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地理学家为先师立传却被指贬损师母――谭其骧子女谭德玮、谭德垂诉葛剑雄名誉权案 [来源:　 时间:2013-07-10 点击量：367] 谭其骧简介 谭其骧，男，字季龙，浙江嘉兴人，1911年2月生于奉天府（今辽宁沈阳），1992年8月28日卒于上海。中国历史学家、历史地理学家。 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毕业于上海暨南大学、燕京大学研究生院。曾任北平图书馆馆员，辅仁大学、燕京大学、国立北京大学和国立清华大学兼任讲师，浙江大学教授。1950年起任复旦大学教授、历史系主任、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此外，还担任过中国史学会理事、常务理事，上海史学会副会长，上海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等职。 作为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奠基人之一，他在1934年协助顾颉刚发起成立了以研究历史地理为宗旨的学术团体――禹贡学会，创办了《禹贡》半月刊。他是中国地理学会的发起人之一，长期任理事，1981年以来任《历史地理》主编。还主持编绘过《中国历史地图集》，主持编纂过《中国国家地图集·历史地图集》，主编过《辞海》历史地理分册等。 葛剑雄简介 葛剑雄，男，祖籍浙江绍兴，1945年12月出生于浙江湖州，历史学博士。 现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并任国际历史人口学委员会委员、国际地圈生物圈中国委员会委员、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委员会主任、上海历史学会副会长等。此外，他还是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政府参事。 曾师从中国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从事历史地理、中国史、人口史、移民史等方面研究，著有《西汉人口地理》、《中国人口发展史》、《普天之下：统一分裂与中国政治》、《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简明中国移民史》（合著）、《中国移民史》、《往事与近事》、《泱泱汉风》、《未来生存空间·自然空间》、《悠悠长水：谭其骧前传》、《悠悠长水：谭其骧后传》、《行路集》、《碎石集》等及论文百余篇。 《悠悠长水》缅怀恩师博学厚德 葛剑雄教授是著名的人文学者，作为历史地理学方面的专家，他出版各类著作近20种，计400多万字。其中，《中国移民史》、《中国人口发展史》、《中国历代疆域的变迁》等书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而他在百家讲坛中有关中国地域文化的精彩讲授，以及他周游世界七大洲，特别是南极探险和非洲之行的传奇经历，则使他的形象通过荧屏走进了千家万户。此外，他还在新浪网上开通了个人博客，通过网络传播历史地理文化知识。 这位知名学者师从我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谭其骧在逆境中始终坚持求真务实、锲而不舍的精神，激励着葛剑雄在学术上精益求精；而谭师善于批判自我、超越前人的境界，更使葛剑雄读到了超越学问本身的精神内涵。在师从谭其骧十多年间，作为他的学生和得力助手，葛剑雄十分注意收集谭其骧的文稿和有关资料，随时记住他的言谈和想法。在谭其骧逝世后，葛剑雄先后发表了几篇记述他学术思想和言行的文章，引起了热烈反响。在收集和整理谭先生资料的过程中，葛剑雄觉得谭先生的学术贡献固然重要，他的精神和人格也同样可贵。为此，葛剑雄改变了只写学术评传的计划，决定为谭其骧写一部全面的传记。 为尽可能真实、全面地反映谭其骧的一生，葛剑雄在谭其骧子女和亲属的帮助下，查阅了大量丰富的历史资料，于1997年10月、2000年2月分别出版了《悠悠长水·谭其骧前传》（以下简称《前传》）和《悠悠长水·谭其骧后传》（以下简称《后传》）两书。1998年，《悠悠长水·谭其骧前传》一书被“席殊好书俱乐部”评为当年“十大好书”之一。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文汇报》等对该书作过报告或介绍。 