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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发
楼主 |
发表于 2008-1-22 23:4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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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可可西里：野牦牛队vs保护区管理局
野牦牛队vs保护区管理局
****野牦牛队所在的治多县是一个只有两万人口的贫困小县，县城至今仍然不通电。野牦牛队员大多文化素质不高，好多人连自己的名字也写不上来。他们最初来到可可西里并不是因为有多高的觉悟，一来他们受为保护家园而牺牲的索南达杰烈士的感染，另外他们还有一个朴素的理想就是有朝一日能够成为一名正式的国家工作人员。
****保护区批准建立以后玉树州却另外从曲嘛莱县调人组建，为可可西里付出生命代价的野牦牛队的人员被排除在外。由于曲嘛莱县与治多县一直在可可西里的归属问题上有争执，玉树州的这一决定也为日后野牦牛队和保护区管理局之间的对立种下了祸根。
念索南达杰，2006，野牦牛队重出江湖
“今天是2006年1月18日，一个特别的日子--原可可西里野牦牛队首任队长索南达杰牺牲12周年的日子。1994年1月18日夜，索南达杰只身与十八名盗猎藏羚羊分子枪战，被子弹击中大腿动脉，牺牲于零下四十度的冰天雪地，四天后遗体被发现时仍保持俯卧射击姿势。
??关注野牦牛队，是从1997年3月一份《南方周末》上的文章《杨欣：保护长江源第一人》，于是知道了野牦牛队、知道了索南达杰、知道了绿色江河组织，于是从此坚持每周一份《南方周末》，去留意野牦牛队的消息。直到2001年1月1日，在《南方周未》的头版头条赫然刊登着野牦牛队被撤并的消息，队员脸上茫然不知所归的表情，将我震惊，将我的心割了一道深深的伤痕。
??五年来，我想将自已的伤疤掩埋，不想去正面这惨淡的现实，一次次地想把悲愤摆脱，让自己暂时忘记野牦牛队，但无论我如何逃避，现实仍在延续，我只不过做了一只埋头于沙漠的驼鸟。我无法逃避：无法逃避从2001年开始使用的“野牦牛”网名，无法逃避陆川的电影《可可西里》，影片无情地将我的头从沙土中拽了出来，片尾的一声枪响将我的记忆重新惊醒；无法逃避去年6月到8月在佛山图书馆每周五举办的《亲历可可西里》讲座，“绿色江河”组织成员讲述的到可可西里当志愿者的经历，使我的愤怒与无奈象6月的洪水一般，刹那间破堤而出。??
??这是怎样的一种无奈与愤怒？
??自1997年可可西里成立自然保护区并组建管理局后，野牦牛队的命运似乎已被制定好。或许象野牦牛队这样一支不正统的武装力量，对政府来说是个危险，在一开始就不能被所接纳，但我不能接受的是：曾经活跃在可可西里保护着藏羚羊的野牦牛队，竟然被如此廉价的贩卖。而且，2003至2004年，多数原野牦牛队队员被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清退，至今待业在家，生活贫困，没钱、没工作、没一技之长，有的只是在可可西里留下的一身的伤病，甚至有终身残疾，更重要的是他们从心理上无法接受这个事实。更让人悲愤的是：2001年3月1日，青海省格尔木市检察院以涉嫌贪污拘留了8名原“野牦牛队”队员，发案缘由据称是，野牦牛队在1998年的一次巡山中，抓获了盗猎分子和收缴了吉普车、藏羚羊皮后，放掉了盗猎分子并卖掉藏羚羊皮，人均分得4000余元。
??这无疑是一个事实，但法律就是用这样的结局来对待我们曾经的英雄吗？当那起所谓的“贪污事件”发生前，我们的队员已有10个月连200多元工资都不能发足、只能啃着馒头冒着雨雪去巡山。当时又有谁帮助和关心过他们？正如听一位绿色江河的志愿者所讲：我们辛苦建造的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也被政府轻易的接收，如今他们却不愿再提起昔日的英雄。只留下昆仑山口的索南达杰烈士纪念碑，在孤独的守望着那片曾经洒下热血的5万平方公里土地。??
??今天，除了悼念索南达杰，还有他--扎巴多杰，索南达杰的妹夫。1995年，在索南达杰牺牲后，扎巴多杰自请贬官两级来到治多县，重建西部工委和“野牦牛队”，但在1998年11月8日从北京寻求帮助返玉树州州府家中后，被一颗七七式手枪子弹近距离击中右太阳穴穿颅而亡。
??惨痛的事实，竟再一次无情的落在了第二个英雄身上！
??在陆川的《可可西里》播出后，可可西里管理局一再有意宣传片中的人物是当今管理局的人员。听闻为了借野牦牛队宣传自己，管理局曾和陆川达成协议：你电影里，一句“野牦牛队”都别给我出现。结果陆川遵守了约定，但不知大家有没有注意片头设卡查车的镜头：演员掷地有声地说了一句：“我们是西部工委巡山队的！”--这就明明白白告诉观众巡山队是在指谁--西部工委就是野牦牛队！陆川真是一个聪明绝顶的人，让我们看到了他的良心、苦心与一丝的狡猾，让索南达杰和扎巴多杰成为了《可可西里》中的巡山队长日泰的原型。 ??
??今天一早，外面好象变天了，阴沉沉的。莫非老天在这个悲痛的纪念日也收起了阳光？今天，股市再度大涨，我又赚了一小笔，但当我在3点钟收市后打开博客写这篇日志时，我已没有了笑容，泪水忍不住一次次的流下。
??近期从网上看到消息，原野牦牛队员已申请“野牦牛队”民间组织，计划今后继续从事民间环保事业。我们的英雄终于“重出江湖”，我又不禁露出一丝笑容。
??重出的野牦牛队，远方的我能为你做点什么呢？我明白：环保需要行动，行动需要资金，而不能仅仅是空谈。今天，索南达杰牺牲12周年的日子里，我，野牦牛，终于下了一个决定：从2006年起，我将把所有投资收入的3-5%，作为个人名义的环保基金，捐献给可可西里的野牦牛队--不为名，只想跟千万个一直关注野牦牛队的人们一起，不让曾经的英雄留下太多的遗憾！?
