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江湖》一书，既是为历史做见证，也给我们启示和教益，让我们知道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在过去的二十世纪所经历的痛苦和所怀抱的梦想、希望。……从本书中既可窥见这三十年世事人情和时代潮流的演变，也能感受作者对国家命运、历史教训的独立思考，是一份极具历史和人文价值的个人总结。 ——高 华 这是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的第四部。从1949年随国民党军队撤退去台湾，到1978年移民美国，作者用三个“十年”，从个人的视角感受和记录了台湾的大历史和一己的小悲欢。作者亲历的“文学江湖”是台湾风云变幻三十年的缩影：从五十年代初期的困窘和茫然，到白色恐怖中的屈辱和惊慌，再到冷战时期的“心理疲惫”，及台湾经济起飞…… “我写回忆录不是写我自己，我是借着自己写出当年的能见度，我的写法是以自己为圆心，延伸半径，画一圆周，人在江湖，时移势易，一个“圆”画完，接着再画一个，全部回忆录是用许多‘圆’串成的。” 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第四部，描述了1950-1970年代在台湾由文学、政治和特务交 织组构的奇妙江湖。作者的独特经历，使他可以在局内观察理解当年文艺政策执行者的真实关怀与具体困扰，也可以从局外洞悉各方势力交错产生的矛盾紧张，使得这段诡异却现实的文艺历史，在书中明白彰显。作者所亲历的这个“文学江湖”同时也是台湾风云变幻三十年的缩影：从五十年代初期的困窘和茫然，到白色恐怖中的屈辱和惊慌，再到冷战时期的“心理疲惫”，及台湾经济起飞、“反攻大陆”的宏愿成为笑柄之时无奈地选择落地生根…… 《文学江湖》试读：匪谍是怎样做成的 一九四九年五月踏上台湾宝岛，七月，澎湖即发生“山东流亡学校烟台联合中学匪谍组织”冤案，那是对我的当头棒喝，也是对所有外省人一个下马威。当年中共席卷大陆，人心浮动，蒋介石自称“我无死所”，国民政府能在台湾立定脚跟，靠两件大案杀开一条血路，一件“二二八”事件慑服了本省人，另一件烟台联合中学冤案慑服了外省人。就这个意义来说，两案可以相提并论。 烟台联中冤案尤其使山东人痛苦，历经五十年代、六十年代进入七十年代，山东人一律“失语”，和本省人之于“二二八”相同。我的弟弟和妹妹都是那“八千子弟”中的一分子，我们也从不忍拿这段历史做谈话的材料。有一位山东籍的小说家对我说过，他几次想把冤案经过写成小说，只是念及“身家性命”无法落笔，“每一次想起来就觉得自己很无耻。”他的心情也是我的心情。 编剧家赵琦彬曾是澎湖上岸的流亡学生，他去世后，编剧家张永祥写文章悼念，谈到当年在澎湖被迫入伍，常有同学半夜失踪，“早晨起床时只见鞋子”，那些强迫入伍后不甘心认命的学生，班长半夜把他装进麻袋丢进大海。这是我最早读到的记述。小说家张放也是澎湖留下的活口，他的长篇小说《海兮》以山东流亡学生在澎湖的遭遇为背景，奔放沉痛，“除了人名地名以外都是真的”，意到笔到，我很佩服。然后我读到周绍贤《澎湖冤案始末》，傅维宁《一桩待雪的冤案》，李春序《傅文沉冤待雪读后》，直到《烟台联中师生罹难纪要》，张敏之夫人回忆录《十字架上的校长》，连人名地名都齐备了。 可怜往事从头说：内战开打，山东成为战场，国军共军进行“拉锯战”，山东流亡学生两万多人逃出故乡。国军节节溃败，大局土崩瓦解，山东学生一万多人奔到广州。山东省政府主席秦德纯出面交涉，把这些青年交给澎湖防卫司令李振清收容，双方约定，让十六岁以下的孩子继续读书，十七岁以上的孩子受文武合一的教育，天下有事投入战场，天下无事升班升学。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和在台湾澎湖当家做主的陈诚都批准这样安排。 一九四九年六月，学生分两批运往澎湖，八所中学师生近八千人登轮，八校合推烟台联中校长张敏之为总代表。七月十三日，澎湖防卫司令部违反约定，把年满十六岁的学生连同年龄未满十六岁但身高合乎“标准”的学生，一律编入步兵团。