我一个答复。他站起来指着我，斥责我目无长官：“你给我回去，叫你们连长来！”谷正伦的灵魂忽然附在我身上：“我正在执行勤务，我现在代表连长，代表警备司令部，代表国家的法律。我给你三天时间，三天之内你一定要归还。”说完，我离开他的家。 他没有归还。一个星期过去了，我以队部名义起草报告，要求警备司令部处理。两个星期又过去了，我再起草一份言辞激烈的报告去催促，有几句话是：军队是国家的命脉，而军纪是军队的命脉，警备首长一再如此训示，宪兵未敢或忘，所以整饬军纪，锲而不舍，人微言重，要求长官决断。朱连长读了我起草的文稿沉吟良久，终于对“人微言重”四个字表示欣赏，算是批准发文。 然后，我们的努力实现了，保安团副官带着大卡车送还家具。大概我在外面留下一点虚名，常常有市民写“呈文”给我，申诉“五强”遭遇，信末写着“谨呈上等兵王”。且慢高兴，我把那些信拿给郭班长看，他说“烧掉”，我遵命烧信，心里很痛苦。 我的“第一天差事”，曾经和国军编余的一位营长打过交道，他姓庄。我又遇见他，他佩戴中校领章，进保安团当营长。他对我说：“现在我这个庄营长不是假装营长，是真正的营长。”那时许多人冒充连长营长在外招摇，他拍拍我的肩膀，“小兄弟，以后见我这一营的弟兄，能放一马就放一马，大家都得混口饭吃。” 他沿街招兵，我总是在马路边碰见他，每次他都对我有忠告：“小兄弟，你们宪兵做事不方便，有些事可以来找我。”我不懂什么意思，他望着我微笑。 有一次，他提议喝茶，坐定了，他又提议喝酒，我坚决拒绝。 他说，他投考军校的时候也是个纯洁的青年，“像你一样纯洁”。但是人生漫长，总不能“一条路走到天黑”，以前当军人为“国”，这一次当军人为“家”，合起来还是“国家”。上一次做的是赔本生意，这一次要赚回来。 他说：“我现在是真营长，你来，咱们共患难也共安乐，我给你当排长，你带两三个宪兵来，他们当班长，趁着天下大乱，好好地干它一场。”我急忙站起来往外走。这样的保安部队，我在河南见过，知道他们的三部曲：怕共，通共，降共。真奇怪，军政当局为什么要“一条路走到天黑”！ 第四个原因是国军常打败仗。 春尽夏来秋又至，共军连番发动攻势，国军打了好几次败仗，撤出好多据点。败兵入城，自以为“入死”、“出生”，高人一等。这时，首批出关作战的精锐开疆拓土，越走越远，后续部队在训练、装备、教育程度各方面都次一档，基层官兵的旧习气比较深，坏习惯比较多，他们不但扰民，也和友军冲突，也和宪兵冲突。他们的长官多半有“家传”的统驭学，以包庇纵容部下的违纪行为来营造个人威望，维持士气。向来败兵难惹，即使是史可法，也只是一句“悍卒逢人欲弄戈”了事。后来，终于有一天，他们用冲锋枪向宪兵开火。 说到兵家胜负，有人认为出关的国军多半从南方调来，难耐塞外的严寒，此言有理。记得出关第一年冬季，团部派几个人到长春出差，他们穿着皮衣皮裤，回沈阳都进了医院，小腿的肉冻坏了，必须开刀。我们的棉军服里面有纯毛的毛衣，外面有厚毛呢和咔叽布缝制的大衣，风雪之夜，卫兵只能在户外停留三十分钟，他得回到室内休息三十分钟再出来，室内有暖气，两班人马轮流取暖。天气影响士气和战力，我们睡在鸭绒睡袋里，睡袋的尺码形状照着人的身体设计，门户锁钥全仗中间一条拉链，拉链失灵，人就变成木乃伊。长春外围的共军半夜摸进国军的哨所，把躺在鸭绒睡袋里的哨兵抬走了好几个。 可是想想共军：抗战胜利，时在夏天，中共急忙从山东、热河、河北、察哈尔抽调十万军队，出关接收，他们是穿着单衣上路的。国军出关以后，共军退到松花江北，那里比沈阳更冷，那时共军的补给十分简陋，纵然组织动员的能力高强，乡村妇女赶制出来的棉衣毕竟水平很低。东北的天气，借用武侠小说家古龙的话：“冷风如刀，以大地为砧板，视众生为鱼肉。”他们如何度过第一个冬天？