??窗外的风在吹，我这时似乎看到索南达杰牺牲后的葬礼上，他的妻子带着两个儿子跪在前面，无声无泪，当第一缕轻烟从柏木堆上袅袅升起时，一句极为熟悉的歌词在她心里亢然而起：“我心中的人啊，哪里是相会的路------”
??可可西里的风在吹，在那条索南达杰走过无数次去巡山的路上，我好象看到他正向黄泉走去的身影，我多么想伸手拉住他，但只能在梦中，看着他在路上，背影越来越远、越来越大、越来越模糊......
??巍巍昆仑雪山下，奉献给他的哈达在迎风招展、招展……”
我所了解的野牦牛队
近几日，有关野牦牛队8名队员被捕的消息在市民中引起很大的反响，我们心目中的英雄怎么会这样？他们到底是英雄还是狗熊？……
作为一名天津有线电视台的新闻记者，我有幸三次到可可西里进行采访，用野牦牛队员的话说我已经是到可可西里次数最多、采访时间最长的记者。与野牦牛队员们朝夕相处的时光是让我最刻骨铭心的日子，海拔5000米的高原也让我知道了什么是濒临死亡的感觉。
最初听到有野牦牛队员被抓的消息是在3月1日，那时离我最后一次采访结束还不到40天时间。当时有三名队员被格尔木市检察院审查，他们是吕长征、彬巴、还有原西部工委办公室主任靳炎祖，理由是3年前已经被扎书记处理过的一件私卖藏羚羊皮事件。随后我又得知另外5名队员也会被抓，野牦牛队的许多过去的事情都在被重新调查。虽然感到很震惊、很着急，但也似乎印证了先前的想法，因为有人不喜欢野牦牛队这块牌子。
野牦牛队被正式解散是在新世纪的第一天，2001年1月1日。这一天，野牦牛队召开了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会议的中心内容就是传达青海省玉树州委、州政府的有关解散治多县西部工委和队员并入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的决定。西部工委副书记、野牦牛队第三任带头人梁银权和专门赶来的治多县政法委书记特久巴吾在会上动员队员们到新的工作单位继续从事藏羚羊保护事业。然而，在随后的去管理局报到和聚餐期间，队员们却都心事重重，一点也高兴不起来。影响他们情绪的原因有两个，一是野牦牛队的领导梁银权、靳炎祖和3名林业派出所的干警将被安排回治多县工作；二是他们加入的新单位在过去的几年中一直与野牦牛队有着隔阂和过节。青稞酒、泪水和歌声陪伴他们度过了难忘的一天。
从某种角度来说，野牦牛队算不上一个正式的称谓。1995年10月，在为保护藏羚羊事业献身的先驱杰桑・索南达杰牺牲一年多以后，扎巴多杰重新组建西部工委，并招募了60多名热血的藏族汉子从事反盗猎的事业。可可西里最威猛的动物是野牦牛，反盗猎的勇士们也就把自己的队伍称为野牦牛队。这个称谓也只是在口头上和新闻报道中应用。2000年1月，当我和同事第一次到格尔木采访时，野牦牛队驻地周围的许多人根本不知道大名鼎鼎的野牦牛队就在他们旁边。而他们获得的一面面锦旗、奖状也都是写着治多县西部工委或者林业派出所的名字。后来我和同行的田老师亲手制作了一块白底黑字的木制牌匾挂在了野牦牛队那座二层小楼临街的门口。
虽然就是这样一个自己叫出来的称呼，野牦牛队这四个字却随着他们爬冰卧雪浴血奋战的反盗猎事迹传遍了从青藏高原到东海之滨的辽阔土地，野牦牛队成为中国环保的一面旗帜，并受到全球范围的瞩目。然而，回顾起野牦牛队六年的历史却是充满了悲壮和辛酸。
野牦牛队所在的治多县是一个只有两万人口的贫困小县，县城至今仍然不通电。他们根本无力承担野牦牛队每年所需的几十万元巡山经费，要知道在面积8万多平方公里的无人区没有车辆是不可想象的，而每次巡山消耗的汽油就要近万元，更不要说在根本就没有路的荒原上颠簸损坏车辆带来的维修费用。野牦牛队员的工资被压缩到最低限度，在队伍中占绝大多数的临时工每人每月只能领到210元。在海拔5000多米的高原上与持枪的盗猎分子浴血奋战却只能拿到210元的收入，这其中的巨大反差实在是让人难以平衡。
野牦牛队员大多文化素质不高，好多人连自己的名字也写不上来。他们最初来到可可西里并不是因为有多高的觉悟，一来他们受为保护家园而牺牲的索南达杰烈士的感染，另外他们还有一个朴素的理想就是有朝一日能够成为一名正式的国家工作人员。然而这个想法也在1997年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建立时起变得遥远而模糊了。从死去的索南达杰到当时还在世的扎巴多杰都为保护区的建立四处奔波，报告、调查写了不下十数次，然而保护区批准建立以后玉树州却另外从曲嘛莱县调人组建，为可可西里付出生命代价的野牦牛队的人员被排除在外。由于曲嘛莱县与治多县一直在可可西里的归属问题上有争执，玉树州的这一决定也为日后野牦牛队和保护区管理局之间的对立种下了祸根。而且，从那时起队员们不仅要面对可可西里严酷的环境和凶残的盗猎分子，而且还必须顶着随时可能解散的压力。因为不断从官方和非官方的渠道传出要解散野牦牛队的消息。
性格倔强的扎巴多杰并没有把这些困难放在眼里，他依然执著地带领着几十名勇士为保护藏羚羊奋战在可可西里的大地上，他从来不说“给我上”，一旦有情况只有“跟我冲”，一批又一批的盗猎分子被抓获，野牦牛队的名字让盗猎分子听了胆颤心惊。虽然扎巴多杰和野牦牛队员不怕零下40度的严寒，不怕随时要人命的高原，不怕凶残的盗猎分子，但他们却对日渐窘迫的经济状况无能为力。从97年底到98年夏天，在长达十个月的时间里队员们没有发出工资，十几名队员不得已陆续离开野牦牛队。几名队员私卖羊皮的事件也发生在这段时间，也许不发工资并不能作为他们私卖羊皮的理由，但当时情况却是不能不提，队员中很多已经成家，家属和孩子从治多来到格尔木根本就没有工作，而全家唯一生活来源的每月210元钱却又发不出来……。尽管如此，扎巴多杰书记在得知此事后还是做出了严肃处理，收回个人私分的钱款，并有给予了罚款处理。