学生举手呼喊“要读书不要当兵”，士兵上前举起刺刀刺伤了两人，司令台前一片鲜血；另有士兵开枪射击，几个学生当场中弹。三十年后，我读到当年一位流亡学生的追述，他说枪声响起时，广场中几千学生对着国旗跪下来。这位作者使用“汴桥”作笔名，使我想起“汴水流，泗水流，……恨到归时方始休！”可怜的孩子，他们舍死忘生追赶这面国旗，国旗只是身不由己的一块布。 编兵一幕，澎湖防守司令李振清站在司令台上监督进行。流亡学校的总代表张敏之当面抗争，李振清怒斥他要鼓动学生造反。李振清虽然是个大老粗，到底行军打仗升到将军，总学会了几手兵不厌诈，他居然对学生说：“你们都是我花钱买来当兵的！一个兵三块银元！”他这句话本来想分化学生和校长的关系，殊不知把张敏之校长逼上十字架，当时学生六神无主，容易轻信谣言，这就是群众的弱点，英雄的悲哀。自来操纵群众玩弄群众的人，才可以得到现实利益！为他们真诚服务却要忧谗畏讥。张敏之是个烈士，“烈士殉名”，他为了证明人格清白，粉身碎骨都不顾，只有与李振清公开决裂，决裂到底。 张敏之身陷澎湖，托人带信给台北的秦德纯，揭发澎湖防卫司令部违反约定。咳，张校长虽然与中共斗争多年，竟不知道如何隐藏夹带一封密函，带信使者在澎湖码头上船的时候，卫兵从他口袋里搜出信来，没收了。张敏之又派烟台联合中学的另一位校长邹鉴到台北求救，邹校长虽然也有与中共斗争的经验，沿途竟没有和“假想敌”捉迷藏，车到台中就被捕了。 最后，张敏之以他惊人的毅力，促使山东省政府派大员视察流亡学生安置的情形，教育厅长徐轶千是个好样的，他“胆敢”会同教育部人士来到澎湖。李振清矢口否认强迫未成年的学生入伍，徐厅长请李振清集合编入军伍的学生见面，李无法拒绝，但是他的部下把大部分幼年兵带到海边拾贝壳。徐轶千告诉参加大集合的学生，“凡是年龄未满十六岁的学生站出来，回到学校去读书！”队伍中虽然还有幼年兵，谁也不敢出头乱动。张敏之动了感情，他问学生：你们不是哭着喊着要读书吗？现在为什么不站出来？徐厅长在这里，教育部的长官也在这里，你们怕什么？这是你们最后的机会，你们错过了这个机会，再也没有下一次了！行列中有十几个孩子受到鼓励，这才冒险出列。李振清的谎言拆穿了。后来办案人员对张敏之罗织罪名，把这件事说成煽动学生意图制造暴乱，张校长有一把折扇，他在扇上亲笔题字，写的是“穷则独扇其身，达则兼扇天下”，这两句题词也成了“煽动”的证据。 徐轶千对张敏之说：“救出来一个算一个，事已至此，我们也没有别的办法了！”澎湖防卫司令部认为此事难以善了，于是着手“做案”，这个“做”字是肃谍专家的内部术语，他们常说某一个案子“做”得漂亮，某一个案子没有“做”好。做案如做文章，先要立意，那就是烟台联中有一个庞大的匪谍组织，鼓动山东流亡学生破坏建军。立意之后搜集材料，搜集材料由下层着手，下层人员容易屈服。那时候办“匪谍”大案都是自下而上，一层一层株连。 做案如作文，有了材料便要布局。办案人员逮捕了一百多个学生（有数字说涉案师生共一百零五人），疲劳审问，从中选出可用的讯息，使这些讯息发酵、变质、走样，成为情节。办案人员锁定其中五个学生，按照各人的才能、仪表、性格，强迫他们分担角色，那作文成绩优良的，负责为中共作文字宣传；那强壮率直的，参与中共指挥的暴动；那文弱的，首先觉悟悔改自动招供，于是这五个学生都成了烟台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分团长，他们的供词就成了其他学生成为匪谍的证明。 每一个分团当然都有团员，五个分团长自己思量谁可以做他的团员，如果实在想不出来，办案人员手中有“情报资料”，可以提供名单，证据呢，那时办“匪谍”，只要有人在办案人员写好的供词上盖下指纹，就是铁证如山。这么大的一个组织，单凭五个中学生当然玩不转，他们必然有领导，于是张敏之成了中共胶东区执行委员，邹鉴成了中共烟台区市党部委员兼烟台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主任。 办案人员何以能够心想事成呢？惟一的法术是酷刑，所以审判“匪谍”一定要用军事法庭秘密进行。澎湖军方办案人员花了四十天工夫，使用九种酷刑，像神创造天地一样，他说要有什么就有了什么。