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2001年第8期（Z）---

“木尊”

李恭忠：“唤醒中国”的政治文化史


《读书》2001年第8期  




人们经常说，中国在20世纪“觉醒过来了”，但这句话究竟表达了什么意思？中国的觉醒，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经历？对于千千万万的中国人，以及对于20世纪中国历史的总体进程而言，“觉醒过来”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一系列问题，人们久已熟视无睹，但却非常值得进行认真的探讨。1996年，澳大利亚学者费约翰出版了《唤醒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一书。这本曾获美国“列文森中国研究最佳著作奖”的大部头作品，对这些问题作出了迄今为止最全面、最详细的解答。

本书从欧洲人的想象中追溯了中国的觉醒这一传说的起源，进而叙述了它在中国的传播，以及它怎样与中国的诗性道德唤醒传统相遇，然后探讨它如何被合并、动员到一种群众运动中，以唤醒每一个人。为此，书中涉及了许多方面，如日记、自传、文学、艺术、伦理、教育、历史、考古、科学、医学、建筑、地理学和人种学等等。全书的结构，围绕着文化史（第一章）、道德规范（第二章）、人种学（第三章）、国家技术（第四章）、政治制度建构（第五章）、纪律（第六章）、组织（第七章）和语言（结论）等类别而组织起来。由此，读者被带领着从一个民族的理想，转到一个强大、统一的国家的理想，再从一个国家的理想转到一个政党的理想，然后再从一个政党的理想，转到先知先觉的领导者单一、绝对声音的出现。政治权力在这一过程中的种种运作，使唤醒政治的焦点逐步变得狭窄。

首先应该探讨的，是唤醒和被唤醒之间的逻辑关系。唤醒民众的思想资源，来自于理性、科学和普遍的启蒙原理。因为，沉睡和梦幻既意味着静止不动，也意味着原始和非理性。欧洲的觉醒经历了一个启蒙过程，中国的觉醒同样要经历这样的过程。在理性的指导下，人们自觉认识到历史与进步的关系。例如，梁启超指出，进步就是一系列的民族觉醒，今后的进步也将以新的、更好的觉醒形式出现，最终的觉醒就是民众的觉醒，并获得民族自治。当然，启蒙因此与征服相连，知识者征服普通大众，先进民族征服蛮族，因为，正如黑格尔的逻辑学所展示的那样，理性是人类的归宿，启蒙和被征服都是命中注定的，是通向解放的必由之路。中国的民族主义者也接受这种逻辑，只不过，黑格尔想象中的理性的支配权力，被置换成了民族主义党派的功能。

“孙中山”这一形象的造就，典型地反映了这一关系。国民革命不仅是军事上的斗争，同时也是塑造新的时尚、制作和拥有新的民族偶像的竞争。拿破仑预告了中国的觉醒，他是否说过那句话并不重要，就算他没有说过那句话，别人也会将它说出来，因为，他描绘的图景和唤醒的力量并不只是欧洲的专利。“拿破仑”的意义也不在于他本人，而在于他是一个代表性的英雄形象，弥合了大众的觉醒和被唤醒之间的张力。拿破仑的传说，表明中国也需要一个拿破仑形象。由于中国非常缺乏这样的形象，中国人民更有必要重新组织自己，为这样的形象提供存在空间。文学和时尚中的自我觉醒的风格、历史和流行故事的叙述，都已经在期待着孙中山、毛泽东这类政治领袖的马基雅维利式干预。而列宁形象以及他的政党组织方式和领导方式的到来，又取代了拿破仑的位置。这样，时代的潮流、孙中山个人的思想和行动，造就了民族的新形象――“孙中山”，民族在此进程中逐渐被唤醒，因而认同于这个形象。