我在风雪之夜站卫兵的时候常替他们犯愁。 那时有关共军的报道极少，偶然从报上读到一些，从小道消息听到一些。共军雪地行军，把棉军服翻过来穿，军服用白布做里子，白雪就成了他们的保护色，可以躲避国军飞机侦察，读了这条新闻，我知道他们还没有大衣。后续报道说，有一天，共军踏雪行军，头顶上忽然来了飞机，全体官兵一律蹲下，以免暴露目标，飞机盘旋几圈，掉头而去，可是蹲着的官兵 大半站不起来，咳！他们冻僵了。 听说国军出动突击，来到乡下，共军的一位军官正站在井旁，指挥民工打水，水桶里的水溢出水来，流到他的脚旁，结成冰，把他钉牢在地上。国军冲进来，他只有站在原地射击抵抗，当然，他阵亡了。由这条新闻看，他似乎穿着布鞋，咳！“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布鞋！ 沈阳市区几乎家家用蒸汽取暖，烧煤，煤由抚顺运来，可是共军挖断了铁路。这年冬天，沈阳的最低气温降到摄氏零下三十三度，我们的天花板罩上一层浓霜，还挂下檐溜，我躺进鸭绒睡袋，再盖上毛毯和大衣，还想打哆嗦。那时眼镜的镜片用玻璃制造，同班列兵郭某严重近视，他的眼镜冻裂了，一时没钱去配新的，排长暂时免了他的勤务。夜晚出外巡查，回来指甲发紫，这时暖气降到最低，特准我们到厨房里生火，一面烤火一面发抖。那时国军掌握城市，共军掌握乡村，乡村的建筑水平、取暖设备、食物热量都差一大截，那日子如何度过？咳，布鞋，没有大衣，还半夜出来摸哨，挖铁路。 雪地行军，如大浪中浮沉。冷，人如生了锈的铁。我读到神话，共军入关，七日不眠，三日不食，冰上赤足行走三百里，零下四十五度照常出操。我不相信，他们也无须我相信。他们匮乏艰苦到极点，士气仍然很高，能征惯战，无论如何这是奇迹。毛泽东用兵如神，练兵也如神，其中的神秘性犹待揭开。 无可奈何，有一个国军将领嗟叹：他们怎么没冻死！真是天亡我也，他们怎么冻不死！大家猜想，出关第一个冬天，共军可能冻死许多人，野狗常从雪后的路侧和田野里扒出尸体来，那穿白衣的（翻穿军服）的都是共军。可是直到现在，我没有看到有关的资料或听到传说，征人苦寒也还很少进入以内战为背景的小说诗歌。 国军败兵违法乱纪的事件不断增加，违纪人员的阶级也一再提高，起初只有士兵，后来有尉官，然后出现上校。一名上校在旅馆里企图强暴一名女学生，女生从楼窗跳落街旁，严重骨折。恰巧宪兵巡查经过，举发他的罪行，死生有命，陈诚接东北行辕主任，立即杀他立威。然后出现少将，一名少将高参竟然私带鸦片，那时鸦片行情奇俏，号称“黑金”。宪兵（我还记得他叫周哲斌）发现，移送法办，可是死生有命，陈诚卸任走了，继任的卫立煌放了他！这位朱高参写了一张明信片到宪兵队部，文曰：“我行我素，自由自在，其奈我何！”真名真姓落款，毫不含糊。巡查宪兵见他和美女并坐在吉普车上，从身边风驰而过。 郭班长工作认真勤奋，那时处理过军人违纪，沿用谷正伦时代的老模式，侦讯，制作笔录，或者违纪者写悔过书，盖手印。然后郭班长问他：你愿意送回原部队处理呢，还是愿意打五个手心？大多数人立刻把手伸出来。办公室里有一根粗重的“刑具”，既像棍，又像板，郭班长下手不留情，他双手抡起，重重落下。他用这个板子打过二十几个校官，不计其数的尉官和士兵。他的脑子里有个小谷正伦。但是总觉得狂澜已倒，自己立脚不稳。 夜晚，有人报案，他说一个军官尾随他太太进入客厅，坐下不走。郭班长带着我前往处理，进门一看，还是个少校呢，大模大样坐在椅子上喝茶。班长问他：“谁请你进来的？”他说主人的太太请他来的，太太坚决否认。“你怎知道太太请你进来？她对你怎么说？”太太一句话也没说，可是太太在前面走，他在后面跟，太太好几次回头看他，他受到鼓励，一路跟进了客厅。 郭班长听了，脸色一沉，吩咐我“出枪！”