最后全案移送台北保安司令部，判定两位校长（张敏之、邹鉴）五名学生（刘永祥、张世能、谭茂基、明同乐、王光耀）共同意图以非法方式颠覆政府，各处死刑及褫夺公权终身。时为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一日，张敏之四十三岁，邹鉴三十八岁。同案还有六十多名学生押回澎湖，当局以“新生队”名义管训，这些学生每人拿着一张油印的誓词照本宣读，声明脱离他从未加入过的中共组织，宣誓仪式拍成新闻片，全省各大戏院放映，一生在矮檐下低头。当时保安司令是陈诚，副司令是彭孟缉。 那时候，军营是一个特殊的社会，五千多名入伍的学生从此与世隔绝。还有两千四百多名学生（女生和十六岁以下的孩子），李振清总算为他们成立了一所子弟学校，继续施教，我的弟弟和妹妹幸在其中。下一步，教育部在台中员林成立实验中学，使这些学生离开澎湖。 我是后知后觉，六十年代才零零碎碎拼凑出整个案情。我也曾是流亡学生，高堂老母寿终时不知我流落何处，我常常思念澎湖这一群流亡学生的生死祸福，如同亲身感受。有一天我忽然触类旁通，“烟台联中匪谍案”不是司法产品，它是艺术产品，所有的材料都是“真”的，这些材料结构而成的东西却是“假”的，因为“假”，所以能达到邪恶的目的，因为“真”，所以“读者”坠入其中不觉得假。狱成三年之后，江苏籍的“国大代表”谈明华先生有机会面见蒋介石总统，他义薄云天，代替他所了解、所佩服的张敏之申冤，蒋派张公度调查，张公度调阅案卷，结论是一切合法，没有破绽！酷刑之下，人人甘愿配合办案人员的构想，给自己捏造一个身份，这些人再互相证明对方的身份，有了身份自然有行为，各人再捏造行为，并互相证明别人的行为，彼此交错缠绕形成紧密的结构，这个结构有内在的逻辑，互补互依，自给自足。 今天谈论当年的“白色恐怖”应该分成两个层次：有人真的触犯了当时的禁令和法律，虽然那禁令法律是不民主不正当的，当时执法者和他们的上司还可以采取“纯法律观点”原谅自己；另外一个层次，像张敏之和邹鉴，他们并未触法（即使是恶法！），他们是教育家，为国家教育保护下一代，他们是国民党党员，尽力实现党的理想，那些国民政府的大员、国民党的权要，居然把这样的人杀了！虽有家属的申诉状，山东大老裴鸣宇的辨冤书，监察委员崔唯吾的保证书，一概置之不顾，他对自己的良心和子孙如何交代？我一直不能理解。难道他们是把这样的案子当做艺术品来欣赏？艺术欣赏的态度是不求甚解，别有会心，批准死刑犹如在节目单上圈选一个戏码，完全没有“绕室彷徨、掷笔三叹”的必要。 多年以后，我偶然结识一个从火烧岛放出来的受难者，从他手中看见军法机关发给他的文书，他的姓名性别年龄位置之下，赫然有一个项目是“罪名”，并不是“罪行”！罪名罪名，他犯的罪仅是一个名词而已！实在太“幽默”了。 可怜往事从头说：那时逃到台湾的“外省人”，多半因追随国民党，与中共有长年对抗的经验，多半反对国共合作、国共和谈，多半对国民党的党务和政绩有一肚子批评责难，他们甚至怀疑“领袖”是否英明。这些人来到台湾以忠贞自命，以反共先知自傲，烟台联中冤案重挫这些外省人的气焰，他们从此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俯首贴耳。流亡学校的校长和教师受审时，也曾慷慨陈述自己对“党国”的贡献表明心迹，办案人员反问：像程潜和张治中那样的党国元老都投共了，你这一点前程算什么？据说，办案人员指着被告站立的地方告诉他们，全国只有一个人不会站在这里。（除了“最高领袖”以外，人人都可能因叛党叛国受审。）那时土崩瓦解，众叛亲离，他们已完全失去信心。 如果他们当时以杀人为策略，真相大白、局势大好时应该接着以平反为策略，他们又没有这般魄力智慧，坚决拒绝还受害人清白。说到平反，冤案发生时，山东省主席秦德纯贵为“国防部次长”，邹鉴的亲戚张厉生是国民党中枢大老，都不敢出面过问，保安司令部“最后审判”时，同意两位山东籍的“立法委员”听审观察，两“立委”不敢出席。人人都怕那个“自下而上”的办案方式，军法当局可以运用这个方式“祸延”任何跟他作对的人。独有一位老先生裴鸣宇，他是山东籍“国大代表”，曾经是山东省参议会的议长，他老人家始终奔走陈情，提出二十六项对被告有利的证据，指出判决书十四项错误，虽然案子还是这样判定了，还是执行了，还是多亏裴老的努力留下重要的文献，使天下后世知道冤案之所以为冤，也给最后迟来作平反创造了必要的条件。