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历史上，有些王朝和割据政权是由非汉族建立的。例如鲜卑族建立的北魏，靺鞨族建立的渤海国，哀牢族建立的南诏，契丹族建立的辽朝，党项羌族建立的西夏，女真族建立的金朝，蒙古族建立的元朝，满族建立的清朝等等。 　　由东胡而鲜卑，由鲜卑而契丹，是我国古代北方契丹族的简单发展线索。据韩国史书《三国史记》的记载，契丹民族出现在史乘的最早的确切记载是公元378年。《魏书》始有专门记载契丹的《契丹传》。隋唐时期，契丹先后经过大贺氏和遥辇氏两个部落联盟时代的发展而逐渐强大起来。 　　唐代末年，中原纷乱，藩镇割据。契丹贵族首领耶律阿保机也乘机统一各部。进而在中国北方建立了时称“契丹”时称“辽”的王朝（907-1125）。公元907年是唐朝灭亡的年份，也是后梁和契丹王朝建立的年份，形成国史上的第二次南北朝。辽朝大致与五代和北宋相始终。 　　一般老百姓对辽朝可能比较生疏，但提起杨家将的故事或京剧《四郎探母》，可以说妇孺皆知、家喻户晓。杨四郎所处的番邦就是辽朝。四郎探母是民间传说，并不是历史事实。有趣的是，《辽史》卷六十四《公主表》记载刘三嘏和刘四端兄弟均娶了辽圣宗的公主。他们都是唐代刘怦的后人，而刘怦乃刘备后裔。 　　前几年，中国科学院的植物学家去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考察，发现林东镇的辽上京古城长着一种名叫骆驼蓬的骆驼爱吃的植物。这种植物中国其他地方没有，只有辽上京古城有。它原产中亚，应该是种子粘在来往于丝绸之路的骆驼身上，无意中落根于辽上京的，从辽朝一直自行繁衍下来。这说明辽朝向西控制着丝绸之路，向北控制着蒙古高原。俄语中至今犹称中国为“契丹”，可见辽朝影响之巨。 　　在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末年灭渤海国后，版图东到日本海。辽太宗耶律德光出兵援助石敬瑭建立后晋，石敬瑭向契丹割让燕云十六州。据《辽史》卷三十七《地理志一》，辽朝疆域最盛时“总京五，府六，州、军、城百五十有六，县二百有九，部族五十有二，属国六十。东至于海，西至金山，暨于流沙，北至胪朐河，南至白沟，幅员万里”，是当时亚洲最强大的国家。 　　根据史书记载和今人研究，辽朝于公元907年始建国时，是以民族名称“契丹”称国号。由于燕云十六州的并入，为了笼络当地汉人，辽太宗耶律德光于公元938年把国号改为民族色彩不太浓厚的“辽”，把年号改为“会同”。辽圣宗耶律隆绪于统和元年（983）复改国号为“契丹”。辽道宗耶律洪基于咸雍二年（1066），又改国号为“辽”，直至亡国。辽朝的国号两次称“契丹”，两次称“辽”，称“契丹”和称“辽”的时间各一百多年。史家一般把整个朝代称为辽朝。然而根据对契丹文字的解读，辽朝实行“契丹·辽”或“辽·契丹”的双国号制度。至于在什么情况下称“契丹·辽”，又在什么情况下称“辽·契丹”，也是有规律可循的。在汉字文献称国号为“契丹”时，在契丹文字资料中称国号为“契丹·辽”，即把双国号中的“契丹”放在前面。例如刻于重熙二十二年（1053）的契丹小字《耶律宗教墓志铭》第一行开始的五字为（大中央契丹辽国之）；在汉字文献称国号为“辽”时，在契丹文字资料中称国号为“辽·契丹”，即把双国号中的“辽”放在前面，例如刻于寿昌五年（1099）的契丹小字《耶律奴墓志铭》第一行开始的四字为（大辽契丹国之）。根据对契丹文字的解读，国号“辽”为“辽远”之义，与辽河没有关系。 　　辽朝实行一国两制，“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虽有首都辽上京，而皇帝又不经常住在首都，而是随着季节变化四时捺钵（契丹语音译，义为“行在所”）。辽代的政治中心不在首都而在捺钵。既有契丹人从事的游牧业，又有头下军州汉人经营的农业和手工业。 　　辽朝共传九帝（太祖、太宗、世宗、穆宗、景宗、圣宗、兴宗、道宗、天祚帝），于保大五年（1125）被女真人建立的金朝灭亡，“享国二百一十九载”。 　　辽朝灭亡后，经过金、元两代的民族大迁移和大融合，契丹人就逐步融合到其他民族中去了。早在清代乾隆时期，就有人提出达斡尔族就是契丹族大贺氏的说法。 　　