1998年9月，万般无奈的扎巴多杰到北京寻求援助，他在北京高校中的演讲引起了震动，生活在现代都市中的人们没有想到还有这样一批人在为保护濒危动物如此艰苦的战斗，包括“自然之友”在内的环保组织也伸出了援助之手。然而，满载而归的扎巴多杰却在当地某些领导眼中却成了“目无组织”、“出风头”的典型。
1998年11月8日，在《野生动物保护法》颁布十周年的日子里扎巴多杰在家中意外去世。到底是自杀还是盗猎分子的暗害呢？如果是自杀，那又是什么样的压力使这位性格坚强的藏族汉子离开他的战友们呢？
扎巴多杰的死没有让这支命运多桀的队伍垮掉，扎巴多杰的副手梁银权继续挑起了反盗猎的重担。由于中央电视台等媒体的宣传，野牦牛队的状况一度好转，个人和环保组织的捐款和援助成为野牦牛队最主要的资金来源。在1999年春季由国家林业局组织的青海、新疆、西藏三省区保护藏羚羊打击盗猎“一号行动”中野牦牛队又立下赫赫战功。
１９９９年８月３０日，玉树州召开会议，协调西部工委和管理局的关系，并形成了一个“会议纪要”：撤销治多、曲麻莱县西部工委，其业务归并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两县西部工委在编人员（不包括科级及其以上领导干部）原则上一并归入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可实行双向原则，现有临时工同时归管理局，可视工作需要逐步精减；两县西部工委林业派出所由两县撤回，同时成立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林业派出所；鉴于治多县西部工委野牦牛队的名称在国内外的影响，为了便于工作，保护区管理局在开展工作时仍然保留“野牦牛队” 的名称。
当时，野牦牛队正在可可西里腹地巡山，是从一名随队记者的卫星电话里获得了西部工委要撤销的消息。据称，当时野牦牛队所有队员都哭了。
后来由于一位中央领导同志的批示，这次撤销野牦牛队的决定没有得到执行。
进入2000年，野牦牛队一次又一次成功抓获盗猎分子证明了自己存在的价值。大年初一凌晨野牦牛队抓获七名盗猎分子的报道传回天津，天津中小学生一天之内就捐出了近4万元压岁钱；7月份，国家林业局为野牦牛队配发了价值十几万元的物资；12月14日，他们获得了中国最高级别的环保奖“福特环保长城奖”。
然而还没等野牦牛队领到30万元的奖金，野牦牛队又一次被宣布与保护区管理局合并了。
几年来，相对于保护区管理局名正言顺的“正规军”，野牦牛队是一支地位尴尬的“游击队”。而由于这支“游击队”在反盗猎方面的活跃与主动，呈现出一种“喧宾夺主”的情势。从野牦牛队成立到被解散，一共破获盗猎案件6０余起，查获藏羚羊皮近９０００张。而作为可可西里正军的保护区管理局却从未在可可西里抓获一名盗猎分子。（注：不包括在市场上和路上设卡拦截）
两支队伍之间的隔阂之深也可以从下面我亲身经历的几件事中看出来：
2000年春节前夕第一次到野牦牛队采访，目睹了野牦牛队员与保护区管理局之间的一次集体斗殴，两名野牦牛队员受伤，管理局工作人员也有4人住进了医院。
2000年6月，天津有线记者随同野牦牛队在可可西里进行了十天的巡山，6月19日下午在月亮湖畔遇到第一次深入可可西里巡山的管理局，当时两支队伍进行了简单的交谈。而后来得知管理局的才嘎局长已向媒体透露管理局的巡山队伍已经从18日起燃油耗尽受困可可西里。后来《北京青年报》对管理局巡山队员被困的真实性提出怀疑，理由是如果管理局巡山队员真是被困，为何不向野牦牛队求救？而保护区管理局局长才嘎又解释说，管理局巡山队员当时不是完全没有油了，是油不够巡山之用。不向野牦牛队求援是因为与野牦牛队关系不和有关。
2001年1月，我去采访才嘎局长遭到拒绝，理由是宣传报道过野牦牛队。
为了藏羚羊的保护，野牦牛队的弟兄们几乎个个家贫如洗，他们所富有的只是在可可西里严酷的自然环境中留下的满身疾病。高原心脏病、腰疼、腿疼、风湿、胃病……
他们的家中没有电话和手机，只有少数几名队员有传呼机，当我不得已给他们打传呼时，我就为他们跑出去找一部公用电话花费巨额长途费感到心疼。
就在最近，我又在为他们的电话费心疼的时候知道了不仅8名队员被抓了起来，而且其他队员也遭受着不公正的待遇。援助藏羚羊保护的爱立信车队到达格尔木，原管理局的所有成员几乎都和记者一起上了五道梁，而获准一起前往的只有小鲍、扎西和日尕三人。
近一个月来，在不冻泉、盐场卡子上长驻的几乎全是原野牦牛队的弟兄，管理局的人即使上去，也是几天就换下去了。类似的情况在格尔木更加普通，他们的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指挥”野牦牛队的人。
林业派出所成立了，编制中没有一个野牦牛队的弟兄。而管理局的16个编制中，据说也顶多只会有野牦牛队的一、两个名额。
但最可怜的还是被抓进去的人的家属：彬巴、尕仁青、吕长征、扎西才仁四个人都已经成家并且有一到两个小孩，除了他们每月几百块钱工资，家里再没有任何收入，这一出事，家里就不再有任何的收入。
彬巴的孩子现在每天发烧，据格尔木医院的诊断要到海拔较低的城市至少西宁开刀，前天孩子妈妈找到才嘎，说了这个情况，希望把彬巴前三个月的工资领出来（合并时，彬巴请了假正在拉萨，春节放了3个月假，以他是过完节后才报的到，所以一直没有领到工资），但得到的答复是“现在我很忙”。
吕长征两个孩子都在上学，日子本来就特别紧。现在出了这事，他的妻子似乎都已经疯了，时不时居然会哈哈大笑。
……
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被捕事件为什么发生在“招安”之后？野牦牛队是不是现代的宋江？