裴老是山东的好父老，孙中山先生的好信徒。 本案“平反”，已是四十七年以后，多蒙新一代“立委”高惠宇、葛雨琴接过正义火炬，更难得民进党“立委”谢聪敏、范巽绿慷慨参与，谢委员以致力为“二二八”受害人争公道受人景仰，胸襟广阔，推己及人。在这几位“立委”以前，也曾有侠肝义胆多次努力，得到的答复是：“为国家留些颜面！”这句话表示他们承认当年暗无天日，仍然没有勇气面对光明。只为国家留颜面，不为国家留心肝，所谓国家颜面成了无情的面具，如果用这块面具做挡箭牌，一任其伤痕累累，正好应了什么人说的一句话：爱国是政治无赖汉最后的堡垒。 《文学江湖》试读：投身广播见证一页古早史 我应该是在一九五○年九月进入“中国广播公司”所辖的台湾广播电台工作，我说“应该”，因为我申请退休的时候，人事室查不到我的到职年月，要我自己填写，我没有用心推算，显然写错了。记得那年中秋，福利社发给每人一个月饼，我刚刚进来，福利名册上还没有我的名字，我的顶头上司资料室主任蒋颐替我争取到一份。中秋节总该在阳历的九月。几个月后，我调任编撰，迎头重任是参与制作蒋公复职周年的庆祝节目，蒋氏一九四九年一月引退，一九五○年复位，一九五一年三月一周年，据此推算，我一九五一年一月或二月已经在编撰科了。 中秋福利只有“一个”月饼，可见那时台湾广播电台很穷。我们坐藤椅，用桌面有坑洞的桌子，领到有臭味的浆糊、有缺口的米达尺，后来调到楼上写稿，脚下踏着有弹性有声响的地板。伙食房长桌长凳，铝制的盘子凸凹不平，生了灰色的锈。男女合厕，日本人遗留的习俗，男生出入眼观鼻、鼻观心。上午有卫生纸可用，用完了，下午不再补充，因为总经理只有上午来办公。有一次某“立法委员”来发表广播演说，内急出恭，无法善后，只好掏出手帕来草草了事。 台湾广播电台的前身是日本“台北放送局”，抗战胜利由“中国广播公司”接收，“中国广播公司”前身是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这个“中央”是国民党中央党部，“中广”公司是国民党的党营事业。那时撤退来台的“中央机关”都穷，“引退”后的蒋公住在阳明山（那时还叫草山），连纱窗纱门都没装，魏景蒙去见他，他一面跟魏讲话一面用手掌打蚊子（后来魏先生做“中广”总经理，常要我记录他口述的资料，其中有这一段秘闻）。“中广”公司从南京撤到台北，副总经理吴道一主持其事，他说那时没钱交电费，没钱发薪水，他想辞职，没人收他的辞呈。他依照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口头指示，变卖带出来的发电机，渡过难关。 当时播音必须照文稿说话，文稿播出之后送资料室永久保管（电台由南京带来很多旧日剪报，上面有播音员播出之后的签字）。有一次外面倾盆大雨，播音员却要播报天气“晴”，那时台湾气象局每四小时发布气象报告一次，没有雷达，没有电脑，气象预报总有些阴差阳错，播音员明知预报失准，他不能更改。还有一次，采访记者赶写新闻，写到“女士”二字， “士”下面一横拉得太长，播音员播出来的是女“土”，电台不能处罚。 广播如此依赖文稿，电台又没有雇佣很多写手，编播人员只有到资料室找报纸杂志上登过的东西，填塞节目内容，资料室必须增添人手，我才有机会到电台工作。那时候我们都没有著作权观念，别人发表的作品拿来就用，后来保护著作权运动兴起，政府修正著作权法，成立著作权人协会，广播电台还是觉醒最晚配合最少的地方。 “中国广播公司”在南京成立时辖有电台三十九座，除了台湾六座、东北四座以外，都是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建造的，创业艰难，功不可没，所以管理处长吴道一虽然交出实权，改任公司副总经理，仍然终身受人尊敬。南京撤退时，许多机关首长只能带出几个左右亲信，若想搬运物资，员工反抗，码头工人拒绝装卸。吴道一能够拆运机器，连图书唱片剪报资料都能装箱上船。 当年广播任务简单，据“中广”公司海外组组长陈恩成博士一份报告说，当年各地建立电台，一律派工程师做台长，工程师建厂房，装机器，竖天线，雇两个年轻的女孩子，买一批唱片，订几份报纸杂志，就可以开播，对工程的投资高，对节目的投资低。