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过去的20世纪，是一个革命的年代。从辛亥革命、国民革命到中共革命，三场大革命的领导者无一不是社会的边缘人物，即所谓的小知识分子，由这些无从进入体制核心、被抛到社会边缘的“游士”们，领导一大批流离失所的“游民”们举事起义，上演了20世纪历史中接踵而来的革命大戏。 “游士”与“游民”热衷于革命，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马克思说过，无产者在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然而，最近翻译出版的美国著名的中国研究历史学家周锡瑞教授专著《叶：百年动荡中的一个中国家庭》，却讲述了一个相反的故事。叶氏家族，是明清科举制度下历代为官的精英世家，源出于长江中下游咽喉要镇安庆，后来北上移居天津，与北方的达官要人包括民国大总统袁世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的五兄弟，都在南开中学读书，被称为“南开五兄弟”。就是这几位富五代、官五代，本来在体制中有灿烂的前途，为什么到了1930年代，兄弟五个冒着掉脑袋的风险，一个个都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这是同样为美国的中国研究专家叶维丽教授提出的尖锐问题。 “南开五兄弟”是偶然的个案吗？非也，当年“一二·九”运动中与他们一起投身革命的，有很多在北大、清华、燕京、南开等诸多名校读书的学生精英，他们大多家庭富庶，前程似锦。以我熟悉的已故的“南王北李”——中国自由派领袖王元化、李慎之两位老先生为例，一个是在清华园中长大的书香子弟，另一个出身于无锡富商家庭。当“一二·九”运动席卷而来，他们都义无反顾，加入“民先”，献身于充满激情的革命圣业。“文革”之后，“南王北李”对革命所出现的异化都有过深切的反思，成为思想解放和思想启蒙的两面旗帜。 李慎之先生在世的时候，我曾经与他有过一次深谈，谈到了革命，谈到了年轻时代的选择。那个时候我有一个误解，以为当年参加革命的青年学生，都是一些成绩平平的“愤青”。李慎之对我的无知简直有点愤怒：“哪里！当年‘一二·九’中走在最前面的，都是学校里成绩最优秀、在同学中最有威望的。那些不学无术的家伙，都去抱三青团的大腿了！”我问他：“假如时光倒退六十年，您还会坚持原来的选择吗？”他垂下目光，沉思片刻，声音低沉地回答：“当时没有其他的选择。我们要抗日，国民党不抗日，*要抗日；要民主，国民党搞专制，*反专制。我们是带着自由民主解放的理想奔向*的。只要你当年内心还有一点热血、一点良知，你就不会选择走另一条路。” 在胡适留在大陆的大捆来往书信中，保留着一封当时还是清华学生的吴晗的来信。“九一八”事变之后，这位虽然数学考了零分、却为清华破格录取的明史研究天才，在给恩师胡适的信中，以令人惊讶的激烈语调抨击了在国难面前“卑鄙无耻、丧心病狂的政府”和“麻木不仁、浑浑噩噩的国民”。他悲愤地说：“看着人家出卖你的父母兄弟，听着若干千万同胞的被屠宰的哭声，成天所见到的消息又只是‘屈服’、‘退让’，假使自己还是个人，胸膛中还有一点热血还在着的时候，这苦痛如何能忍受！” 吴晗属于敏感、热血的，其实，对于大多数平津的知识分子来说，东北还是一个遥远之地，“九一八”的炮声并没有改变他们的既有的生活轨迹，闻一多、朱自清、冯友兰、金岳霖等清华北大教授照样在象牙塔中专研学问；梁思成、林徽因还是奔走于山西乡村寻找唐代古寺；叶家的“南开五兄弟”按照父亲的愿望，刻苦读书，希望以后做一个为国贡献的科学家或工程师。 1935年的塘沽协定是一个转折。日本的侵略势力渗透到华北，亡国灭种的危机就在家门口了，但政府还是忍辱负重，步步退让。年轻人在学校里坐不住了，华北之大，安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在20世纪的中国革命当中，民族主义永远是最有效的社会动员。辛亥革命是被反满的族群主义煽动起来的，国民大革命的导火线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五卅运动”，而本来已经逐渐暗淡的中共革命火种，到了1935年，突然找到了新的突破点：高举民族主义的大旗，通过激进的抗日口号与宣传，取得话语主导权，将年轻的学生们吸引到革命洪流中来！ 在中共历史当中，有过两波知识分子加入革命的高潮：第一波是建党之初，陈独秀、李大钊、李达、李汉俊、周佛海、张国焘、刘仁静这些留洋和北大师生们为俄国的道路所吸引，从社会主义的乌托邦想象转向了暴力革命的组党实践；第二波是“一二·九”运动之后，大批著名大学与中学的学生精英从抗日走向革命；而在随后以上海为中心的救国会运动中，包括律师、报人、企业家在内的社会名流也纷纷左倾，成为革命的同路人。