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复旦旧人旧事之二 按： 这是我二〇〇四年写的旧稿，是继回忆周予同之后的第二篇讲复旦旧人旧事的稿子。我与谭其骧老师相处的时间比较长，从五〇年进学校起，一直在工作上有来往，这篇忆文是根据他日记及几位同学一起回忆凑合起来的，讲谭先生在参加土改中的那股认真劲儿，以及他如何深受当地贫下中农欢迎的状况，他所表述的当时农村贫穷的情况非常真实，讲了五河、灵璧地区的地理历史典故，讲了他夫妇生活中的苦恼，说实话有一些细节，我还是有保留的，有时候出于善意，在某些细节上为尊者讳，还是应该的。当时没有地方发表这篇文章，过了六年偶尔翻到这篇旧稿，觉得还是有点意义，意义在于谭老师日记所记录的真实状况。它有别于正规的新闻报道和纪念文章，如果着眼点在宣传和舆论导向，那就难免有官腔和官话。现今时尚提倡讲真话，谭先生的日记是讲了真话，不是为了给别人看，是出于所见所闻在自己内心引起的感慨和记录，故能记录当时的真实情况，没有为了给人看而有的那种虚情假意，或者为了防止出漏子而有所隐，所以一是一、二是二地真实动人，它有别于场面上的官腔官话，故他的日记值得一读。葛剑雄的《悠悠长水，——谭其骧前后传》实际上是谭先生日记的摘录。他日记的原稿在复旦历史地理研究所谭其骧文库那儿，这个日记比较详细地记录了他五○年以后的生活和工作，以及他的心路历程，这四十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风风雨雨的四十年，谭先生是知识分子中的幸运儿，这可以帮助我们透过一个一个知识分子四十年的经历，理解这段历史是怎么走过来的。我真希望它能早一日真实地，一字不改地面世。再具体地说，他自五〇年进复旦到九一年去世，前后四十一年都在复旦大学历史系从事教学、科研和行政工作，特别是绘制中国历史地图的工作是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其艰难历程，牵涉到方方面面的人员，上自毛泽东、吴晗，下面牵涉到历史地理研究室的工作人员。这四十年牵涉到知识分子参加土改，思想改造、整风反右、学术争鸣、四清、特别是文革十年，他们是怎么过来的。我由于自五六年起便联系他负责的绘图工作，其中的风风雨雨，是常人难以想象的。退一步说他的日记至少对我们了解这四十年复旦大学的历史，特别是历史系的真实的历史过程有帮助。有许多事要过许多年回过头来看，才能摆脱某些偏见，才能真正懂得它的价值和意义。有许多人和事，已过去那么久了，据我所知，日记的内容没有涉及任何当今敏感的问题，所以应该没有什么可以忌讳了吧！对于历史研究，只有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上，后人才能获得有益的经验教训。这个问题，我在今年七月十一日，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第四次修纂工作会议上，向中华书局徐俊先生提出过，其实，复旦出版社，与历史地理研究所也应该考虑一下这个事情。我这篇文章只讲他参加土改那段历史。 谭先生离我们远行已有十三个年头了，谭先生的一生是勤恳治学的一生，他在中国沿革地理上有划时代的成就，他主持绘制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历尽艰难终于完成了，它将世世代代造福于后人，虽然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了，由于过去与他的长期交往，故而谭先生的形影仍惟妙惟肖地不时萦绕在我的梦际，他与我们上个世纪五0年入学的三十五个学子，几乎是同时跨入复旦大门的，在复旦历史系的许多老师中，他是我一生相互以师生相处时间最长的一位，前前后后有四十年之久。在葛剑雄编的《悠悠长水——谭其骧前传与后传》一书中，先生在不同的日子里，历记了几乎是我们全班同学的姓名，而我的姓名又是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翻阅他的日记，许多往事皆历历在目，而他那栩栩如生的形象也牢牢地刻在我们同学心目之中。时光过去半个多世纪了。