我把手枪从枪匣里取出来，退后一步，子弹上膛，班长同时取出手铐。他一脸茫然，反复分辩“她还给我倒茶呢！”我差一点笑出来。 原告被告一同带回队部，连夜侦讯。要少校写悔过书，他说不会写。要他在口供上写名字、盖指纹，他用拿铅笔的方法拿毛笔。侦讯完毕，原告回家，郭班长对那被告说：“你私闯民宅，意图调戏良家妇女，我送你到警备司令部。”他扑通一声跪在地板上。 班长说：“你不愿意？那么换一种处分，我打你五个手心。”他立刻把手伸出来，就这么着，他跪着，班长站起来，居高临下，打了几下，他的手掌肿高，面无人色。 工作完毕，夜静无声。郭班长颓然坐下，他说太累了！低下头去，又抬起头来，他对我说，这种人也当少校，如果我出去干，他们得给我个少将。 后来回想，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已有去志。 《关山夺路》试读：满纸荒唐见人心 国共内战打到一九四八年，国军在两个主力决战的战场上都告失败，东北只剩下长春、沈阳、锦州，山东只剩下济南、青岛、烟台、临沂。眼见反攻无望，坚守也难持久，河北战场唇齿相依，这时候也只剩下北平、天津、新保安、塘沽。 形势日非，倘若由作家构想情节，我们人人垂头丧气，惶惶不安。然而我们那个承办后勤军运补给的办公室里，却经常出现亢奋的情绪，哄堂的笑声。秦皇岛到沈阳的火车已全线不通，押运员闲来无事，畅谈他们所见所闻。他们讲述国军投降或败退的情状痛快淋漓，共军征集民工两万六千人，以两昼夜工夫，将锦州到山海关之间的铁轨全部翻转，他们嬉笑述说，如欣赏一幕闹剧。他们的情绪感染整个办公室的人，大家爱听，如同接受一个免费的娱乐节目。 回想起来，那些押运员很像替我们“采风”，靠他们居间传播，我们得以略闻当时的街谈巷议，市井流言。那时是民国三十七年，民间耳语，中华民国的国运到民国四十年走到尽头，因为孙中山先生的遗嘱说过：“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中国“谶语”之说深入人心，这句“戏言”很有震撼力。一九五○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好像是应了那句“谶语”。以后国民党在台湾的日子，有人描述为“借来的时间，借来的空间”。一九七一年，台湾朝野庆祝“中华民国”开国六十年，我觉得恍如一梦。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已是二○○四年了，这些年，海外多少华人盼“中华民国”消失，盼到头发掉光，她也没消失；又有多少华人盼中华人民共和国崩溃，盼到糖尿病末期，她也没崩溃。 且说秦皇岛当年，眼看国军就要完全退出东北，中央的战略要确保华北，大家说：东北既然不保，紧接着华北也要丢掉，因为流行的口头禅是“没有关西（关系）”。那时候人对语言文字怎会那么敏感，“*一定成功”，你看凡是跟“共”字合成的词都吉利，共和、共同、共享、共生、共存、共荣、共有、共渡、共得。蒋委员长当初教中国人“走路要靠左边走”，注定了中国人都要归*管。训政结束，宪政开始，当局沿用孙中山《建国方略》里的说法，宣告国民政府“解散”，全国报纸以头版头题特大铅字刊登，大家说：“完了，完了，解散了！”这些校官尉官的声调表情简直幸灾乐祸，完全没想到那将是他们的末日。 我一直很难了解那些人的感情，事前事后，他们都绝非中共的工作人员，国民党政权是他们的衣食父母，他们何以完全没有留恋顾惜？一九四八年八月，金圆券出笼，钞面印上蒋介石总统的肖像（以前都是孙中山先生的遗像）。他们拿着新钞指指点点：谁的像印在钱币上谁垮台，袁世凯，孙中山，现在是蒋介石！