真正的革命高潮标志，不是看有多少边缘的“游士”与“游民”投身其间，而是体制内部的分裂，有多少大知识分子和职业人士放弃了稳健保守的中庸立场，自觉地从中心走向边缘，与那些过去不屑为伍的边缘人携手，甚至自愿接受小知识分子的“游士”领导，与来自底层的“游民”们结合，共襄革命的圣业。 一百年前的五四运动是一场个人解放运动，年轻人们从传统的家庭中出走，发现自我，高扬个性，相信一个美好的新世界是由一个个自由而健全的个人主义者组成的。然而，儒家群体价值的丧失，造成了个人内心世界的虚无，而社会的堕落与民族危机，又让他们感觉到，若没有国家的独立和社会的解放，任何个人的解放又是那样地空洞。于是，从1920年代开始，从传统家庭中走出的年轻人们又开始重新寻找新的家庭：一个有着激动人心的“主义”和集体行动目标的革命伟业。 比较起自由主义的点滴改良工程，承诺全盘解决民族与社会危机的革命意识形态，更能吸引救世心切的激进青年，当胡适还在那里慢条斯理地分析中国落后是因为有“五鬼闹中华”（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急不得也，要少谈主义，多研究问题的时候，革命以其美丽而张狂的乌托邦魅力、令人沉醉的集体行动捕获了越来越多的年轻心灵，先是体制外围的小知识分子，然后是体制中的大知识分子。而日本入侵所激发的民族主义热情，再加上政府的无能和官僚的腐败，让更多的知识分子和社会中坚阶层游离出体制，汇入由边缘人领导的革命潮流。 知识分子信任革命，但革命并不信任知识分子。当大批青年知识分子放弃优裕的家庭、灿烂的前途投奔到宝塔山下时，与知识分子有着天生隔膜的“游士”、“游民”们始终对读书人疑虑重重：你们生活如此优越，假如没有人派遣前来卧底，怎么会跑到山沟沟来过苦日子？边缘人加入革命乃是图实在的好处，不是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就是主宰天下的无上权势。他们无法理喻在革命中无实利可图的读书人，特别是像“南开五兄弟”这样的官五代、富五代，参加革命究竟为的什么？从传统士大夫到近代知识分子的忧国忧民情怀，为了家国天下，不惜牺牲一己幸福乃至生命的精神追求，始终与“游士”、“游民”们的功利世界是格格不入的。 于是，整个“一二·九”一代知识分子，在后来的延安整风运动中都饱受怀疑，被作为“失足者”抢救。“南开五兄弟”当中，最早加入革命的老九叶笃成在抢救运动中被关审查，被迫胡编乱造，说自己是受哥哥叶笃正的派遣，到延安来当特务，长期埋伏，试探情报。老六叶笃廉也是“一二·九”运动中入党的老革命，躲过了多次风暴，却躲不过“文革”的大灾难，脖子上挂着大牌子，被红卫兵用“喷气式”公开羞辱批斗。老三叶笃义是民盟中央领导，1957年成为了右派分子。老七叶笃庄经历最为复杂，也最不受组织的信任，被怀疑为美国间谍，两次被捕，家破人亡。当1979平反昭雪回到北京，在家里见到的，只是妻子的骨灰盒。唯一幸免的是老七叶笃正，“一二·九”运动时，女朋友因嫌他不够革命而抛弃了他，叶笃正失落之至，遂脱离了左翼组织“民先”，远走芝加哥大学留学，回国后成为不问政治的大气物理学家，最后获得了国家最高科技奖。 20世纪的中国革命，固然是由“游士”们领导、“游民”们参与的，但每一次重要的转折关头，知识分子们都为民族主义所激励，为政府的腐败所激怒，无路可走之下，最后投身于浩浩荡荡的革命洪流。这不是投机，也无机可投。他们从小娇生惯养，衣食无忧，为了一个精神上的美丽新世界，不惜放弃既有利益和个人幸福，以青春、鲜血和生命去践行一己之信仰。然而，这毕竟不是属于知识分子的一场革命，革命不仅要改造知识分子，而且要将他们边缘化，边缘到“臭老九”的位置。革命一口口吞吃了自己所有的儿女，而首先被吞吃的，便是这些始终得不到信任的对革命忠心耿耿的读书人。 忆往昔不胜感慨。“南开五兄弟”中最年长的叶笃义，一个燕京大学的高才生，中共革命的坚定盟友中共民主同盟的重要干部，当过右派，关过秦城，晚年在撰写回忆录时，起了一个意味深长的书名《虽九死其犹未悔》。一切尽在不言中，这些官五代、富五代，在革命中饱受磨难，改变了许多，唯一不变的是，是那份青春不悔的士大夫精神。 《叶：百年动荡中的一个中国家庭》 作者：[美] 周锡瑞 出版社：山西人民出版社 副标题：百年动荡中的一个中国家庭 译者：史金金/孟繁之/朱琳菲 出版年：2014-7-1 页数：450 定价：58.00元 装帧：平装 丛书：汉唐阳光人文图书 ISBN：97872030848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