聚焦可可西里的荒凉 寻找失散的“野牦牛”队
藏族民谚-- 三十头牦牛有六十只角，每一只形状都不一样，就像人的命运。
电影可可西里的放映，再一次把人们的目光聚焦在那片荒凉而神奇的土地上，关注着曾经发生在那里的故事。可可西里，蒙语意为"美丽的少女"， 位于青海、西藏、新疆三省交界处，总面积达8.3万平方公里，平均海拔高度在4800米以上，被誉为“世界第三极”，年平均气温在-4℃度以下。这里是中国最大的无人区，也是最后一块保留着原始状态的自然之地。可可西里是野生动物的天堂。生活着野牦牛、藏羚羊、野驴等230多种野生动物。其中，藏羚羊被称为"可可西里的骄傲"，是我国特有物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但是，由于用藏羚羊绒制成的一种叫“沙图什”披肩在欧美市场上，可以卖到17000美圆的高价。在巨额利润的诱惑下，藏羚羊遭受到疯狂猎杀，存活数量急剧减少。
著名环保人士梁从诫曾经说过“一个教授就问我这样的问题，藏羚羊没了又怎样，我当时一愣，我就反问他，大熊猫没了又怎样，这是我们的国宝，全世界惟有在中国，在青藏高原能见到。在中国办事不死几个人，是很难引起社会的重视的，如果需要死人，就让我死在前面。”
为保护藏羚羊，保护可可西里的自然环境，1992年，当地政府成立了青海省治多县西部工作委员会，简称西部工委，藏族干部杰桑-索南达杰任党委书记。自此，中国政府正式介入可可西里的环境保护。1994年1月18日，索南达杰在执行巡山任务时，孤身面对18名盗猎分子，在枪战中壮烈牺牲。1995年，索南达杰的妹夫，扎巴多杰主动辞去青海玉树州人大法制委副主任的职务，来到可可西里，重新组建西部工委。并以治多县为基地，招募了以复员军人为主力的巡山队员，他们把这只反盗猎的队伍称为“野牦牛”队。
野牦牛队第二任队长扎巴多杰在第一任队长索南达杰牺牲后发出了这样的感慨：“他的牺牲唤醒了我的环保意识，也唤醒了更多人的环保意识，再怎么样为了这个事业，我就下定决心了。”
在扎巴多杰的带领下，野牦牛队在可可西里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严厉打击了曾经猖獗一时的盗猎活动，有效控制了破坏性的矿产开发，多次受到青海省，原国家林业部的表彰。1998年11月8日，扎巴多杰意外去世。第二年，中国政府正式成立“青海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并于2000年底做出决定，撤消治多两县西部工委，治多县西部工委归并到管理局。可可西里的保护管理从此走上了法制化、规范化的道路。照片 这是2000年12月28日西部工委最后的一张合影，拍完这张照片几小时后，“野牦牛队”这支驰骋在可可西里腹地的队伍从此成为了历史。如今，四年过去了，当年的那些野牦牛队员们现在都在哪里，又在做些什么呢？为此我们踏上了寻访之路。
我们寻访的第一个人物是继索南达杰和扎巴多杰之后，野牦牛队第三任领导人：梁银权。
梁银权 ，1995年由治多县公安局副局长调任西部工委党委副书记，2000年底撤并时调回治多县工作。1995年，扎巴多杰重新组建西部工委时，向县里点名要求梁银权做他的助手。而在他去世之后，时任西部工委副书记的梁银权又挑起了领导的重担，成为野牦牛队实际上的第三任领导人。梁银权表示扎书记去世了以后，我在开会的时候，队员们就请求我再不要离开，把这个事情干下去，我当时就考虑了，扎书记已经走了，我要是走掉的话，这项工作这项事业，就要半途而废了，我们在这儿干了几年了，干了个半途而废的话，那到时候后人会骂我们的，我们到时候承担不了这个责任，所以我就留下来，把大家带着继续干。梁银权在困境中坚持工作了两年多的时间，直到西部工委被撤并。野牦牛队解散之后，大部分队员之间也失去了联系，对于他们的现状，我们也只掌握了一些零星的信息。有人说曾经见过梁银权在西宁开出租车，所以我们的寻访就从出租车司机开始了。天渐渐黑下来，西宁呈现出它繁华的夜色。但我们要寻找的梁银权还是音讯全无。
第二天过去了……
第三天过去了……
面对滚滚车流我们失去了线索，寻访陷入了僵局。
在迷茫中，记者忽然想起梁银权曾在治多县工作过，抱着一线希望，我们来到治多县驻西宁办事处。在办事处工作人员的热心帮助下，几经周折，终于联系到了梁银权。
今年52岁的梁银权，四年前野牦牛队解散后，他回到治多县工作，二年前退休，如今他和妻子儿女一起住在西宁市一套普通的单元房内，平时偶尔会帮助亲戚开开出租车。离开风云莫测的可可西里，能够享受着和普通人一样平淡的退休生活，梁银权感到一种壮士暮年的满足。
梁银权告诉我们：“我想我这一生确实， 从当兵从干公安工作， 到后来到可可西里打击盗猎工作， 保护可可西里野生动物 ，从退休现在坐在家里，我认为我这一生是非常充实， 我自己是非常满意。”
妻子黄晓红曾经是野牦牛队的志愿者，当年梁银权在野牦牛队的时候，她也和丈夫一起在西部工委的所在地格尔木工作了四年。丈夫一直是她和女儿心中的英雄。如今，她虽然下岗在家，但是和以前担惊受怕的日子相比，黄晓红仍然非常喜欢现在的生活。回忆起以前的日子黄晓红感慨的告诉我们：“那现在肯定平静 ，不像那时候，一天到晚心也不闲， 老是那种紧张的心理吧！ 这样我就觉得安安稳稳， 好像什么心烦的东西也，不操了，就好像跟家一样，以前我就觉得跟本没有家的感觉。”
但是，只要回忆起当年的往事，夫妻俩仍然感慨万千。梁银权谈到牺牲的两位队长时不禁黯然神伤，觉得自己非常的幸运。可可西里海拔高，常年气温在零下，这样的恶劣环境带给人的身体极大的伤害对于丈夫在可可西里留下的病--胃病、关节炎、心脏病……黄晓红也只能独自伤心。