当年的少年郎都已成了白首翁，去年和今年大家重新分别在刘寅生、徐连达诸同学的新家聚会话旧的时候，谈论最多的仍是我们的谭先生。而且离不开他那本日记所记录的我们共同的经历。在同学们七嘴八舌的议论中，他生活的一招一式又是那么活灵活现，他那为人的方式更显现出他是那么有血有肉的性情中人，他上课治学则是那么认真，而且事事与人较劲，他喜怒哀乐的情感流露则是那样的尽情又尽兴。记得一九五六年末迎新年全校老师的聚餐晚会上，我们历史系的教师在第一教学楼，1233教室，在陈望道校长主持下，大家尽兴痛饮，结束时，他是醉倒在教学楼的台阶上，我是扶着他一步一步地回家，一路上酒言酒语说个不停。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那个时候知识分子的心情是欢快的，亦可见五二年的思想改造运动并没有在大多数知识分子心中留下什么阴影。综观其一生，他毕竟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中难得的幸运儿，这就是我们的谭老师啊！所以，本文要说的事，有许多是我们这些老同学共同的记忆，当然也有一些是我个人的记忆。 新同学与新老师一起参加迎新晚会 在五0年九月，我们办完新生入学手续以后，全系师生在寒冰馆529教室举行迎新会，会议由系主任周予同主持，师生围成一个圆圈坐在一起，教师在内圈，学生在外圈，中间空一个圆圈。这次迎新会不仅是欢迎新同学，也欢迎新来的老师，那就是谭先生，那年谭先生才三十八岁，身上穿了一件长衫，戴了一副眼镜，剃的是一个平顶头，脚上穿了一双布鞋，身材不算高，看上去却非常英俊，在那次迎新会上，他也站起来发了言，他说自己一定追随诸位前辈之后在历史系尽心尽力上好课，带好学生。 谭其骧是从浙江大学来复旦的，四九年前谭先生任教于杭州的浙江大学和上海的暨南大学，每周二在二地往还奔波。四九年杭州解放后，学校被接管，决定历史系停办，留校的教师转教理论课或中国近代史，谭先生不愿转行，所以便决定离开浙江大学。他在暨南大学的学生先他转到复旦历史系了，对谭先生的授课有深刻的印象，所以他们向系主任周予同推荐谭先生，虽然二人并不相识，周予同先生立即去信聘了谭先生，五0年九月谭先生便应聘来到了复旦大学历史系，同时举家迁居到筑庄。可见那时人事调动工作没有现在复杂，他居住的筑庄即如今的第七宿舍，二层的小楼，我去过许多次，楼下是客厅，楼梯走廊上都堆满了书，人只能侧着身子走，我们去时师母娘也很客气，那时他的孩子还年轻，常在客厅上进进出出。 去皖北参加土改 谭先生来复旦后遇到的第一件大事，便是去皖北参加土地改革，据华东教育部的要求，复旦文法学院部分教师和二、三、四年级的同学共656人去皖北参加土改，组成土改工作队，由周予同任大队长，朱伯康与余开祥任副大队长，于五一年十月七日浩浩荡荡奔赴皖北，先后在五河、灵璧参加两期土改运动，接受阶级斗争的实际锻炼，学校的土改工作队乘火车自上海到皖北，乘船经临淮到了五河县便与已在当地的华东土改工作团汇合，混合编组，第一期土改在五河，谭先生被分在乔集镇参加土改，工作队的组长是华东土改工作团的陶惠，当时县以下的行政区划是区，区以下是乡，乡以下是村，由四个村搞联防，土改时大体上由四个自然村构成的联防为一个片，由一个土改工作组掌握这个片的土地改革。当时，在村里的组织设有农会，民兵，妇女会；村有村长，乡设置乡公所，区设置区政府，工作队进村以后由乡干部事先安排好去住宿的农户家，与农民同吃同住。整个土改的过程大体上有整顿和扩大农会，宣传土改的政策，调查农村状况，发动贫雇农诉苦，先参加区乡斗争地主富农的大会，然后在村里召开斗争地主富农的会议，然后是查勘土地，分配作为斗争胜利果实的地富财产，包括土地、房屋、牲畜、农具和粮食，张榜公布分配的办法，胜利果实要在贫雇农中依照人口进行调剂，要做到各物归户，片与片之间，地少人多，地多人少的则要互相调剂，账目要公开，土地要丈量，最后选举新的村干部，并在乡里召开庆功大会，焚烧旧的土地契约，宣告土改结束。乔集镇是一个只有一百四十户的小集镇，乔集的土改自十月二十八日起至十二月五日便宣告结束。整个土改工作团便转移到灵壁县，谭其骧被任命为工作队的副组长，要具体去负责城厢区西叶村的四联防村的土改，正组长姓孙，是华东土改工作团的人。