一纸诉状被诉侵犯师母名誉 葛剑雄没有想到的是，他的两本传记出版没多久，等来的不是谭先生家人的感激和赞许，而是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送来的一纸诉状。2001年9月21日，谭其骧的女儿谭德玮、儿子谭德垂，以葛剑雄侵犯他们已故母亲李永藩的名誉权为由，向西湖法院递交了民事起诉状。 两原告诉称：葛剑雄撰写的《前传》和《后传》两书，故意歪曲事实，对原告已故母亲李永藩进行人身攻击，贬损原告母亲的人格，擅自公开原告母亲及家庭隐私，严重损害了原告母亲的名誉。在诉状中，两原告还详细列举了一些他们认为被告在书中披露隐私、捏造事实，对原告母亲进行诬蔑、诽谤的相关章节内容。为此，两原告诉请：1.判令被告停止侵害，收回并销毁所有尚未出售的、库存的书，在未对有关内容进行删节并经原告同意之前不得再版；2.判令被告在全国性报纸上向原告赔礼道歉，以消除影响，恢复原告母亲的名誉；3.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因诉讼而支出的合理费用包括律师费用等共计2万元；4.判令被告支付原告精神损害赔偿5万元。 两审裁定案件移送上海法院 葛剑雄在收到西湖法院的传票和诉状副本后，并没有立即从实体上进行应诉答辩，而是提出了程序上的管辖权异议。葛剑雄认为，原告起诉时提供的购书发票系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开具，说明原告所指控的侵权行为发生在上海，而不是杭州。且葛剑雄的工作单位和居住地均在上海，原告母亲李永藩生前住所地也在上海。故杭州法院对此案没有管辖权，案件应移送上海法院审理。 2001年11月6日，西湖法院以名誉权案件应由侵权行为地或被告住所地法院管辖为由，裁定将此案移送至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两原告不服，认为侵权作品在杭州市的各大书店均有销售，故杭州应视为侵权行为实施地，为此上诉至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要求此案仍由杭州法院管辖。杭州中院经审查后认为，本案所诉被侵权人李永藩生前住所地为上海市徐汇区，而被告葛剑雄的住所地以及两原告举证的侵权书籍购买地均在上海。两原告称杭州书店亦销售过侵权作品，但未提供相关证据。此案的侵权行为地和被告住所地均不在杭州，遂于同年12月14日作出终审裁定：驳回上诉，案件仍移送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管辖。 三次出庭你来我往争执不下 2002年2月11日，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正式立案受理此案。同年4月19日和7月9日，徐汇法院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其间还进行了一次证据交换。在法庭上，原、被告围绕着两书对李永藩的评论是否有依据、是否损害了原告母亲名誉、是否侵犯了原告家庭隐私等争议焦点，就书中相关章节的具体内容进行了激烈辩论，并各自提供了原告父母亲友的证人证言、谭其骧先生的日记等大量证据。 原告认为，被告在《前传》中采用排比、对比的修辞手法对原告父母的品行进行评价，在肯定原告父亲的同时，却全面贬低了原告母亲的人格，如“谭其骧性情淡泊，不愿广泛交游，也不愿趋附名人权贵；李永藩喜欢热闹，乐于应酬，虚荣心强，以结识名流为荣……”等等。对此，被告认为，书中对李永藩的描述和评价都有事实根据的，将谭其骧和李永藩的为人进行对比，是为了说明两人从一开始就有很大差异。书中所列举李永藩的缺点，并不是对其一生的全面总结，也没有作任何夸大和渲染。 原告认为，被告在书中对原告父母的夫妻关系等进行了描述，并对李永藩错划为右派的事件进行了不适当的评价，均侵犯了李永藩的隐私权和名誉权。被告认为，其对李永藩的描述和评价完全有事实依据，也是其他人所知道的，并不暴露个人隐私。凡是他人不知情或能够避免涉及的，被告在书中尽量不与提及，或作抽象的、一般性描述。且在《前传》出版前，被告曾将原稿中涉及原告父母、家庭的内容，交给原告谭德玮看过，其并未作根本否定，只是对用词提出些意见。 第二次庭审中，两原告以被告在法庭上借答辩之机，继续侵害原告母亲的名誉权和隐私权为由，当庭增加诉讼请求：判令被告立即停止继续侵害原告母亲的名誉权和隐私权，并就上述侵权行为向原告书面赔礼道歉。 学者致歉法官认定并未侵权 就在第二次开庭后不久，被告葛剑雄向法院提交了一份致两原告的《致歉书草案》，内容为：尽管撰写《前传》和《后传》两书目的是为了全面如实反映恩师的一生，对师母李永藩并无恶意，但对恩师子女的感情考虑不够，书中某些用词分寸不够准确，个别情节表达得不够确切，造成原告精神上的不愉快，对此深表歉意！