梁银权告诉我们，因为气候恶劣，条件艰苦，当年野牦牛队的大部分队员们的身体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伤害。解散之后，他们之间极少联系，只是从偶尔能听到的消息中得知，如今大部分的野牦牛队员赋闲在家 。每次想到兄弟们的现状，梁银权都会一次比一次心情沉重。
离开梁银权的家，我们更急切的想找到那些当年的野牦牛队的队员们，想知道他们现在生活得怎样。
我们寻访的下一个目标是西部工委另一个主要领导人：当年西部工委的办公室主任，勒炎祖，这是野牦牛队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还是通过治多县办事处，我们找到了靳炎祖的住址。到勒炎祖家时，他还在睡觉，他的妻子告诉我们因为在可可西里时落下的病。
靳炎祖，1993年由水电部四局第二小学调入治多县西部工委，2000年底撤并后提前退休。退休时的靳炎祖刚刚46岁，现在一家人住在治多县驻西宁干休所家属院里。妻子王春兰原来是水电部四局的职工，也退休在家。两个儿子，一个还在上中学，另一个在部队参军。靳炎祖和西部工委第一任书记索南达杰是多年的好朋友，当年，正是索南达杰亲自到靳炎祖家里请他到可可西里工作去的。虽然是十多年前的往事，但一提起来，靳炎祖的妻子情绪仍然非常激动。不顾妻子的反对，靳炎祖还是瞒着妻子去了可可西里，那里的风霜雨雪把他从一个手执教鞭的教师塑造成了一个环保前线的战士。然而，不幸还是降临了。1994年1月18日，索南达杰在与盗猎分子枪战中牺牲后，幸存下来的靳炎祖历尽艰险回到驻地后，却被关进了看守所，这些意外让他至今无法释怀。直到盗猎分子被抓获，靳炎祖才洗清了自己的不白之冤，重新回到工作岗位。他开始积极配合第二任书记扎巴多杰开展工作，常年带队进山，破获多起盗猎案。多次死里逃生的靳炎祖再次回到了可可西里环保第一线，因为，在他看来，这里是和索南达杰距离最近的地方。在可可西里，他一共呆了七年。
那时的可可西里经常会因为开采金矿发生纠纷，有时甚至会闹出人命。而西部工委野牦牛队的职责之一，就是维护可可西里腹地的安宁。勒炎祖的妻子告诉我们扎书记本来要自己去纠纷的，勒炎祖强烈要求他去解决争端。
但是，2000年底西部工委的撤并，让这位野牦牛队资格最老的成员提前离开了洒过自己鲜血的可可西里。退休后赋闲在家的靳炎祖，也经常会去公园里散散步，去老年之家打打麻将。但是，他仍强烈地关注着可可西里的一切。在一次朋友的聚会上，人们聊起了可可西里，没想到，却把靳炎祖激怒了。当场，他就与那人打了起来。
发生这次冲突之后，冷静下来的靳炎祖意识到还有更多的人不了解可可西里，他开始写一些关于可可西里的真实纪录。
他告诉我们：“我就是把真相全部写出来 ，实实在在的东西，它是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把它本来的面貌写出。”
可可西里，中国最大的无人区，这片荒凉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活着我国特有的物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藏羚羊，，但是，由于用藏羚羊绒制成的一种叫“沙图什”的披肩在欧美市场上，可以卖到17000美圆的高价。在巨额利润的诱惑下，藏羚羊遭受到疯狂的猎杀，存活数量急剧减少，为保护藏羚羊，保护可可西里的自然环境，1992年，当地政府成立了青海省治多县西部工作委员会，简称西部工委，藏族干部杰桑-索南达杰任党委书记。
1994年1月18日，索南达杰在执行巡山任务时壮烈牺牲。
1995年，索南达杰的妹夫，扎巴多杰主动要求来到可可西里，重新组建西部工委，成立了野牦牛”队。
1998年11月8日，扎巴多杰意外去世。
2000年，西部工委被撤并，野牦牛队成为历史
如今，四年过去了，昔日野牦牛队的队员们现在都在哪里？他们生活得怎么样呢？
白玛，藏族，西部工委第一任书记索南达杰的妹妹，第二任书记前野牦牛队长扎巴多杰的妻子。白玛今年48岁，是三个孩子的母亲，我们在她家中只看到她15岁的小儿子扎西东周，他的智力上有些障碍。扎巴多杰去世后，白玛独自抚养着这个多病的孩子。扎巴多杰去世前，是治多县县委常委副书记同时兼任西部工委书记，但他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可可西里的环保事业上，几乎很少考虑自己的家。直到他去世，家里连一个固定的住处都没有。白玛现在住的房子是玉树州检察院的宿舍房，还是因为单位特殊照顾才能住在这里。白玛告诉我们这个家比以前好多了，现在有个住处 。以前根本连个房子也没有，到处好象在流浪一样。今天在这儿借个房子住上几个月又般出去，再在其他地方找房子。两年里我搬家搬了六次。虽然房子空间并不大，但白玛还是特意腾出一间小屋作为哥哥索南达杰和丈夫扎巴多杰的灵堂，在这里摆放着他们的遗物，尽管已经时隔多年，酥油灯依然长明不灭。在不到五年的时间里，接连失去两位亲人，对善良的白玛来说，是一场无法想象的灾难。
白玛告诉我们她一直有一个未了的心愿，她希望能到丈夫工作过的地方去看一看。有机会到可可西里去的话就把扎巴多杰的骨灰撒到可可西里里边。
从玉树州检察院退休后，白玛的身体一直不太好，还要照顾小儿子的饮食起居，但白玛仍然坚持在三江源环境保护协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虽然还有其他的选择，但白玛毅然将自己的大儿子普措才仁也送到了可可西里环保第一线。而正在青海民族学院读法律的二儿子秋培扎西也早已确定了毕业后的努力方向。他告诉我们他也想去可可西里做环保。环保，对于个家庭来说，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神圣的事业，更多的是一种难以割舍的宿命。