他们又说，蒋穿着军服，面相瘦硬倔强，没有王者气象。为了预防钞票折叠时磨损人物肖像，新钞设计把蒋氏的相片从中间稍稍右移，这也成了恶兆，国民党要“偏安”！我知道，他们这些话都从亲朋邻舍那里听来，但是他们非仅不能过滤选择，而且好像炫耀自己的创造发明。 我还记得，我们那个单位有位上尉，他读完了辽西战败的新闻，到处找《三国演义》，他要悠然低吟卷首那首西江月：“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好像他真以为自己是明代的杨慎或罗贯中，可以“古今多少事，尽付笑谈中”。一九四九年我到台北，好不容易进《扫荡报》工作，不久，报社的财务发生问题，永久停刊。那时新职难觅，对员工本是很大的压力，可是人人如释重负。后来我读到意大利文豪卡尔维诺的话：“既想自卫又想逃跑，既希望消灭敌人又希望被敌人消灭。”好像被他说中了！ 那时中共高喊“形势比人强”，形势在变，人的想法在变，谈话也就换了内容。某同事信佛教，拜菩萨，我问拜哪位菩萨，他说我拜“大势至”菩萨，听来悚然一惊。新到差的参谋主任算是本单位的二把手，他为了联络同人感情，发起赴北戴河一游。北戴河距离秦皇岛十三公里，以避暑胜地闻名全国，我也跟着去了，那是我仅有的一次出游。我没有心情写游记，只记得看见一栋一栋精雅的别墅（现在知道有三百栋之多），全是当朝显要的产业，全国硝烟弥漫，山水失色，主人留下一个人看守空屋，飘然远去，预料他永远不再回来。我在庙里抽了一根签，签语是：“昨日云，今朝雷，明晚霞；释氏空，塞翁失，楚人得。”十分奇特。 抗战时期，爱好京戏的人信口哼几句“我主爷起义在芒砀”（萧何追韩信），内战末期，爱好京戏的人信口哼几句“未开言不由人珠泪滚滚”（让徐州）。那时最流行的流行歌曲是：“你你你，你这个坏东西，当年的一切给了你，你却白白把我弃……从今以后，再也不要你这个坏东西！”它本是一部电影的插曲，剧中妻子唱给负心的丈夫，电影演完以后，歌曲脱离剧情，自己生长，社会供给营养。新闻报道说，宋子文坐船游西湖，被某大学游湖的学生发现，学生的十几条船包围了他的船，大家齐唱“你你你，你这个坏东西”，发泄对财经政策的不满，宋氏十分狼狈。（所以国民党退守台湾后，电影检查的办法里增加规定，某一部电影可以上映，但是其中的歌曲不准广播，不准制成唱片出售）。还有人把几首抗战歌曲混编，唱成：“委员长前进，我们跟他前进！委员长胜利，我们跟他胜利！委员长失败，我们跟他失败！我们再也无处流浪，也无处逃亡！” 说到逃亡，那时流行一个说法，中国人有五等去处：第一巴西（想不到吧？），二次大战期间，美国国库的黄金运到巴西贮存，那里最安全。第二澳洲，原子尘的降落量最低。第三瑞士，永久中立国没有战争。第四昆明，第五广州，两地气候温暖，饿死冻不死，紧邻中南半岛和香港，如有必要，可以继续往外逃。美国和台湾榜上无名（更想不到吧？），美国有种族歧视，那时排华的风气还很表面化。台湾面积小，逃去的人已经太多了，道路传闻“连厕所里都住人”，有钱人都往外国逃，后来听说有人写了一篇很叫座的文章，题目是《资产阶级无祖国》。 那时，茶余酒后有些小故事也该传下去。据说两个小国的国王见面交谈，一个问：“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发生了，你站在哪一边？”一个答：“我加入苏联集团，帮他们打美国。”那是为什么？美国有原子弹，胜算比较大啊？对方回答：“我也知道美国会打败苏联，我战败之后，美国一定给我大量金钱和物资，也会派很多专家来帮我修桥、盖楼、造铁路，我就有好日子过了。”结论是，宁可做美国的敌人，不可做美国的朋友。国民党正是美国的朋友！ 