自十二月十九日进村起到一月二十二日便完成了第二期土改的全部过程，在这三个半月的土改历程中，谭先生在日记中给我们留下了详尽而又生动的描述以及他对土改的思考。 小儿参杂其间，鸡鸭游行会场 在乔集土改时，他在日记中说：乔集于全乡最为贫瘠，居民每值水灾，十之八九皆逃荒，故全村鲜有未尝至南方者。其中有的人还到上海要过饭，在复旦大学德莊学生食堂那儿要过饭，还说学校的伙食好，同学们听了，一脸惭愧。在发动群众阶段，他在日记中说：“连日工作困难，群众对地主仇恨心不高，而对顽干（指解放前的村干部）与二流子反痛恨，贫雇农中间闹小纠纷，诉苦对象多非地主。”可见在农村基层，干群之间的矛盾，实际上往往就是官民之间的矛盾，这个问题由来已久，迄今为止，始终是如何保持基层政权稳定的大问题，否则的话，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在召开农会会员大会时，他在日记中说：“场上秩序乱极，或笑或谈，小儿参杂其间，鸡鸭游行会场，当主席对一意见提付表决时，请同意者举手，寥寥一二人；请不同意者举手，仍止一二人；非重复表决数次无法得到结果，而群众举手与否又与陶（惠）之意见为转移。”他还说：“如何使民主能集中，思过半矣。”民主制的建立，特别是在农村，不是一朝一夕一蹴便成的呀。如今喜欢讲宪政的朋友，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他们太迷信选举了，在农村搞直选，现在也难，何况乡县一级搞直选更难，他们只会从西方书本上搬，对中国的国情一无所知。十一月二十日在乔集镇斗争地主时，他在日记中说：“上午斗王振国、王安国、张学申三人，学申父为恶霸，管公堂去年已死，学申好人，现家中仅有薄田四十亩，内四亩水浇，生活不及贫雇农，斗争中群众皆发笑，余为之莞尔。”言下之意为怎能以家庭出身来区划本人的成分呢？所谓管公堂，就是管理地方上的一些公共事务，也就是解放前的乡村干部，乡公所或者保甲长之类，只要有权利在手，公共事务，要过他的手，他就能称霸一方，今年七月八日，《南方周末》调查栏，题为《履带下的身躯》的文章介绍了今年六月二十六日发生在广西桂林资源县中峰乡，东田弯村的惨剧，惨剧发生在东田弯村下属的朝宝窑自然村。一个村委会的副主任，为了争夺平整土地施工项目，开挖掘机的司机在挖掘机上叫嚷“你朝宝窑来多少人我就压死多少！”于是他就开动挖掘机压人，当然，这不是个人行为，显然背后有人，居然能指使人用推土机活活压死一个老人，他的儿子讲：“我眼睁睁地看着，挖掘机的履带压过我父亲的脚背、小腿、父亲先是仰面向后倒地，履带压过他的大腿和躯干，直至头顶。”从照片上可以看到整个人被挖掘机压扁的惨状，这不是什么交通事故，这是故意杀人示威，事后这位名叫程玉红村副主任，居然叫嚷：“你们来多少人我就压死多少人”，“压死一个人太少，至少压死三个”为什么他能那么横行霸道，因为县里有他哥哥当局长，乡里有人庇护他，乡干部与他的关系最铁，这个程玉红为了包揽工程，如此称霸一方，还不是一个有保护伞的黑恶势力嘛！为什么黑恶势力会卷土重来，因分散的个体经济，是黑恶势力存在的社会基础，地方黑恶势力的抬头恐怕不是一事一地的问题。在朝宝窑自然村那种情况下，搞直选选举乡村干部，能有什么公平公正可言吗？讲宪政，迷信直选的朋友，不妨去那儿试一试便知道可不可行了。选举不是万能的，只是一种形式，可不能迷信。不打掉或改变乡村政权黑恶化，农民是抬不起头来的。怎么打？建国初派工作组下农村发动群众斗恶霸的经验还是值得借鉴的。如果在村镇要搞直选，先要清洗那里的黑恶势力，否则选举怎能有什么公平、公正可言，弄不好还会让黑恶势力合法化，更苦了当地的老百姓。重庆的打黑说明那些黑势力的头面人物和保护伞不都有什么“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合法的挂冠吗？选举只可能是形式上的民主，不可能自动实现实质上的民主，真正的民主得看百姓们在实际生活中，在政治、经济、文化上有没有主人翁的地位，他们有没有充分的知情权和话语权，有没有充分表达自己意见的意愿和场所。网络的可贵就在于它在这方面开了一个口子，让人们有一个公开面对大众说话的地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