我记得他强调中国广播事事都可以移用西洋现成的东西，惟有播出内容必须自己设计，语言风格必须自己形成，节目人才必须自己培养。后来“中广”庆祝成立四十周年，出版了吴道一著《中广四十年》一书，保存许多珍贵史料。书中记述，当年电台组织仅有技术、传音、事务三科，可以说为轻视“节目”提供证明。 你看轻节目，社会就看轻你。资深广播记者潘启元说，抗战胜利后他在南京中央广播电台跑新闻，申请加入南京记者公会，几番力争，公会勉强同意，他是全国广播记者加入记者公会的第一人。民本广播电台台长胡炯心说，内政部职业分类，广播列入“娱乐”，他这才知道自己是个跑马卖艺的。 来到台湾，广播突然十分重要。台湾使用日文五十年，马上改读中文，确有困难，听广播比较容易，政府想借广播普及知识，宣达政令，凝聚共识，此其一。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一切交流的管道俱已严密封锁，惟有电波可以穿越海峡，深入内地，政府想借广播进行对大陆宣传，此其二。世界各重要国家都有专门机构收听外国广播，以便立即了解局势变化，国民政府想借广播打破孤立，争取友邦了解，此其三。有此三者，广播任务重大，层次提高，必须多方罗致节目人才，王大空、崔小萍、杨仲揆、王玫、白茜如、徐谦，还有我和骆仁逸，都在这种情势下分别就位。节目人员身价增高，导致节目和工程两大部门的长期摩擦。 台湾台的台长是工程师姚善辉，下设工程科、总务科、节目科，节目科之外又有播音科、新闻科，还有一个资料室，事实上播音和新闻都是节目工作，资料是为节目服务的，可是单从名称看不出组织系统来。我进电台的时候，省籍名人翁炳荣统率节目部门，增设编撰科。一九五一年三月翁赴日本，邱楠接任，公司给他的名义是节目总编导，统摄新闻编撰、播音资料各科。不久台湾广播电台撤销，业务由“中国广播公司”直营，分设工程部、节目部、总务部，原台长姚善辉任工程部主任，原节目总编导邱楠任节目部主任。节目科升格为部，空间扩大，层级增多，下面设编审组、新闻组、播音组、资料组，眉目就清楚了。 那时无线电广播是新闻事业的尖端，却也是工程设备的幼年，但是对于我，一切都非常新奇。发音室冷气昼夜开放，为了使声音合乎标准，室内铺着很厚的地毯，挂着沉重的帷幕，窗子用整片玻璃镶成，内外两层，里面一层微微倾斜，减少回音，伺候声音像伺候皇后。那时录音机的机件复杂而笨重，用钢针把声音刻在蜡片上，一次一张。后来使用钢丝录音，必须由工程人员操作，节目人员使用录音机，必须工程部门批准，太尊贵了，可是它居然能保存声音反复重现，人定胜天，本是二次大战中研发的秘密武器，岂可视为等闲！唱片还是胶质，速度七十八转，有些沙声，硬脆易碎，怕压怕碰怕摔，那可是进口的奢侈品，送人一张唱片已是厚礼，电台唱片整箱整柜，工友经常捧着厚厚一叠上楼下楼。最不可思议的是，我每天写的文字都会变成声音，四方各地都有人专心收听，怎么可能？居然可能！ 那时“中国广播公司”有全国知名的工程师冯简，据说机器故障播音中断的时候，他能坐在家中用电话指挥修复，无须亲临检查。南京时代有名的男播音员梁栖，方面大耳，音质沉厚，播送政论文稿以声服人，走出发音室的时候满身大汗。重庆时代的女播音员刘若熙，美人迟暮，改调编辑，当年号称“重庆之莺”，与日本的“东京玫瑰”争鸣。想那一九二八年，全国没多少人见过收音机，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中广”公司的前身）训练了一批收音员，他们带着收音机前往各省，每天收听新闻节目和中央要人的演讲，记录缮印，送到当地报馆发表，同时也制作壁报供大众阅览，当年的收音员，还有几位在“中广”公司担任行政工作。这些都是国民党光辉岁月中遗留的人物，后进置身其间，很能感受到历史的厚度。 资料室从南京带来一批图书，话剧剧本占很大的比例，曹禺、洪琛、郭沫若、陈白尘、李健吾、丁西林都有，出版日期都在抗战胜利以前。这些人是左翼作家，这些书是禁书，“中广”把它们运到台湾，也算是一批文物。那些著名的剧本，像曹禺的《日出》、《雷雨》等等，有人用铅笔勾点批注，哪个角色由哪个人演，哪个地方加入分场的音乐，分明是电台导播的作业，敢情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所辖的“中央广播电台”在节目中使用了这些剧本！