国军军服改制似在一九四六年，我查了好几种版本的大事记，都没有记载，服制改革是大事，比一城一地得失重要，编大事记的人没眼光。“失败主义”气氛弥漫，这件旧事也加入话题，新式军服废除了“武装带”，武装带模仿日本陆军，日本既已战败，成为可耻的或可同情的对象，中国应该走出它的阴影，可是民间说国军解除武装，难怪溃败投降。日本军官在武装带上挂指挥刀，中国军官在武装带上挂短剑，剑柄刻字“成功成仁”，服制改革后短剑不再随身佩带，国军从此既不能成功又不能成仁。旧式军服衣领上有“风纪扣”，军人出门必须把它扣好，否则就是违纪。这个风纪扣实在麻烦，它用铜丝制成，一公一母（以钩形钩住圈形）。被服厂工作粗糙，或者没有对准，或者没有钉牢，军服不是量身定做，领口太松或太紧，反而制造许多风纪问题，新式军服索性废除，大快军心，可是民间说从此国军风纪荡然。 有人说，以上种种都出自中共文宣，中共改造了或者污染了国民党治下的意识形态。如果中共真有偌大能耐，咱们也服了，他也许像破坏铁路一样，自己起个头，拔掉几颗钉，以后靠铁轨枕木本身的压力自动进行。那时候我也对新式军服有“看法”，年轻人当然喜欢新衣服，我用今天的语言述说当年心情，新式军服受美军影响，设计比较“人性化”，但是它“颠覆”了国军陆军的形象。陆军的光荣史是北伐和抗战，战史留下许多照片，英雄健儿头戴窄边帽（野战小帽），身穿中山装改造的上衣，打着绑腿，这个造型和战史一同深入人心，上面附着多少人胜利的信心和英雄崇拜。忽然换成大盘帽，好像一阵风随时可以吹掉，窄腰身大裤脚，帽子上绣着嘉禾，上校帽檐有金色梅花，将官帽上有金箍，三分像征衫，七分像戏装，从服饰上看，陆军和它的光荣史脱离了。再看眼前的战争，陆军自从穿上这套明盔亮甲以后，怎么总是打败仗，有时全军覆没，有时全军投降，人们对这套新衣服很难产生敬意好感。 我觉得这些都是写文章的好材料，可是我的文章一篇一篇寄出去无人采用，我的作家梦受到严重打击。那时我的心思全在如何写成一篇文章，我的喜怒哀乐全由文章是否见报所左右，时而欣然，时而茫然，时而兴致勃然，时而生趣索然，情绪极不稳定，长官同人常用好奇的眼神看我。那时他们不知道我心里想什么，我也不知道他们心里想什么，他们不知道我做什么，我也不知道他们做什么，用今天的新词说当年事，我和别人严重“疏离”，彼此没有情感关系，没有道义关系，没有利害关系，以后的变局怎么应付，我完全没得到别人的关心指点，我也完全不能关心别人。一个人怎么能那样度过战乱，回想起来，那也是我很危险的时候。 我读到一句话：“好文章是好的意见说得好。”好意见是内容，说得好是形式，有些文章并非论说，这把尺可以稍稍松动一些：“好的材料写得好。”以我的阅读经验，有些文章的技巧平常，只因材料难得，或者有些文章材料平常，只因技巧出色，也都能站得住，我有好材料为什么就不行！我把这些材料藏在心里，带到台湾，台湾文网严密，我是惊弓之鸟，不敢泄露只言片语。后来带到美国，打算写自传，这些见闻未曾轻易使用。一九九九年给纽约《世界日报》写定期小专栏，受截稿线煎熬，偶尔吐露些许。眨眼之间，于今五六年了。 那时国民政府的公信力跌到谷底，无论政府说什么，老百姓总是不相信。那时英国人讽刺伦敦的气象预报，“如果他说今天是晴天，你出门时一定带一把雨伞。”中国人就拿这句话来讽刺自己的政府。这时候发生川岛芳子的生死问题，全国关心，扰攘不休，我也在一片嘈杂声中有幸发表了一篇文章。 川岛芳子的中国名字叫金璧辉，满族肃亲王之女，日本政客川岛浪速收为义女，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把她训练成一名重要的间谍。抗战时期，她是许多传奇故事的主角，抗战胜利被捕，关押在北平第一监狱，一九四七年十月以汉奸罪判处死刑，一九四八年三月执行。