清末民初思想和文学领域中的伦理动向，提供了民族成为新的认同形式的思想基础。中国社会内部存在着许多差异，伦理的作用即在于沟通种种差异，形成统一的文化。建构新的进步民族，自然当从伦理入手，将地方性、特殊性抽象为民族的种种特征。梁启超首先选择了“民族”作为被唤醒的自我的组织单位，早期的民族革命者也选择了“民族”作为理性的社会单位，比如章太炎，就被称为“种族自觉之父”。五四运动将个人的觉醒与民族的认同联系在一起，个人的独立、自由成了民族独立和自由的原型。被囚或沉睡的自我、囚禁他人、自我觉醒、逃脱，这种文学模式已经成为一个开放性的叙述模式，可以被创造性地加以解释，既可以有自由主义的解释，也可以有革命的解放叙述。这种关于解放的原型，为国民革命中的宣传所发扬。等到郭沫若、郁达夫、矛盾等人都参加广东的宣传工作时，浪漫主义文学便转型为现实主义文学；同时，史学研究对象也从个人转向大众，哲学家也一样。大家都被呼唤为民族服务，为锻造一个现代中国民族服务。

然而，民族认同建构起来的同时，关于建构什么样的民族国家形式，却有着不同的选择。中国到底应该选择中央集权的单一制国家，还是应该选择联邦制？毋庸置疑，中国自古就有着大一统的文化和制度传统。不过，统一的表面之下，各地区之间差异也非常之大。有鉴于此，孙中山当时主张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地域、语言、人群等差异都应该被统一化，服从于中央权威。可是，联邦制在当时也有一定的市场。从清末的地方自治延续下来的联省自治，1922年前后在湖南、云南、广东流行，以胡适为代表的一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当时也支持这种模式。他们都认为自己代表着进步的力量。所以，在一系列象征舞台上，包括公共纪念物、艺术、文学以及语言领域，民族主义者都展开了斗争，对传统语言和文化、家族性和地方性纽带，以及对中央集权国家体制形成抵制的种种社会结构和权力模式发动了进攻。在斗争过程中，“地方”在全国性政策中的意义得以界定，一个处理中央-地方关系的政治框架得以建立，文化和社会中不怎么与统一的民族国家结构相适应的其它方面，都被置于屈从地位。在这种形势下，“封建”一词获得了新的含义，与保守、落后、迷信、反中央集权主义等意义相连。陈炯明的理想于是被冠以“封建”，被孙中山的中央集权理想击败。

国家形式问题解决了，但在政治体制的选择上，又有着不同的意见。中国应该选择自由主义的宪政，还是选择集权式的党治国家模式？国民党与自由主义的联系很深，不少党内元老支持自由主义宪政理想，抵制现实政治的腐败和独裁，也抵制新兴的社会革命思潮。孙中山前期走的也是宪政道路。但历次失败和五四运动改变了他的思想，转向集权式的政治理想。改组中华革命党时要求党员忠于他自己，1920年修订党章时加上训政这一条，就是他的尝试，但都为党内元老所反对。1922年再次失败后，孙中山反思自己对自由主义宪政的认同，筹备改组国民党，吸收新鲜力量，打破老派国民党人在党内的优势，走集权政治道路。俄国人和共产党人也批评孙中山只依靠变化无常的政客和议员，建议他重视大众宣传。三方面的理想一定程度上汇合。于是，孙中山从 1923年1月开始重视广东的党治问题。1924年，国民党一大通过了“一党建国”的纲领。其间，仍然有少数人试图坚持自由主义的宪政体制，但受到了左派国民党人的反击，后者认为那将为敌人提供机会，有害于革命。这样，孙中山的高度纪律性的党治国家理想，得以确立权威地位。民族主义革命者与其他政治派别、团体在自由主义政治框架内的协作终结，以后的协作模式，只能是别人加入国民党，接受党治国家的政治框架，并将之推向全国。

党治国家理想一旦确立，随之而来的，便是国民党党内纪律的强化，和统一权威的加强。国民党内部本来就存在着矛盾和分歧，有意识形态上的，也有宗派上的。上海是保守派的司令部，改组前也是党本部所在地。1923-1924年间，孙中山其实是在广东另起炉灶，重建一个党的组织体系。上海方面对改组的抵抗不大，国民党“一大”之后，广州成了党中央所在地，上海变成了一个区域性中心，负责附近几个省分的工作。其中的原因，一是孙中山的个人权威，二是上海方面并不反对党务的集权化，只不过认为中央应该在上海而非广州。所以，孙中山在世时，各方面还能隐忍妥协。但孙中山逝世后，意识形态分歧和宗派矛盾更加严重，国民党必须更加强调纪律以维持党的统一，需要以一个一致、权威的声音来说话。