我仿佛看见一群播音员挤在麦克风前伸长了脖子，共同使用一本书播出节目，那时节目制作如此因陋就简！今天严厉禁止的，正是昨天向各国播送的，“中央”的文化政策如此捉襟见肘！算得上是一个重大发现。 那时“中广”公司总经理董显光，国际宣传的教父，英美新闻界外交界的老朋友，为“中广”争取许多美援。他惯用英文批签呈，无为而治，一律OK，我从他的批示中第一次看到这个符号。有一次节目部签办一件事，送工程部会签，工程部提出相反的意见，董总批示OK。节目部只好和工程部联名再签，问总经理究竟OK了谁的意见，批示下来仍是OK。他娴熟国际社交礼仪，每天服装整齐，见了女同事就鞠躬，对我而言，新奇！ 那时“中广”公司董事长是张道藩，党国要人，领导国民政府的文艺运动。他的作风不同，那时宣传政策由中央宣传部掌握，他轻易不说什么，倒是对行政事务的细节很注意监督。记得当年到新公园游览的人，往往沿着那条水泥小径误入电台，总务部特地在电台入口处左右竖立两根方形的柱子，示意这是电台的大门，又在右边柱子上制作“中国广播公司”大字招牌。张道公看见建造费用的账单，认为贵得离了谱，把负责人叫来“骂”了一顿。他私人写信从来不用公家的邮票，办私事也不坐公家的座车，对我而言也是新奇。 那时台湾电台的待遇很低，我调到编撰科以后，资料室添补新手，有一位小姐应征，她听见月薪只有两百二十元，变色而去，临别留言：“苏俄用农奴工奴，你们这里用文奴！”王大空任广播记者，工作表现优异，言谈诙谐有趣，有时却也愤然自语：“中广！你有本事就饿死我！”只有我很满足，薪水加上稿费，我可以把弟弟妹妹零用金增加到每月五十元，一面计划如何迎养寄居台中的父亲。 那时兰陵王氏子弟多人从上海随上校爷爷撤退来台，分散在联勤各单位当兵，放假的日子，他们想到台北市逛逛大街，没钱买车票，没钱吃午饭，希望我接待。我到上海的那个把月，他们没人请我喝过一杯开水，我追慕上校爷爷县长爷爷的风范，不计前嫌，他们来找我，我奉上新台币二十元，天热可以吃红豆冰，口渴可以喝黑松汽水，饿了可以吃山东大馒头。 那几年，我怎么也存不下一块钱。 台湾电台的外观优雅，看资料，这栋建筑由日本人栗山俊一设计，采用日本三十年代流行的“帝国冠帽式建筑”，想当初是一栋漂亮的建筑。它位于公园一角，那占地七百一十五亩的绿地热带树林、露天音乐台、拱桥池塘（后来又有满园杜鹃花），仿佛是它的庭院。我们在楼上写稿，那时办公室尚未禁烟，同事作家骆仁逸常常把手臂伸到窗外“弹”掉烟灰，他说“我拿整座公园当烟灰缸”。日本把电台、法院、银行、外交宾馆都设在总督府周围，据说是表示对广播十分重视，电台虽在闹市中心，有了公园，也就闹中取静，躲掉多少尘嚣。“陈素卿殉情案”的男主角本是这家广播电台的编辑，殉情案发生后，女主角在感人至深的“遗书”中说，她常坐在公园喷水池边长椅上偷看男主角上班，我们读了遗书，也曾结伴来到新公园，坐在陈素卿坐过的地方瞻望这座小楼，那时我曾设想，谁能在这座小楼里办公真是一种幸福。我怎能知道它内部的诡谲骚动与外观的宁静幽雅恰成反比。 我听到老前辈讲古，抗战胜利，台湾光复，“中广”公司接收了这座电台，可是没办好产权转移。有人提醒经办人：现在实行宪政，有一天国民党不再执政，若是产权有问题，你就不能再使用这座房子了！那人听了大笑，他说怎么会有那一天！他万万没想到，后来本土意识高涨，还没等到政党轮替，房产就还给市政府了。 我由资料员调成编撰，座位靠近玻璃窗，凭窗下望，可以看见一条水泥小径由“总统府”前的大道分支，通往公园的出入口，看见少男少女一对对恋人手牵手走过，看见新婚夫妇抱着小孩相互扶持走过，看见中年夫妻彼此保持三英尺的距离、孩子跟在后面走过。日复一日，听见仪仗队在“总统府”前奏乐降旗，年复一年，双十“国庆”，听见蒋公在“总统府”前、公园旁边的广场阅兵。“双十节”本来放假，“中广”伺候“总统”的阅兵实况和“国庆”文告，节目工程的骨干人员照样上班，而且精神特别紧张。阅兵的时段内，公司大门外站着宪兵，楼上办公室站着穿中山装的内卫，玻璃窗关紧，我们都不可走近窗口。公司楼顶平台上由防空部队据守，架好高射机关枪。新奇之中隐隐有一丝恐惧。 这是一片新天新地，我可以脱去一层皮，换上一张脸，小心谨慎做个新人。 