白玛告诉我们：“对这个事业可可西里这个事业，我们已经去了两个啦，已经牺牲了。这个事业对我们来说，这一辈子一定要，咋说呢，这一辈子我们干的事情。”
白玛的二儿子也告诉我们：“我只知道我应该去做这件事情，因为我父亲做了，我舅舅做了而且他们没做完这件事情，所以我一定要做下去。”
离开白玛，我们的下一个目的地是格尔木,野牦牛队的大本营曾经建在那里。我们要找的人叫谢周，他是野牦牛队的骨干队员，曾多次破获盗猎案件。而且，谢周能歌善舞，被称做野牦牛队的“百灵鸟”。
谢周，藏族， 1995年进入野牦牛队，2000年底撤并时进入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管理局，2003年离开，现在格尔木家中待业。在格尔木的一个汽车旅馆的大院里，谢周和妻子女儿租了一间房子。在这里，经常会有一些跑青藏公路的司机临时休息，所以，谢周的妻子央宗就在家里开了一个小茶馆，卖一些酥油茶和小点心，这就是唯一的生活来源。尽管生活艰辛，但谢周依然乐观豪爽。见面没一会，他就回忆起当年最得意的破案经过。
“特别有意思，我当时抓这个人的时候，我还是自己觉得确实是干这一行的料。我们断定这不是挖金子的车，因为挖金子的车它就是特别沉，这个车翻过一个山，但是按照它这个车印这个车它是特别轻的，我们就断定它是（盗猎的）”。谢周开车猛追，终于追上了这辆车，但从表面上没有发现可疑的地方，谢周又仔细检查了一遍。“它这个里头有一袋面，其他面都是封着口子的，这个面口子是绑着的，我把这个绑绳一解，解开以后手往里一深，子弹全都在面里头呢。”找到子弹，枪和赃物仍没有踪影，细心的谢周又发现了一行脚印。“脚印挺深我过去踩了一脚，比了以下我的脚印和他的脚印，那我的脚印比他的这个浅，他的脚印比我的深，我往后一看，那三个人没有一个人像我这个体格。我就说这个人肯定是背着啥东西过去的，顺着这个脚印我一直追，翻了一个山，他们就把藏羚羊皮子背到那边山，放在哪个地方了。”那次总共抓住三名盗猎分子，缴获了一百多张藏羚羊的皮子，但谢周还是有些遗憾。“我们进去最高兴的一件事情是没有下手之前抓住那个车，他没来得及（打），或者说半路上拦截的那种。”
在野牦牛队生活和工作的日子，虽然艰苦，但永远是队员们心中难忘的回忆，但是这段经历，对于他们的家人来说，却是完全的不同的感受。这张过去的照片，让妻子央宗再也无法抑制自己的感情。“不想看到，现在这个下场不想见以前的东西，以前弟兄们都累死累活的干，现在这个下场，真的不想看见。”看到妻子落泪，一向开朗的谢周也不禁有些伤感。
央宗对我们说：“有时候我想他太傻了，有时候我想起扎书记和索书记，做为一个男人顶天立地的就是做一件事业，自己想做的事情，就是说吗！哪个地方混不上日子，哪个地方挣不上钱，哪个地方打工260 块钱还能挣。（当年野牦牛队员的工资只有260元钱，但是因为当时野牦牛队没有固定的经济来源，这260块钱也无法按时发放。）
以前在可可西里（野牦牛队）刚组建的时候，大家自己拿钱来，人们做一点贡献的事情，自己伙食费拿上，自己家里有点钱钱修车加油。”
从三十岁到四十岁，谢周把自己人生最美好，精力最旺盛的十年奉献给了可可西里的环保事业，然而，最后的结局让不惑之年的谢周也感到十分迷茫。
谢周告诉我们：“哪怕自己不拿一分钱倒贴，保护这个藏羚羊都愿意是吧，我们确实每个人当时的心情都是这样的，现在从这个（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出来了，出来呢现在我们干什么像以前一样不可能在可可西里，一天拿着枪，苦一点累一点，想接着干把索书记和扎书记的遗志继续发扬光大，那是不可能的了，现在我们怎么办，大家出来已经一年了”央宗连提起藏羚羊这个名字就头疼，觉得你一家为藏羚羊付出的太多了，太多了，老人、小孩、大人都……想都不敢想有时候……
尽管几经挫折，但对于环保，谢周还是没有死心。为此他多次放弃了其他的工作机会，这几年来，他一直在为环保的事情奔波着，他总盼望着有一天，能把野牦牛的牌子重新树起来。他自己认为，你既然来到这个世界上了，我不像这个扎书记和索书记那么伟大，但是我作为一个男人，必须对社会的公益事业有一定贡献，力所能及的做一些事情，然后呢必须有一定的价值，我自己觉得才能是一条汉子，我自己就是想把野牦牛的这个牌子代代传下去这是我最大的愿望。
离开谢周的家，我们继续寻访之旅。这次要找的是野牦牛队最有传奇色彩的队员--陈永寿。
陈永寿，汉族，1997年加入野牦牛队，2000年撤并时进入可可西里，2003年离开，现在格尔木打工。陈永寿，原来是一名盗猎分子，陈永寿告诉我们他以前专门放毒饵，杀那些狐狸、沙狐、狼，都是肉食动物。在一次盗猎行动中陈永寿被巡山的野牦牛队抓获，后来经过扎巴多杰队长的耐心教导和感召，自愿加入野牦牛队，成为一名环保志愿者。陈永寿在可可西里一干就是七年，好象是为了赎罪，他总是抢着干最脏最累的活。离开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之后，为了解决生活问题，陈永寿贷款买了一辆二手车，平时拉一些散活。
我们坐着陈永寿那辆没有牌照的黑车，绕着小路，来到他的家。 陈永寿在格尔木郊区的一个大杂院里租了两间小平房，一进门，就看到两只当地野生的尕尕鸡，那是陈永寿从朋友的厨房里救回来的。可可西里多年的艰苦工作，使陈永寿完成了从一名盗猎分子到环保卫士的蜕变，而回家之后的陈永寿却常常要面对朋友们的不解，甚至是嘲笑。
陈永寿告诉我们：“他们都看不起我，啥都没有。我自己也说，钱我可能（没有），可可西里我可能一百条生命我可能保护了。我觉得我保护这一百只藏羚羊这就是我的财富，这也是大家的财富。”