从1925年10月开始，毛泽东担任了8个月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先是代理），打开了宣传工作的新局面。他建立了一套制度，来加强党内宣传的统一和纪律。第一，在他的提议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创办了《政治周报》，作为党内最高政治刊物，由中央宣传部编辑、发行，毛泽东任总编辑。第二，创造了联合委员会的形式，以促进各部门的合作。例如农民运动委员会，由中央宣传部、中央农民部、广东省宣传部派人组成，农民部在宣传部指导下开展工作，宣传部随时掌握农民运动的发展情况。第三，完善宣传手段。以前国民党采用发布公开宣言的方式，毛泽东采用了宣传大纲的方式，即由中央宣传部制定每月的宣传大纲，下发各部门使用。配合公开宣言和中央出版物进行宣传。第四，建立一套监察和报告制度。省级宣传部门上承中央的指示和宣传大纲，领导下面的宣传部门开展工作；同时监督、考察下面宣传部门的工作，并将自己负责的所有宣传工作每月编成报告，上报中央宣传部。第五，审查党内各种出版物，剔除与中央观点相违的内容，批评不当的观点；同时监察党外的出版物，批判与党治国家的革命理想相对立的作者和编辑。

作为国民党人根据地的广州，宣传工作与纪律的强化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政府系统方面，开办了专门训练班以培养地方行政人员，试图用后者来取代把持地方政权的士绅；同时，加强对各级学校尤其是大学的控制，并利用工会、俱乐部、各种职业社团来教育广东人作为党治国家下的公民的意义。党的系统方面，通过许多组织、准备和训练工作，将群众组织起来，纳入自己的党治国家建设。中央党部有妇女、青年、劳工、农民、商人等部，各部下有省级部、市县级部，形成了制度化的群众革命的支持系统。军事系统方面，主要体现在黄埔军校的政治教育上，包括密切灌输国民党的纲领、国民革命的原理和目标，目标不只在于建立一所军校，而是想以这种方式来统一军事力量。

统一言论、统一目标，也意味着革命阵营的净化，即找出反革命并与之斗争。中共四大决议，要巩固国民革命阵营内的左派、团结中派、打击右派。国民党人起初不认为有这种必要性。廖仲恺被刺案发生后，汪精卫才承认，国民党内存在着左派和右派的对立。毛泽东于是发动宣传战，将左、右两派的对立等同于革命与反革命的对立，提出要全力打破反革命的宣传，并用笔名撰文批判西山会议派和邹鲁、冯自由等国民党元老。当然，毛泽东的宣传中，较少提及孙中山个人以及三民主义，宣传的重点放在三大政策上。这里显示了阶级路线的差别，当然难以被国民党人容忍，遭到了他们的反击。因而，中山舰事件发生后，毛泽东被迫辞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职务。但对他个人而言，一套高度纪律化的革命运动经验已经积累起来了。在他后来的革命实践中，这一经验得到了继承和发展。孙中山生前所没有完成的愿望、国民革命所没有达到的目标，都在新的革命中逐步实现。

这样，觉醒的观念由对“大同”这一普遍秩序的觉悟，发展为对一个单一民族群体的理想的觉悟，随后又引出了对理想国家形式的思考，以及唤醒民众成为“自觉的”公民的责任。在“唤醒民众”这一决心的支配下，先知先觉者创造出了一系列组织、技术和程序，以唤起人们的公民身份和民族认同。当这些程序演化为一种制造新民的体制――即党治国家时，这种体制本身就开始呈现诸多集权国家的特征。于是，民族觉醒的观念从一种不成熟的冲动，演变为一种鲜明的、纪律化的大众政治风格，并置于高度纪律化的训导型国家的监管之下。