一九五一年我调任“编撰”以后，“中国广播公司”尽力做政治宣传，当时的说法是“巩固领导中心”，“唤起同舟一命的危机感”，抗拒共产主义的扩张。节目内容时时宣扬蒋公的伟大英明，国民党的历史光荣，时时抨击*革命谋略之诡异，统治手法之狠辣。一九五三年，“中广”秉承“中央党部”旨意，负责制作全国电台联播节目，每天晚上八点到八点半播出（星期天延长到九点），“中广”发音，二十一家公营和民营电台同时转播，加紧“意志集中，力量集中”。 政治宣传节目的收听率很低，制作节目的人没有社会声望，节目的内容敏感，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一言丧身，一字倾家，制作节目的风险很高，工作当前，人人缩手。他们欺我年轻新进，把这样重要的使命交给我这个资历最浅、待遇最低的人，我那时还有大头兵思想，任务分派下来，冒险犯难要去完成，听天由命也要去完成。我背后没有大官，左右没有帮派，袋中没有文凭，脑子里没有天才，每天以“傻小子”的姿态横冲直撞，跻入节目部的“三张王牌”，与王玫、王大空并列。 这个工作我做了许多年，积累了许多“没有用的经验”，但是经验可以转化，我的写作倒也因此有些长进。那时党方官方认为宣传就是“自外打进”，就是重复灌输，每一个政治主题都有陈腔滥调，可以反复使用，我曾告诉朋友：“只要学会五百句话就可以吃宣传饭。”那时每逢节日庆典，县市首长都要发表“告全县同胞书”，都在庆祝大会上演讲，秘书从档案里找出旧稿，稍加斟酌，县长拿去照念一遍。那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未久，他们脑子里还存着戈培尔的一句话：“谎言千遍成真理”，他们没提防“真理千遍成空言”。 我那时年轻，不甘墨守成规，竟以在“小说组”修习所得，认为节目的宗旨不能变、技术可以变，主体不能变、角度可以变，内容不能变、修辞可以变。我拿政治节目做我的练习簿，小心实验。蒋公“河山并寿日月同光”不能改变，“万寿无疆”不敢更换，每年此日我看会场和大街，看这四个字的大标语，它们的字体和颜色也年年照旧，远洋轮船沿着人家走过的航道行驶最安全。除此以外，我一个字一个字地改，一句话一句话地改，逢到植树节、青年节、体育节，我更可以放手放胆。我本来食古不化，小说组的同学给我起了个绰号叫“鼎公”，几年下来，我的作文渐渐化难为易，化古为今，化单调为多样，化严肃为平易。 大约是主办政治宣传的缘故，我常常看到“限阅”的文件。限阅是机密和公开之间的一个分类，这些文件可以给许多人看，但是并非所有的人都可以看，那年代新书难寻，报道评论千篇一律，这些文件别有洞天，对我的进境也有帮助。一九五二年十月我读到一篇“奇文”，蒋公主张用“爱”反共，他的训词里面有这样的警句：“爱是永远不会为恨所掩盖的，而且也只有爱，终于可以使恨得以消灭。”他说：“我们今日要召回我们民族的灵魂，提振我们爱的精神，以伦理为出发点，启发一般国民的父子之亲，兄弟之爱，推而至于邻里乡土之情，民族国家之爱，以提高国民对国对家对人对己的责任。”面对中国大陆，他宣示“我们要用爱去使他们觉醒，用爱去使他们坚定，用爱去使他们团结，让爱去交流，让爱去凝固，让爱结成整个民族的一体”。 我大吃一惊。一九五二年，正是蒋公“寒夜饮冰水、点滴在心头”的时候，正是他的心腹股肱高喊“对敌人仁慈就是对同志残忍”的时候，正是“仇匪恨匪”渐成军中教育主轴的时候，蒋公他老人家居然还有这个境界，这表示蒋公心中确有基督信仰（当然他并非“只有”基督信仰）。恰巧“广播杂志”催我写稿，我马上写了一篇《爱的宣传》表示响应，并加诠释。我说反共“要把人民受宰制的痛苦和大多数干部受裹胁驱策的痛苦联在一起，想办法一齐解除，这就是爱，这就是悲天悯人”。我二十几岁能有这般见解，分明也出自基督教的熏陶。总编辑匡文炳看了我的文稿，沉吟有顷，他把训词原件要去查验了，然后发排。十一月六日杂志出版，我打开一看，我的“回声”居然放在第一页社论的位置。 我觉得蒋公这篇训词非常重要，今天国民党力倡台湾和大陆和解共生，当年“爱”的训词更在意识形态上提供了基础。可是这篇训词当时无人转载，无人响应，后来无人引用，各种版本的蒋公言论集都没有收入，“爱的训词”究竟何时何地对何等人所发？