希望得到谅解。 2002年12月30日，徐汇法院对本案作出一审判决，认为：两原告母亲李永藩已死亡，虽依法不享有名誉权，但在其死亡后，其名誉利益仍然受到法律保护。《前传》和《后传》两书作为人物传记，其创作素材应来源于生活，对人物的描写应当力求客观、公正。被告在书中对谭、李的夫妻关系以及对李永藩的为人作了一定的评判，只是对李一段时期内的概括，并不具有全面性，也非总结性评价，且均有一定的事实根据，并非原告所称捏造事实，或以偏概全。关于李永藩被错划为右派一节事实，由于是我国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产物，现已有了正确结论，并不会因此造成原告母亲社会评价的降低。被告作上述描写只是对真实历史事件的反映，不属于个人隐私范畴，在书中予以适当公开并无不妥。综上，被告无侵权的主观故意，被告在其作品中并不存在侮辱诽谤原告母亲的情况，未作出不利于李永藩名誉利益的不当评价，也未涉及原告家庭的隐私，故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两原告不服，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市一中院审理后认为，虽然葛剑雄在写作中参考了诸多资料，但疏于考虑李永藩子女的感受，“书中某些用词分寸不够准确，个别情节表达得不够确切”，存在一定的不妥。由于系争作品中没有捏造事实，只是以作者的角度看待他所了解的李永藩，其观点不能左右了解事实真相的人的评论。由于葛剑雄没有刻意加大笔墨描写李永藩的形象，也没有使用侮辱、诽谤、恶意中伤的词汇，广大读者所关心的是谭其骧的生平、为人，同时会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去看待李永藩，故李永藩的社会评价并未因此而降低。葛剑雄在法律上没有构成对李永藩的侵权，遂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点评 一、走出死者名誉保护的“误区” 死者的名誉应受法律保护，这一观点已为广大公众所接受。因为，人死后虽其肉体和精神归于消灭，但其生前的行为和表现，并未因其死亡而消失，仍可作为人们的评价对象。且名誉具有约束人们行为的作用，如果公民死后，名誉得不到保护，其作为一种社会品德标准，就会失去约束作用。我国立法对此也持肯定态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规定，死者名誉受到损害的，其近亲属有权向人民法院起诉。但是，人们由此也会对死者名誉的保护产生一些认识“误区”。 “误区”之一：死者也享有名誉权。关于死者名誉保护问题的根据，理论界曾普遍主张名誉权说，认为死者和生者一样仍然享有名誉权并受法律保护。我国司法实践也曾采用这一观点，并在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复函和下级法院的判例中有所反映。但随着我国人身权理论的发展，这一观点逐渐被摒弃。因为名誉权说与民事主体制度的基本原则是相矛盾的。名誉权作为自然人的一种人身权利，始于出生，终于死亡。在法律上，死者不可能成为权利主体，即不可能继续享有名誉权。死者的名誉依然有受到法律保护的必要，但不再体现为一种权利，而体现为一种利益、法益。正如我国台湾学者史尚宽先生所说：“侵权行为侵害的客体为个人的利益，此种客体可以是权利，也可以是其它的利益。”如今我国民法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也已普遍采纳了这一死者名誉利益说。 “误区”之二：侵犯死者的名誉即侵犯死者近亲属的名誉权。由于侵犯死者名誉的案件往往由死者的近亲属起诉，因此有人认为死者对其名誉受损已无法感知，其近亲属因与死者的特殊人身关系而感同身受，故侵犯死者的名誉权其实就是侵犯死者近亲属的名誉权。其实，这种观点完全模糊了保护死者名誉的目的。从立法目的看，保护死者名誉是为了使死者生前的名誉在死后不遭毁损，生前得到的社会评价在死后得以维护，而非维护死者近亲属的名誉。从侵害结果看，损害死者的名誉也并不必然侵害其近亲属的名誉。更何况，如果死者没有近亲属，是否就意味着其名誉不可能受到侵害？这显然是不合理的。法律赋予死者近亲属的诉讼权，是基于他们是与死者关系最密切的人，在起诉和举证证明死者名誉情况方面处于便利地位，不能因此而将侵犯死者名誉和侵犯近亲属名誉权相混淆。 二、避开纪实文学侵权的“雷区” 纪实类文学，包含人物传记文学、回忆录、报告文学、访谈录，还有一些纪实性的散文等，是文学创作中很大的一个类别。