说到现状，陈永寿更多的是无奈和失落。那段在野牦牛队的往事，至今仍然让,陈永寿百感交集.当年虽然苦但队员身上有那种精神，反正大家心里面也觉得不苦。
我们寻找的下一名队员叫宫保扎西，他是野牦牛队的骨干队员，也是队中驾驶技术最好的队员，他熟悉可可西里的每一条道路。宫保扎西，藏族，1995年进入野牦牛队，2000年底撤并时进入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管理局，2003年离开，现在格尔木家中待业。宫保扎西今年四十岁，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妻子尕玛没有工作，家庭负担一直比较重.无论是在野牦牛队还是在可可西里管理局，公保扎西的工作都十分出色,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但最终他还是离开了管理局，现在的生活愈发艰难。
宫保扎西告诉我们：“一个月九十块钱，我们四个人的话就是三百多块钱。”
仅有的生活费用无法应付这个家庭的正常开销，是亲朋好友的帮助支撑着这个环保卫士的家。他告诉我们目前已经有三万元的债务，对于扎西这样靠最低保障生活的家庭来说，不吃不喝，也要攒上九年才能还清。而宫保扎西在可可西里工作的时间，也正好是九年。
“整整干了九年，就啥也没有得到，我得到的就是一生当中好多的朋友 ，再没啥。”这就是他的心得。没有自己的房子，没有稳定的收入，面对生活的重压，公保扎西仍然痴心不改，他一直在坚持从事环保工作，目前，他正积极筹办一个以野牦牛命名的民间环保组织。而且，公保扎西不希望野牦牛队在可可西里艰苦工作的历史被人们淡忘，所以，扎西尽可能多的保留着当年的东西。就连当年的工作证和上岗证还保留着，甚至还有那时的工作简报。
扎西一家人暂时借住的房子正是原来野牦牛队的大本营，当年，这里人来车往，热闹非常，如今，一切都成为了往事。
汽车行驶在青藏公路上，我们继续寻访之旅，此时，我们身边多了一个同行的人，他就是原野牦牛队员，宫保扎西。因为我们的下一个目的地是治多县，从格尔木到那里需要穿越可可西里无人区，这一路段平均海拔在4500米以上，气温在零下30多度，而且地形复杂，道路曲折，一般没有人愿意跑这一条线路。为了保证我们采访顺利，宫保扎西主动担当了我们的向导兼司机。没有路标，没有参照物，只有颠簸的道路告诉我们，汽车已经驶入可可西里无人区。这里没有什么标志，扎西告诉我们他们全部都是靠直觉走。扎西的话又让我们回忆起当年的峥嵘岁月和那些历尽艰辛的野牦牛队员。
我们经过15个小时的跋涉，终于赶到了治多县城。至多县位于青海省玉树州西部，是个雪山环抱的小县城，全县人口不足三万，是国家级贫困县。当年，西部工委书记扎巴多杰就是以此为基地，招募了一批志愿者，组建了野牦牛队。宫保扎西告诉我们当年扎巴多杰野牦牛队队员大部分都在这个县城，现在还有尕仁清，还有日秋好象也在吧。
我们首先要找的人叫日秋，他原来是至多县同卡大队的党支部书记，也是当时西部工委第一任书记索南达杰的好朋友。1994年1月18日，索南达杰为保护藏羚羊壮烈牺牲，听到这一消息，日秋悲痛万分。为了继承索南达杰的遗志，当时已经54岁的日秋第一个向当地政府部门要求到可可西里参加环保工作。而且，他还把自己所有的牛羊无偿捐献给了当时的野牦牛队，为此步行了两个多月。日秋的诚意感动了所有人，他成了野牦牛队年龄最大的一名队员。像其他年轻的队员们一样，爬冰卧雪，风餐露宿，在野牦牛队一直工作了将近五年，1999年因病--心脏病、关节炎，离开了可可西里。
如今，又一个五年过去了，日秋老人现在生活的怎样？
日秋的家离县城很远，我们的汽车在崎岖的山路上行驶了几个小时，来到一个偏僻的山谷中，远远的看到从山坡上走下来一个人，那是日秋的大儿子才文达杰。才文达杰的汉语不太好，通过宫保扎西和才仁文清的翻译，我们了解到，日秋老人从可可西里回家不到一年就去世了，如今只剩下一座空房子。因为把自己全部财产捐献给了可可西里的环保事业，日秋老人去世时，还有一笔医药费没有还清。为了还清债务，才文达杰只好用父亲的房子来抵偿。现在，这间陪伴日秋老人度过最后时光的房子，已经成为当地大队的一间仓库。
我们寻访的下一位队员叫尕仁青。尕仁青，藏族，1995年加入野牦牛队，2000底撤并时进入可可西里管理局，2003年离开。现在至多县家中待业。
他是野牦牛队中的一员猛将，屡立战功。野牦牛队在1999年一次巡山中，尕仁青为了追捕盗猎分子，在冰冷的河水中跋涉了几个小时，最终抓住了逃犯，但他的双腿已经冻的失去知觉。面对危险狡猾的盗猎分子，尕仁青从不退缩。可可西里极端恶劣的工作环境也不能动摇尕仁青对环保事业的热爱。但是，当得知野牦牛队即将被撤并时，尕仁清却失声痛哭。几年过去了，那个血性汉子尕仁青现在还好吗？去可可西里之前，尕仁青是至多县林业公安的一名正式干警，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回家之后的尕仁青一直没有被安排工作。野牦牛队的撤并，给尕仁青心理上留下巨大的创伤，至今，他还生活在阴影中。我们很难把眼前这个满脸沧桑的中年人与野牦牛队中那个性格刚毅，嫉恶如仇的尕仁青结合起来。就连他的家人也无法接受这种变化。虽然对尕仁清的这种变化感到十分困惑，甚至失望。但在妹妹心中，依然保留对哥哥的一份崇敬之情。妹妹的话勾起了尕仁青对往事的回忆，他的情绪有些激动。
尕仁青告诉我们：“我认为我自己是一个合格的人民警察，人民干警，在可可西里干了8年不到9年，大大小小的案件全部我都参与过，大年三十晚上的时候我在山里，跟犯罪分子打交道，我们当时抓的时候，那些犯罪分子趴在那里。站都站不起来，我们自己的脚都冻成什么样子了，他给我说过一句话，你这么拼命的干工作你说你值得不能值得，我跟他回的是这前面这雪山叫新青峰也叫布喀达坂峰，我值得不值得只有它知道。”