199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国医学科学院牵头向国家科委申报了《分子考古学》的课题，内容是用现代科技研究契丹人到哪里去了。社科院由陈智超先生负责，医学科学院由杨焕明（中国遗传学学界的权威专家）先生负责。两个科学院都是我国的最高权威学术机构，成员除了陈智超先生和杨焕明先生之外，还有刘凤翥、李锡厚、刘春芸、吴东颖、塔拉、齐晓光、陈棠栋和李兴盛。我们提取了乌兰察布盟博物馆收藏的契丹女尸的手腕上的骨头做标本，从内蒙古考古所发掘的耶律羽之家族墓、耶律祺家族墓等墓群出土的有契丹字墓志，证明其确为契丹人的牙齿和头盖骨中提取遗传基因。我们还去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提取八十位达斡尔族男生的血样来提取遗传基因。去云南省保山市和施甸县提取自称是契丹后裔的八十位阿莽蒋姓“本人”的血样来提取遗传基因。我们把契丹人遗传基因与达斡尔族和阿莽蒋姓“本人”遗传基因进行比对，最后证明他们都是契丹后裔。我们所做的基因测定从文献学和医学上都具有中国最高学术权威。 　　云南阿莽蒋姓“本人”是契丹后裔的证据在于世代传承的广大民众对契丹民族的记忆和深厚的民族认同感。每家每户的祖宗牌位上都写着“耶律庭前千株绿，阿莽蒋氏一堂春”的对联。施甸县木瓜榔村有一个据说建于明代的蒋氏宗祠。在民国时期维修过，大门上刻着国民党的党徽，墙上绘有孙中山的遗像，遗像下面有“总理遗嘱”。当时修祠堂的阿莽蒋姓“本人”的民族好多都是汉人，但都认同是姓耶律的后代。在民国时代，少数民族没有便宜可占，说明至少在那时阿莽蒋氏族人就认同自己是契丹后裔，再加上基因测定，已经能证明云南的阿莽蒋氏族人是契丹后裔。这说明阿莽蒋氏族人认为自己是契丹后裔是历代口头相传、由来已久的，已经深入人心，是全体族人对契丹民族的心理认同感和归属感。所以施甸阿莽蒋是契丹后裔，已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某些人为了说明其为契丹后裔，往往出于心切而制造假证据。我认为《阿苏鲁墓碑》上的契丹字和《青牛白马图》就是今人制造的，不是古代文物。 　　由于我当时认识不够，曾在孟志东先生所著的《云南契丹后裔研究》（中国社科出版社1995年出版）一书的序言中说：“孟先生专著中所揭示的一些碑刻上的文字确确实实是地地道道的契丹文字，是两种契丹文字中的契丹小字。例如《阿苏鲁墓碑》中刻的由两个原字拼成的意为‘首长’那个契丹小字，就刻得极为规范，一笔也不多，一笔也不少。”鉴于我在契丹文字学界的地位，我的话影响了许多人。大家都相信我的话，认为云南契丹后裔的墓碑上有契丹字。这是我应当向广大读者道歉的。 　　什么事情都有一个认识过程。陈乃雄、孟志东和杨毓骧都写文章说云南契丹后裔的墓碑上有契丹字。云南省施甸县最早的契丹人后裔墓碑上的契丹字是在《阿苏鲁墓碑》上。上边有个契丹字。这个（一般写作）字的意思是“首长”，我曾误认为这个字很了不起，说明清朝道光年间契丹后裔还能认识契丹字。 　　真正看出问题的是北大2015年刚去世的刘浦江教授，他看了《阿苏鲁墓碑》的拓本照片后说，“甲山庚向穴”是堪舆学家的行话，是看风水人说的“东方甲乙木，西方丙丁火”之类的话。“甲山庚向穴”是说阿苏鲁墓的穴位方向的问题，“穴”本身是个汉字，也可以说是个契丹字，因为契丹字里也有这个字作。《阿苏鲁墓碑》中的是在“甲山庚向穴”的“穴”字下边再加一个形成的，是就合汉字“穴”。这样一来就发生问题了，“穴”究竟是汉字还是契丹字？不能一字两用，是“甲山庚向穴”就不能当契丹字用。我一看自己拓的这张拓本，“甲”、“山”、“庚”等字笔画很细，很秀气，横竖勾的笔画拐弯时均是方笔。“向”字除了第三笔之外的笔画也很细，第三笔的笔画特别粗，拐弯时是圆笔。与其他笔画不协调，至于当“首长”讲的这个字笔画特别粗，是因为“穴”后边所加的读为da的“”字笔画粗，而汉字“穴”笔画细，不协调。为了协调，就把“甲山庚向穴”中的“穴”的笔画也加粗成字。这样一来与“向”又不协调了，于是把“向”的第三笔加粗了。这样下去，可能得把整个《阿苏鲁墓碑》的字都加粗。于是就停止了加粗。