纪实类文学既必须尊重事实，又要进行必要的文学包装，实践中由于难以把握好这个尺度，因此近年来被诉诸侵权的案例越来越多。纪实性文学并不像人们通常认为的只要依样画葫芦写出来就可以，它对作家的文化素养、社会阅历、哲学思辨力要求都很高。作家要在表现真实事件的同时又体现文学的感染力量，有时就像是“戴着镣铐跳舞”。因此，如何避免踏入侵权“雷区”，就要求作者在真实性和文学性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 首先，必须遵循真实性原则。在写作过程中，要脚踏实地，准确记录，引用资料时，要善于辨伪，不能偏听偏信。要用事实说话，对历史的、现实的人和事，给予充分的尊重，给写作对象一个本质的、完整的判断。 其次，作者应把握好行文分寸，读者对适度的艺术渲染也应包容。纪实文学既然是文学，就不应是原始素材的简单堆砌，应该给予作者一定的艺术创作空间。中国自古文史不分家，《史记》就有很多文学性描述。况且，文学创作发展到今天，越来越重视人性和个性，刻画人物不再千篇一律或者“高大全”，往往是张扬着个性，充满矛盾的文学或艺术角色才具有大众喜爱的魅力，如《亮剑》中的李云龙等。因此，在不违背事实的情况下，公众应该尊重作家在表现文学艺术方面的权利。特别是在人物传记作品中，出现一些作者个人的观点或评述性的语言，即便是带有些负面评论的，只要是客观真实的，公众对此也应予以包容。 本案中，葛剑雄在作品中虽然对原告母亲李永藩作了一些负面的评论，但并未捏造事实，也未构成对死者社会评价的贬损，因此法院认定不构成侵权。当然，作者在行文时，尤其是在发表个人观点或对主人公进行评论时，也应尽量避免使用感情色彩强烈甚至是偏激的语言，可以引用各方面的事实或各界评论，让读者作出公平判断。本案中，法院在判决书中也指出了被告一些用词分寸不够准确，个别情节表达得不够确切。 三、划定公民隐私披露的“禁区” 由于我国法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对隐私权保护未作明确规定，过去受害人往往通过请求名誉权、肖像权保护的途径，来寻求法律救济。随着社会生活的进步和发展，对公民隐私权应予保护的观念已深入人心。但迄今为止，“隐私权”尚未作为一项独立的人身权利写入我国的民事法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中虽然明确了对公民隐私的保护，但仅将隐私作为一种人格利益，仍未形成较为完整的对隐私权进行保护的法律体系。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涉及公民隐私的文字、照片、视频，通过报刊、电视、网络等被披露，甚至在互联网上出现了“人肉搜索引擎”，查找并公开他人的个人信息。隐私权保护正面临新的挑战，公众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我们亟需为隐私权保护划定一个“禁区”，以阻却不法侵害，提供更明确有力的法律保障。 一是要尽快完善立法，明确对隐私权概念的界定。在考虑我国基本国情的同时，积极关注国际上的立法趋势和立法动态，形成我国隐私立法的一般方式和原则。对隐私权的定义、权利内容、侵权构成要件、法律责任等，作出全面、完整、明确的规定，并区别于名誉权、肖像权等相关权利。 二是要合理界定受法律保护的隐私范围。当前有一些人对自身隐私权的保护有极端化的倾向，认为有关自己的一切信息都是隐私权保护的范围。但事实上，任何个体都是社会人，其个人信息总会不同程度地与他人的、社会的信息有融合、有交汇，也会被他人或公众知悉。此外，个人信息的保护还不能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如公众知情权、国家追诉犯罪权等），在特殊情况下，与宪法所保护的其他权利或利益发生冲突时，需要进行权衡。因此，需要通过司法解释或司法审判实践等途径，在保护隐私权和其他权利之间找到合理的平衡点，引导民众正确认识、解读隐私权的界限。如本案中，由于葛剑雄所著《悠悠长水》主要是记述谭其骧的生平事迹，不可避免地会涉及谭妻李永藩的相关信息，法院通过判决确认，对这些情况的描写只是对真实历史事件的反映，在书中予以适当公开并无不妥，并不构成对李隐私权的侵犯。 三是要为隐私权保护提供更好的保护屏障。如加强对文学作品的涉隐私权审查，严格网站的论坛维护监管责任，以及积极运用网络安全防范、邮件或网络聊天加密技术等先进的科技手段，等等，有效降低隐私权被侵犯的风险，给公民隐私提供更为安全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