当年的野牦牛队队员，大多数是复员军人和环保志愿者，其中，仅有三位正式干警。他们是尕仁青，索南诺布和白城，他们都隶属于至多县公安局，更巧的是三个人还是邻居，就住在同一个大院中。据尕仁青介绍，白成从可可西里回来没多久，就因病去世了。留下妻子和两个孩子相依为命。白成去世后，家里失去了生活来源，他的妻子只好在集市上摆了一个小摊位，挣些生活费，每天早出晚归。今天，两个孩子刚考完试，没有上学。已经中午了，他们的妈妈还没回来，两个孩子只好自己做饭。弟弟去院子里捡牛粪，姐姐来生火，唯一的食物就是几个凉馒头。
院子的另一边住着当年野牦牛队的队员索南诺布，他现在是二级警督，也是至多县唯一一名还穿着警服的原野牦牛队员。虽然索南诺布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和收入，衣食无忧。但他时常惦记着野牦牛队的弟兄们。他的家也是队员们聚会的场所，大家常常来到这里回忆过去曾经一起走过的日子。索南诺布有时也会带着大家去陵园去给西部工委第一任书记索南达杰扫扫墓。知道我们的来意后，索南诺布领着我们来找另外一名队员，他叫东周。
东周，藏族，1995年加入野牦牛队，2000底撤并时进入可可西里管理局，2003年离开。现在至多县家中待业。东周从部队复员后直接加入野牦牛队.
他性格沉稳作战经验丰富，很快成为队中的骨干力量，多次抓获盗猎分子。但不幸的是，他遭到盗猎分子的疯狂报复，留下终身残疾。对于最后的结局，东周的妻子始终无法接受。失去了工作，也失去了工作的能力，东周只能靠亲戚的救济生活，对于将来的日子，东周一片茫然。
我们的下一个目的地是天竣县，到那里寻找一个叫扎西才仁的队员。1999年，野牦牛队巡山时破获了最大的一件盗猎案件，查获藏羚羊皮一千多张。队伍在返回时被洪水围困，断粮数日，扎西才仁涉水求援。天峻县城并不大，我们很快就打听到了扎西才仁的地址。扎西才仁，藏族，1995年加入野牦牛队，2000底撤并时进入可可西里管理局，2003年离开。现在天峻县经营煤炭生意。扎西才仁曾经是野牦牛队长扎巴多杰的通信员，当年，是母亲送他去的。扎西才仁至今都记得母亲送他时说的话：“她说我就这么一个儿子，你带上去，他到可可西里去跟索南达杰一样牺牲掉，她都无可怨言的，我妈妈跟我说，只能在可可西里牺牲也不能当逃兵，这是我妈妈她自己说的。”扎西才仁时刻记着母亲的嘱托，一心扑在了可可西里的环保事业上。扎西才仁告诉我们他当时在拿生命做赌注。
虽然扎西才仁不怕盗猎分子的枪口，也不怕残酷的工作环境，但当时的经济状况却让他捉襟见肘。因为野牦牛队的工资只有每月260块钱，而且还不能按时发放，有时甚至会拖欠一年之久。在最困难的时候，他甚至想到了离婚。我们采访时，扎西才仁的妻子带着孩子回内蒙老家探亲去了。扎西才仁说，野牦牛解散时，他一度消沉，整天喝酒闹事，正是妻子的劝导让扎西才仁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
扎西才仁告诉我们“自己的路要自己走，自己的生活要自己找，人放在什么地方都会站起来。”
决心重新站起来的扎西才仁选择了另外一条路，他东拼西凑借了几千块钱开办了一家小煤厂。开始时，生意冷淡，困难也很多，每当遇到麻烦，扎西才仁常常会想起可可西里。慢慢地，扎西才仁的小煤厂生意开始好转，终于有一天，他接到了一个大定单。此时的扎西已经从心理上逐渐完成了一次转变。现在的扎西才仁成立了自己的煤炭经营公司，生意越做越大。扎西才仁的生活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可可西里的艰苦经历让他清醒的认识到，应该把钱用到更有意义的地方。扎西才仁拿出15万元捐给了当地的一所学校，那也是他的母校。明年春天，在这片空地上，将要盖起全县第一个学生澡堂。短短两年的时间，扎西才仁走出了野牦牛队解散留下的阴影，闯出了一片新的天空。
三十头牦牛,有六十只角,每一只的形状都不一样,就像人的命运.
-- 藏族民谚
索南达杰 去世 41岁
扎巴多杰 去世 46岁
日秋 去世 60岁
白成 去世 36岁
俄盖 去世 26岁
索南仁青 去世 23岁
梁银权 退休后居住在青海西宁
靳炎祖 退休后居住在青海西宁
谢周 在格尔木家中待业
宫保扎西 在格尔木 家中待业
仪嘉 在治多县家中待业
才仁文清 在治多县家中待业
东周 在治多县家中待业
耐美才仁 在治多县家中待业
扎多 在治多县家中待业
桑周多杰 在治多县家中待业
桑周 在治多县家中待业
扎江 在治多县家中待业
玉成 在治多县家中待业
仁青 在治多县家中待业
扎嘎 在扎朵县家中待业
日嘎 在拉萨家中待业
彬巴 在当雄县家中待业
扎西才仁 在天峻县经商
江文扎西 在治多县开诊所
陈永寿 在格尔木打工
索南诺布 在在治多县森林公安分局工作
尕仁清 在治多县家中赋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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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1-22 23:4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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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1-24 01:00:30