川岛芳子受审和处死，都是轰动全国的大新闻，中外记者前来采访，旁听席满座三千人，庭外还有几千人拥挤，法院一度延期审理。 川岛芳子的死刑是在夜间执行，刑场设在监狱里，不准中国记者进入监狱实地采访，法院称为“秘密执行”。众家无冕皇帝守在监狱门口看了一眼尸体，子弹射入头部，血迹模糊，长发散乱，无法辨认脸孔。于是谣言四起，记者大作反面文章，川岛没死，死者是一名替身。报纸扩大发掘，种种内幕出笼，替死的代价是一百根金条。有女子出面自称是她的姐姐替死，她家只拿到三十根金条。死刑执行多日之后，有人收到了川岛芳子一封信。有一家报纸在四月一日登出愚人节消息，记者深夜与金璧辉见面，第二天这家报纸虽然登出更正启事，但前一天造成的轰动效应继续滚雪球。中央政府派员调查，所有的传说都是凭空捏造，但民众只相信传说，不信政府的调查报告。 当时各报质问的重点在“秘密执行”，为什么秘密执行？有何不能告人之处？我对这个问题略有了解，死刑本是公开示众以儆效尤，“看杀头”何止是“中国人的劣根性”？法国断头台四周不也万头攒动？后来法律观念进步，发现公开执行可能出现两种后果：如果犯人恐惧战栗（有时不能举步，必须由人抬进刑场）。观众会觉得法律太残忍，损害政府的形象，也助长社会大众滋生残忍心。如果犯人很勇敢，昂然上路大喊小叫，那又打击法律尊严，助长悍然不顾一切的风气。因此现代法院处死犯人不再让大众参观，所谓“秘密执行”不过如此。如果“秘密执行”代表黑幕舞弊，怎能挂在法官嘴上？又怎会明文写在法律条文里？ 这篇文章登在天津的《经世日报》上，川岛芳子死了，我的信心活了。但是川岛仍然没死，几十年来，多少人谈论她的故事，仍然用买方替死结尾。到了八十年代，大导演李翰祥在香港写回忆录式的专栏，还咬住“秘密执行”不放。九十年代，李碧华以川岛的素材写小说，还暗示这位大间谍在日本终其余年。我那篇文章没人注意，有人即使看了也不肯吸收，成见是铜墙铁壁。“秘密执行”从日文译来，中文“秘密”一词有负面含义，当年翻译家或者不知语言“染色”之说，或者不信一粒沙里面有一座山。以后多年我一直寻思，怎能另外想一个词句代替“秘密执行”，我也没想出来。 《关山夺路》试读：天津中共战俘营半月记 解放军攻克天津的时候，对处理大批俘虏已经累积了丰富的经验，缴械就擒的国军官兵也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好像一切水到渠成。 我的遭遇或许有代表性。我们这十几个后勤军官听从解放军的指挥，离开住所。路上只见掉下来的招牌，断了的电话线，倾斜翻转的电车汽车。成群结队的解放军交臂而过，没人看我们，我偷偷地看他。我们走进一所学校，只见成群的俘虏从各个方向陆续涌来，挤满了房子，挤满了院子。他们都是在第一线缴械就擒的战斗人员，军官跟士兵穿一样的衣服，一律不佩符号，但是你仍然一眼可以分出阶级，比方说，士兵穿又脏又旧的军服，连长穿干干净净的军服，团长穿崭新的军服。解放军的一位营指导员坐在校长办公室里管理我们，我们人数这么多，他们仅仅一位营指导员，身旁几个通信兵，门口几个卫兵，胸有成竹，不慌不忙。他们已有丰富的经验。 虽说是押送和集中监视，他们并未怎样注意我们，反倒是我，我没忘记我是（或者准备是）一个作家，赶紧趁机会观察新事物。虽说是东北解放军入关，那些战士并不魁梧健壮，个个脸色憔悴，嘴唇皴裂，双手赤红，我担心他们生冻疮。有人光着头，大概是战斗中失去了帽子，倒是没人伸手来摘我们的皮帽子，很难得！他们没穿大衣，腰间扎着宽大的布带，想是为了御寒。装备陈旧，多是民间用手工缝制，土布的颜色单调，军容灰暗，只有腰间插着一双新布鞋崭新，兵贵神速，他们一昼夜可以急行两百华里，鞋子是最重要的装备。