我问过研究蒋公思想言行的专家，他也说不出话来。这篇训词竟然成了我的奇遇。 还有一些“无用的经验”终归无用，而今成了茶余酒后的笑谈，也算是“无用之用”了。 五十年代（还可以加上六十、七十年代），台湾的重大庆典都在十月：十月十日，“国庆”。十月二十五日，台湾光复节。十月三十一日，蒋公诞辰。每一个日子都要高质量宣传，节前有酝酿，节后有余波，整个十月都在锣鼓喧天的气氛中。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偏偏定在十月一日，这一定是毛主席的杰作，他真是斗争天才。十月一日这天（甚至前一天），台湾媒体不能有任何喜乐庆贺的表示，广播节目不可祝寿庆生，不可开张剪彩，不可花落花开，不可否极泰来，快乐幸福的歌曲一律抽除，连气象报告播出“长江下游天气晴朗、台湾海峡乌云密布”，治安机关也要查究。这等于迎门一掌，黑巾蒙头，台湾十月庆典的光环都缩小了，光度也减弱了，节目气氛在技术上仍然可以做到兴奋热烈，工作人员在心理上总有戒慎恐惧强颜欢笑的感觉，这种感觉又必然影响节目中的真诚。 局促于大陆十一庆典的阴影之下，台湾媒体十月的禁忌特别多，衰老、死亡、病危、破产、高楼倒坍、孤岛漂流、王朝覆灭、大家庭的专制腐化等等题材一律不可刊出或播出。尤其是蒋公诞辰这天，副刊的连载小说必须重新审视，删去一切可供穿凿附会的意象、形容词或局部情节，如果事关小说的结构和未来发展无法删除，那就“续稿未到暂停一天”。副刊插图不许出现弧形和直线交叉，据说因为它好像是*的镰刀斧头，插图也不许有圆脸光头的人像，据说因为可能是毛泽东的造型。 每年“双十节”，蒋公发表“国庆”文告，“中广”公司照例要现场录音并向全台全球播出。有一年录音效果不佳，两个小段落听不清楚，上下大为紧张。检讨原因，五十年代初期，麦克风的性能没有现在这样好，录音人员限于安全规定，必须和“总统”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能随时调整麦克风的角度。为了避免以后再发生同样的状况，“中广”特地引进一种新型麦克风，你可以称它为伏地式麦克风，一根长长的管子，下面装了脚架，麦克风可以穿越障碍，伸到离“总统”最近的地方，录音人员虽然站在较远的地方，仍然可以操控。工程部到现场装设摆放这些器材，当然经过安全人员的检查和许可，但是蒋公望见了，他很不高兴，责问“这是什么东西”！他大概觉得这玩意儿太像一挺轻机枪吧，于是侍卫立即走过来拆除没收，事后再由总经理魏景蒙出面派人领回来。 一九六○年，蒋公做满两任，他事先公开表示不再竞选连任。那时陈诚是“副总统”，国民党副总裁，还兼任“行政院长”，似乎是当然的接班人，胡适之、梅贻琦、蒋梦麟、王世杰纷纷站在陈诚一边，胡适还公开说：“陈先生可以做‘总统’”，陈诚也没有任何谦虚的表示。谁知蒋氏仍然做了第三任“总统”，他也仍然提名陈诚做“副总统”。选举揭晓的那天，“总统”照例发表演说由“中广”转播，“副总统”照例对“中广”记者发表简短谈话。播出之前，有关工作人员照例试听录音，陈诚第一句话竟是“今天本人当选‘中华民国第三届总统’”，中间少说了一个“副”字。从心理学角度看，陈诚的口误非常有趣，可是那天我们工作人员傻了眼，这怎么办！你必须播出“副总统”的谈话，可是绝对不能要求他再录一次。还是“中广”的名记者洪缙曾和资深工程师黄式贤本事大，两人闭门工作了两个小时，反复试验，好歹把错误掩饰过去。 有一年，某某电台报道“国民大会”开会的消息，有一句话是“美轮美奂的大会堂中间悬挂着‘总统’的肖像”，句子太长，播音时断句换气，说成了“悬挂着‘总统’”，引起惊扰。那时我代理编撰科长，一向注意长句之害，这一次更叮嘱撰稿同仁：“总统”之前切忌有任何动词。可是报馆的同业未能吸取教训，新闻稿说“全体同胞跟着‘总统’走”，那时还是活字平版印刷，同一部首的字容易拣错，加上校对疏忽，结果印成“踢着‘总统’走”…… 我在二○○七年写这篇文章，想到“经验总是没有用的”，因为走出去的脚步不会退回来，以前种种以后不再发生。谢天谢地，大江东去，经验如果还有用处，那就是“古今多少事、尽付笑谈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