一部“唤醒中国”的政治文化史，就这样在读者面前徐徐展开，其中的每一步过程，以及每一个细节，都非常引人入胜。但是，作者从这一段历史中挖掘出来的一些深层问题，以及它们对20世纪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却更加发人深思。

唤醒、代表与民族革命之间的关系，尤其值得深思。为什么民族主义的到来，需要以“唤醒”为先声？书中试图对代表制国家、代表制政治、以及表征式的文学形态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分析。

马克思所说的代表关系如下：代表者的思想模式，恰好与决定一个阶级去向的潜在的社会利益模式吻合，通过这种吻合，代表者就代表了一个阶级。而在列宁那里，这种关系变成了自发的群众运动及其自觉的代表之间的关系，后者要进行大规模的唤醒民众工作；列宁并建立了一套关于“唤醒民众”的基本原理和实施程序，即自发的群众是白纸一张，自觉的代表者可以自由地界定真正的社会利益，并由此唤醒无产阶级对于真正的自身利益的自觉。

1920年代，列宁式的代表机制和程序传到中国，变成了类似的沉睡的大众及其觉醒的导师之间的关系。孙中山认为，中国人对于社会和国家的认识还是一张白纸，而先知先觉者掌握了科学和民主的原理，就有了统治的合法性。在他看来，思想、行动和政治领导权的关系如下：先觉者――真理的发明者，后觉者――宣传者，未觉者――实行者。中国的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政党，都宣称自己代表着独特的中国人民。这并不是欺骗，唤醒的政治本来就鼓励这样一种信念，即一种独特的国家将代表一个社会，直到该社会觉醒过来。由此，国民党人建立了一种教导型政治，其目的并不是简单地唤醒民众，而是建立一个教导型的党治国家结构，这种国家与其国民的关系，就像老师与学生的关系一样。

知识分子与革命国家之间的关系，对于理解党治国家的根基有着重要意义。唤醒民众，建立教导型政治，并非民族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单独完成的，它离不开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支持。艺术家与革命者作为觉醒者，因为自觉而具有了将自觉传授给别人的权威，以及确保民族在自己的指导下醒悟过来的责任。宣传也是唤醒民众的一种实践，文人和革命者因而难以截然区分开来。围绕着发现压迫的根源、发掘社会自身的自觉这一主题，政治中的代表和文学中的表征汇合到一起。大众政治成为时髦的文学题材，作者们努力全面地理解那些形塑了自然、社会和历史的力量，以争取表征和代表自己认同的不幸阶级的权利。这样，作者成了觉醒的、全知的观察者，凌驾于沉睡的民族之上，并努力通过自己的写作、言说和唤醒民族等行动，来弥合这种姿态导致的鸿沟。

阶级和民族之间的关系，也值得重视。费约翰认为，“阶级斗争”这个术语在国民革命中出现时，仅仅是在抽象意义上指称社会内部的斗争。派系分歧被解释为历史基本力量之间的对立，革命者认为自己代表着民族，地方精英则主要代表着抵制力量，自己与他们的暴力冲突就是社会对立。但随着革命的发展，谁代表谁的困惑随之而生。现实的发展将社会利益的多元性展现了出来，由此，想象中的党治国家与民族的同一被打破，民族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都不得不面对这种现实：革命联盟内部的社会利益差异和分歧逐步显露。于是，共产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都需要一个有权威的人出来作出决断性的界定：到底谁代表谁。

借助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基础，共产党人认识到了民族利益中还有阶级利益的差异，并将军阀、地方精英（士绅）视为封建势力的代表，当作阶级斗争的对象。孙中山为代表的民族主义者则不赞同阶级斗争理论，只不过事实上容许、利用了这一理论，来为建立中央集权的党治国家服务，斗争的对象不是哪个明确的阶级，而是与国民党的国家重构目标相对立的力量，如广东的地方精英。于是，中国革命中的民族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开始分离，并展开了竞争，决定谁能获胜的，则是唤醒民众的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