还记得国军宿营的时候，照例派人四出侦察，报告说百里之内并无敌踪，于是放心睡觉，谁知拂晓时分已陷入解放军重重包围，神通就在这双布鞋。个别看，解放军哪里是雄师？何以集体表现席卷江山？当时被俘的国军军官陷入沉思，没有答案。 我设法挤到办公室门口去看指导员，他抽烟，看不出香烟牌子，闻气味品质不坏。一个国军军官挤进来向他介绍自己是什么团的团长，跟指导员攀同乡，团长是在战斗位置上被俘的，他已经好多天没回家了，要求指导员行个方便，让他回去看看孩子，他发誓一定回来报到。又有一个军官挤进来，他说他跟解放军司令员刘亚楼是亲戚，刘亚楼指挥解放天津的战斗，目前人在市内，他要求去找刘亚楼见面。那位指导员一面抽烟一面微笑，慢动作撕开香烟盒，掏出铅笔来写字，他用香烟盒的反面写报告，向上级请示。通讯兵去了又回来，字条上面批着两个字：“不准”，用的也是铅笔。他们的公文程序怎么简化到这般程度，我非常惊异。指导员拿批示给他们看，不说话。 战斗结束了，许多国军军官没有回家，有些太太真勇敢，牵着小孩出来找丈夫。她们有人找到我们这一站，卫兵不许她们进来，但是可以替她们传话：“某某团的副团长某某在这里没有？你太太带着孩子在门口找你！”这样的话由大门外传到大门里，由院子里传到屋子里，没有反应。于是有人高声喊叫，重复一遍又一遍，还是没有回声。于是有人低声议论，就算他在这里也不敢出头承认，他还想隐瞒身份呢。那时国军军官被俘后常常谎报级职姓名，武官冒充文官，将校官冒充尉官，这样做都是枉费心机，以后还有多次清查，总有办法把你一个一个揪出来。 俘虏实在太多了，解放军不断增加临时收容的地方，我们这里一批人疏散出去，腾出空间，开始进行下一个程序，“区分山羊绵羊”。第一步，军官和士兵分开，他们把士兵带走了。第二步，上校以上的军官和中校以下的军官分开，他们又把上校以上的军官带走了。斩头去尾，我们中间这一段人数最多，这才发现我们那个单位只来了我们十几个呆鸟，别人早有脱身之计，人人秘而不宣。两个月后我逃到上海，发现我们的新老板先到一步，住在一栋花园楼房里。四个月后我逃到台北，陆续遇见许多同人，他们也都是狡兔。 俘虏分类之后进行编队，编队之后立即前往指定的地点受训，指导员不再微笑，也没有讲话，他只是冷冷地看部下工作，他的部下也不多讲话，只是冷冷地工作，一片“晚来天欲雪”的感觉。他们为什么不讲话？这是不祥之兆吗？由闹哄哄到冷冰冰，看看日色西沉，解放军似乎要赶快把俘虏弄出天津市区，出门以后指导员不见了，他的脸色还像块冰压在我心上。我越走越心虚，胡思乱想，想起滚进地下室的手榴弹，想起德国纳粹把俘虏运到郊外集体枪决。 还好，我们一直走一直走，走到杨柳青，东看西看好像没有杨柳。一直走一直走，走到北仓，看见碉堡残破，交通壕翻边，铁丝网零乱，大概是炮兵猛轰造成的吧，想见战斗还是很激烈。我们一直走下去，有路可走就好，这夜无星无月，野外有人不断发射照明弹，（为什么？）显示最后的战时景色，冷光下依稀可见队形蜿蜒。途中队伍距离拉得很长，身旁没人监视，可是一个人也没逃走。走了半夜才投宿农家，老大娘为我们烧火做饭，整天仅此一餐，可是并不觉得饿。 第二天黎明上路，有大队解放军同行。我放慢脚步，一再用眼睛的余光打量他们，他们的基本教练简单马虎，肩上的步枪东倒西歪。我注意他们的枪械，那时，“共军用步枪打败国军的飞机大炮”，已经成为流行的口号。我只看见日军的制式步枪“三八式”，国军的制式步枪“中正式”。我心头一凛，想起我在沈阳背过擦过的那支枪，那支枪流落何方？我还记得它的号码，真想看看他们每个人的枪，看他们的号码离我多近多远。解放军打天津，除了飞机以外，大炮机枪冲锋枪什么武器都有，据“火器堂”网上资料，抗战八年，内战四年，联勤的兵工厂大约制造了五十万支中正式步枪，我想平津战役结束时，总有三十万支已经握在解放军手中了吧？