所以我判断《阿苏鲁墓碑》上的字不是道光年间刻上的，而是1977年第4期《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出版之后或者说《契丹小字研究》1985年出版以后，知道契丹字里的“首长”怎么写之后才刻上去的，是某位契丹后裔就合“穴”字补刻而成的。 　　当初作为契丹后裔还没有完全确定时，恐怕证据不足，然后就往碑上刻点契丹字，为的是证明他们是契丹后裔，是好心做的事情。所谓的施甸方面墓碑上的契丹字，除了刚才说的《阿苏鲁墓碑》上的契丹字之外，再一个字就是“”。汉字的“凡”有两种写法，一种是把点写在里边作“凡”，另一种是把点写在上边作“凢”。写在上边的这个字既是契丹字，也是汉字，契丹字念“ɡe”。在《阿保墓志》里，有一句“今合族公议：凢在族党嫡孙，悉皆后裔”，其中的“凢”本来是汉字“凡”的异体字，然而孟志东和杨毓骧先生也把此处的汉字“凢”当作契丹字原字。原字仅仅是一个读“ɡe”的发音符号，并没有意思，只有与其他原字拼成单词之后才有意思。包括孟志东的书在内的论著把“凢”提出来作为契丹字是不对的，一个字不能既是汉字，又是契丹字。 　　《德昌墓志》中有“公与之祖先盖六世矣”和“苍龙入海金羊收”等句子，其中的“先”和“收”写得有些潦草。孟志东的书把“祖先”的“先”比附为契丹原字，把“收”比附为念“ke”的契丹原字。 　　孟志东书里的所有契丹字我都一一进行了核实，都不是清代的契丹字。其他碑上刻的契丹字“首长”，都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之后的一些好心人做的事，乱刻上去的，并不是原来碑上就有的契丹字，这一点必须澄清。 　　《辽史》卷三十七《地理志一》:“相传有神人乘白马，自马盂山浮土河而东，有天女驾青牛车由平地松林泛潢河而下。至木叶山，二水合流，相遇为配偶，生八子。其后族属渐盛，分为八部。” 　　孟志东的《云南契丹后裔研究》里收录了一张《青牛白马图》，说这张图原在蒋文智家明代修的谱书中。由于把这张图说得非常神秘，一些人不察，把它收入《图说北京史》之类的书中，辽上京博物馆也把它当作契丹的符号，挂在展览大厅中。 　　关于《青牛白马图》的问题，我跟蒋文智先生是多年的老朋友，好朋友归好朋友，但是事情必须说明白，我们都是八十多岁的人了。趁着我们还健在，应当当面把一些事情说清楚。1996年我们到施甸抽血时，当时说《青牛白马图》在蒋文智先生家，我们课题组的成员特意到瑞丽访问蒋文智先生。1996年5月我到瑞丽的时候，让蒋文智先生把《青牛白马图》拿出来给我看看，他说：“《青牛白马图》因年久被虫蛀，有些破，我让一位画家帮我临摹一份。画家把原图贴在玻璃版上，临摹完了，原来的图从玻璃版上往下揭取时全揭坏了，没了。现在只有画家临摹的那一张。” 蒋文智先生还跟我说：“《青牛白马图》好比兵符，是遣兵调将的（收钱粮、调人），他家有两张图，一张图的人物是带刀的，是真的，另一张是带剑的，是假的。征钱粮的时候，拿着带刀的真图就好使，好办事。拿着带剑的，大家都知道是假的，不会听从。”我说：“既然真图从玻璃板上揭取时揭坏了，没了。那就把那假的拿给我看看。”蒋先生说：“行，明天我拿来给你看。”结果第二天，蒋先生到宾馆来看我们时，并没有拿来假的《青牛白马图》。真的图没给我看，假的也没给我看。当时我就对《青牛白马图》的来历和作用发生了许多疑问。我回到北京之后给蒋先生写信说：“请您把明代的谱书复印一份给我。”蒋先生来信说：“谱书原被蒋慰复借走，蒋慰复带着谱书与一些老师和学生来施甸县实习的时候，途中发生车祸，汽车掉到河里了，除了一个三岁的娃娃之外，一车人全遇难了。谱书也丢了。”2015年3月28日上午，在施甸县举办的契丹后裔学术研讨会上，蒋文智在发言中说，《青牛白马图》在清代有进京通行证的作用，拿着它就能进北京见皇帝，不拿着它见不到皇帝。《青牛白马图》的作用被蒋文智先生说得太神了，言多必失。 　　我对《青牛白马图》的由来和消失产生了怀疑。首先这张图不符合《辽史》的记载，《辽史》说神女是驾青牛车而不是骑牛，而这张图让神女坐在牛上，根本不符合《辽史》的记载。契丹男人髡发，不留辫子。《青牛白马图》的男子留着辫子，是满洲人的装束。这应当是现代人所为，而不是明代的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