韩战发生，中共派志愿军抗美援朝，正好用“中正式”跟联军大战三百回合。 我们一直往北走，天气忽然起了变化，风沙扑面而来，那风沙强悍诡异，难以形容。我拉低帽檐，掏出手帕遮脸，闭紧眼睛赶路，每隔几秒钟睁开一条缝，看一看脚下的路，尘土细沙趁势钻进来。四面一片濛濛的黄，空气有颜色也有重量，鼻孔太小，难以呼吸。我想到我的眼睛，那时我只为眼睛担忧，作家可以没有手，没有脚，必须有眼睛。现在我知道，那天我们遇上了“沙尘暴”，西北风挟带内蒙古的沙尘，向南扑来，它一年比一年严重，现在已经形成天灾，华北东北都成灾区。现在“沙尘暴”过境的时候，人取消户外活动，飞机停飞，沙尘落地造成“沙化”，土地没法耕种，人民没法安居。专家总是往坏处想，他们忧虑多少年后，东北华北一半变成沙漠。倘若真有那么一天，后世史家会指指点点，国共两党兴兵百万，血流成河，争的就是这几粒沙。 当时风沙中辛苦挣扎，哪会想这许多，我只担心我的眼睛。好不容易到达目的地，风也停了。那是一个很大的村庄，瓦房很多。我们先在村头一字排开，解放军战士抬了一个箩筐来，我们在军官监督下自己搜查自己的口袋，把所有的东西掏出来，钞票、银元、戒指、手表，都放在箩筐里，我能了解，这是防止我们逃亡。所有的文件也要放进去，钢笔、照片、符号、日记本，我明白，这是要从里面找情报。他们做应该做的事情，好在我除了一张符号以外，什么财物也没有。我的职位是个上尉军需啊，军队里不是常说“穷书记、富军需”吗，解放军军官看了我一眼，他怎知道我实际上是个“穷书记”？似乎怀疑，倒也让我过关。他强调受训以后所有的东西都会发还，这位军官是我们的指导员。 下一步是分配住宿的地方，我们住在地主留下的空屋里，屋里没有任何家具，大概是“阶级斗争”取走了一切浮财。每一栋房屋都没有门，应该是民夫拆下门做担架去支援前方的战争。每一栋房屋也没有窗棂，这就奇怪了，我想不出理由来。既然门窗“洞”开，解放军战士管理俘虏，要看要听，十分方便。夜间风雪出入自如，仿佛回到抗战时期流亡学生的生活。 我必须说，解放军管理俘虏还算和善宽松，伙食也不坏，一天两餐，菜里有肉。当然我们仍然要踏灰跳火，早晨起床以后，第一件事情是集体跑步，这时，住在这个村子里的俘虏全员到齐，有两百人左右，解放军驻扎的武力大约是两个班，果然以一当十。跑步之后，大家在广场集合，班长登台教唱，第一天学的是“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这天夜里降了一场浅浅的雪，天公慈悲，没刮大风，早晨白云折射天光，总算晴了。第二天学的是“换枪换枪快换枪，蒋介石，运输大队长，送来大批美国枪”。我听了不觉一笑，也不知他们有幽默感，还是我有幽默感。 所谓受训，除了跑步，就是唱歌。跑步容易唱歌难，终于有这么一天，早操以后，班长教唱，劈头就是“蒋介石，大流氓，无耻的汉奸卖国贼”。我张口结舌，这未免太离谱了吧？解放军班长领头起句以后，全场默然，指导员一向不说话，脸色像上了一层釉子，这时带着枪的兵走过来，指着我们的鼻子喝问：“你们为什么不唱？为什么不唱？”队伍里这才有了嗡嗡之声。他不满意，又一个一个指着鼻子喝令：“大声唱！大声唱！”队伍里的歌声这才一句一句提高。 我一直不肯学唱，于是被指导员带进办公室。我模仿朱连长向副团长抗辩的态度，立正站好，姿势笔挺，有问必答，一口一个“报告指导员”。他好像很受用，但是仍然厉声斥责，“你已经解放了，为什么不唱解放军的歌？”我告诉他，我是唱八路军的歌长大的。不待他考问，我自动唱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